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俗语在学术大家庭中同样存在。从事巴尔干问题研究的学者大抵有这样一个共识：当代中国的巴尔干近现代史研究几乎与已是耄耋之年的马细谱研究员的学术生涯划等号。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尔干近现代史》又是其一部“经典之作”。
　　在国人对域外地区的关注中，“巴尔干”不仅不陌生，相反还由于一战导火索、我驻南联盟使馆遭轰炸及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互免签证的欧洲国家等事件而为人们所熟悉。从学术研究来讲，巴尔干半岛地处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冲，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碰撞、宗教分裂、种族对峙以及大国或大国集团割剧的角斗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其更是一块“多事之域”。在此复杂、交织和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巴尔干地区诞生了一系列在欧洲乃至世界上颇具影响的国家，涌现出一批积极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仁人志士，孕育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于是，对巴尔干近现代史进行简单的线性研究既不容易，也恐偏颇。长期从事巴尔干历史研究的马先生深谙这一点，他指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巴尔干近现代史》，不是巴尔干各国国别史的简单堆积和汇编，而是对地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它既包括每个国家各重要时期的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又涵盖相关历史阶段该地区的整体综合研究，还反映整个地区某些突出现象的专题研究。这样一部国别史（如希腊史、土耳其史）、专题史（如民族史、宗教史、文化史）和地区史的综合研究既有助于清晰透视巴尔干近现代史的“细枝末节”，又有助于“窥一斑而知全豹”。
　　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换言之，所有历史都是当代人对过去的理解。因此，对历史的理解和研究往往受立场和环境的影响。在“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中，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局外者”“受动者”“化外之地”和“边缘人”，它们始终处于“被表述的状态”。甚至说，巴尔干在欧洲人的意识中已经成为暴力、冲突、对峙、血腥、落后、分裂、纠纷、仇恨、犯罪、野蛮和火药桶等负面问题的代名词。难怪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惊叹：“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讲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中国学人无须背负如此包袱，我们既有强大的理论自信不必逢迎欧美学说，也可以自身的观察视角贡献世界史学的中国话语。马先生“不希望在书中褒贬某个巴尔干国家的历史，而是力求以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认识能力去评价每个巴尔干国家及其人民的历史，对他们历史上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做客观的、‘第三者’的评价”。本书的两点恐怕足以说明。内容上讲，对于近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巴尔干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本书都进行了跟踪关注。形式上看，全书大量引用了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等本地学者的材料。
　　历史上，巴尔干是个多事之域，如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然而，学界对于巴尔干近现代史的研究却屈指可数。这与当前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兴未艾的趋势不太匹配。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中，基础研究是根本。在基础研究中，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来说，历史学都是基础中的基礎。对于国外（域外地区）的历史研究来说，尽可能掌握好对象国（地区）的语言以及尽可能频繁地进行实地考察成为重中之重。马先生1959年作为留苏预备部的学生接受了俄语训练;1960年留学保加利亚期间，其掌握了流利的保加利亚语;20世纪80年代，其在南斯拉夫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了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在我国，精通保语、塞语、马语和俄语的专家恐怕仅他一人。就实地考察而言，除了前述在保加利亚及南斯拉夫累计约十年的学习和进修外，马先生还于1990年至1994年在我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并多次对巴尔干国家进行学术考察。这样的语言背景和社会经历足以让同仁们所敬佩、钦羡。我以为，这不仅是这部大作字里行间显露的精神所在，也是马先生授给世界史研究乃至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不二法宝。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