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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是一个让你不断往内心深处走的城市，是一个可以让你完全沉下来的城市。在历经了十多年离乡背井漂泊无依的闯荡之后，我想找个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事实上根本没想我就回到了岳阳。岳阳对于我的意义是不假思索的。今天，我在这里除了一套房子之外什么也不曾拥有，我的存在和她散发出来的气味一样具有虚无的本质。然而，当夜深人静，便有像水一样的东西漫上来，我被它沉浸得深深的。这是别的城市不能给予我的。
作者简介
陈启文 1962年生，湖南临湘人，大学毕业。曾供职于教育、文化、出版等部门。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1982年开始创作，迄今已在《十月》《花城》《山花》《芙蓉》《中国作家》《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7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河床》，小说集《石牌村女人》《洗脚》，散文随笔精选集《季节深处》等，著述约400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入选中国年度最佳小说、散文随笔排行榜，多次获国内图书奖和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
（一）
对于这座城市就像我17岁的记忆一样，是从气味开始的。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城市，我选择了船这种方式，那会儿从我的故乡到岳阳走水路远比陆路方便。上船时正是日落时分，日落时分我总是心绪不宁，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总有一种没落的悲壮。我站在船头闷闷地朝水湾子里那个炊烟缭绕的小渔村张望，很长一段时间河谷里也是闷闷的。在船开动的那一刹那，河水突然一下子全红了，我也感到有种血一样的东西一下子渗透了自己。所谓故乡，也就是在那一刻显出了真义。
两百里水路，差不多走了一夜。从乡下到城市的距离，遥远的感觉是真实的。黑夜里浪涛低沉的声调充满了神秘感，我长时间压抑无声。在脱离了我生长了17年的现实之后，那种突出的离乡的伤感笼罩着我。那时我还无法预知从这个夜晚开始，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船到岳阳楼码头大约凌晨三四点，在静谧的水面上浮现出一座古楼的轮廓，他的出现像一片梦境，具有虚无的质感。这样就可以嗅到那种气味了，它从很深的地方钻出来，缓慢地移动着，不是从水里，似乎也不是来自那种深藏的岁月，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流动，我不是用鼻子而是用身体感觉着这种气味。但我无法把它描述出来，要理解它，我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
那个夜晚我一头挑着薄膜裹着的铺盖卷儿，一头挑着一口红漆木箱，从岳阳楼码头一直走到五里牌，沿途是很多的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两层三层的破旧房子和裸露着的黄土山岭，我把这些一一往心里默记，以便万一走错了道我还可以退回来。入秋不久，天气还异常闷热，肩上的担子压得我头昏脑胀，衣衫上很快就升腾起一股水蒸气。到五里牌时我已经动弹不得了，只倦怠地朝我未来的母校那边瞧着。现在，1979年的岳阳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连我的母校也不存在了，她变成了一座别的什么学校。而我，也早已认不得那个17岁的自己了。但我第一次嗅到了那种气味依然无所不在地到处弥漫，甚至在我远离这座城市之后，它也远远地追随而来。
城市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气味，人和建筑都只是它的投影。岳阳不大，但岳阳很深，她的深度就是因为在浮泛的声色之下潜伏着一种气味。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以恒久不移的耐心蕴积起来的，是在日常的面貌下提炼出的一种独特的精气，而且只有岳阳才有，你在别的城市嗅不到这样的气味，你嗅的只能是另一个世界的气味。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复品咂岳阳到底是怎样的气味。我在岳阳完成了几年短暂的学业之后便离开了这里，此后越走越远，走过许许多多的城市，然而不管走多远，不管朝着哪个方向，岳阳都是我往返途中小憩和出发的城市。这让我一次次地体味到了最初从乡下走出来的那种突出的伤感，我这才知道自己下意识地把岳阳当作自己的故乡了。这种感觉的深刻和强烈，已远远超越过长江边上那个水湾子里的小渔村，我现在想起她已觉十分模糊而又遥远，甚至会产生很深的幻觉。我很奇怪，我用了17年时间在那片生养之地培育起来的全部乡土情感，竟在短暂的时间里就被岳阳轻易地取代了。即使在我重新回到家乡的母校去教书时，我也觉得离她隔着什么。隔着的其实就是一座岳阳。而别的城市，那些我远比岳阳呆得更长的城市，却无法取代岳阳在我心中的位置，而只让我觉得生活在别处。至今我手里仍然持有张家界市的居民身份证，但在那里我从未找到过自己真实的身份。
