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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来看，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出发，通过“学术化”的路径和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建构，既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更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 基本内涵;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1 — 0005 — 08
历史地看，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渐次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原创建构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紧密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展开了深入地研究，形成了以李达为代表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当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当代转型和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限于篇幅，本文拟从哲学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三个结构要素的分析入手，仅就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问题试作探讨。
一、“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
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以时代性的哲学问题为轴心，既关涉到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问题，更关涉到哲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和路径方法问题。尽管从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来看，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完成对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是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更是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
那么，何谓“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境遇和历史进程来看，所谓“整体性”，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其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整体性”，即力求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可以说，正是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出发，李达不仅比较系统的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先后翻译了高昌素之的《唯物史观解说》、柯祖基（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郭泰的《社会问题总览》;先后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法理学大纲》等学术专著，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那么，“整体性”何以能够成为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呢？历史地看，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因为“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的理论形态和存在方式，更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思想前提、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其二，就是因为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后，当时的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的。其三，就是因为在李达看来，“要想救国……只有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1〕733-734其四，就是因为在李达看来，只有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才能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说，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李达不仅实现了从物理学研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转变，而且实现了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二、“体系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即“中国化”，是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副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内在要求，更是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必然结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更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始终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境遇和历史进程来看，从“整体性”理论视域出发，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更是李达一生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体系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李达不仅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和“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及其变革等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而且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对包括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作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该书不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而且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部分、各个原理、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2〕209事实上，无论是《现代社会学》（1926年）的出版还是《社会学大纲》（1937年）的问世，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而“体系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以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追求，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完整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不是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出现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各种著作中的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欲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以实现其从“隐”到“显”的“中国化”转换。其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不仅是多渠道的，而且也是零碎的;既有来自俄国的，又有来自日本的和美国的;既有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也有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那么，“体系化”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其三，就是因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接受和研究，从来就不是出于一种纯学术的理论兴趣和思想偏好，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而事实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人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在“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其四，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还是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而且还必须使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具体化”为“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其五，就是因为“体系化”，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思想基础和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境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
三、“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
客观地说，“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是相对于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大众化”、“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而言。如果说“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大众性”，“政治性”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的话，那么，“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突出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学理性”或“学术性”。如果说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是“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的是“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话，那么，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则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大众化”、“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相对独立性，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大众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理论本性的话，那么，“大众化”、“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统一则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整体性和具体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科学性和价值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内在统一性。而如果说“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的理论品格，“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阶级性的理论品格的话，那么，“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或学术性的理论品格。可以说，这三种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仅直接构成了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维向度和思想维度，而且直接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但问题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何以能够成为李达或以李达为代表的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哲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本性决定的。“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3〕75与哲学实践本身的理论性或形而上学性相联系，无论是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还是在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都必然是以“学理性”的分析为基础的“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失去“合理性”的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是由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决定的。虽然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追求，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性的总问题，但是哲学问题不是主观的和抽象的，而是客观的和具体的。所以，从“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视域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完成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就成为包括李达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而如果说“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的哲学表达或哲学追问，就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对于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所面临的一个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理论建构的问题。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其用于“整体性”理解和“体系化”建构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则无疑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必须是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理解为前提的。而如果说“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是达到“整体性”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和实现形式的话，那么，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可以说，正是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不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理论视域出发，阐明了唯物史观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而且“力求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再次，是由李达的学者身份决定的。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称他为‘真正的人’，50年代又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赞誉他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吕振羽）;‘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杨献珍）;‘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侯外庐）”〔4〕1。在我们看来，对李达的这种身份认同，既以李达的历史贡献为基础，又以李达的身份转换为背景，而李达身份的这种转换，可以说是基于解决时代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而如果说李达的这种理论自信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价值认同的话，那么，李达的这种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则基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对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而李达的这种身份转换则不仅意味着他的理论视域、工作重心和研究方向的转换，而且意味着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根本转换，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众化”、“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向“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根本转换。
综上所述，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立场出发，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和“体系化”的建构，既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也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本质特征。
〔参 考 文 献〕
