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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篆刻有关的名词诸如实用、流派、技法、金石等等,对于印章的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有效地定位和推广,存在至关重要的作用。今人不同于古人,主要在于人格和思维,印人是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立的思考,愈来愈多的新名词出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对于新名词的出现,需要辩证地来看。古人不说传统,只说古法,不说创新,只说变乱古法。所谓的传统和现代,与东西方的时空观念变化密切相关。过去的社会潮流只存在新旧更替,是纵向的,如今则存在东西方碰撞,是纵横交错的。相应地,针对篆刻就有了跨界和多元的思考,而且持续增多。古代一个印人,擅长『诗书画印』顺理成章,今天这种相关性被刻意强调,甚至各种跨学科的新名词不断被引入,形式、构成等鱼贯而入,让人眼花缭乱。在这其中,『写意』乃至『大写意』无疑是近些年一些印人口中反复提及的一个名词,而且还出现了相应的、配套的展览。一时间声色如潮,但也难免存在一些争议。有争议是好事,一个新名词出现总是会有一些争议,最关键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看能不能最终被接受。
印章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有高潮和低谷,实用和艺术,流派和大师,积淀深厚,精彩纷呈。但现代社会环境与过去已截然不同,因为社会分工而出现了印人的专业化、职业化,印章本身存在实用性减退而侧重艺术性,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思考。在此前提之下,『写意』的借用可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前所述,这一名词是从绘画中嫁接过来的,诗书画印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不同的艺术门类。既有共通的部分,也存在很大差异。有鉴于此,必须从纯粹的篆刻角度,对『写意』进行合理地诠释。
『写』的含义,在绘画中强调笔墨精神,篆刻的材质和工具与书画不同,印石和钢刀相遇,产生特殊的『金石味』。金石味在书法中存在借用,『笔意』则被借用到篆刻中,强调驱刀如笔。要做到这一点,印人必须写篆书,『写』必不可少。从更高层面上来说,『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功力积累到一定程度,钢刀化为柔毫,纵意所如,才能写心中之意。换言之,即『技进乎道』。
『意』主要指意境,印面有诗情画意,从而给人以美妙的想象和回味。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意味,主要是金石味,所谓的『笔意』并不是真的笔意,而是刀刻出来的效果和感觉;一是意趣,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思,印人必须以印记事、以印记史,有事才有情,有情才有意。
当然,对于『写意篆刻』的理解不能只就单个字来直解,更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文化强调综合理解,是诗性的,注重闲情和偶得,区别于西方的理性思维和量化分析。我以为主要有三方面要素:一是针对印章具有实用和艺术二重性的思考,在实用的基础上注重艺术性,所谓的实用并不是单纯地使用,而是强调『落到实处』,比如刚才所说的以印记事,有感而发,不能凭空找一个词语,无病呻吟;二是意境的深邃,体现在印人的综合修养上,对诗书画印文史哲并不是生硬嫁接、一知半解,而是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三是诗性的浪漫,在印章中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及有关的思考,当下是一个重技术和机器的时代,印章完全是手工作业,由此体现出人性的自然和温情,这也是『大写意』的核心价值所在。
由上述分析进而回顾整个篆刻史来看,『写意篆刻』本无其名而有其实。但是,当这个名词提出来之后,不能因此而形成一个框框,甚至画地为牢,导致有名无实,使得名词本身走向空洞化——别让『写意篆刻』害了写意。
毋庸讳言,目前对『写意篆刻』的理解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近现代的印人如吴昌硕、齐白石等被贴上『标签』,造成理解上的误区。其实对于吴昌硕、齐白石来说,就是各自的个人风格而已;二是在技法方面尤其是刀法的狭隘理解,以单刀直冲居多,以不加修饰来展现某种所谓的天真自然,以至于抛筋露骨,失之粗野;三是文字上的盲目混用,出现不协调甚至错讹之处;四是形式上的极度夸张变形、扭曲变态,从章法到形式感的蜕变,就已经将原本丰富的要求过滤了。如果对照当下的一些单刀直露的所谓大写意作品,无论如何与吴昌硕、齐白石也扯不上关系,前人却充当了挡箭牌。类似情况多了,造成『大写意』之名落空。
归根结底,任何名词的提出,都是针对某一段时间中,现实情势的发展变化而言,『不断地重新问题化』。不可否认,一个有效的新名词确实可以启发打开思路。如今的新名词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却大多昙花一现。针对印章来说,判定标准仍然是艺术含金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印章相比书画,有很多自身的优势特点,虽然面对实用性减退的问题,但应用面依然很广,除了专职印人和书画家之外,收藏、鉴赏和藏书方面的印章仍有使用。内容选择极其讲究,有一定的叙事背景,不可『乱意』。印章形制较小,适应近距离欣赏,甚至在电脑屏幕上展示也有更大的优势,而书画通常被缩小成照片。更为重要的是,篆刻的民族文化属性最强,印人取法所依赖的基础,仍是秦汉印章、明清流派等一切可以借鉴的优质传统资源,存在强大的惯性。书画目前存在盲目向西方文化借鉴的问题,而篆刻则岿然不动。现在和将来仍然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行。即便是『大写意』,也不可能出现断崖式或空穴来风式的『创造』。