岳阳是一个让你不断往内心深处走的城市，是一个可以让你完全沉下来的城市。在历经了十多年离乡背井漂泊无依的闯荡之后，我想找个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事实上根本没想我就回到了岳阳。岳阳对于我的意义是不假思索的。今天，我在这里除了一套房子之外什么也不曾拥有，我的存在和她散发出来的气味一样具有虚无的本质。然而，当夜深人静，便有像水一样的东西漫上来，我被它沉浸得深深的。这是别的城市不能给予我的。
（二）
二十多年前我走的最远的一条路，是从五里牌到奇家岭。很少坐车，基本上是走。我要去岳阳那所唯一的高校拜访几位诗友。印在油印小册子上的诗歌，像当时的整个中国诗坛一样朦胧。那种广阔而涌动的朦胧意象，总让我们在天黑了许久之后意犹未尽。
偶尔我也会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进热闹的影剧院旁边那座神秘的办公大楼。神秘只是我当初的感觉，因为楼里头有一份发表纯文学和新诗的杂志。每次走到楼底下，我静悄悄地呆在那里，仰起头来朝天上看，透过那些没有关好的窗子，我隐约看见里面轻轻晃过的背影，缥缈，高远，我像看天神似的。一座城市是该有这样一个精神家园的。它不要金鹗山公园这么大地方来安置，它也不要南胡广场那么灿烂的灯光来照亮，只要几张桌子就可以了，只要一点烛光就可以了。然而它却那么快就燃尽了自己，这座城市从此不仅少了一份发表文学和新诗的刊物，而且丧失了许多只能远远地触摸的东西。我不否定这座城市产生了更丰富的文化需求，当颜色复杂的文化或亚文化以泡沫的形式到处泛滥时，带来的却是心灵力量的弱化和精神的萎缩。城市是一种视觉文化，所有的城市都在加强视觉上的美感，难的是具备吸引人的内涵。很多人甚至把文化和精神混为一谈，这是许多城市面临的共同危机，精神的意义被文化符号偷换了。
对精神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是一位诗人，一位早就不再写诗的诗人，他叫杨凭墙，对于很多人来说肯定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他曾经与聂鑫森、贺振杨、田章夫并称为湖南四大工人诗人。1993年我在《洞庭湖》杂志社见到他时，他的真实身份还是工人，是从纸厂借调到杂志社来担任诗歌编辑的。我在三楼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口等他，看着他从楼道另一端尽头的卫生间里走出来，他一边走一边揉搓着他浓密的黑发，嘴里还哼着什么小调。当他走得更近时，我看到了他苍白瘦削的脸，我立刻就感觉到他的干净，有点病容的但是很干净。那双大眼里充满了天生的忧郁神情。在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的午后，最爱流汗的我却有一种沁凉如水的感觉。我还记得他用双肘支在桌上向前挥出头来跟我说话的样子，他的眼睛始终看着你，像羊一样纯净温和的神色。我们谈诗，谈这世间一切优美而又缥缈的东西，你甚至会觉得，同这个人不谈诗歌，不谈这些优美缥缈的东西，就觉得像犯罪似的。
一座城市有了这样一个人，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更加优美。就世俗的成功性而言，杨凭墙可以说是个失败者，现在他已经五十出头了，没职称，没出诗集，没当什么官也没有几个钱，但他身边始终都聚集着一些人，这些人被他身上微弱的力量缓慢地吸引过来，谈着一些同世俗生活很遥远又同灵魂很近的事情，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很纯洁的感觉。这个人甚至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某种精神象征。一个人走得离他很近时，肯定是因为内心对某种至善至美的东西的热爱，而当你离去，当你再也想不起还有这么个人时，你可能在世俗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自以为很重要的角色，这个人对于你已经毫无现实意义。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在我走得离他最近的时候，浮在脑子表层和一些硬挤进脑子里的东西，已把一切与现实无关的东西挤兑出局。当我开始想念他时，我的伤口正在往外面渗着鲜血。或许，纯粹的文学和诗歌，都是从伤口里倾吐出来的。你先看见了一个站在伤口边缘上的身影，然后才看见了在他背后慢慢浮现出的城市……
