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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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技术推陈出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单一的技术能力已不能满足企业创新和发展的需求。为了探讨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本文以2016—2018年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内部管理的CEO权力视角,从知识关联角度对技术多元化进行划分,运用负二项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相关技术多元化与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CEO权力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关技术多元化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为倒“U”型的曲线关系,当超过最优值时非相关技术多元化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CEO权力在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无调节关系,但CEO权力正向调节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相关技术多元化;非相关技术多元化;负二项回归;CEO权力;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12(2021)01-0037-08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EO Power
  CHENG Hua,XIA Li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Scicene Techology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With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the speed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faster and faster.Narrow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s not suitable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is paper takes 2016—2018 patent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 sample,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O power in internal management,divides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ssociation,uses the negative binomial random effect regression model,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related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and unrelate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CEO power.The results show that:related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unrelate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when it exceeds the optimal value,unrelate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will inhibit innovation output of enterprises;CEO power does not significantly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but CEO power is positive to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relate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relate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RTD);unrelate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UTD);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CEO power;innovation performance
  0 引言
  新一輪科学技术变革正在兴起,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仅仅依靠一套单一且固化的技术发展模式来实现生存和发展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开发多元化的技术能力被认为是为公司的创新潜力和绩效奠定基础。现有研究对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LIN C和CHANG[1](2015)、陈立勇等人[2](2016)、徐蕾和李明贝[3](2019)均发现,技术多元化显著促进企业绩效和创新绩效。但是,LIN B、CHEN和WU[4](2006) 、张庆垒等人[5](2014)研究得出过度的技术多元化会抑制企业进行创新。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LETEN[6],2007;CORRADINI、DEMIREL和BATTISTI[7],2016;曾德明等人[8],2019)。可以看出,学者们的观点存在争议,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大多数文献没有继续深入研究技术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技术多元化有不同的适用情境,这可能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不相同;其次,现有文献缺乏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探讨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忽略了CEO权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简单地将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视为创新绩效的先决条件,可能低估了企业技术资源重组的难度。实施技术多元化时,企业需要有效的跨学科合作,即各部门必须进行有效地沟通、部署和整合各种知识。只有各部门充分贡献其资源和专业知识,企业才能从技术多元化中受益。然而,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对知识转移和技术融合产生阻碍[9]。而CEO作为企业中最具影响力的战略决策者、最关键的协调者[10],能有效解决部门冲突,化解各部门间的矛盾,顺畅传达信息,提高整个集体的创新合作效率。此外,正如FINKELSTEIN和MOONEY[11](2003)的报告中所述,大多数从事多元化经营的美国大公司都有强大的CEO,他们能显著影响组织技术多元化的绩效效果。基于此,本文以资源基础观为基础,基于企业内部管理的CEO权力视角,通过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2016—2018年面板数据,使用负二项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相关技术多元化、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CEO权力的情境下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技术多元化的实质是企业将其技术知识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同时又维持着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最终表现为技术基础范围的拓宽[12-13]。根据资源基础观(RBV),由于能力和资源异质性,企业或组织间的绩效天差地别[14],核心能力越强、拥有资源越多的企业能在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其创新能力也显著较强。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作为企业能力的一部分,其发展需要大量的研发投资和试验并且通过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形式进行保护,是难以替代和无法仿制的,是企业独特的灵魂所在[15],可视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技术能力中技术知识的差异将导致企业最终技术成果的差别,较强技术能力能显著影响最终的成果产出。因此企业通过实施技术多元化增进和拓宽技术活动与知识领域,能够飞速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最终促进企业创新产出[16]。目前,有部分学者从知识关联角度对技术多元化进行了划分。CHEN和CHANG[17](2012)、陈培祯、曾德明等人[18](2018)将其分为相关技术多元化和非相关技术多元化。
