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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63年8月大学毕业，在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教研室任助教始，至2013年，先后在五所大学工作，任大学教师50年，担任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也是50年，任研究生指导教师也有30年，任高校领导22年，培养了53名博士（固体力学、工程力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等专业）以及124名硕士（固体力学、工程力学、管理工程、工商管理、高级工商管理等专业）。我深深感到任教授光荣，任教师令人自豪。
特别是，我更认识到研究生导师岗位的重要性。其任务是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出科技成果。这一任务，十分光荣，十分伟大。这一任务，对于国家说来，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工作。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科技兴国的历史，以说明科技的重要性。
一、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时期科技领域
的奋斗和探索
1.新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但是，当时国家十分衰弱，经济是一个烂摊子：
1949年，全国经济GDP仅为179.56亿美元，仅为2012年的0.21%；全国钢产量仅为16万吨，仅为2012年的0.022%；制造业十分差，当时许多物品都带“洋”字：洋火、洋钉、洋腊、洋车……，机器、汽车、飞机均不能制造。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研制“两弹一星”，这是新中国第一项最伟大的科学成就，震惊世界。
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升空，星重173千克。
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
第一颗氢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
第一枚近程导弹，1960年11月5日试射成功，射程590公里。
第一枚地空导弹，1964年4月29日试射成功。
第一枚中高空地空导弹，1965年6月29日试射成功。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增长为3645亿元，为1949年的12倍。
广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宵旰图治，前仆后继，感人事迹数不胜数。这方面大家了解得很多了，仅举其中两例。
郭永怀先生于1956年抛弃美国优厚生活和工作条件（时任康奈尔大学教授），冲破阻力，毅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他于清末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经历过“九一八”和卢沟桥事变，亲眼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因此立志改学航空工程，为原子弹和氢弹试制做贡献。1968年他在参加一次原子弹试验回到北京时，因飞机失事牺牲。人们事后发现，在他和警卫员紧紧抱住的身躯间，竟然保藏着一份完好无损的重要绝密试验资料文件。钱学森先生在纪念他牺牲20周年的纪念会上深情地说：“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精神就在这里。”
我于1958年在兰州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试制工作，担任一个三人小组的组长。因是绝密级的任务，无名无利，又无老师指导，但我们艰苦努力，做成一只纸火箭，升到几千米高空，让我经受了锻炼。
但是，在尖端科学技术上，我们与美、苏差距仍然很大。
苏联已于1957年发射了人造卫星。美国从1969年7月20日至1972年12月，用阿波罗飞船6次登上月球，累计18人在月球上考察了600多小时。
2.新中国改革开放后34年（1978～2013）
1978年3月18日，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万分高兴地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就是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讲话，提出两个著名论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样“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成为国策，使“臭老九”帽子被扔掉，使知识分子由被改造对象变为领导阶级，使“科学”和“知识”受到重视。
于是34年来，我国科技大发展，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国强民富，出现几百年来未有过的“太平盛世”。
国门打开，我国派出大量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学习科技。
从1872年到1978年，我国先后有13万人出国留学。而从1979年至今，先后有250万人出国留学，大大超过了以往100年；海归人数也很多，仅2011年，就达到18.62万人。
1981年3月1日，我作为中国第一批（8人）由德国挑选的洪堡研究会员前往西德留学，受到西德卡斯滕斯总统接见，得到深造。期间，我抵制了台湾特务的“策反”。1983年4月18日离开西德，回国报效。出发前，得到钱三强先生接见、指教。我是从中国科技大学去西德的，1978年3月去科大工作时，校长是郭沫若先生，系主任是钱学森先生，我深受他们的教诲。当年我被全校师生誉为中国科技大学的一颗明星。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519322亿元，为1949年的467倍，为1978年的142倍。2008年，我国GDP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已从1949年的35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000美元，增长171倍。人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2012年的74岁。