（三）
我问过很多人，问他们是否还记得1980年的东区礼堂？
没有多少人记得了，甚至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事实让我也不敢确定岳阳是否存在过什么东区，我在何年何月何日走进过那个礼堂？然而，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我是真的走进了那个礼堂，它的大致方位应该在现在的东茅岭街道办事处一带。那个我早已忘了是什么季节的夜晚，一个可以容纳数百人的礼堂变成了岳阳人的精神圣殿。世界历史上最隆重的一次欢迎仪式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欢迎哲学家笛卡尔，女王派了一艘由一位元帅指挥的军舰和一个特别使团专程迎接那位踌躇不决的哲学家。而岳阳，则以自己最强大的文学阵容，欢迎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等著名作家的莅临。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中仍有如耶稣降临一样的神圣感，很长时间都没有掌声，只看见一个一个的身影静穆地登上主席台，瞬间化作一个个照彻全场的大特写。而台下坐着的这数百人中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刘恪可能已经开始构思他的《红帆船》和《城与市》了，背着黄挎包从平江的大山沟里赶来的彭见明，将在两年之后写出他在全国获奖的短篇小说《那人 那山 那狗》，七年之后写出了《曹操与杨修》的陈亚先，那时还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在另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则坐着刘犁。爱吃鸭子的刘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穿透了枝蔓曲折的生活表象，把中国的乡土诗歌写到了让人流泪的程度。仅仅因为有了他们，有了《那人 那山 那狗》《红帆船》《曹操与杨修》和刘犁的《擂钵山》《牛背》，岳阳就是一个文学大市了。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内核，岳阳的精神内核无疑是岳阳楼。许多外地人对岳阳的感觉，还有那些从未到过岳阳的人对这座城市的全部想象，就是一座岳阳楼。如果把岳阳楼仅仅看作一个旅游景点或城市标志，你在岳阳楼呆上半个小时就可能开始发呆了。岳阳楼不仅只是表达了一种忧乐情怀，而且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的深刻感悟。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景点，它应该就安置在城市的精神结构之内。城市是一个整体，一个精神的整体，在它的大街小巷之中，应该笼罩着一种如烟似雾的氛围，否则这个城市就是建得再大，你也会感到它一览无余的粗糙与单调。
我在奇家岭住了八年，我的隔壁就是岳阳最高学府，现在的湖南理工学院。但我始终没有感觉到它的氛围，确切地说是我在东区礼堂感觉到的那种氛围，营造出一种氛围是比做学问、教书育人更难的，但也更有意义。长沙的岳麓山，武汉的珞珈山，北京的海淀，你往里边一走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学府气息。但奇家岭没有，至少是十分稀薄，这可能与校区过于分散有关，使得这里难以蕴集起一种只有高等学府特有的气场。
现在我已经从奇家岭搬了出来，搬进了闹市区的一条寂静的巷子里，我决心搬来这里的是因为在白天听见了一声鸟叫。我有好长时间没去奇家岭了，那里唯一令我忆念的是南湖。野生的南湖，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南湖，八年里，几乎每一个黄昏我都要去那里散步的南湖。我感受着她的美丽，也体味着她的悲伤。树被砍掉，山被推平，一个美丽的湖湾被填了起来，还有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泛着污浊泡沫的污水。她开始散发出另一种气味，一种我在金鹗山公园嗅到的被囚禁的动物的气味。在我即将搬出奇家岭的前夕，我站在三楼朝着南湖的阳台上，听见一声炮响，随即看见一股青灰色的烟云像蘑菇云一样腾起，三幢修在南湖边上的违章建筑被炸掉了。这是制度的力量。但是我想，制度虽然重要，最后还要靠人心的内在秩序来维持。城市必须具有人间的形式。城市也必须具有超越这种形式的诗意的眼光和感觉，来滤净和升华这座城市。当音乐与诗歌的节奏、旋律成为城市的内在结构，或许人们更容易建立对城市的一种信仰，一种爱。
