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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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近九年(2008-2016)所转刊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和实证分析,梳理词频数据,透析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最新进展及未来仍需注意的问题,以期为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添砖加瓦。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 词频统计 研究文献计量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1994)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要求以及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题为《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文章的第一声呼唤,我国公共行政学正式恢复重建并迈向发展的新阶段。历经三十几载,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与刻苦精研之下,公共行政学研究日趋专业化、规范化。但由于历史及诸多因素,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8-2016年间所转载文献的词频数据分析,透析公共行政学的最新进展,并试探性地剖析当下行政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促进学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思考。
  二、样本、方法及指标
  本次评估选取的样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所转载的文献,所选取的时间段为2008年-2016年。整理数据,获得有效样本总量为1544篇。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作为当前国内唯一的公共行政类研究成果转载期刊,收录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具有代表性。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次评估拟采用文献计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方法。透过客观数据,揭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迫切问题, 以发深思。
  基于本项研究的需要,指标设计参鉴何艳玲教授的研究(何艳玲,2007),作出以下安排:
  1.作者单位、作者学术地位。该指标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的研究以及其在该研究领域中所处的学术层次,以此探究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发展状况。对于作者单位作出以下分类:高等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社科院系统、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等)、政府部门、其他;作者学术地位分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下、未标明或无学术身份。
  2.研究主题、资金来源。研究主题为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资金来源从侧面反映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吴晓林,郭慧玲,2014)。研究主题指标具体为:行政改革、行政组织与职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行政效率)、NGO、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行政哲学、行政伦理、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决策、政府间关系、公共财政、其他;资金来源的二级指标为:国家级基金(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基金、特定基金会、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
  3.所处研究阶段。借鉴何艳玲教授把帕里·克里默对研究阶段的分类和我国行政学研究实际相结合的分类,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分析。旨在探究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4.研究类型、基本规范、资料收集方法及统计方法。旨在为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提供客观依据。具体为:(1)研究类型:规范研究、实证研究;(2)基本规范:有理论对话、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3)资料收集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参与观察;(4)统计方法层次:为突出无统计运用占比,将不包括无统计运用的类别统称为“其他”。
  三、样本分析
  1.学术研究主要贡献者及研究梯队的成长。
  1.1作者单位。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研究。表1(表1中,“f”代表frequency,即“频数”;“p”代表proportions,即“比例”;“%”代表百分率。文中各表同上。)提供了描述性的信息。从此表看出:高等院校的频数为1294,占总量的83.8%,这显示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源为高等院校;其次是党校和行政学院,所占百分比为10.8%。值得关注的是政府部门所占比,仅为1.6%,说明当前政府部门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结合理论的反思。
  1.2作者学术地位。行政学研究者所处的学术地位怎样?学术研究梯队如何?参考表2,教授(研究员)占比为33.9%,副教授(副研究员)为20.7%,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学术地位较高者是行政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这一点与休斯顿、德里关于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和博士研究生分别为14.2%、16.8%。值得思考的是,博士研究生占比超过了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占比,这与何艳玲教授的研究结论一致(何艳玲,2009)。即接受更多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的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正在茁壮成长,且越来越专业化。
  2.行政学研究热点趋势和科学共同体发展情况。
  2.1研究主題。表3 反应了研究主题发展呈现的趋势。行政组织与职能占总数比例为17%,居所有主题之首。这说明,至少在《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上,行政组织与职能是未来行政学研究的热点。而公共政策占比为10.7%,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为8%,绩效评估(行政效率)为4.3%,NGO为3%,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和政府间关系同为2.7%,学科发展占2.3%,而研究方法和公共财政分别仅占0.8%和0.3%。