这些年，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很多举世公认的科技成果，标志性成就有：
2003年10月15日，神州五号飞船发射，我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进入太空。2005年10月12日，神州六号飞船发射，我国两位宇航员费俊龙、聂海胜进入太空。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飞船发射，我国三位宇航员（包括一位女宇航员刘洋）进入太空。
上面后两次发射，我都在酒泉发射中心现场观看，真是惊心动魄，感人肺腑。 2012年11月24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完成歼击机15成功起降试验，举国欢腾！
建造中，我曾登上航空母舰参观，而且也参加了歼击机15研制的科研任务，深深体会到航空母舰建造之艰难和科学技术对国防建设的重大作用。
2012年6月24日，我国的第一艘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深潜到海平面下7020米。在那里，潜水器表面一平方厘米的面积上要承受702公斤的压力。
中国人民的两弹一星梦、飞天梦、潜海梦、航空梦一一实现，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就坚强基石。
2012年11月24日，航母舰载机试飞成功，举国欢腾。十几个小时后，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担任歼15研制的现场总指挥的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却因突发心肌梗塞，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殉职，年仅51岁。人们说：“罗阳用生命撑起了舰载机起飞。”
他为了工作，已连续在外出差17天，期间路过家门也未入，为了航母，他太累了！在舰上坚持工作，下舰几小时后的庆功宴都未能参加，就走了！这就是科技工作者为了航母梦付出的辛劳。
我因参加歼15的科研任务与罗阳见过面，留给我深刻记忆！
我的恩师钱伟长先生在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后，1981年才平反。但他仍然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取得杰出成就，而且从1983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起，任校长整整28年，从未拿过学校一分钱津贴，未享受福利分房，虽然已经高龄，还为搞科学研究经常熬夜工作到深夜。这就是科学家的高尚道德情操。
我的成名作《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式》，是为仿制美国P2V低空侦察机的测高度仪表研制服务的。研究中我不计名利，坚守爱国信念，历经千辛万苦和磨难，用了14年时间（1964～1978）这项成果终于得以应用。
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1/8，十年之后的2011年就已达到其近1/2。
权威国际机构纷纷预测，到21世纪20年结束时，中国的GDP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预测，2016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作为研究生指导老师，要牢牢记住习总书记的指示。要沿着前辈科学家们的道路，记住历史，坚守科学道德，坚持创新，不畏艰险，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伟大的“中国梦”！
二、任研究生指导教师
的几点体会
1.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要求
做一名研究生指导教师，首先必须要做到“为人师表”。即是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是学生的表率。
做人：这是首要的条件，主要要具备：爱国精神；忠厚、真诚；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做事：主要要具备：责任心；勤劳；创新。
这里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其一，1981年，在西德鲁尔大学，台湾“国家科技顾问”孟宪钰对我进行策反，我立即进行坚决斗争，并赶到波恩向我国驻西德大使馆报告，受到大使馆表扬。
其二，1981年3月，在西德格廷根市歌德学院学习德语时，授课的德语老师讲到台湾时，把台湾说成国家，我立即举手发言，指出老师的错误，说：“台湾仅是中国的一个省！”
1982年，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又遇到此情况，我再次发言申明。
其三，我一生从小到大，不管在何场合，都讲真话，干实事，甚至我在任校长时，公开在教师大会上讲这条要求。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如“文革”非正常时期，我则采取沉默等消极方式。例如，我的校长江隆基同志、老师叶开源先生先后挨批斗时，我认为他们是好人，所以我不写大字报、不发言、不造反。由此自己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大走资派江隆基的孝子贤孙”，“大右派钱伟长的徒子徒孙”，挨批斗，几乎被整死，我也从未后悔。
甚至“造反派”要求公安局枪决叶先生，我组织群众联名反对。叶先生坐牢8年出狱后，回校“造反派”不收留，我还向学校写保证书，要求让叶老师回校工作。“文革”后，他终于得到平反。
其四，我50年教学生涯中，教过上千本科生，培养了53个博士生（属于固体力学、工程力学、企业管理和旅游管理等专业），124个硕士生（属于固体力学、工程力学、管理工程、工商管理，高级工商管理等专业）。我指导学生，无论是授课还是指导学位论文，都很认真，只有符合质量要求才能允许毕业。
