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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C04文献标识码：D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8.02.004
术语学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术语研究和名词审定自然少不了语言学家的参与和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董琨研究员就是长期从事名词审定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奉献的著名语言学家之一。从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开始，董琨先生即担任全国委员，并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四届连任，又先后出任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和语言文字协调委员会主任，而且长期受聘为《中国科技术语》的编委。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早期开展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名词审定工作，而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最早成立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即由董琨先生担任。2017年7月28日下午，笔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华威西里董琨先生的家中，就《语言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及语言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请教。
语言学跟名词审定关系最为密切
董琨先生在古代汉语、汉字史、辞书编纂和辞书史等语言学的多个方面以及书法史、中国古代文化等多个领域都有着斐然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参与了《现代汉语词典》从1993年启动的第三版直到2012年出版的第六版的修订，还与何九盈先生和王宁先生共同主持了2015年出版的《辞源》第三版的编纂，而《语言学名词》的编订和出版亦是董琨先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和规范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董琨先生讲，语言学跟名词审定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科技术语要用语言来表达，语言是科技术语的载体。科技名词的审定必然会由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延伸到人文社会科学。20世纪50年代，国家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其中就有社会科学组，但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没有做起来。1985年名词审定工作恢复，自己从那时开始就介入了一些工作，但正式进行语言学名词的审定，是21世纪初的事情。对于這项工作，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义不容辞。学术界也都很赞成，觉得很有必要。名词审定可以说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语言学名词不统一，会给教学和研究造成困扰和麻烦，所以大家都很支持这个工作，团队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被确定为重点项目。
在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6月率先成立，最终完成的《语言学名词》涵盖理论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辞书学，方言学，修辞学，音韵学，训诂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13个部分，共收词2939条。这也是社会科学方面最先推出的名词审定成果，于2011年5月正式公布，整个工作前后历经十年。
《语言学名词》审定专家皆“一时之选”
一个学科的名词审定竟然耗费了十年之功，董琨先生表示，这是事先未曾预料到的。尽管最终的收词量较起初构想的4000条已大为减少，出版的《语言学名词》也算不得大型辞书，但实际上工作量是很大的。从确定整体的结构到确定收录的词条，都要经过反复的讨论，取得学界的共识。初稿形成以后，也还有很多程序上的工作，添加附录、编制索引等都需要一定的工作量。更且《语言学名词》的编订又提出了加定义的要求。在此之前，全国科技名词委早期审定和出版的各学科名词普遍只是中英名词对照而未加定义，而董琨先生和诸位同人决定《语言学名词》“一步到位”，第一版就是定义版，这就令审定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和所面对的困难大为增加。
承担起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委员的聘请，而在人选的范畴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基本依托社科院语言所一个单位，另一种是不受单位的局限而面向整个学界。两种做法各有利弊：前者便于组织和沟通，有利于加快审定工作的进程，节约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是面向学界征求意见时不易取得一致；后者则在工作过程中难度较大，成本也较高，但是因为不同的意见已经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后期的问题会少得多，成果的权威性当然也更高。语言学名词审定工作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法，动员了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精英力量。