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 时在老家过年，印像最深的不是年夜饭，也不是压岁钱，却是新衣。母亲爱漂亮，又是个极其好强的女人，日子过得再紧，吃上可以马虎一些，头脸却必须是光鲜的。所以岁尾年终之际，一家人的新衣，便成了必置的年貨之一。
　　从小跟在母亲身边，自然很早就有了关于美的朦胧意识。一到腊月初，母亲就拎着一个装了布料的网兜，领着我和哥哥穿过长长的凭票供应的年货队伍，拐进丁字桥巷一爿门上贴着“金剪裁缝”招牌的小店铺。
　　我积存了一年的耐心，便在缓慢的路程中零零星星地丢了一地。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吩咐裁缝，裁得长一些，宽一些，明年还能穿。而我却只能踮着脚尖，用几近哀求的眼神暗示裁缝，短一些，紧一些呀。
　　裁缝极为精明，剪裁出来的新衣，总是落在母亲和我设想的那个尺寸的中间。
　　在那个色彩和线条都很匮乏的年代，母亲最离谱的想像，也只能停留在一条红色的领边和几个盘花扣子上。但这却已是我关于过年的全部企盼了。
　　几天后，母亲捧了新衣回家，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仔仔细细地叠平了，压在枕头底下。夜里躺下了，却睡不着，脸颊感受着枕头底下那一层薄薄的柔软，觉得自己与新衣是如此地近，却又是如此地遥不可及。
　　一整个腊月，就在这样细雨一样连绵的等待中缓慢地逶迤着。直到大年初一，当我终于穿上那一套带着生硬压痕的新衣，和母亲走在拜年的路上时，我和新衣之间，却已经有了一层久别重逢的陌生。
　　对过年和新衣的企盼，如同一条细软却柔韧的丝线，穿起了我散珠般无章无序的童年和少年岁月。后来我渐渐长大，离开了故乡，去上海求学。大学毕业后，又去北京工作。
　　再后来，就离开北京，来到加拿大留学。一次又一次离家，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对过年和新衣的记忆，便渐渐地消蚀在求学和求职的环节中，变得遥远而模糊起来。
　　记得初来加拿大的第一年，在地广人稀的卡加利城读书，一切都是陌生而寒冷的。寂寞如雨前的天空，低矮却又无所不在地罩住了我的视野和心情。
　　那时的电话费极贵，四加元一分钟。我舍不得打电话，只能一封又一封地写信回家。邮期一来一往就是一个月。待那一纸的凄惶终于飘过一汪大洋抵达那岸，而母亲的慰抚又飘洋过海地回到我手中时，早已时过境迁了。
　　那年的除夕夜，我打了第一通国际长途电话。家里那时还没有装电话，我只能打到邻居家，让她喊母亲来听电话。母亲的喘息声隔着一条电话线遥遥地温热了我的耳朵，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母亲也哽噎着，两下都说不出话来，却听见父亲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你说话，你说话呀，电话费贵着呢。”
　　父亲后来终于忍耐不住地抢过了话筒，问：“你妈给你做的新衣，国际邮包寄出去两个月了，赶上过年了吗？”我想说早收到了，嗓子里却堵塞着一团噎也噎不下去的柔软。
　　回头一算，去国离乡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世事发生了许多变化，国际长途电话费已经变成了数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月租，微信一跃而上成为了隔洋沟通的新宠。
　　我父亲在七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的母亲则很是垂暮了，自然也寄不动过年的新衣了。即使她还寄得动，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我早已受周遭环境的影响生出了与她迴异的审美观念。
　　在她的眼光里，我的衣装不是太长就是太短，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而且领口总是太低。甚至颜色，也似乎总是在隐隐地违拗着她的规范。
　　我现在隔几天就打电话回温州和母亲聊天，信却是再也不写了。在我定居的那个叫多伦多的城市里，每一个角落都住满了中国人。过年的喧闹几个月前就开始出现在报纸电视和电台的广告上。
　　然而关于新衣的企盼，早已被岁月的积尘严严实实地压在记忆的最底层，虽然不曾彻底忘记，却是极少想起了。我心里却比从前更加明白：过年不过是长长的岁月里的一些句逗，把日子分成一个一个的段落，好叫我们借机告诉亲人和朋友们：在这个段落里，我们活着，平安，也思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