今年是我在岳阳居住的第十二个年头。她给了我生活的气氛和写作的气氛。尽管有时也难免生出几分惶惑来，那也是因为我对她抱有一种更完美的渴望。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精确地描述最初嗅到的那种气味。但似乎已经明白，它或许只是为了提示城市里的一种生命，在你所能看到的城市背后，在流逝的时光背后还有更多的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作者简介
陈启文 1962年生，湖南临湘人，大学毕业。曾供职于教育、文化、出版等部门。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1982年开始创作，迄今已在《十月》《花城》《山花》《芙蓉》《中国作家》《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7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河床》，小说集《石牌村女人》《洗脚》，散文随笔精选集《季节深处》等，著述约400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入选中国年度最佳小说、散文随笔排行榜，多次获国内图书奖和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
（一）
对于这座城市就像我17岁的记忆一样，是从气味开始的。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城市，我选择了船这种方式，那会儿从我的故乡到岳阳走水路远比陆路方便。上船时正是日落时分，日落时分我总是心绪不宁，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总有一种没落的悲壮。我站在船头闷闷地朝水湾子里那个炊烟缭绕的小渔村张望，很长一段时间河谷里也是闷闷的。在船开动的那一刹那，河水突然一下子全红了，我也感到有种血一样的东西一下子渗透了自己。所谓故乡，也就是在那一刻显出了真义。
两百里水路，差不多走了一夜。从乡下到城市的距离，遥远的感觉是真实的。黑夜里浪涛低沉的声调充满了神秘感，我长时间压抑无声。在脱离了我生长了17年的现实之后，那种突出的离乡的伤感笼罩着我。那时我还无法预知从这个夜晚开始，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船到岳阳楼码头大约凌晨三四点，在静谧的水面上浮现出一座古楼的轮廓，他的出现像一片梦境，具有虚无的质感。这样就可以嗅到那种气味了，它从很深的地方钻出来，缓慢地移动着，不是从水里，似乎也不是来自那种深藏的岁月，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流动，我不是用鼻子而是用身体感觉着这种气味。但我无法把它描述出来，要理解它，我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
那个夜晚我一头挑着薄膜裹着的铺盖卷儿，一头挑着一口红漆木箱，从岳阳楼码头一直走到五里牌，沿途是很多的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两层三层的破旧房子和裸露着的黄土山岭，我把这些一一往心里默记，以便万一走错了道我还可以退回来。入秋不久，天气还异常闷热，肩上的担子压得我头昏脑胀，衣衫上很快就升腾起一股水蒸气。到五里牌时我已经动弹不得了，只倦怠地朝我未来的母校那边瞧着。现在，1979年的岳阳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连我的母校也不存在了，她变成了一座别的什么学校。而我，也早已认不得那个17岁的自己了。但我第一次嗅到了那种气味依然无所不在地到处弥漫，甚至在我远离这座城市之后，它也远远地追随而来。
城市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气味，人和建筑都只是它的投影。岳阳不大，但岳阳很深，她的深度就是因为在浮泛的声色之下潜伏着一种气味。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以恒久不移的耐心蕴积起来的，是在日常的面貌下提炼出的一种独特的精气，而且只有岳阳才有，你在别的城市嗅不到这样的气味，你嗅的只能是另一个世界的气味。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复品咂岳阳到底是怎样的气味。我在岳阳完成了几年短暂的学业之后便离开了这里，此后越走越远，走过许许多多的城市，然而不管走多远，不管朝着哪个方向，岳阳都是我往返途中小憩和出发的城市。这让我一次次地体味到了最初从乡下走出来的那种突出的伤感，我这才知道自己下意识地把岳阳当作自己的故乡了。这种感觉的深刻和强烈，已远远超越过长江边上那个水湾子里的小渔村，我现在想起她已觉十分模糊而又遥远，甚至会产生很深的幻觉。我很奇怪，我用了17年时间在那片生养之地培育起来的全部乡土情感，竟在短暂的时间里就被岳阳轻易地取代了。即使在我重新回到家乡的母校去教书时，我也觉得离她隔着什么。隔着的其实就是一座岳阳。而别的城市，那些我远比岳阳呆得更长的城市，却无法取代岳阳在我心中的位置，而只让我觉得生活在别处。至今我手里仍然持有张家界市的居民身份证，但在那里我从未找到过自己真实的身份。