讲一个本科教学管理提升质量的故事。1993年10月，我在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后，在暨南大学实行“取消补考、实行重修”的改革措施。这是全国首创，以保证教学质量。为了侨校的办学质量和声誉，不怕大家反对，不怕学生闹事。这样一来，学风迅速好转，加上其他改革措施，暨南大学跨出一大步，由一般高校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由全国排几百名提升到36名。
其五，1970年夏天，承担了我国最高压力容器“高压聚乙烯反应器”研制工作，设计压力2300kg/m3，要对筒体爆破帽孔洞处应力集中进行理论分析计算。整整一个月，想尽一切办法，我都无法下手，急得眼睛红肿，生病住进医院，进行眼睛手术。日以继夜，终于在一次梦境中找到了方法，用复变函数映射法解决了问题。那时，是我当“牛鬼蛇神”挨批斗之后的事情，“造反派”当众污蔑我说“你的论文还不如擦屁股的卫生纸！”而我仍然硬着头皮继续做科研，做创新。
其六，我从大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现在仍然在科研第一线工作，除了原有的科研方向外，目前在做三个题目：东水西调工程、地效飞行器研制、垃圾分类与处理，都很有意义。我一定要坚持创新，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2.因材施教 培养学生
每个学生有每个学生的优势和劣势，要善于发现、发挥学生的优势，改善其劣势，决不能歧视暂时落后的学生。
我带学生时，不仅了解学生本人，也了解其家庭，争取全面了解学生，按其特长进行培养。对理论功底好的学生，就导向去做基础科学前沿难题；对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就导向去做偏工程、偏应用的课题，使得各得其所。培养的学生可早毕业，也可晚毕业。总之，要达到质量标准才允许毕业。我带的博士生，有的不到2年就毕业了，有的8年才毕业。
3.指导学生走上正确的科研道路
培养研究生，就是培养研究生如何做人，如何做科研。
这里主要讲如何指导学生走上正确的科研道路。对于硕士生，是培养其进入科研的大门，懂得科技创新如何实现，为何有价值；对于博士生，则是培养其具有独立的从事科研的能力，让其完成一项具有系统创新性质的课题。
简单说，科学研究包括三类题目：一是新问题、新方法；二是新问题、老方法；三是老问题、新方法。
总之，要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往前进一步就行。当然，要选对人类、对国家有意义的题目来做，要选科学前沿问题做，要选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做，即选“顶天立地”题目做。
以我自己为例。1962年，本科毕业论文《球面扁薄圆壳的稳定性问题》，题目是叶开源先生拟定的。我查询文献后，才知道题目出得好，来自于钱学森先生师从冯·卡门时所写的于1939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20世纪，国际力学界顶尖的题目就是板壳非线性力学，相当难！因此，我本科阶段就被大力学家钱伟长先生的大徒弟叶开源先生领入到科学的前沿，我真诚感谢钱伟长先生、叶开源先生，这使我终生在这一有意义的领域里工作，既做了基础科学课题，又做了工程实践课题。我的许多论文都是国际上第一篇发表。我也用这样的方法指导学生，很多学生因此成才。
我将自己指导学生的体会奉献给大家，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本文为刘人怀院士7月4日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为参加全军研究生导师（技术类）培训的新增导师所作报告的节选】
责编/万海滨
特别是，我更认识到研究生导师岗位的重要性。其任务是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出科技成果。这一任务，十分光荣，十分伟大。这一任务，对于国家说来，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工作。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科技兴国的历史，以说明科技的重要性。
一、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时期科技领域
的奋斗和探索
1.新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但是，当时国家十分衰弱，经济是一个烂摊子：
1949年，全国经济GDP仅为179.56亿美元，仅为2012年的0.21%；全国钢产量仅为16万吨，仅为2012年的0.022%；制造业十分差，当时许多物品都带“洋”字：洋火、洋钉、洋腊、洋车……，机器、汽车、飞机均不能制造。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研制“两弹一星”，这是新中国第一项最伟大的科学成就，震惊世界。
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升空，星重173千克。
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
第一颗氢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
第一枚近程导弹，1960年11月5日试射成功，射程590公里。
第一枚地空导弹，1964年4月29日试射成功。
第一枚中高空地空导弹，1965年6月29日试射成功。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增长为3645亿元，为1949年的12倍。
广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宵旰图治，前仆后继，感人事迹数不胜数。这方面大家了解得很多了，仅举其中两例。
郭永怀先生于1956年抛弃美国优厚生活和工作条件（时任康奈尔大学教授），冲破阻力，毅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他于清末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经历过“九一八”和卢沟桥事变，亲眼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因此立志改学航空工程，为原子弹和氢弹试制做贡献。1968年他在参加一次原子弹试验回到北京时，因飞机失事牺牲。人们事后发现，在他和警卫员紧紧抱住的身躯间，竟然保藏着一份完好无损的重要绝密试验资料文件。钱学森先生在纪念他牺牲20周年的纪念会上深情地说：“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精神就在这里。”