例如负责训诂学部分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曾师从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陆宗达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则是章太炎的学生，可谓一系传承，堪称当前训诂学的标志性人物。再如已于2011年过世的王德春教授，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任中国修辞学会会长，《语言学名词》的修辞学部分就是他来负责的。还有文字学部分的负责人是由著名的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推荐的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黄德宽，而黄先生又是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另外，像负责语法学部分的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未能担任审定委员的中国文字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大学的裘锡圭先生，社科院语言所前任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沈家煊先生，2011年过世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胡明扬先生等语言学界的权威也都受聘为审定顾问。总的来讲，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建了一个最为豪华的学术阵容，各分支学科的负责人、首席专家是学界公认的“一时之选”。
尽管审定工作足够严谨，审定专家足够权威，董琨先生对最终的成果还是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打算将之作为“征求意见稿”来推出。这是有例可循的。《现代汉语词典》20世纪50年代开始编写，60年代先出了“试印本”征求意见，再出了“试用本”送审，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才正式发行第一版。董琨先生谦逊地认为，《语言学名词》也是第一次做，肯定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后来在大家的赞成和支持之下，才以“正式公布”的身份和社会见面。董琨先生讲，《语言学名词》公布之后，得到的反馈基本还可以，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而在《语言学名词》的编订方面，他还有一个提议，就是出一个拼音版的。这是有必要、有意义的，特别对于母语非汉语的人的学习来讲是很有利的。加注拼音比较简单，但是需要辨别哪个是词，哪个不是词，也是需要一定的工作量的。
语言学研究需要将术语中国化、汉语化 董琨先生指出，语言学的名词有不同于自然科学名词的特点。一个特点是，自然科学术语具有唯一性，或者称作单义性，语言学名词则并非如此。例如“词”，既是词汇单位，又是语法单位，词汇学要用，语法学也要用。语素也是这样，王力先生当初将morpheme翻译为“语法成分”，后来又有人翻译为“形素”“词素”，现在则公认叫作“语素”。再一个特点是，语言学既有现代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中国语言学诞生很早，也很发达。语言学在古代称作“小学”，虽然被视为依附于经学，但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分支。现代语言学引进来，有的与传统语言学是基本可以对应的。当然现代语言学有很多新的内容，是传统语言学薄弱的方面，比如语法。语法学是语言学一个很大的门类，19世纪末引进中国，最早的著作就是《马氏文通》，整个照搬的西方“葛朗玛”（grammar）。有一阵中国把西方的作为禁忌，语法学家都不敢承认自己的研究实际吸收的是西方的学问，像丁声树写作《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就是这样。现在则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完全采用西方的语法体系而忽视汉语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做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学研究，而建设者需要做的，首先是把术语中国化、汉语化。字本位的语法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语法的一个体现。这要追溯到赵元任先生，他指出在汉语里，字是很重要的。字可以作为语法的不同层次，可以是语素，可以是词，甚至一个字就可以成句。北大的徐通锵先生就提出字本位，华东师大的潘文国教授出版了一部著作就叫《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字本位现在也没有成为定论。在语言学上，往往不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比如甲骨文，已经发现的单字有三四千，识别成果得到公认的就一千多。包括郭沫若老先生，是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提出的观点很多，但能够成为定论的也不多。
说到《语言学名词》的影响，董琨先生表示，审定成果出来以后，名词上的争议会少一点，研究和争论的前提会比较一致。审定工作实际上带有清理或整理的性质。例如，“等”是音韵学的一个概念，原来说得非常地玄妙，一直没有明确的、统一的界定。在审定中大家按照现代语音学的观点来考察，认为主要根据的是韵部里韵腹和介音大小的区别。再如“异形词”，有的专家认为是文字学的，但是审定委员会遵从学界大多数的意见，将其归到词汇学，后来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大家都能接受。至于进一步的影响，自己也不能做太高的评价，学界自有定论。
是科技救了汉字
