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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经济金融危机时期，通常也会成为思想最混乱的时期，这种混乱是具有不同知识结构和实践背景的人针对危机诊断和乱开处方造成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这种讨论越热闹，场面越“混乱”，说明人们的思维越活跃，思考的自由度越高。从近百年来世界性危机发生的前后变化看，危机的进步作用远大于其破坏作用，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通过对危机生成原因的彻底思考，能够在体制、战略、政策甚至人事等方面找到有利于人类福祉和发展的改进办法。如果出现了危机经受了危机折磨世界重要经济体却又没有总结教训，那么，人类社会就可能以另一种极端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1929～1935年经济危机就是典型例证，这一次危机后，英国已无力领导世界，美国有能力却不想承担世界责任，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人们造成了制度错觉。因此，希特勒德国乘势而起，将存在领导真空、缺少政策协商和思想沟通的世界推入空前的战争灾难之中。那么，本次危机与上次危机比较，已经显现的差别有哪些呢?
第一个差别是市场经济制度配置资源的优越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已不存在根本分歧。这与上一次大危机发生时期的情况具有明显不同。80年前发生危机时，发达市场国家还没有发明出可最大限度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调节稳定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会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并没有提上日程更不可能找到答案。二次大战前，苏联经济超速发展，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都开始对资本主又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出路抱怀疑态度。及至1990年代，世界发生大批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迅速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事件后，在思想界，仍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的观点已丧失说服力。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古巴和朝鲜是仍实行市场压制政策的典范，这也成为其贫困和匮乏的体制性根源；而中国和越南甚至还包括曾于1947年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过费边社会主义衣钵的印度，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无不得益于对经济开放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从这些历史背景可以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在市场经济的样板国家美国发端并在欧、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蔓延，但这只是说传统资本主又可能出了毛病，在各国的救市措施中并没有出现体制颠覆性措施。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本次危机同1929年危机相比，可能不会出现大面积意识形态冲击。
第二个差别是本次危机不会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我们都知道，上一次大萧条后，美国并没有取代英国站出来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占据了GDP总量全球第一的位置并有相应的政治军事能力相配合。直到-二战后，美国是在力量对比方方面面占尽绝对优势后，才开始取代英国以资本主义盟主的身份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唯一有一点崛起为领导核d想法的国家似乎只有中国。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在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一片衰退中国经济增长年率可达8％左右；在美欧日银行体系危机纷显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成为最健康、最赚钱、流动性最充裕、放款倾向最强烈的部门；此外，中国还有最有权威的政府及世界数一数二的居民储蓄率等等。但这些相对优势并不足以让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全球领导核心，我们认真审视自己会发现，同美国比，中国至少有四方面的巨大差距：(1)教育；(2)科技；(3)军事； (4)干部体制。中国初等教育本质上只是应试教育，高等教育则是象牙塔里的职业教育；中国的科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性研究都远远落后于美致日，尽管中国的年度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在重要领域中的自主创新技术却依然不多；军事和干部体制是两个敏感领域，在这里不拟多说，但中国应当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尽快缩小这两方面的差距。按照正常的中美经济增长速率，尽管中国目前的GDP只为美国的1／3，但在总量上追上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在不到50年时间内我们就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大国，然而中美之间的教育、科技、军事、干部体制四方面的差距也能够像经济赶超那样同步得到缩小或弥合吗?这一点我们似乎还有些信心不足。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话语权明显增大，我想，于今之计，最重要的是不忘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不出头要韬光养晦的遗训，美欧日陷入长期衰退了我们正好可以实施“弯道超车”策略，他们减速我们就加速，要对中美之间的差距进行全面审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制定扎实有效的改进政策，将全球金融危机当成中美缩小差距的一次重要机会，我个人认为，应当从中国现有条件出发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不再增持美国国债，将巨额外汇储备的主要运用方向调整为国外资源产业的股权投资、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技术的引入和研发投资。新能源是下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在这个领域，中国必须肯下血本，就是用钱堆，也要堆出个世界第一来。
第二，为矫正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分充裕又有较大比重成为体系内循环或资产价格泡沫推动因素的现象，应允许各商业银行将资本金的一定比例用于科技创新产业或创投基金投资并以一定税收优惠政策相配合，诱导资金向科技创新方向流动。
第三，将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科技企业支持力度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评的重要条件，促使地方政府在资源引导和发展方向上实现行为转型。
