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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一位普通教师，名叫潘佳德。
近期，我读了葛女士（徐景贤夫人葛蕴芳）写的《我这一辈子》，不由得抬头望自己母亲的遗像。我忍不住卸下遗像后板，重新看看遗像背后的几张X光片。2006年我母亲潘佳德过世，我像别家的儿子一样，在书房里挂上了母亲的遗像。不同的是，我特意在遗像后放了1968年拍摄的母亲左上肢X光片和当时上海东风医院即现今的同仁医院开出的诊病通知单。同仁医院是1866年创办，“文革”时改名为颇有时代气息的“东风医院”，1979年再改回原名。
母亲在“文革”时，是上海市和平中学的教师。1966年，因为我的父亲是原工商业者、民主党派人士和统战对象，母亲作为资本家的老婆而沦为牛鬼蛇神，整天监督劳动和接受批判。在和平中学，她的工资被割到36元。
1968年5月的一天，母亲刚从学校总务处领过36元钱，就在校园里被几个本校男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围住。他们喝令：“资产阶级老婆，把钱交出来！”母亲作为教师，看着这几个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学生，变得如此如狼似虎，情不自禁地规劝道：这点钱，我家要吃饭用的。而你们这年龄，心思应该用在学习上。对方声嘶力竭地驳斥：怎么还在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放毒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把钱交出来！母亲在被他们一阵暴打后倒地，有一个男学生搜索她的口袋，夺走那36元。他向同伴们炫耀一下后，这帮人怀着得手的成就感扬长而去。为此，遭打被抢的母亲向学校有关人员反映，要追回这钱，但无济于事，她只能自认倒霉。
这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也就是徐景贤当道文教系统时，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校园中发生的学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教师工资的一幕。在“文革”中期，上海“老大”张春桥、“老二”姚文元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其时也不过是上海“王老五”。掌控着最为敏感的文化教育系统的徐景贤，是大名鼎鼎的“徐老三”。徐景贤的妻子葛蕴芳女士“一辈子”在上海市级机关上班。这件事即使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要感到咋舌；而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了。
受伤的母亲回到家，我陪她去东风医院就医。在当时的形势下，牛鬼蛇神是不容于社会的，他们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治疗。于是，母亲没有动手术正位接骨，只是上石膏。马虎的保守疗法使母亲在以后的38年间留下了后遗症，失去左上肢应有的功能。医院拍摄X光片诊断为“左外科颈骨折”，于是就有了母亲遗像后面的这张特殊的X光片。身为教师的母亲为本人的不幸、更为这些学生人性的扭曲而痛心疾首。她不解地自问：“为什么这些原来还是天真可爱的学生，竟然变得如此凶狠残暴？！”
当时操实权并熟悉政府运作的徐景贤，一言九鼎，他曾提出“高薪复辟论”。那是在1967年9月16 日上海中学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主管教育系统的徐景贤是这样唆使中学生的：“这是刘邓和他们的代理人放的毒嘛！这个上海油墨厂的工人告诉我们，他们厂里面过去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们厂里面有108个资本家，叫做一百零八将，这个一百零八将是不甘心于自己被剥夺他们所掌握的工厂资料的，经常在厂内兴风作浪，向我们挑衅。比如说有一个资本家，拿了三百多块钱的高薪，三百几十块钱的高薪，他工作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资本家贪得无厌的。他们厂里面凡是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他们就到厂里面去认机器，拍照片，认厂房，他们总是想复辟。”①在徐景贤的这番煽动性讲话后，公私合营后放弃生产资料、已经十多年不再做老板的原工商业者都倒霉了。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的工资也必定会被割到每月36元，甚至发生我母亲那样的在校园里被学生暴打抢钱的事。
葛蕴芳在《我这一辈子》里抱怨，她的工资被降了一级， 是“太过分了”。但她的工资被降了一级后，还拿的是不低的工资，生活还不错。
