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俗套之间也就一墙之隔。比如古人讲故事,就喜欢用一些从不换样的套路。于是就要吐故纳新
　　
　　我这人趣味比较势利。文化之于我,基本就是一个亡灵世界,不管是中国亡灵,还是西洋亡灵。前些天被老友约在曼哈顿的苹果公司旗舰店碰头,进门时看见一个男孩,T恤衫上印着一头迷惑龙,下面一行字说:“我的朋友全死了”。当时感觉那恐龙说的就是我。
　　
　　有一种美化的说法,管这种情调叫“古典”。但我更喜欢“经典”这个说法,不论作品还是风格,都未必因为其“古”而自动成为“典”。我认为经典必须呈现人类经验中那些重复率最高的部分。我也承认,经典依靠被赋予的“社会能量”,往往使人沉迷于某些特定心理情境,并倾向于重复某些特定行为模式。至少是我这类人。后来那位老友又拉我去美术馆。面对那些“当代经典”,老友喜不自胜。我给他泼凉水说,只要美国沦为二流国家,这些东西大多要进垃圾场,而意大利再没落,大家也还得颠儿颠儿地跑到佛罗伦萨朝圣。
　　
　　我承认,很多时候经典与俗套之间也就一墙之隔。比如古人讲故事,就喜欢用一些从不换样的套路;在中国是“话说”如何如何,就像西方人总是以一句“从前吧”作为开场白。于是就要吐故纳新。正像保罗·采兰在诗中所说:“就算是玫瑰/也不能反复观赏一千回。”
　　
　　于是,作家们开始发明花样翻新的起手式。雨果的开篇镜头感很强,不论全景(《巴黎圣母院》)还是特写(《悲惨世界》)。简·奥斯汀和托尔斯泰二话不说,直接给人生定调。麦尔维尔的《白鲸记》第一个句子很出名:“叫我依什梅尔吧”,这句话的接收者可能是文内的叙述者,也可以是文外的读者,想象空间骤然扩大,不像法国新小说家毕托尔那种单一的第二人称叙事那般局促。
　　
　　1980年,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出版了他的历史探案小说《玫瑰之名》。故事开始便是一系列噱头。作者伪托14世纪一个本笃会修士的名义,声称这位僧侣晚年在梅尔克修道院目睹早年的连环凶杀案。这个修士叫阿德索。细心审读,你会发现这里埋伏着一个机关:阿德索(Adso)恰好是华生(Watson)的拉丁语拼读。这个名字本身,已经预示了小说中将充满血腥和暴力,解决暴力的手段则是理性和逻辑。接着就要轮到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人物出场。这位古代神探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芳济各会士,名叫威廉,而且是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他们受罗马教廷委派,调查欧洲各地僧院中异端思想苗头。1327年冬天,他们来到意大利北方山区一座多明我会修道院。
　　
　　故事甫一展开,威廉修士就像福尔摩斯在《猎犬奇案》中那样,炫露一番他的观察和分析功力。当他带着当时还是见习僧的阿德索沿山路攀爬,坐落在峰顶的修道院已经派来一群修士迎接他们。威廉问他们是否丢了一匹马,然后告诉他们马的去向,还把马的毛色、身高、体征描绘一番。后来阿德索问他几时见到过马,威廉说他没见过,但他留意到半山处雪地上的蹄印,并由马的步幅判断出牲口的体态,再由碰落的松针和树冠高度,估计出马的身高;至于马的颜色,则由灌木上蹭落的马毛作为线索。
　　
　　1557年,一本名为《锡兰三王子》的书在威尼斯出版。在其中一则故事里,锡兰国王把三个王子送到国外去历练。他们遇见一个人丢了骆驼,便问那头骆驼是否瞎了一只眼,少了一颗牙,还有点腿瘸;又问骆驼是否一边驮的是奶油,另一边是蜂蜜,背上还骑了个孕妇。失主闻言大惊:你们怎么知道?骆驼肯定是你们偷了。于是把他们告到皇帝那里。王子们争辩说,他们从没见到他的骆驼,只是看见道旁草丛只有一侧被啃过,咬痕间总有几根未啃断的茎叶,一定是吃草的动物独眼而且齿缺;地上还有人的足迹,歪歪扭扭,显然是上下骆驼时腿脚不便;至于奶油和蜜,那是从左右分别麇集的蚂蚁跟苍蝇看出来的。皇帝被这番推理说服,给了三个年轻人重赏,并留他们在宫中做官。
　　
　　1754年,英国贵族文人沃珀尔在一封信中,用蔑视的口吻提到这个故事,说那三个东方王子找到骆驼,完全是撞大运。他由此杜撰了一个新词serendipity,表示意外的好运。用这个词代表《玫瑰之名》问世后的际遇,实在贴切不过。
　　
　　有人觉得艾柯这座镜像迷宫,只是堆砌各种现存的俗套。艾氏在一篇讨论电影《卡萨布兰卡》文章中恰好说过,一两个俗套会让一部作品显得可笑;然而一旦出现一百个俗套,则将另当别论。至于《玫瑰之名》是否会成为经典,眼下言之尚早,但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检阅经典的平台。■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