岳阳是一个让你不断往内心深处走的城市，是一个可以让你完全沉下来的城市。在历经了十多年离乡背井漂泊无依的闯荡之后，我想找个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事实上根本没想我就回到了岳阳。岳阳对于我的意义是不假思索的。今天，我在这里除了一套房子之外什么也不曾拥有，我的存在和她散发出来的气味一样具有虚无的本质。然而，当夜深人静，便有像水一样的东西漫上来，我被它沉浸得深深的。这是别的城市不能给予我的。
（二）
二十多年前我走的最远的一条路，是从五里牌到奇家岭。很少坐车，基本上是走。我要去岳阳那所唯一的高校拜访几位诗友。印在油印小册子上的诗歌，像当时的整个中国诗坛一样朦胧。那种广阔而涌动的朦胧意象，总让我们在天黑了许久之后意犹未尽。
偶尔我也会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进热闹的影剧院旁边那座神秘的办公大楼。神秘只是我当初的感觉，因为楼里头有一份发表纯文学和新诗的杂志。每次走到楼底下，我静悄悄地呆在那里，仰起头来朝天上看，透过那些没有关好的窗子，我隐约看见里面轻轻晃过的背影，缥缈，高远，我像看天神似的。一座城市是该有这样一个精神家园的。它不要金鹗山公园这么大地方来安置，它也不要南胡广场那么灿烂的灯光来照亮，只要几张桌子就可以了，只要一点烛光就可以了。然而它却那么快就燃尽了自己，这座城市从此不仅少了一份发表文学和新诗的刊物，而且丧失了许多只能远远地触摸的东西。我不否定这座城市产生了更丰富的文化需求，当颜色复杂的文化或亚文化以泡沫的形式到处泛滥时，带来的却是心灵力量的弱化和精神的萎缩。城市是一种视觉文化，所有的城市都在加强视觉上的美感，难的是具备吸引人的内涵。很多人甚至把文化和精神混为一谈，这是许多城市面临的共同危机，精神的意义被文化符号偷换了。
对精神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是一位诗人，一位早就不再写诗的诗人，他叫杨凭墙，对于很多人来说肯定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他曾经与聂鑫森、贺振杨、田章夫并称为湖南四大工人诗人。1993年我在《洞庭湖》杂志社见到他时，他的真实身份还是工人，是从纸厂借调到杂志社来担任诗歌编辑的。我在三楼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口等他，看着他从楼道另一端尽头的卫生间里走出来，他一边走一边揉搓着他浓密的黑发，嘴里还哼着什么小调。当他走得更近时，我看到了他苍白瘦削的脸，我立刻就感觉到他的干净，有点病容的但是很干净。那双大眼里充满了天生的忧郁神情。在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的午后，最爱流汗的我却有一种沁凉如水的感觉。我还记得他用双肘支在桌上向前挥出头来跟我说话的样子，他的眼睛始终看着你，像羊一样纯净温和的神色。我们谈诗，谈这世间一切优美而又缥缈的东西，你甚至会觉得，同这个人不谈诗歌，不谈这些优美缥缈的东西，就觉得像犯罪似的。
一座城市有了这样一个人，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更加优美。就世俗的成功性而言，杨凭墙可以说是个失败者，现在他已经五十出头了，没职称，没出诗集，没当什么官也没有几个钱，但他身边始终都聚集着一些人，这些人被他身上微弱的力量缓慢地吸引过来，谈着一些同世俗生活很遥远又同灵魂很近的事情，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很纯洁的感觉。这个人甚至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某种精神象征。一个人走得离他很近时，肯定是因为内心对某种至善至美的东西的热爱，而当你离去，当你再也想不起还有这么个人时，你可能在世俗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自以为很重要的角色，这个人对于你已经毫无现实意义。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在我走得离他最近的时候，浮在脑子表层和一些硬挤进脑子里的东西，已把一切与现实无关的东西挤兑出局。当我开始想念他时，我的伤口正在往外面渗着鲜血。或许，纯粹的文学和诗歌，都是从伤口里倾吐出来的。你先看见了一个站在伤口边缘上的身影，然后才看见了在他背后慢慢浮现出的城市……
（三）
我问过很多人，问他们是否还记得1980年的东区礼堂？