〔1〕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李振霞.当代中国十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谭文富〕
[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 基本内涵;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1 — 0005 — 08
历史地看，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渐次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原创建构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紧密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展开了深入地研究，形成了以李达为代表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当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当代转型和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限于篇幅，本文拟从哲学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三个结构要素的分析入手，仅就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问题试作探讨。
一、“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
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以时代性的哲学问题为轴心，既关涉到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问题，更关涉到哲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和路径方法问题。尽管从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来看，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完成对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是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更是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
那么，何谓“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境遇和历史进程来看，所谓“整体性”，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其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整体性”，即力求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可以说，正是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出发，李达不仅比较系统的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先后翻译了高昌素之的《唯物史观解说》、柯祖基（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郭泰的《社会问题总览》;先后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法理学大纲》等学术专著，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那么，“整体性”何以能够成为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呢？历史地看，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因为“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的理论形态和存在方式，更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思想前提、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其二，就是因为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后，当时的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的。其三，就是因为在李达看来，“要想救国……只有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1〕733-734其四，就是因为在李达看来，只有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才能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说，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李达不仅实现了从物理学研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转变，而且实现了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二、“体系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即“中国化”，是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副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内在要求，更是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必然结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更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始终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境遇和历史进程来看，从“整体性”理论视域出发，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更是李达一生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体系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李达不仅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和“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及其变革等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而且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对包括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作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该书不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而且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部分、各个原理、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2〕209事实上，无论是《现代社会学》（1926年）的出版还是《社会学大纲》（1937年）的问世，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而“体系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以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追求，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完整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不是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出现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各种著作中的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欲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以实现其从“隐”到“显”的“中国化”转换。其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不仅是多渠道的，而且也是零碎的;既有来自俄国的，又有来自日本的和美国的;既有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也有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那么，“体系化”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其三，就是因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接受和研究，从来就不是出于一种纯学术的理论兴趣和思想偏好，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而事实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人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在“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其四，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还是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而且还必须使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具体化”为“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其五，就是因为“体系化”，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思想基础和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境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
三、“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
客观地说，“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是相对于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大众化”、“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而言。如果说“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大众性”，“政治性”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的话，那么，“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突出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学理性”或“学术性”。如果说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是“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的是“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话，那么，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则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大众化”、“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相对独立性，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大众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理论本性的话，那么，“大众化”、“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统一则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整体性和具体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科学性和价值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内在统一性。而如果说“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的理论品格，“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阶级性的理论品格的话，那么，“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或学术性的理论品格。可以说，这三种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仅直接构成了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维向度和思想维度，而且直接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但问题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何以能够成为李达或以李达为代表的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哲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本性决定的。“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3〕75与哲学实践本身的理论性或形而上学性相联系，无论是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还是在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都必然是以“学理性”的分析为基础的“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失去“合理性”的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是由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决定的。虽然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追求，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性的总问题，但是哲学问题不是主观的和抽象的，而是客观的和具体的。所以，从“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视域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完成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就成为包括李达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而如果说“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的哲学表达或哲学追问，就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对于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所面临的一个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理论建构的问题。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其用于“整体性”理解和“体系化”建构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则无疑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必须是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理解为前提的。而如果说“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是达到“整体性”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和实现形式的话，那么，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可以说，正是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不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理论视域出发，阐明了唯物史观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而且“力求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再次，是由李达的学者身份决定的。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称他为‘真正的人’，50年代又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赞誉他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吕振羽）;‘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杨献珍）;‘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侯外庐）”〔4〕1。在我们看来，对李达的这种身份认同，既以李达的历史贡献为基础，又以李达的身份转换为背景，而李达身份的这种转换，可以说是基于解决时代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而如果说李达的这种理论自信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价值认同的话，那么，李达的这种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则基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对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而李达的这种身份转换则不仅意味着他的理论视域、工作重心和研究方向的转换，而且意味着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根本转换，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众化”、“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向“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根本转换。
综上所述，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立场出发，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和“体系化”的建构，既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也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本质特征。
〔参 考 文 献〕
〔1〕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李振霞.当代中国十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谭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