  相关技术多元化为企业的技术知识分布于知识关联程度高的技术领域,是在已有的、成熟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深入研发(曾德明等人,2019)。企业在相关联的技术领域进行研究探索,由于相关学科知识相似性高,加速了知识与技术资源的积累与聚集,减少因不同领域的技术知识融合所带来的风险,企业能够缩短研发时间和降低研发成本,促进形成范围经济[19],提升创新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产出。
  GARCIA VEGA(2006)以欧洲研发活跃的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技术多元化程度越高,授予的专利数量越多[20] 。MANUEL ACOSTA(2018)等人使用了2001—2004年欧洲141所大学专利的横截面样本得出,通过促进或刺激技术多元化来刺激新专利的生产[21] 。盛宇华和蒋后卿(2018)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得出相关技术多元化促进企业绩效。
  非相关技术多元化是指企业的技术知识分布于知识关联程度低、技术基础差异大的领域。非相关技术多元化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分散研发风险(
  CHEN和CHANG,2012),促进异质性知识之间的互相启发(GARCIA VEGA,2006),防止出现由于技术知识过窄而出现的核心刚性现象(陈培祯等人,2018;何郁冰等人,2017),提高了企业的行业竞争力并加速了创新产出,最终提升创新绩效。但是,过多的在非相关技术领域进行资金、物资和人员的投入,将会产生较高的风险和知识整合成本,加剧分散了企业的有限資源(盛宇华和蒋后卿,2018),企业难以有效提升创新绩效。何郁冰等人(2018)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出非相关技术多元化的协同对持续创新有正向影响。但是
  BRESCHI、LISSONI和MALERBA(2003)指出,增加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和资源浪费[22]。曾德明等人(2019)以1996—2010年汽车产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为倒U型关系,技术标准化能力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1:相关技术多元化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假设2: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
  1.2 CEO权力的调节作用
  首席执行官(CEO)被认为是最具管家精神,CEO 权力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协调与处理来源于企业内外部的不确定性风险[23]。高权力的CEO能得到董事的支持和认可,进而影响董事会的决策[24] ,对公司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所受到的约束较弱[25] 。因此在制定企业战略计划时,CEO会将战略决策导向对企业有利的一面,如加快对相关与非相关技术多元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从而有效促进技术知识转化和企业创新产出。CEO不仅是最具影响力的战略决策者,而且也是公司内部的关键协调人(HAMBRICK,1995)。拥有强大权力的CEO通过集中控制和协调[26] ,实现强大而明确的领导,激励员工实现目标,减少潜在的部门冲突和政治阴谋[27] ,并在企业创新上进行更多投资。当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合作探索新技术或开发新产品时,往往会因不同的活动、目标和兴趣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部门差异而产生冲突[28] 。特别是部门的亚文化,如特有的领导和沟通方式,可能会增加协调成本并加剧冲突。部门之间的冲突与利己主义的存在往往对跨学科的沟通和协调构成障碍(EGAN,2008),阻碍了技术知识的交流和重组,最终阻碍企业创新产出。因此,高权力的CEO在各部门合作创新时能够协调、调动各部门,降低沟通成本,减少部门冲突和政治阴谋,促进技术融合与交流,促使各部门充分利用技术多元化,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CEO权力在企业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HAYNES和HILLMAN,2010;SWINK和SONG,2007)。HAYNES和HILLMAN(2010)以标准普尔500指数上随机抽样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出CEO权力在董事会资本与战略变革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CEO权力能影响战略的制定。CHEN等人[29] (2014)以台湾电子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高权力CEO能促使拥有人力和社会资本的董事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提供有价值的战略建议和资源,从而支持研发以提高创新能力。王楠(2019)以2010—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得出高权力CEO 的存在会激发董事提供相关的知识、信息和资源,促进对研发的投资,进而提高创新绩效。叶红雨和袁源[30](2019)以2011—2015 年获得风险投资支持的21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出CEO权力在联合风险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CEO 权力越大,越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以上分析,CEO权力影响了技术多元化的绩效效果,高权力的CEO增加了将技术多元化成功转化为有价值成果的可能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CEO权力正向调节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假设4:CEO权力正向调节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2016—2018年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保证数据有效性,按如下要求对数据进行筛选:①剔除专利申请数为零、基础信息不匹配的企业;②剔除2016—2018 年间ST和ST*公司。最终获得60家样本企业,共180个样本观测值。本文专利数据来自Rainpat专利网,手工收集每一家企业2016—2018年的申请专利数与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2.2 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
  专利可视为企业创新的直接产出,是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代替指标。因此,本文采纳参照RIJNSOEVER等人[31] (2015)、白旭云等人[32](2019)、李娟和罗鄂湘[33](2019)等学者的做法,以企业在t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
  2.2.2 自变量
  ARGYRES[34](1996)认为,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可以被视为不同技术知识的应用。HOSKISSON[35]的研究结论表明熵指数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更加有效。因此,本文采用CHEN和
  CHANG(2012)等人的做法,以IPC分类标准区分相关技术多元化(RTD)与非相关技术多元化(UTD),运用熵指数法进行测量。
  UTD=∑mj=1pjtln
  1pjt
  (1)
  RTD=
  ∑ni=1pitln
  1pit
  -
  ∑mj=1pjtln
  1pjt
  (2)
  式中,Pit/Pjt為专利小类/大类中属于技术分类号i/j的专利数与所有专利总数之比;N/M为企业在t年专利小类/大类分类号的数量。
  2.2.3 调节变量
