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外国人，他们或在水深火热的年代，对我们危难中的祖国不离不弃；或在和平美好的年代，鼎力支持我们祖国的发展。可能有的同学还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值得我们了解和铭记，他们是我们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1928年，年轻的斯诺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中国。为了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主要城市。
　　 初到中国的几年中，斯诺耳闻了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他想：中国共产党是否真的是“南京政府”所说的“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
　　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红军？
　　 “去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
　　出来，公之于世，让人们都能了解。”斯诺萌生了去那块神秘的“红色土地”采访的想法。
　　 然而，要去实地采访，谈何容易？那里可是被国民党军队铁桶般地重重包围着。
　　 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的斯诺终于来到了陕北根据地。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欢迎，搜集到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他又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回到北平之后，斯诺很快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向北平的青年学生热情地介绍在陕北的见闻，放映他拍摄制作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了解到了“红色土地”的真实情况。
　　 1937年，他写成了后来驰名全球的著作——《西行漫记》。
　　 斯诺是到“红色土地”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他长期向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做了很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
　　
　　 约翰·拉贝1908年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进入德国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工作。1931年起，他来到南京开拓业务。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1937年的腥风血雨中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就只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1937年8月，日军对南京开始了狂轰滥炸。正在北戴河休假的拉贝，日夜兼程赶回南京，并坚持留在南京。因为他认为，自己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息息相关。
　　 他在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
　　 为了给炮火中的无辜百姓提供一个躲避的场所，拉贝和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友人设立了一个安全区。
　　 南京沦陷后，丧心病狂的日本军队开始了烧杀抢掠，顷刻间，安全区涌入了不计其数的难民，同时安全区也受到了日军的严重威胁。但拉贝和一些外国友人尽全力保护着安全区内的中国难民。
　　 拉贝以自己是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逼封锁安全区的日军放行，让粮食与药品能成功运抵，拯救了数十万人的性命。他还带头捐出存款，与大家一起凑钱购买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在这段时间里，拉贝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糖尿病每天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他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务必先拯救下这难民营中仍在苦苦挣扎的二十多万无辜百姓。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世珍老人说：“……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拉贝的行为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在当年那个无比黑暗的城市里，他无疑是一盏亮着的明灯。
　　
　　 对中国人来说，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中，萨马兰奇无疑是最著名的。
　　 萨马兰奇的中国情在他任奥委会主席之前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奥委会内部的保守势力敌视新中国，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在萨马兰奇的鼎力相助下，1979年，中国重回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0年，萨马兰奇执掌国际奥委会，而此时，奥林匹克运动正陷入危机，世界上出现了抵制奥运的风潮。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毅然派团出征。那年的奥运会上，许海峰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萨马兰奇亲自为许海峰颁奖。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萨马兰奇多年的愿望。早在1984年他访华时就建议：北京应该考虑申办奥运会。
　　 1993年，当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后，萨马兰奇热情地鼓励中国再次申办。如今，这个承载着所有中国人希望的梦想已经实现了，这和萨马兰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萨马兰奇曾经说过：“我一生得到过许多称号和荣誉，但我最珍惜的称号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尽管“昔人已乘黄鹤去”，但他们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却地久天长！
　　
　　 寻访追踪：同学们，像斯诺、拉贝、萨马兰奇这样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还有很多，找一找资料，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