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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广泛。其间，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不仅他们所撰史著颇受时人喜好、推崇甚至跟进，而且他们所推举的史著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该效应在著史传史以及印刷迅猛发展的宋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同时，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史书流传宋代名人效应
〔中图分类号〕K09；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6-0085-09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些同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①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领袖人物和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该效应不仅对广大读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诱导力，而且还会促成读史治史的良好氛围，甚至引领史学风气。加之宋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受崇文国策以及科教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等因素影响，使得该问题在此时显得极为突出。那么史书在宋代流传时的名人效应究竟如何？
一、名家史著颇受时人喜好、推崇甚至跟进
宋代名家不仅凭借其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在朝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他们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人物，所撰史著往往会受到高度关注，并且能产生非同凡响的社会影响力。
一方面，宋代时人喜好、推崇名家史著之风甚盛。首先，宋代名家的许多史著不仅被官方所推行，而且还受到读者不同程度的喜爱。在此不妨以《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为例。如在仁宗时，主由欧阳修和宋祁编修的《新唐书》，以及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就颇得时人喜好。对此，杨杰在《唐史属辞序》中指出：“嘉祐中，其书（指《新唐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②又据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言：“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③再据邵伯温言：“今欧阳公《五代史》
颁之学官，盛行于世。”邵伯温撰，查清华、潘超群整理：《邵氏闻见录》卷15，《全宋笔记》第2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18～219页。甚至在当时，还有少儿对《新五代史》喜爱到一读成诵的地步。对此，胡寅言：王震字东卿，“幼而慧，不嬉游。年七岁，得欧阳公《五代史》，一读辄成诵。”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26《王震墓志铭》，中华书局，1993年，第595页。
同样，对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不少士人颇为喜好。如徐诩“性嗜学，隆冬冱寒，焚膏申旦，尤邃于经，熟于《左氏春秋》、《西汉书》，酷好《资治通鉴》。所居不庇风雨，日哦其间，人不见其喜愠。”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25《徐诩墓志铭》，中华书局，2007年，第4877页。又如孙椿年“间游四方，从老师宿儒受学，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汉书》、司马氏《通鉴》。平居至忘寝食，遇其得意，时时著说以发明三家奥指，多世儒所不及。”陆游撰，马亚中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卷39《孙椿年墓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26页。再如陈谦“幼专苦迅捷，初得《通鉴》录本，坐败敖昼夜读，数日略已尽，又论著其要，众咸骇异。”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25《陈谦墓志铭》，中华书局，2010年，第502页。它如据刘克庄所言，杜颖一生，“室无吹弹，囊无蓄积，惟酷嗜书，手钞《通鉴》，首末如一。”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50《杜颖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第5906页。以上诸例虽仅展现了一些士人阅读、抄录甚至感悟《资治通鉴》的感人场景，但从这些场景中，让我们感知到了该书对当时读者的巨大吸引力。
其次，宋人通过仔细阅读，对于名家及其史著有了深刻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其人其书表达了由衷的赞美。此类事例不少。其中，对于欧阳修及其论著，如据时人吕南公言：“前年初读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刘昫之谬，思见欧阳公所修书而无由得，不知永叔如何处五代之乱也？……又于京师见永叔所作《钱镠传》，亦甚核详。盖永叔多收野史记传，而去取从容也。但不知永叔书尽载十国君臣事迹果否？不尽载则又未免阙遗矣。”吕南公：《灌园集》卷15《与饶元礼论史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3册，第147～148页。在此吕氏将其读《钱镠传》的良好感受与迫切渴望完全展现了出来。又如晁公武高度赞扬欧阳修道：“至其作《唐书》、《五代史》，不愧班固、刘向也。”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9《欧阳文忠公集》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0页。可见晁氏极为看重欧阳修的史学才能。再如林之奇赞叹道：“《五代史记》事，记简而包括甚广。如《安重诲传》，数句是一个议论。又载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才数语尔，包尽多少事。如此等叙事，东坡以下未必能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记闻》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第382页。这是林氏以《新五代史》中的典型事例，来展现欧阳修在当时名家中的史学地位。