  CEO权力是多方面的,包含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威望权力[36] 。CEO的双元性、所有权和任期是衡量CEO权力结构最常用和最被广泛接受的指标[37],因此本文通过对CEO双元性、所有权和任期的求和,构建CEO权力的综合指数。CEO双元性:如果CEO同时担任董事会主席,取值为1,否则为0;所有权:CEO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CEO任期:CEO在任时长。
  2.2.4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能够影响企业创新,本文引入总资产自然对数加以控制。企业年龄会影响企业行业竞争力进而影响战略设计导向和企业创新绩效。同样,财务杠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创新绩效有影响[38],本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此外,公司治理对领导力和创新也有较大的影响(具体指标选取见表1)。拥有学术背景的CEO可能更注重企业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和产出,如专利的申请和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等,因此引入CEO学术背景变量加以控制,若CEO有学术背景则为1,否则为0。变量的定义与度量见表1。
  2.3 研究模型
  为验证假设1、2,建立以下模型
  Patent=a0Controls+ε(1)
  Patent=a0RTD+a1Controls+ε(2)
  Patent=a0UTD+a1UTD2+a2Controls+ε(3)
  为检验CEO权力的调节效应,建立以下模型
  Patent=a0RTD+a1Ceopower+a2RTD*Ceopower+a3Controls+ε(4)
  Patent=a0UTD+a1UTD2+a2Ceopower+a3UTD*Ceopower+a4Controls+ε(5)
  上述模型中,i为企业;t为时间。模型(1)表示控制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2)和(3)分别检验相关/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4)和模型(5)加入CEO权力,检验其调节作用。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Stata 15.0 对样本数据分析,
  描述性统计见表2。说明大多数变量与因变量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方差为415.741,各企业间的专利申请数量差距非常大,汽车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发展并不均衡。相关技术多元化的均值为0.483 7,非相关技术多元化的均值为1.522 1,汽车制造业企业更加注重非相关技术多元的实施。CEO权力均值为0.167 9,企业的CEO权力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
  3.2 回归分析
  由于因变量为非负整数的离散型数据,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因变量标准差远大于均值,数据过度离散,因此选择不要求因变量的方差等于均值的负二项回归模型,经Hausman检验采用随机效应分析。结果见表3。
  模型(1)中,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421(p<0.01)和0.113(p<0.05),说明大规模的企业与董事会有助于促进企业申请专利,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由于大型企业能吸引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董事会规模人数越多,企业在进行决策和制定战略计划时就更能集思广益,所做的决策更切合公司的创新发展,因此二者都有利于提升创新绩效。模型(2)中,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系数为0.595(p<001),相关技术多元化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相关技术知识积累的越多,专利申请数量越多,假设1成立。模型(3)中,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二次项系数为-0.298(p<0.01),表明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存在一个最优值,超过最优值后将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假设2成立。模型(4)中,CEO权力与相关技术多元化的交互项系数为0578但不显著,表明高权力CEO的存在虽然正向影响相关技术多元化的绩效效果,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假设3未成立。模型(5)中,交互项系数为1.137(p<0.01),表明高权力CEO的存在能显著提升非相关技术多元化的绩效效果,调节效应U型曲线图如图1所示,假设4成立。   4 结语
  本文以2016—2018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内部管理的CEO权力视角,从知识关联角度对技术多元化进行划分,采用负二项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以及CEO权力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
  1)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由于相关技术领域间学科知识差异较小,企业较容易累积与核心技术能力相关的知识,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产出。
  2)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在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时存在一个最优值,二者呈现倒“U”字型的曲线关系。企业通过更广泛的技术基础、以及对异质性技术知识的吸收和理解,有助于企业打破“核心刚性”,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绩效。但超过最优值后,企业将精力过度投入于挖掘不相关领域的技术知识将导致企业资源配置的分散和高研发风险,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3)高权力CEO 未能显著调节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可能是由于企业在进行相关技术多元化创新时,部门之间因有相似的合作经验,部门的协调沟通顺畅,相关技术进行重组整合时技术壁垒低,CEO不需花费过多的精力进行部门间的协调与资源的调度整合,因此CEO权力在实施相关技术多元进行创新时的调节效果并不明显。
  4)高权力CEO的存在有利于强化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在实施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创新时,较高的CEO权力可以有效协调部门研发运作所产生的冲突,节约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促进不相关技术知识的融合,有助于非相关多元化创新产出,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企业应在相关技术知识领域探索的同时也要注重在非相关的、全新的領域进行知识探索,拓宽核心技术基础,多领域齐头并进开展技术知识挖掘与研发,以应对技术变革时期的创新需求,从而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其次,我国汽车企业CEO权力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因此企业应注重CEO权力的提高,充分发挥CEO 的管家精神,以及CEO在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的研究样本只聚焦于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研究样本较为单一,未来可加入其他行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其次,本文仅使用专利数据来衡量技术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都获得了专利,一些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创新和学习成果而刻意回避专利,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其他代理变量来评估企业的技术多元化。最后,CEO权力对非相关技术多元化的绩效效果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部门间的研发合作分解地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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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严 焱)
