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苏州“贵潘”家族的了解，恐怕最多的还是潘达于女士护鼎、捐鼎的传奇故事。潘家祖传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作为国之重器已经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2002年被列入64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事实上，这两件宝鼎只是潘氏藏品的一部分，潘氏捐献的其他青铜器和珍稀古籍、书画精品还有很多。

“贵潘”由来

　　苏州民间素有“贵潘”与“富潘”之称，“贵潘”以科甲兴盛闻名于世，即潘世恩家族，共出了9名进士（其中一名状元，两名探花），36名举人，21名贡生，142名秀才。李鸿章曾为潘家题匾：“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时人赞誉“吴中言科第人文之盛者，必以潘氏为称首”。“贵潘”之名由此而来。
　　潘氏在苏州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不仅仅是因为其令人欣羡的功名、官运与财富，还与其孜孜为善的社会公益活动有关。
　　潘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潘奕隽，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金榜题名的喜悦，就因为引见时传呼迟误，名次由前十名降为倒数第二名，从而知道了仕途“金阶步滑”的凶险，这让他对仕途失去激情，曾绘《归帆图》以明志。潘奕隽、潘奕藻、潘奕基三兄弟分别住在苏州临顿路的两侧，过着读书写字、艺花种竹、煮茗谈心的逍遥生活。潘奕隽的长子潘世璜，虽然探花及第，但不到40岁就回归故里，终身侍奉父亲，以孝行著称。潘世璜的长子潘遵祁，中进士后“淡于仕进，即有归隐之志”，随后乞假归里，刻印“四十归田”，在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二十余年，育才无数，并热衷于慈善事业，以范氏义庄为表率，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创立松鳞义庄与丰豫义庄。
　　潘家人在朝堂为君分忧，在江湖为民解难，维护社会稳定，以义庄为抓手，实现他们的慈善思想，以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护鼎捐鼎，化私为公

　　潘氏家族中，潘祖荫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晚清金石鉴藏与公羊学的积极倡导者，影响了一代学风。特别是潘祖荫一生嗜好古籍善本、金石鼎彝的搜集与研究，集官员与学者于一身。他所庋藏的大盂鼎、大克鼎，与中国台湾的毛公鼎并称“中国三大鼎”。
　　大盂鼎是西周周康王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最大的一件铭文铜鼎。鼎内壁有铭文291字。整個大鼎工艺精湛，造型雄伟凝重，自成威仪之象。大盂鼎是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赠，回报当年潘祖荫向咸丰皇帝保下他的恩情。潘祖荫上疏中“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使左宗棠名满天下，之后步步高升，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齐名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在得到大盂鼎16年后，潘祖荫又得到了另一件重宝——大克鼎。大克鼎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其腹内壁有铭文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是青铜器铭文典范之作，于1890年前后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几经流转后被潘祖荫以重金购得。然而，就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便撒手人寰，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城遭到日机轰炸。守护祖上藏品的潘达于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是长期的，遂与姐夫潘承厚（博山）商量后，决定将青铜器、书画等安放在老宅中。在夜色的掩护下，家里的木匠搬开地面方砖，掘了一个大坑，先放入大木箱，再把大盂鼎、大克鼎对角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不留一丝痕迹。为了让木匠严守秘密，潘达于向他们承诺：“潘家养你们一生一世。”

　　苏州沦陷之后，日寇直奔潘家大宅，威逼他们交出文物，但潘达于巧妙周旋，反复表示没有东西，死死守住了国家宝藏。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两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时任部长沈雁冰签署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60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两只国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成为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宝。从此，两件国之重宝各镇一方，遥相呼应。
　　2007年8月，潘达于走完了102载的传奇人生。岁月匆匆，往事如烟，潘达于对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将和大盂鼎、大克鼎一起，在后人的一次次目视下，依旧生动、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