我于1958年在兰州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试制工作，担任一个三人小组的组长。因是绝密级的任务，无名无利，又无老师指导，但我们艰苦努力，做成一只纸火箭，升到几千米高空，让我经受了锻炼。
但是，在尖端科学技术上，我们与美、苏差距仍然很大。
苏联已于1957年发射了人造卫星。美国从1969年7月20日至1972年12月，用阿波罗飞船6次登上月球，累计18人在月球上考察了600多小时。
2.新中国改革开放后34年（1978～2013）
1978年3月18日，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万分高兴地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就是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讲话，提出两个著名论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样“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成为国策，使“臭老九”帽子被扔掉，使知识分子由被改造对象变为领导阶级，使“科学”和“知识”受到重视。
于是34年来，我国科技大发展，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国强民富，出现几百年来未有过的“太平盛世”。
国门打开，我国派出大量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学习科技。
从1872年到1978年，我国先后有13万人出国留学。而从1979年至今，先后有250万人出国留学，大大超过了以往100年；海归人数也很多，仅2011年，就达到18.62万人。
1981年3月1日，我作为中国第一批（8人）由德国挑选的洪堡研究会员前往西德留学，受到西德卡斯滕斯总统接见，得到深造。期间，我抵制了台湾特务的“策反”。1983年4月18日离开西德，回国报效。出发前，得到钱三强先生接见、指教。我是从中国科技大学去西德的，1978年3月去科大工作时，校长是郭沫若先生，系主任是钱学森先生，我深受他们的教诲。当年我被全校师生誉为中国科技大学的一颗明星。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519322亿元，为1949年的467倍，为1978年的142倍。2008年，我国GDP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已从1949年的35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000美元，增长171倍。人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2012年的74岁。
这些年，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很多举世公认的科技成果，标志性成就有：
2003年10月15日，神州五号飞船发射，我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进入太空。2005年10月12日，神州六号飞船发射，我国两位宇航员费俊龙、聂海胜进入太空。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飞船发射，我国三位宇航员（包括一位女宇航员刘洋）进入太空。
上面后两次发射，我都在酒泉发射中心现场观看，真是惊心动魄，感人肺腑。 2012年11月24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完成歼击机15成功起降试验，举国欢腾！
建造中，我曾登上航空母舰参观，而且也参加了歼击机15研制的科研任务，深深体会到航空母舰建造之艰难和科学技术对国防建设的重大作用。
2012年6月24日，我国的第一艘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深潜到海平面下7020米。在那里，潜水器表面一平方厘米的面积上要承受702公斤的压力。
中国人民的两弹一星梦、飞天梦、潜海梦、航空梦一一实现，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就坚强基石。
2012年11月24日，航母舰载机试飞成功，举国欢腾。十几个小时后，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担任歼15研制的现场总指挥的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却因突发心肌梗塞，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殉职，年仅51岁。人们说：“罗阳用生命撑起了舰载机起飞。”
他为了工作，已连续在外出差17天，期间路过家门也未入，为了航母，他太累了！在舰上坚持工作，下舰几小时后的庆功宴都未能参加，就走了！这就是科技工作者为了航母梦付出的辛劳。
我因参加歼15的科研任务与罗阳见过面，留给我深刻记忆！
我的恩师钱伟长先生在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后，1981年才平反。但他仍然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取得杰出成就，而且从1983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起，任校长整整28年，从未拿过学校一分钱津贴，未享受福利分房，虽然已经高龄，还为搞科学研究经常熬夜工作到深夜。这就是科学家的高尚道德情操。
我的成名作《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式》，是为仿制美国P2V低空侦察机的测高度仪表研制服务的。研究中我不计名利，坚守爱国信念，历经千辛万苦和磨难，用了14年时间（1964～1978）这项成果终于得以应用。
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1/8，十年之后的2011年就已达到其近1/2。