对于司马光及其史著，如陈瓘自言：“因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相业也。”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正史门·通鉴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6册，第221页。在此陈氏深入揭示了司马光编撰该书的政治意图。又如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苏天爵：《元文类》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7册，第399页。在此胡氏已将《资治通鉴》的功用提升到了关乎治政和社会伦理的新高度。再如朱熹明确指出：“《稽古录》一书可备经筵官僚进读。……宋莒公《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34《历代》一，《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76页。在此朱氏对《稽古录》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准确定位。 不仅如此，参编过《资治通鉴》并撰有《唐鉴》的范祖禹，缘于“《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脱脱：《宋史》卷337《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00页。具体而言，据朱熹记载：“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无它书，唯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崇宁中，（范）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且看《唐鉴》。’”朱熹撰，李伟国校点：《三朝名臣言行录集》卷13之一《内翰范公》，《朱子全书》第12册，第804页。此是与范氏同时代的名家看重《唐鉴》的明证。又理学家吕祖谦明确要求学者：“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吕祖谦撰，黄灵庚点校：《东莱吕太史别集》卷10《答聂与言》，《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由此表明，范祖禹及其《唐鉴》颇受时人推崇。
对于南宋朱熹、吕祖谦、陈傅良以及张栻等名家史著，时人亦多加赞美。如对于朱熹的部分著述，韩淲评论道：“晦翁初年编类文字，如《语》、《孟》集注、《五朝》《三朝言行录》，皆可传。”韩淲撰，孙菊园、郑世刚点校：《涧泉日记》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页。又如有关吕祖谦和陈傅良的一些史著，李心传评论说：“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中华书局，2000年，第692页。楼钥在评论陈傅良的《春秋后传》和《左氏章指》时指出：“（陈傅良）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他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哉！盖未有此书也。”楼钥：《攻媿集》卷51《止斋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791页。楼钥在此将陈氏史著提升到了新高度。再如对于张栻的《通鉴论笃》，陈振孙指出：该书“取《通鉴》中言论之精确者，表而出之。多或全篇，少至一二语，去取甚严，可以见前辈读书眼目之高。”⑥⑨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114、118页。由此说明张氏在史论方面具有极高的成就。
最后，名家史著由于受到读者欢迎，因此它们往往被不时刊刻，甚至有的被多地刻印。如对于司马光的多种史著，官私均有刻本传世。除《资治通鉴》外，仅据陈振孙言：《稽古录》“始刻于越，其后再刻于潭。越本《历年图》诸论聚见第十六卷，盖因图之旧也；潭本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故第十六卷惟存总论。”⑥可见该书越州本和潭州本还存在内容编排方面的差异。又如对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凭借朱熹声望以及朝廷推崇理学，官私均有刊刻。据赵希弁言：“真德秀刻于泉南，陈孔硕、李方子叙其后。希弁所藏蘷本，为板四千二百有奇。吉本二千八百，而且无陈、李二公之序。”B13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赵希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0、1112页。在以上赵氏所言三种刻本中，据严文儒先生考证得知：嘉定十二年真德秀泉州刻本，即温陵本（泉州别称温陵），系《通鉴纲目》初刻本，并且该书版被移送国子监，“以给四方之求”。参见严文儒：《〈通鉴纲目〉宋元版本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陈振孙明确指出：“今板在监中”。⑨到理宗嘉熙元年，朝廷曾下诏国子监刊行《资治通鉴纲目》。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1，中华书局，2010年，第98页。此外，吴燧在教授福州时，“储学廪之赢，葺庙学，刊《通鉴纲目》。”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47《吴燧神道碑》，中华书局，2001年，第5796页。凡此等等。再如对于楼钥的《东汉诏令》11卷，理宗绍定元年，范光在该书《后序》中指出：“先生生死文字间，茂制满家，少须荟蕞，次第流传。惟《东汉诏令》成书已久，手所勘订，当在他书先，亟求锓梓，俾与《西汉诏令》骈行，以续成一代典章。呜呼！先生又岂以此书为身后名哉！”林虑、楼昉：《两汉诏令》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6册，第1114页。与此类似，陈傅良的《开基事要》（一作《建隆编》）10卷，由其弟子“曹叔远序而刻之”。B13以上是名家门生弟子传刻其师史著的突出体现。