就名词和内涵而言,名词当然重要,内涵更重要。『写意篆刻』要想要变成一种『共识』,必须名实相副,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时人提出来,因为顺应潮流,身体力行,最终被篆刻史所接纳:一种是后人的总结,针对前人既定事实进行归类分析。前一种易流于空谈,变成花架子,后一种把握性更大。
印章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有高潮和低谷,实用和艺术,流派和大师,积淀深厚,精彩纷呈。但现代社会环境与过去已截然不同,因为社会分工而出现了印人的专业化、职业化,印章本身存在实用性减退而侧重艺术性,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思考。在此前提之下,『写意』的借用可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前所述,这一名词是从绘画中嫁接过来的,诗书画印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不同的艺术门类。既有共通的部分,也存在很大差异。有鉴于此,必须从纯粹的篆刻角度,对『写意』进行合理地诠释。
『写』的含义,在绘画中强调笔墨精神,篆刻的材质和工具与书画不同,印石和钢刀相遇,产生特殊的『金石味』。金石味在书法中存在借用,『笔意』则被借用到篆刻中,强调驱刀如笔。要做到这一点,印人必须写篆书,『写』必不可少。从更高层面上来说,『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功力积累到一定程度,钢刀化为柔毫,纵意所如,才能写心中之意。换言之,即『技进乎道』。
『意』主要指意境,印面有诗情画意,从而给人以美妙的想象和回味。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意味,主要是金石味,所谓的『笔意』并不是真的笔意,而是刀刻出来的效果和感觉;一是意趣,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思,印人必须以印记事、以印记史,有事才有情,有情才有意。
当然,对于『写意篆刻』的理解不能只就单个字来直解,更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文化强调综合理解,是诗性的,注重闲情和偶得,区别于西方的理性思维和量化分析。我以为主要有三方面要素:一是针对印章具有实用和艺术二重性的思考,在实用的基础上注重艺术性,所谓的实用并不是单纯地使用,而是强调『落到实处』,比如刚才所说的以印记事,有感而发,不能凭空找一个词语,无病呻吟;二是意境的深邃,体现在印人的综合修养上,对诗书画印文史哲并不是生硬嫁接、一知半解,而是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三是诗性的浪漫,在印章中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及有关的思考,当下是一个重技术和机器的时代,印章完全是手工作业,由此体现出人性的自然和温情,这也是『大写意』的核心价值所在。
由上述分析进而回顾整个篆刻史来看,『写意篆刻』本无其名而有其实。但是,当这个名词提出来之后,不能因此而形成一个框框,甚至画地为牢,导致有名无实,使得名词本身走向空洞化——别让『写意篆刻』害了写意。
毋庸讳言,目前对『写意篆刻』的理解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近现代的印人如吴昌硕、齐白石等被贴上『标签』,造成理解上的误区。其实对于吴昌硕、齐白石来说,就是各自的个人风格而已;二是在技法方面尤其是刀法的狭隘理解,以单刀直冲居多,以不加修饰来展现某种所谓的天真自然,以至于抛筋露骨,失之粗野;三是文字上的盲目混用,出现不协调甚至错讹之处;四是形式上的极度夸张变形、扭曲变态,从章法到形式感的蜕变,就已经将原本丰富的要求过滤了。如果对照当下的一些单刀直露的所谓大写意作品,无论如何与吴昌硕、齐白石也扯不上关系,前人却充当了挡箭牌。类似情况多了,造成『大写意』之名落空。
归根结底,任何名词的提出,都是针对某一段时间中,现实情势的发展变化而言,『不断地重新问题化』。不可否认,一个有效的新名词确实可以启发打开思路。如今的新名词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却大多昙花一现。针对印章来说,判定标准仍然是艺术含金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印章相比书画,有很多自身的优势特点,虽然面对实用性减退的问题,但应用面依然很广,除了专职印人和书画家之外,收藏、鉴赏和藏书方面的印章仍有使用。内容选择极其讲究,有一定的叙事背景,不可『乱意』。印章形制较小,适应近距离欣赏,甚至在电脑屏幕上展示也有更大的优势,而书画通常被缩小成照片。更为重要的是,篆刻的民族文化属性最强,印人取法所依赖的基础,仍是秦汉印章、明清流派等一切可以借鉴的优质传统资源,存在强大的惯性。书画目前存在盲目向西方文化借鉴的问题,而篆刻则岿然不动。现在和将来仍然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行。即便是『大写意』,也不可能出现断崖式或空穴来风式的『创造』。
就名词和内涵而言,名词当然重要,内涵更重要。『写意篆刻』要想要变成一种『共识』,必须名实相副,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时人提出来,因为顺应潮流,身体力行,最终被篆刻史所接纳:一种是后人的总结,针对前人既定事实进行归类分析。前一种易流于空谈,变成花架子,后一种把握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