葛在“我与景贤坎坷的一生”中，有意回避徐景贤曾经为许多家庭带来过更加残酷的“坎坷”。她写到，徐景贤“长期蹲在监狱底层仅三平方米阴暗潮湿的监房，在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当地铺睡而得上了关节炎、腰椎间盘滑脱等”。先前，徐景贤曾经让许多人进监狱尝过了。而且他们可没有资格“给邓颖超同志写封信，请求帮助”，更没有机会“保外就医”。譬如：上海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于1969年11月撰文《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与徐景贤领导下的丁学雷写作组，为该书进行商榷。之后在徐景贤的直接导演下，指令一些单位揪斗桑伟川。上海文教系统和有关单位还组成批桑班子，对桑伟川进行过多达二百九十余次批斗，直至逼疯。桑伟川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逮捕，并于1975年被判处七年徒刑。1978年8月11日 在上海市革委会礼堂举行的大会上，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读对桑伟川的平反决定书时，在座的人们都用鄙夷的眼光射向坐在角落里的徐景贤。
徐景贤当时主管的上海文化教育系统，贯彻迫害文化，伤害无辜老百姓的路线。
在校园里有种种乱象，发生过许多比我母亲更严重的遭遇和事件。徐景贤那些煽动性的讲话、批示，都是制造一种混乱。他用编剧本的想象力，构思出越来越多的阶级敌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类对本民族的疯狂迫害，唯恐“阶级敌人”不够多，唯恐对知识分子不够狠。越多、越毒、越暴，他就越爽。大多数被害人与他是没有矛盾的，或根本无怨无仇。当时个个大、中、小学都有不少人饱受侮辱而自杀或被自己的学生毒打、被抄家。除了大环境的作用，徐景贤当时的内心怎么想？葛蕴芳在《我这一辈子》里，没有透露。她说了“一辈子”的流水账，避而不谈徐景贤人生顶峰时期那种恶劣的价值观。
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徐景贤作为教师的儿子，为什么他每次整人和害人时，会流露出强烈的快感和成就感。后来，随着阅历增多，有点理解了，可能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我相信母亲在天有灵，是会感觉到自己遗像后的X光片的。对于葛蕴芳女士写的“需要我们不断的探（思）索”结束语，她是会同意的。
我明白如果徐景贤没有在“文革”的轨道上发迹，另外也会出现张景贤、王景贤此类的人物，一样鼓动克扣工资，一样让教师被毒打，我母亲的左上肢可能一样会被打断。徐景贤式的人物一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其特色就是对无辜平民的伤害。我在母亲的遗像后放上她的X光片，以警醒自己。
（作者为上海中国旅行社导游）
责任编辑 张 鑫 朱 力
注释：
①徐景贤在誓师大会上讲话来源：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筹）主办《红卫战报》1967年9月25日。
近期，我读了葛女士（徐景贤夫人葛蕴芳）写的《我这一辈子》，不由得抬头望自己母亲的遗像。我忍不住卸下遗像后板，重新看看遗像背后的几张X光片。2006年我母亲潘佳德过世，我像别家的儿子一样，在书房里挂上了母亲的遗像。不同的是，我特意在遗像后放了1968年拍摄的母亲左上肢X光片和当时上海东风医院即现今的同仁医院开出的诊病通知单。同仁医院是1866年创办，“文革”时改名为颇有时代气息的“东风医院”，1979年再改回原名。
母亲在“文革”时，是上海市和平中学的教师。1966年，因为我的父亲是原工商业者、民主党派人士和统战对象，母亲作为资本家的老婆而沦为牛鬼蛇神，整天监督劳动和接受批判。在和平中学，她的工资被割到36元。
1968年5月的一天，母亲刚从学校总务处领过36元钱，就在校园里被几个本校男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围住。他们喝令：“资产阶级老婆，把钱交出来！”母亲作为教师，看着这几个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学生，变得如此如狼似虎，情不自禁地规劝道：这点钱，我家要吃饭用的。而你们这年龄，心思应该用在学习上。对方声嘶力竭地驳斥：怎么还在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放毒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把钱交出来！母亲在被他们一阵暴打后倒地，有一个男学生搜索她的口袋，夺走那36元。他向同伴们炫耀一下后，这帮人怀着得手的成就感扬长而去。为此，遭打被抢的母亲向学校有关人员反映，要追回这钱，但无济于事，她只能自认倒霉。
这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也就是徐景贤当道文教系统时，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校园中发生的学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教师工资的一幕。在“文革”中期，上海“老大”张春桥、“老二”姚文元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其时也不过是上海“王老五”。掌控着最为敏感的文化教育系统的徐景贤，是大名鼎鼎的“徐老三”。徐景贤的妻子葛蕴芳女士“一辈子”在上海市级机关上班。这件事即使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要感到咋舌；而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了。