谈及汉语拼音化的问题，董琨先生首先指出，汉字曾经有过危机。到了近代，中国与外国先后发生的多次战争都是失败的，中国人觉到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就产生了文化激进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就指出要振兴中华，必须振兴教育，可是汉字太难了，不利于教育的普及，那就必须废除汉字。所以近代一直有废除汉字的思潮，鲁迅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要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也提出“汉字要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这个没有实行，因为汉字拼音化很难，并且那时推广普通话都还没有做。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老师就对他说汉字拼音化是不可行的。生于湖南长沙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就在日记中提到，到毛泽东家里做客时说了这种意见，毛泽东表示要再做研究。所以实际采取的是适当地改革，对汉字做精简，包括异体字整理，简化汉字，又制定了拼音方案，通过注音来帮助大家识字。
董琨先生讲到，自己有一个观点：上述这种思潮是有它的背景的，汉字曾经确实跟不上文明前进的步伐。西方很早地进入了机械化，发明了打字机，字母个数很少，使用打字机很方便，可是汉字用不了。汉字打字机是日本人发明的，非常笨重，一个很大的盘，因为要有几千个汉字。后来西方还在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可以处理文字，进入了信息处理自动化时代。这样，中国跟不上信息处理自动化时代，就要被淘汰，那么也就只有牺牲汉字，所以提出汉字拼音化，有其技术方面的背景，应当加以体谅，不能都说是“激进”。20世纪70年代之后情况就改变了。那时产生了集成电路和点阵技术，有了显示屏，依靠计算机学家和语言学家合作，汉字也可以用点阵来显示，输入输出不再是问题。当汉字进入电子计算机，命运得以改变，跟上了信息处理自动化时代，拼音化也就没有那种必要了。所以说，是科技救了汉字。现在有了拼音方案，也很好。它是一种准拼音文字，但不會、也不能取代汉字，对此没有什么好紧张的。拼音文字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比如说，外国人的电脑里没有汉字字库，只能用拼音表示，幼儿教学、聋哑人也都要用拼音文字。
《现代汉语大词典》值得期待
董琨先生1946年出生于台湾，本科阶段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来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开始了语言学的研究生涯，数十年耕耘，成果丰硕。而在近年退休之后，董琨先生依然相当繁忙，先主持了商务印书馆《辞源》的修订工作。《辞源》上一版还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商务印刷馆想赶在2015年首版问世一百周年之际推出第三版《辞源》，多年前就在物色人选，董琨先生成为被聘请的三位主编之一，另两位主编分别是北京大学的何九盈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先生，而董琨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辞源》的工作忙了五六年告竣之后，又有多家单位前来邀请，包括上海要修订《汉语大词典》，也曾请董琨先生审稿。最近则主要投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江蓝生领衔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部真正的“大词典”，不是“胖词典”，具有很强的创新性，预计会在2020年面世，值得大家期待。
术语学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术语研究和名词审定自然少不了语言学家的参与和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董琨研究员就是长期从事名词审定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奉献的著名语言学家之一。从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开始，董琨先生即担任全国委员，并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四届连任，又先后出任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和语言文字协调委员会主任，而且长期受聘为《中国科技术语》的编委。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早期开展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名词审定工作，而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最早成立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即由董琨先生担任。2017年7月28日下午，笔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华威西里董琨先生的家中，就《语言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及语言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请教。
语言学跟名词审定关系最为密切
董琨先生在古代汉语、汉字史、辞书编纂和辞书史等语言学的多个方面以及书法史、中国古代文化等多个领域都有着斐然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参与了《现代汉语词典》从1993年启动的第三版直到2012年出版的第六版的修订，还与何九盈先生和王宁先生共同主持了2015年出版的《辞源》第三版的编纂，而《语言学名词》的编订和出版亦是董琨先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和规范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董琨先生讲，语言学跟名词审定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科技术语要用语言来表达，语言是科技术语的载体。科技名词的审定必然会由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延伸到人文社会科学。20世纪50年代，国家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其中就有社会科学组，但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没有做起来。1985年名词审定工作恢复，自己从那时开始就介入了一些工作，但正式进行语言学名词的审定，是21世纪初的事情。对于這项工作，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义不容辞。学术界也都很赞成，觉得很有必要。名词审定可以说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语言学名词不统一，会给教学和研究造成困扰和麻烦，所以大家都很支持这个工作，团队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被确定为重点项目。