  收稿日期:
  2020-05-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演变与绩效评估——基于知识创新转化链的视角”(71473228)
  作者简介:
  程 华(1964—),女,江苏扬州人,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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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气候变化、城市化、人口数量骤增等原因,全球灾害风险不断加剧,灾害风险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各类相关文献急剧增长。对于国际灾害风险文献的研究趋势与热点进行梳理,不仅有利于国内学者了解国际灾害风险研究的发展动态,也可为我国本土化的灾害风险研究和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文中基于WOS数据库并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梳理2000—2020年国际“灾害风险”文献,通过聚类、共现分析对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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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应对激烈竞争的有效举措,信任则是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建立的基石。文中基于过程理论,探索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中信任的形成过程,分析外部环境对信任形成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通过搜索、熟悉、制度化和信任转移等机制,信任从最初的个人-组织阶段、经过个人-个人阶段、组织-组织阶段,提升到组织间-生态系统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边界管理者发挥着核心作用,制度、文化、技术等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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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9—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同时测度了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传统创新效率,并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增长态势但水平偏低,呈无效率状态,进步空间较大;我国三大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且各省市绿色创新效率根据变动情况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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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創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已经成为我国用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创新成果作为创新的表现形式,通过投入市场进行交易或作为要素投入生产,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为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采用1995—2019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创新成果转化具有时滞性,故引入滞后变量,构建分布滞后模型,利用Almon多项式进行参数估计,通过AIC值和SC值确定最优滞后期和Almon多项式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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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检验基于探索式创新关于合作网络结构洞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关于合作网络结构洞和探索式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调节作用,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基础理论,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利用我国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企业2007—2019年间申请的专利数据,从探索式创新的中介视角和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下实证检验了合作网络结构洞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线性和非线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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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创新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企业作为国家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其创新水平提高对国家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因此,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微观企业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探讨了在不同企业规模区间内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确实存在着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在不同企业规模区间内,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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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發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催生新兴产业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企业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主体,如何找到影响其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因素,对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至关重要。本文旨在探索高技术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为创新能力生成路径提供理论依据。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影响高技术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行识别。研究表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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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智能制造结合了人工智能与传统制造业综合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面了解我国智能制造研究的进展情况,使用Cite Space对2006—2018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中文文献进行分析,从我国智能制造的研究作者与机构、研究进展及前沿热点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2015—2018年为热点研究时期,智能制造研究由传统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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