受伤的母亲回到家，我陪她去东风医院就医。在当时的形势下，牛鬼蛇神是不容于社会的，他们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治疗。于是，母亲没有动手术正位接骨，只是上石膏。马虎的保守疗法使母亲在以后的38年间留下了后遗症，失去左上肢应有的功能。医院拍摄X光片诊断为“左外科颈骨折”，于是就有了母亲遗像后面的这张特殊的X光片。身为教师的母亲为本人的不幸、更为这些学生人性的扭曲而痛心疾首。她不解地自问：“为什么这些原来还是天真可爱的学生，竟然变得如此凶狠残暴？！”
当时操实权并熟悉政府运作的徐景贤，一言九鼎，他曾提出“高薪复辟论”。那是在1967年9月16 日上海中学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主管教育系统的徐景贤是这样唆使中学生的：“这是刘邓和他们的代理人放的毒嘛！这个上海油墨厂的工人告诉我们，他们厂里面过去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们厂里面有108个资本家，叫做一百零八将，这个一百零八将是不甘心于自己被剥夺他们所掌握的工厂资料的，经常在厂内兴风作浪，向我们挑衅。比如说有一个资本家，拿了三百多块钱的高薪，三百几十块钱的高薪，他工作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资本家贪得无厌的。他们厂里面凡是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他们就到厂里面去认机器，拍照片，认厂房，他们总是想复辟。”①在徐景贤的这番煽动性讲话后，公私合营后放弃生产资料、已经十多年不再做老板的原工商业者都倒霉了。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的工资也必定会被割到每月36元，甚至发生我母亲那样的在校园里被学生暴打抢钱的事。
葛蕴芳在《我这一辈子》里抱怨，她的工资被降了一级， 是“太过分了”。但她的工资被降了一级后，还拿的是不低的工资，生活还不错。
葛在“我与景贤坎坷的一生”中，有意回避徐景贤曾经为许多家庭带来过更加残酷的“坎坷”。她写到，徐景贤“长期蹲在监狱底层仅三平方米阴暗潮湿的监房，在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当地铺睡而得上了关节炎、腰椎间盘滑脱等”。先前，徐景贤曾经让许多人进监狱尝过了。而且他们可没有资格“给邓颖超同志写封信，请求帮助”，更没有机会“保外就医”。譬如：上海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于1969年11月撰文《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与徐景贤领导下的丁学雷写作组，为该书进行商榷。之后在徐景贤的直接导演下，指令一些单位揪斗桑伟川。上海文教系统和有关单位还组成批桑班子，对桑伟川进行过多达二百九十余次批斗，直至逼疯。桑伟川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逮捕，并于1975年被判处七年徒刑。1978年8月11日 在上海市革委会礼堂举行的大会上，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读对桑伟川的平反决定书时，在座的人们都用鄙夷的眼光射向坐在角落里的徐景贤。
徐景贤当时主管的上海文化教育系统，贯彻迫害文化，伤害无辜老百姓的路线。
在校园里有种种乱象，发生过许多比我母亲更严重的遭遇和事件。徐景贤那些煽动性的讲话、批示，都是制造一种混乱。他用编剧本的想象力，构思出越来越多的阶级敌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类对本民族的疯狂迫害，唯恐“阶级敌人”不够多，唯恐对知识分子不够狠。越多、越毒、越暴，他就越爽。大多数被害人与他是没有矛盾的，或根本无怨无仇。当时个个大、中、小学都有不少人饱受侮辱而自杀或被自己的学生毒打、被抄家。除了大环境的作用，徐景贤当时的内心怎么想？葛蕴芳在《我这一辈子》里，没有透露。她说了“一辈子”的流水账，避而不谈徐景贤人生顶峰时期那种恶劣的价值观。
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徐景贤作为教师的儿子，为什么他每次整人和害人时，会流露出强烈的快感和成就感。后来，随着阅历增多，有点理解了，可能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我相信母亲在天有灵，是会感觉到自己遗像后的X光片的。对于葛蕴芳女士写的“需要我们不断的探（思）索”结束语，她是会同意的。
我明白如果徐景贤没有在“文革”的轨道上发迹，另外也会出现张景贤、王景贤此类的人物，一样鼓动克扣工资，一样让教师被毒打，我母亲的左上肢可能一样会被打断。徐景贤式的人物一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其特色就是对无辜平民的伤害。我在母亲的遗像后放上她的X光片，以警醒自己。
（作者为上海中国旅行社导游）
责任编辑 张 鑫 朱 力
注释：
①徐景贤在誓师大会上讲话来源：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筹）主办《红卫战报》196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