在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6月率先成立，最终完成的《语言学名词》涵盖理论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辞书学，方言学，修辞学，音韵学，训诂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13个部分，共收词2939条。这也是社会科学方面最先推出的名词审定成果，于2011年5月正式公布，整个工作前后历经十年。
《语言学名词》审定专家皆“一时之选”
一个学科的名词审定竟然耗费了十年之功，董琨先生表示，这是事先未曾预料到的。尽管最终的收词量较起初构想的4000条已大为减少，出版的《语言学名词》也算不得大型辞书，但实际上工作量是很大的。从确定整体的结构到确定收录的词条，都要经过反复的讨论，取得学界的共识。初稿形成以后，也还有很多程序上的工作，添加附录、编制索引等都需要一定的工作量。更且《语言学名词》的编订又提出了加定义的要求。在此之前，全国科技名词委早期审定和出版的各学科名词普遍只是中英名词对照而未加定义，而董琨先生和诸位同人决定《语言学名词》“一步到位”，第一版就是定义版，这就令审定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和所面对的困难大为增加。
承担起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委员的聘请，而在人选的范畴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基本依托社科院语言所一个单位，另一种是不受单位的局限而面向整个学界。两种做法各有利弊：前者便于组织和沟通，有利于加快审定工作的进程，节约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是面向学界征求意见时不易取得一致；后者则在工作过程中难度较大，成本也较高，但是因为不同的意见已经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后期的问题会少得多，成果的权威性当然也更高。语言学名词审定工作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法，动员了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精英力量。例如负责训诂学部分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曾师从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陆宗达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则是章太炎的学生，可谓一系传承，堪称当前训诂学的标志性人物。再如已于2011年过世的王德春教授，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任中国修辞学会会长，《语言学名词》的修辞学部分就是他来负责的。还有文字学部分的负责人是由著名的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推荐的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黄德宽，而黄先生又是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另外，像负责语法学部分的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未能担任审定委员的中国文字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大学的裘锡圭先生，社科院语言所前任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沈家煊先生，2011年过世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胡明扬先生等语言学界的权威也都受聘为审定顾问。总的来讲，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建了一个最为豪华的学术阵容，各分支学科的负责人、首席专家是学界公认的“一时之选”。
尽管审定工作足够严谨，审定专家足够权威，董琨先生对最终的成果还是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打算将之作为“征求意见稿”来推出。这是有例可循的。《现代汉语词典》20世纪50年代开始编写，60年代先出了“试印本”征求意见，再出了“试用本”送审，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才正式发行第一版。董琨先生谦逊地认为，《语言学名词》也是第一次做，肯定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后来在大家的赞成和支持之下，才以“正式公布”的身份和社会见面。董琨先生讲，《语言学名词》公布之后，得到的反馈基本还可以，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而在《语言学名词》的编订方面，他还有一个提议，就是出一个拼音版的。这是有必要、有意义的，特别对于母语非汉语的人的学习来讲是很有利的。加注拼音比较简单，但是需要辨别哪个是词，哪个不是词，也是需要一定的工作量的。