另一方面，宋代时人在热捧名家史著之余，一些追随者还以名人史著为阐释或者论述基础，积极从事史学创作活动。具体而言，一是为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一些追随者对自己所钟爱的名家史著做了必要注释。如《新唐书》流传后，到徽宗崇宁五年，董衡为《释音》25卷。宣和中，进士李绘以《旧书》参《新书》而为之注。同样，欧阳修撰《五代史记》74卷，门生徐无党为之作注。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2《正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62、564页。再是据杨万里言，虞允文“尝注《唐书》、《五代史》。”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20《虞允文神道碑》，中华书局，2007年，第4618页。又如对于《资治通鉴纲目》，布衣尹起莘撰《纲目发明》59卷，以发明“《纲目》义例”。又江珪和吕中撰《纲目论断》20卷，“论大书，以提要正变例而为之断”。此外，藏书家赵希弁撰有《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又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补注》，“以补诏敕奏篇等阙”。再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补注》，他自称“颇为详备”。③晃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赵希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0～1114、1114页。再如刘克庄在记述陈龟朋事迹时，指出：“君稍厌科举，经自注疏，至诸儒疑难问答。史自《左》、《马》、《班》、《范》至涑水《治鉴》、蜀李《长编》，皆手校口诵，傍注群疑。己见不足，则书纸背，谨楷如一。率鸡鸣起，丙夜始就枕。虽病，犹以某册某卷脱误某字未涂改为恨。”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64《陈处士黄夫人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第6383～6384页。此是普通士人执着阐释经史的典型例证。 二是一些追随者往往被名家及其史著所感染，于是他们承袭名家史著的体例和风格，积极从事续编工作。如受司马光修史做法的直接影响，龚颐正撰《续稽古录》1卷，“续司马文正《稽古录》之书也。文正止于治平，颐正起于熙宁，而迄于宁宗之初。”③又藏书家晁公武谈及《资治通鉴》，言其“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晃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此后他撰有《稽古后录》35卷。脱脱：《宋史》卷203《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124页。再是彭龟年撰有《镜古历年图》（一作《易览图》）。在该书《序》中，他指出：“公（指司马光）尝自周威烈至周世宗为《历年图》，年举大事。又尝修《国朝公卿年表》，仿司马法，各举大事于上。最后合二书为《稽古录》，可谓精当矣。然犹恨《稽古录》不如《历年图》，一览可尽见也。今世所传《图》，乃自汉而下，亦未尝年举大事，恐非其旧。姑因其《图》，实以《稽古录》，又参古[公]《资治通鉴》本书及《目录》、《举要》，即康节先生《皇极经世书》、新安朱氏《通鉴纲目》、东莱吕氏（曰）《大事记》、眉山李氏《通鉴长编》，谱而图之，名曰《易览图》，非以求简便也。”彭龟年：《止堂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第857页。可见他的《镜古历年图》，实系补充完善司马光《历年图》而成。不仅如此，据李心传言：“《续资治通鉴长编》者，李文简焘所修也。其书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而李心传所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据陈振孙言：“盖与李巽岩《长编》相续”。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又如哲宗元祐五年，范祖禹进《帝学》8卷。到宁宗嘉定十一年，李埴“纪五宗之懿，续祖禹之书”，为《续帝学》10卷。王应麟：《玉海》卷26《帝学》，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517页。再如朱熹撰《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此后李幼武撰有《名臣言行录》续集、别集和外集共51卷，以及钟尧俞撰有《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前后集共16卷，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38册，第598页。凡此等等。
三是一些时人对名家史著做了必要改编。如朱熹在谈到他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动机和目的时，指出：“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2《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02～1003页。可见该书是他欲以表明自己观点的有为之作。又如袁枢喜欢诵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脱脱：《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34页。于是在孝宗乾道九年出任严州州学教授时，便着力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
总之，以上三种依赖名家史著所形成的著史方式，相比较而言，前一种属于对原著本身内容与观点的有意阐发，而后两种则是由原著引发的连锁效应，它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进一步拓展了名家史著的影响范围。
二、名家对史著流传的助推作用
史书在流传时的命运虽然会受到史书自身质量、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读者的喜好程度，以及天灾人祸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名家对史书流传的助推作用则不可忽视。
首先，对于流传已久的历代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名家不仅将其视作治史经典，而且还作为了个人修身的精神法宝。其中，在对历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钱若水“有清识，风流儒雅，好学，善谈论，尤爱《西汉书》，常日读一卷。”张镃：《仕学规范》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5册，第27页。可见钱氏已将阅读《汉书》视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黄庭坚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黄庭坚撰，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外集》卷21《与宋子茂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8～1379页。由此可知黄氏已将《汉书》视作净化心灵的神丹妙药了。再如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脱脱：《宋史》卷445《汪藻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32页。在此汪氏将读史作为了终生爱好。