权威国际机构纷纷预测，到21世纪20年结束时，中国的GDP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预测，2016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作为研究生指导老师，要牢牢记住习总书记的指示。要沿着前辈科学家们的道路，记住历史，坚守科学道德，坚持创新，不畏艰险，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伟大的“中国梦”！
二、任研究生指导教师
的几点体会
1.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要求
做一名研究生指导教师，首先必须要做到“为人师表”。即是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是学生的表率。
做人：这是首要的条件，主要要具备：爱国精神；忠厚、真诚；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做事：主要要具备：责任心；勤劳；创新。
这里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其一，1981年，在西德鲁尔大学，台湾“国家科技顾问”孟宪钰对我进行策反，我立即进行坚决斗争，并赶到波恩向我国驻西德大使馆报告，受到大使馆表扬。
其二，1981年3月，在西德格廷根市歌德学院学习德语时，授课的德语老师讲到台湾时，把台湾说成国家，我立即举手发言，指出老师的错误，说：“台湾仅是中国的一个省！”
1982年，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又遇到此情况，我再次发言申明。
其三，我一生从小到大，不管在何场合，都讲真话，干实事，甚至我在任校长时，公开在教师大会上讲这条要求。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如“文革”非正常时期，我则采取沉默等消极方式。例如，我的校长江隆基同志、老师叶开源先生先后挨批斗时，我认为他们是好人，所以我不写大字报、不发言、不造反。由此自己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大走资派江隆基的孝子贤孙”，“大右派钱伟长的徒子徒孙”，挨批斗，几乎被整死，我也从未后悔。
甚至“造反派”要求公安局枪决叶先生，我组织群众联名反对。叶先生坐牢8年出狱后，回校“造反派”不收留，我还向学校写保证书，要求让叶老师回校工作。“文革”后，他终于得到平反。
其四，我50年教学生涯中，教过上千本科生，培养了53个博士生（属于固体力学、工程力学、企业管理和旅游管理等专业），124个硕士生（属于固体力学、工程力学、管理工程、工商管理，高级工商管理等专业）。我指导学生，无论是授课还是指导学位论文，都很认真，只有符合质量要求才能允许毕业。
讲一个本科教学管理提升质量的故事。1993年10月，我在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后，在暨南大学实行“取消补考、实行重修”的改革措施。这是全国首创，以保证教学质量。为了侨校的办学质量和声誉，不怕大家反对，不怕学生闹事。这样一来，学风迅速好转，加上其他改革措施，暨南大学跨出一大步，由一般高校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由全国排几百名提升到36名。
其五，1970年夏天，承担了我国最高压力容器“高压聚乙烯反应器”研制工作，设计压力2300kg/m3，要对筒体爆破帽孔洞处应力集中进行理论分析计算。整整一个月，想尽一切办法，我都无法下手，急得眼睛红肿，生病住进医院，进行眼睛手术。日以继夜，终于在一次梦境中找到了方法，用复变函数映射法解决了问题。那时，是我当“牛鬼蛇神”挨批斗之后的事情，“造反派”当众污蔑我说“你的论文还不如擦屁股的卫生纸！”而我仍然硬着头皮继续做科研，做创新。
其六，我从大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现在仍然在科研第一线工作，除了原有的科研方向外，目前在做三个题目：东水西调工程、地效飞行器研制、垃圾分类与处理，都很有意义。我一定要坚持创新，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2.因材施教 培养学生
每个学生有每个学生的优势和劣势，要善于发现、发挥学生的优势，改善其劣势，决不能歧视暂时落后的学生。
我带学生时，不仅了解学生本人，也了解其家庭，争取全面了解学生，按其特长进行培养。对理论功底好的学生，就导向去做基础科学前沿难题；对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就导向去做偏工程、偏应用的课题，使得各得其所。培养的学生可早毕业，也可晚毕业。总之，要达到质量标准才允许毕业。我带的博士生，有的不到2年就毕业了，有的8年才毕业。
3.指导学生走上正确的科研道路
培养研究生，就是培养研究生如何做人，如何做科研。
这里主要讲如何指导学生走上正确的科研道路。对于硕士生，是培养其进入科研的大门，懂得科技创新如何实现，为何有价值；对于博士生，则是培养其具有独立的从事科研的能力，让其完成一项具有系统创新性质的课题。
简单说，科学研究包括三类题目：一是新问题、新方法；二是新问题、老方法；三是老问题、新方法。
总之，要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往前进一步就行。当然，要选对人类、对国家有意义的题目来做，要选科学前沿问题做，要选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做，即选“顶天立地”题目做。
以我自己为例。1962年，本科毕业论文《球面扁薄圆壳的稳定性问题》，题目是叶开源先生拟定的。我查询文献后，才知道题目出得好，来自于钱学森先生师从冯·卡门时所写的于1939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20世纪，国际力学界顶尖的题目就是板壳非线性力学，相当难！因此，我本科阶段就被大力学家钱伟长先生的大徒弟叶开源先生领入到科学的前沿，我真诚感谢钱伟长先生、叶开源先生，这使我终生在这一有意义的领域里工作，既做了基础科学课题，又做了工程实践课题。我的许多论文都是国际上第一篇发表。我也用这样的方法指导学生，很多学生因此成才。
我将自己指导学生的体会奉献给大家，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本文为刘人怀院士7月4日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为参加全军研究生导师（技术类）培训的新增导师所作报告的节选】
责编/万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