第四，遏制各个行业中业已出现的国进民退势头，本轮危机中美欧各国在以暂时国有化应对危机，中国要做的事恰好相反，应当是继续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基调，用许多领域的“民进国退”来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第五，前面谈到的在教育、科技、军事及干部体制方面缩短中美之间差距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也许20多年后中国在年度GDP总量上已超过美国了，上述四大领域中国同美国比还有所不如，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从战略制度政策方面有所准备，应及早构划方案。
全球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经济灾难，也是中国实现崛起目标实施赶超战略的难得机遇，能否实现“弯道超车”，关键就看我们是否足够聪明。
第一个差别是市场经济制度配置资源的优越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已不存在根本分歧。这与上一次大危机发生时期的情况具有明显不同。80年前发生危机时，发达市场国家还没有发明出可最大限度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调节稳定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会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并没有提上日程更不可能找到答案。二次大战前，苏联经济超速发展，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都开始对资本主又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出路抱怀疑态度。及至1990年代，世界发生大批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迅速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事件后，在思想界，仍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的观点已丧失说服力。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古巴和朝鲜是仍实行市场压制政策的典范，这也成为其贫困和匮乏的体制性根源；而中国和越南甚至还包括曾于1947年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过费边社会主义衣钵的印度，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无不得益于对经济开放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从这些历史背景可以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在市场经济的样板国家美国发端并在欧、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蔓延，但这只是说传统资本主又可能出了毛病，在各国的救市措施中并没有出现体制颠覆性措施。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本次危机同1929年危机相比，可能不会出现大面积意识形态冲击。
第二个差别是本次危机不会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我们都知道，上一次大萧条后，美国并没有取代英国站出来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占据了GDP总量全球第一的位置并有相应的政治军事能力相配合。直到-二战后，美国是在力量对比方方面面占尽绝对优势后，才开始取代英国以资本主义盟主的身份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唯一有一点崛起为领导核d想法的国家似乎只有中国。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在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一片衰退中国经济增长年率可达8％左右；在美欧日银行体系危机纷显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成为最健康、最赚钱、流动性最充裕、放款倾向最强烈的部门；此外，中国还有最有权威的政府及世界数一数二的居民储蓄率等等。但这些相对优势并不足以让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全球领导核心，我们认真审视自己会发现，同美国比，中国至少有四方面的巨大差距：(1)教育；(2)科技；(3)军事； (4)干部体制。中国初等教育本质上只是应试教育，高等教育则是象牙塔里的职业教育；中国的科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性研究都远远落后于美致日，尽管中国的年度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在重要领域中的自主创新技术却依然不多；军事和干部体制是两个敏感领域，在这里不拟多说，但中国应当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尽快缩小这两方面的差距。按照正常的中美经济增长速率，尽管中国目前的GDP只为美国的1／3，但在总量上追上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在不到50年时间内我们就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大国，然而中美之间的教育、科技、军事、干部体制四方面的差距也能够像经济赶超那样同步得到缩小或弥合吗?这一点我们似乎还有些信心不足。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话语权明显增大，我想，于今之计，最重要的是不忘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不出头要韬光养晦的遗训，美欧日陷入长期衰退了我们正好可以实施“弯道超车”策略，他们减速我们就加速，要对中美之间的差距进行全面审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制定扎实有效的改进政策，将全球金融危机当成中美缩小差距的一次重要机会，我个人认为，应当从中国现有条件出发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不再增持美国国债，将巨额外汇储备的主要运用方向调整为国外资源产业的股权投资、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技术的引入和研发投资。新能源是下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在这个领域，中国必须肯下血本，就是用钱堆，也要堆出个世界第一来。
第二，为矫正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分充裕又有较大比重成为体系内循环或资产价格泡沫推动因素的现象，应允许各商业银行将资本金的一定比例用于科技创新产业或创投基金投资并以一定税收优惠政策相配合，诱导资金向科技创新方向流动。
第三，将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科技企业支持力度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评的重要条件，促使地方政府在资源引导和发展方向上实现行为转型。
第四，遏制各个行业中业已出现的国进民退势头，本轮危机中美欧各国在以暂时国有化应对危机，中国要做的事恰好相反，应当是继续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基调，用许多领域的“民进国退”来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第五，前面谈到的在教育、科技、军事及干部体制方面缩短中美之间差距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也许20多年后中国在年度GDP总量上已超过美国了，上述四大领域中国同美国比还有所不如，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从战略制度政策方面有所准备，应及早构划方案。
全球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经济灾难，也是中国实现崛起目标实施赶超战略的难得机遇，能否实现“弯道超车”，关键就看我们是否足够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