不仅如此，一些名家还乐意向他人推荐历史名著。如据王正德引《逸事》言：“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王正德：《余师录》卷1《曾子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0册第753页。又如黄庭坚在《与朱圣弼书》中言道：“公从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欢心。又勤于公家，可以无憾，惟少读书耳。能逐日辍一两时读《汉书》一卷，积一岁之力，所得多矣。遇事繁暂阙，明日辄续，则意味自相接。空时亦不须贪多，要有伦序耳。”黄庭坚撰，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别集》卷1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7页。这是黄氏针对朱圣弼的阅读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再如朱熹弟子饶宰问看《资治通鉴》如何，朱熹言：“《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1《读书法》下，《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这是朱氏从阅读不同体裁史书的难易程度考虑，给予弟子的答复。 其次，对于时人所撰史著，尤其是叙事颇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极大热情予以赞扬推荐。如对于刘恕及其《十国纪年》，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饱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65，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2～1353页。他又在该书末言：“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此后，薛季宣在《叙十国纪年》中亦论道：“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3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44页。在此司马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该书在同类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叶适在评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惟《续通鉴》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财有此书。’信之所聚也。”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12《巽岩集序》，中华书局，2010年，第210页。可见叶氏从乘时编修当代史著角度出发，已将李焘著述抬高到与《春秋》相提并论的高度。
再如黄日新撰有《通鉴韵语》9卷，据赵希弁言：“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周平园、朱晦翁、洪容斋、谢艮斋、杨诚斋、楼攻愧诸老先生皆为之序。”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赵希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3页。在推举该书的诸多名家中，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之书，学者读之，孰不有席卷篇帙，包举事辞，囊括百代，并吞千载之心？然其涯也浩，则其记览也艰；其绪也纷，则其诵数也苦，此学者通病也。予曰：‘……是书苟出而传学者，可以咏，可以弦，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记览之艰，今则艰者夷；昔也病诵数之苦，今则苦者怿。然则齐贤三十年成之之劳，学者一日享之之逸也。齐贤无负于学者矣！’”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81，中华书局，2007年，第3291～3292页。他又在该书《跋》中进而强调：“迂叟《通鉴》之书大，万万言不啻也。黄君齐贤终一事为四言，举四言得一事。卷而怀之，《通鉴》在袖间；诵而记之，《通鉴》在舌端矣。此学者之利也。”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99，中华书局，2007年，第3792页。在此杨氏从易读便携角度对该书优点做了精彩归纳。
它如对于孙甫的《唐史要论》（即《唐史论断》），据晁公武言：“欧阳永叔、司马温公、苏子瞻称其书议论精核，以为《旧史》所不及。”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又楼钥评论《皇极经世书》时言：“洛阳邵雍为《皇极经世书》，以为唐尧即天子位，岁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宁。又略载岁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之《绍运图》、《编年通载》、《诠要》等书，最为优焉。”楼钥：《攻媿集》卷53《历代帝王总要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824页。以上二例均以比较的视角，表明《唐史要论》和《皇极经世书》叙事特色鲜明。
如上事例不胜枚举。尤其到南宋时，随着宋代官私印刷业的迅猛发展，私家史著不断增多，名家以序、跋等方式推举普通学者著述的现象极为突出，甚至还出现如上述杨万里以序、跋并用来推举同一部著述，魏了翁推举同一作者裴及卿两部汉史著述《史汉四纪》和《汉注拾遗》的现象。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5《史汉四纪序》和《汉注拾遗序》，《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05册。