语言学研究需要将术语中国化、汉语化 董琨先生指出，语言学的名词有不同于自然科学名词的特点。一个特点是，自然科学术语具有唯一性，或者称作单义性，语言学名词则并非如此。例如“词”，既是词汇单位，又是语法单位，词汇学要用，语法学也要用。语素也是这样，王力先生当初将morpheme翻译为“语法成分”，后来又有人翻译为“形素”“词素”，现在则公认叫作“语素”。再一个特点是，语言学既有现代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中国语言学诞生很早，也很发达。语言学在古代称作“小学”，虽然被视为依附于经学，但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分支。现代语言学引进来，有的与传统语言学是基本可以对应的。当然现代语言学有很多新的内容，是传统语言学薄弱的方面，比如语法。语法学是语言学一个很大的门类，19世纪末引进中国，最早的著作就是《马氏文通》，整个照搬的西方“葛朗玛”（grammar）。有一阵中国把西方的作为禁忌，语法学家都不敢承认自己的研究实际吸收的是西方的学问，像丁声树写作《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就是这样。现在则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完全采用西方的语法体系而忽视汉语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做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学研究，而建设者需要做的，首先是把术语中国化、汉语化。字本位的语法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语法的一个体现。这要追溯到赵元任先生，他指出在汉语里，字是很重要的。字可以作为语法的不同层次，可以是语素，可以是词，甚至一个字就可以成句。北大的徐通锵先生就提出字本位，华东师大的潘文国教授出版了一部著作就叫《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字本位现在也没有成为定论。在语言学上，往往不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比如甲骨文，已经发现的单字有三四千，识别成果得到公认的就一千多。包括郭沫若老先生，是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提出的观点很多，但能够成为定论的也不多。
说到《语言学名词》的影响，董琨先生表示，审定成果出来以后，名词上的争议会少一点，研究和争论的前提会比较一致。审定工作实际上带有清理或整理的性质。例如，“等”是音韵学的一个概念，原来说得非常地玄妙，一直没有明确的、统一的界定。在审定中大家按照现代语音学的观点来考察，认为主要根据的是韵部里韵腹和介音大小的区别。再如“异形词”，有的专家认为是文字学的，但是审定委员会遵从学界大多数的意见，将其归到词汇学，后来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大家都能接受。至于进一步的影响，自己也不能做太高的评价，学界自有定论。
是科技救了汉字
谈及汉语拼音化的问题，董琨先生首先指出，汉字曾经有过危机。到了近代，中国与外国先后发生的多次战争都是失败的，中国人觉到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就产生了文化激进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就指出要振兴中华，必须振兴教育，可是汉字太难了，不利于教育的普及，那就必须废除汉字。所以近代一直有废除汉字的思潮，鲁迅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要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也提出“汉字要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这个没有实行，因为汉字拼音化很难，并且那时推广普通话都还没有做。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老师就对他说汉字拼音化是不可行的。生于湖南长沙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就在日记中提到，到毛泽东家里做客时说了这种意见，毛泽东表示要再做研究。所以实际采取的是适当地改革，对汉字做精简，包括异体字整理，简化汉字，又制定了拼音方案，通过注音来帮助大家识字。
董琨先生讲到，自己有一个观点：上述这种思潮是有它的背景的，汉字曾经确实跟不上文明前进的步伐。西方很早地进入了机械化，发明了打字机，字母个数很少，使用打字机很方便，可是汉字用不了。汉字打字机是日本人发明的，非常笨重，一个很大的盘，因为要有几千个汉字。后来西方还在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可以处理文字，进入了信息处理自动化时代。这样，中国跟不上信息处理自动化时代，就要被淘汰，那么也就只有牺牲汉字，所以提出汉字拼音化，有其技术方面的背景，应当加以体谅，不能都说是“激进”。20世纪70年代之后情况就改变了。那时产生了集成电路和点阵技术，有了显示屏，依靠计算机学家和语言学家合作，汉字也可以用点阵来显示，输入输出不再是问题。当汉字进入电子计算机，命运得以改变，跟上了信息处理自动化时代，拼音化也就没有那种必要了。所以说，是科技救了汉字。现在有了拼音方案，也很好。它是一种准拼音文字，但不會、也不能取代汉字，对此没有什么好紧张的。拼音文字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比如说，外国人的电脑里没有汉字字库，只能用拼音表示，幼儿教学、聋哑人也都要用拼音文字。
《现代汉语大词典》值得期待
董琨先生1946年出生于台湾，本科阶段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来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开始了语言学的研究生涯，数十年耕耘，成果丰硕。而在近年退休之后，董琨先生依然相当繁忙，先主持了商务印书馆《辞源》的修订工作。《辞源》上一版还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商务印刷馆想赶在2015年首版问世一百周年之际推出第三版《辞源》，多年前就在物色人选，董琨先生成为被聘请的三位主编之一，另两位主编分别是北京大学的何九盈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先生，而董琨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辞源》的工作忙了五六年告竣之后，又有多家单位前来邀请，包括上海要修订《汉语大词典》，也曾请董琨先生审稿。最近则主要投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江蓝生领衔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部真正的“大词典”，不是“胖词典”，具有很强的创新性，预计会在2020年面世，值得大家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