没有多少人记得了，甚至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事实让我也不敢确定岳阳是否存在过什么东区，我在何年何月何日走进过那个礼堂？然而，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我是真的走进了那个礼堂，它的大致方位应该在现在的东茅岭街道办事处一带。那个我早已忘了是什么季节的夜晚，一个可以容纳数百人的礼堂变成了岳阳人的精神圣殿。世界历史上最隆重的一次欢迎仪式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欢迎哲学家笛卡尔，女王派了一艘由一位元帅指挥的军舰和一个特别使团专程迎接那位踌躇不决的哲学家。而岳阳，则以自己最强大的文学阵容，欢迎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等著名作家的莅临。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中仍有如耶稣降临一样的神圣感，很长时间都没有掌声，只看见一个一个的身影静穆地登上主席台，瞬间化作一个个照彻全场的大特写。而台下坐着的这数百人中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刘恪可能已经开始构思他的《红帆船》和《城与市》了，背着黄挎包从平江的大山沟里赶来的彭见明，将在两年之后写出他在全国获奖的短篇小说《那人 那山 那狗》，七年之后写出了《曹操与杨修》的陈亚先，那时还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在另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则坐着刘犁。爱吃鸭子的刘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穿透了枝蔓曲折的生活表象，把中国的乡土诗歌写到了让人流泪的程度。仅仅因为有了他们，有了《那人 那山 那狗》《红帆船》《曹操与杨修》和刘犁的《擂钵山》《牛背》，岳阳就是一个文学大市了。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内核，岳阳的精神内核无疑是岳阳楼。许多外地人对岳阳的感觉，还有那些从未到过岳阳的人对这座城市的全部想象，就是一座岳阳楼。如果把岳阳楼仅仅看作一个旅游景点或城市标志，你在岳阳楼呆上半个小时就可能开始发呆了。岳阳楼不仅只是表达了一种忧乐情怀，而且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的深刻感悟。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景点，它应该就安置在城市的精神结构之内。城市是一个整体，一个精神的整体，在它的大街小巷之中，应该笼罩着一种如烟似雾的氛围，否则这个城市就是建得再大，你也会感到它一览无余的粗糙与单调。
我在奇家岭住了八年，我的隔壁就是岳阳最高学府，现在的湖南理工学院。但我始终没有感觉到它的氛围，确切地说是我在东区礼堂感觉到的那种氛围，营造出一种氛围是比做学问、教书育人更难的，但也更有意义。长沙的岳麓山，武汉的珞珈山，北京的海淀，你往里边一走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学府气息。但奇家岭没有，至少是十分稀薄，这可能与校区过于分散有关，使得这里难以蕴集起一种只有高等学府特有的气场。
现在我已经从奇家岭搬了出来，搬进了闹市区的一条寂静的巷子里，我决心搬来这里的是因为在白天听见了一声鸟叫。我有好长时间没去奇家岭了，那里唯一令我忆念的是南湖。野生的南湖，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南湖，八年里，几乎每一个黄昏我都要去那里散步的南湖。我感受着她的美丽，也体味着她的悲伤。树被砍掉，山被推平，一个美丽的湖湾被填了起来，还有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泛着污浊泡沫的污水。她开始散发出另一种气味，一种我在金鹗山公园嗅到的被囚禁的动物的气味。在我即将搬出奇家岭的前夕，我站在三楼朝着南湖的阳台上，听见一声炮响，随即看见一股青灰色的烟云像蘑菇云一样腾起，三幢修在南湖边上的违章建筑被炸掉了。这是制度的力量。但是我想，制度虽然重要，最后还要靠人心的内在秩序来维持。城市必须具有人间的形式。城市也必须具有超越这种形式的诗意的眼光和感觉，来滤净和升华这座城市。当音乐与诗歌的节奏、旋律成为城市的内在结构，或许人们更容易建立对城市的一种信仰，一种爱。
今年是我在岳阳居住的第十二个年头。她给了我生活的气氛和写作的气氛。尽管有时也难免生出几分惶惑来，那也是因为我对她抱有一种更完美的渴望。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精确地描述最初嗅到的那种气味。但似乎已经明白，它或许只是为了提示城市里的一种生命，在你所能看到的城市背后，在流逝的时光背后还有更多的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