再次，对于编修体裁体例具有创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推举。如对于颇具创新性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78，中华书局，2007年，第3203～3204页。在此杨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对《通鉴纪事本末》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吕祖谦在该书《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吕祖谦撰，黄灵庚点校：《东莱吕太史文集》卷7《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朱熹在该书《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1，《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27页。可见吕氏和朱氏不仅表明该书具有便于学者的优点，而且还对其编纂学价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原书受到时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影响甚大。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得秀在《劝学文》中明确指出：“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书（按指张栻、朱熹），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10册。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在此时已成了学校重要参考教材。又理学家魏了翁在评价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时言：“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6《通鉴纲目发明序》，第205册。以此来突显该书的编撰价值。再是对于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指出：“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09册。在此真氏以自身阅读感受，对首次利用纲目体编成的本朝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如徐得之撰有《春秋左氏国纪》，是将《左传》改编成了分国纪年的史书。对此，陈傅良在该书《序》中称：“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余苦不多见书，然尝见唐阅《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所论断。今《国纪》有所论断矣，余故不复赞，而道其有功于左氏者，为之序。”陈傅良撰，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40，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由此说明陈氏经与同类书比较，认为该书对助读《左传》功效明显。
它如江镕在《通鉴节要序》中指出：“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鉴节要》，详略适宜。於两汉、隋、唐则精华必备，於六朝、五代则首末俱存，点抹以举其纲，标题以撮其要，识者宝之。其后建宁公默游晦庵先生门，尝以此书质之，先生深加赏叹，自是士友争相传录，益增重焉。”梁梦龙：《史要编》卷4，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1996年，第138册，第499页。此是经由名家朱熹推举称道，《通鉴节要》得以盛传的典型写照。
最后，虽然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顺利刊刻流传，却成了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此间，若有名家推举称赞，一些史著，尤其是流传较为稀少的史著，它们的命运便会有所转变。如对于孙甫《唐史论断》的流传命运，清人朱彝尊指出：“庐陵欧阳氏、涑水司马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交叹美之。绍兴中，曾镂板南剑州。端平间，复镌于东阳郡。今则流传寡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5《书孙氏唐史论断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8册，第164页。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历经司马光等名家盛赞，南宋时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对于南宋初的刊刻状况，张敦颐在该书末《题跋》中论述道：“其《史记》（指《唐史记》）全书自公殁，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见者，《论断》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来掌教延平，会朝廷宽镂书之禁，应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许流传。乃出此书，与学录郑待聘参考旧史，重加审订，锓木于泮宫，以与学者共焉。……是书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岁而后显，岂其传若有所待耶？”孙甫：《唐史论断》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第702页。由此说明该书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还与朝廷放宽镂书禁令密切相关。又如对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马光在该书《序》中论述道：“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乌敢以固陋而辞？”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65，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9～1360页。可见该书经文彦博和司马光推举帮助，才得以广为传布。
总而言之，从以上诸种情况来看，名家不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爱的史著，而且还常常受人邀请，以极高热情推举赞扬相关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扩大这些史著的流传范围。同时，在推举称赞方式上，他们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而且多从阅读者的角度论述问题。具体而言，名家们有时采用直接评论，有时则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个人亲身感受来说明阅读心得，由此彰显相关史著的优点，以期达到对相关史著流传、刊刻的助推作用。至于助推效果如何，则需结合其他因素做综合分析。