  2.2资金支持。行政学研究的制度性资金支持怎样?在表4的数据中,国家级基金(包含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占比为40%,省、市级政府基金为13.2%,校级基金为5%,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3%,而特定基金会仅占0.4%。说明在近9年的行政学研究中,国家级基金和省市级政府基金是主要来源,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公共行政》这一期刊上,国家级基金支持大幅上升,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大幅下降,其次是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和特定基金会支持比重加大,说明行政学研究制度性支持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前进。   3.行政学研究进程。 从表5可知 ,问题描述仍居于研究阶段的主流地位,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研究结果,在大致一致的基础上又稍有回落,而概念界定无疑是“新起之秀”。变量分析仅为2.7%。
  4.行政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4.1研究类型。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无优劣分别,仅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在本项研究中,规范研究“略胜一筹”,较之前人的“结构性失衡”和缺乏实证资料支持的结论,《公共行政》呈现向好发展的别样图景。
  4.2研究的基本规范。表7标明,有理论对话占总样本比重的42.2%,有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为40.5%。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该数据说明了近9年来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重复立论”更少,学术研究更专业规范。
  4.3资料收集方法。参考表8,92.6%的资料收集方法属于非经验主义方法。对比何艳玲教授2009年研究结果的96.7%略有下降,但仍高达九成。说明在近9年时间里,研究者们仍然高度倾向于做书斋学术。
  4.4统计方法层次。从表9来看,82.5%的文献属于无统计运用,对比张光进、马向平、杨程2009年的研究成果,近9年来,无统计运用占比似已回落,但已有研究仍存在统计方法运用较少的问题。
  四、思考與讨论
  1.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特点。
  1.1学术成果的主要贡献者为高校研究者,学术研究梯队存在明显缺陷。张成福教授曾经撰文分析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情况。而在本研究中,作者来源的绝大多数为高等院校,与之相符。说明当前我国行政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自我觉醒意识”愈发清醒。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却在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处出现明显“断层”,缺乏良好的持续性和继承性,这将是未来我国行政学发展需要补给的短板。
  1.2研究主题分散多元,行政组织与改革突出。研究主题是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的代表。故关注主题的特征是必要的。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研究主题呈现分散多元化,广度拓展表现在三方面:(1)宏观上:领域扩展到政府间关系、NGO;(2)中观上:更关注行政组织与职能、行政改革、行政决策、公共政策;(3)微观上:注重政府组织内部发展。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也逐渐被重视。其次,公共组织的研究向来是行政学的探究重点,而在我国,政府组织是公共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政府组织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学界对行政组织发展动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行政组织与改革研究——的讨论已进入“白热化”。
  1.3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增强。学术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连同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学界对此问题的分析和反思业已形成规模。而这种反思恰恰对行政学研究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起到莫大的鞭策作用。从《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来看,规范化的数据总占比为82.7%,较前人研究亦是巨大进步!
  1.4“结构性失衡”倾向趋缓。学者曾将结构性失衡解释为偏重规范研究而轻视实证研究的行政学研究现状。从前面的统计数据来看,实证研究即将占据当前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半壁江山”,大胆推测:对实证研究的重新重视将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值得思考的问题。
  2.1研究理论与行政实践相脱离。为厘清什么是“实践”一词,笔者引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而在方法论意义上,指向实践的行政学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的实际行动。在本项研究的统计数据中,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自高等院校,而高校学者往往身兼二职:学术研究者与学科教学者,深入行政学真实实践的精力自会消减;更不用说学者本身获得行政学真实景象的方法和途径有限的壁垒。这是目前公共行政研究和反思重学理轻实践的要因之一。
  2.2学术研究方法滞后,统计方法缺失。近15年前,美国公共行政学家认为 公共行政学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该问题同样出现在当前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从现有数据来看,有92.6%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论文都采用非经验主义方法,其他方法则微乎其微。与之相伴的是处理其经验数据的具体统计技术也很少采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斋学术研究”缺乏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社会科学统计技术,显然难以对实践进行精确描述并建立起有效的理论,不能不说这是行政学研究与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
  2.3研究阶段仍较初级。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找出社会现象的共性,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建立有效解释、预测社会现象产生、发展与变化的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开展。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和归旨。因此,“三种变量分析”理应是行政学研究的主要阶段。但在本次研究中,变量分析仅占样本总量的2.7%,而概念界定与问题描述共占比却高至97.3%。说明,行政学研究进程缓慢,仍是目前阻碍行政学发展与进步的桎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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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璐萍(1995.06—)女。籍贯: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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