三、名人效应所引发的问题与反应
正因为名家在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颇受时人高度关注。不过，名家因不时会受到社会政治环境、修史体制、学术文化水平以及自身地位与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他们在著史、传史时难免出错而被有意指责，他们的特殊身份会被利用，他们的自身偏好会影响他人，凡此等等，均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反响。
一是名家史著不时会受到批评者责难。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成书后，年轻学者吴缜特意撰成《新唐书纠缪》和《五代史纂误》。对此，据王明清记述：“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肓、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后录》卷2，《全宋笔记》第6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12～113页。这是吴缜怨恨欧阳修未能荐己而撰史的通行说法。该说法未必全然可信，但吴缜不惧名流，大胆挑战权威，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如林駉所言：“世之好议论者曰：‘苏子由《古史》之作，而迁史无直笔；吴缜《纠谬》之出，而欧史无全美。’往往以微失细过吹毛求疵，噫，亦苛矣！”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9《史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2册，第296～298页。 又如对于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和朱熹主导编修的《资治通鉴纲目》，史家李心传评论道：“昔人著书，首尾多不相照，虽《资治通鉴》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编集非出一手故也。……朱文公《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草本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缉，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名，故有此误。余因诸生有问，亦为正之矣。”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中华书局，2000年，第692～693页。宋末周密亦指出：“《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擿前辈以为能也。”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13《纲目误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230页。与此类似，对于《八朝名臣言行录》，罗大经言：“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卷2甲编《二苏》，中华书局，1997年，第33页。可见如以上论说者所言，司马光和朱熹的史著因多种人为因素，导致纪事有误，认识有偏颇，并由此引发多方批评，甚至还出现“以指擿前辈为能”的现象。
二是在印刷业得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利用名人的社会影响力以助推史书流传，无疑是极为有效的。不过，正是由于书籍作为商品可以取利，因此，一些人便采取托名、伪造名人史著等方式，以达到盈利目的。如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辩误序》中揭示，司马光后裔司马伋“欲昌其家学，凡言书出于司马公者，必锓梓而行之，而不审其为时人傅会也”。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见《资治通鉴》第20册附录，中华书局，2005年，第187～188页。朱熹亦言道：“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34《历代》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73页。又如据陈振孙记述：《地理指掌图》1卷，税安礼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而“书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颇阙不备。”B11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0245～246页。可见陈氏所见书肆刊本已有意不注明作者，而且其内容阙略不备。同时，据费衮言：“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诠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讬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辑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升改废置州郡》一图，乃有崇宁以后迄于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费衮撰，金圆整理：《梁溪漫志》卷6《地里指掌图》，《全宋笔记》第5编第2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在此费氏对托名苏轼的刊本深表质疑。此后，清四库馆臣明确指出：“则此书之伪，南宋人固已言之，而流传刊本仍题轼名。”纪昀总纂，杨永林点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2《史部》28《地理类存目》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26页。由此可见，该书伪托本影响非同一般。
此外，有人因个人恩怨，故意质疑名家史著，使其在刊刻传世时遭受挫折。此如《吴郡志》50卷，范成大撰。据陈振孙言：“书始成未行，而石湖没。有求附见某事而弗得者，哗曰此非石湖笔也。太守不能决，藏其书学官。然周益公为范墓碑，述所著书目有焉。及绍定初，桐川李寿朋俦老为守，始取而刻之。而书止于绍熙，其后事实俾寮属用褚少孙《史记》例补成之。赵南塘履常作序，订其为石湖书不疑。”B11可见范成大所撰的《吴郡志》终经周必大和赵履常等努力而被确认、刊刻。
三是名家自身偏好对史著传阅范围与阅读导向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据袁文记述：“欧阳文忠公不喜《中说》，以为无所取，而司马温公酷爱之。杨文公不喜杜子美诗，而黄太史眷眷未尝辄去手。又苏东坡喜《汉书》而独不喜《史记》。夫《中说》、杜诗、《汉书》、《史记》，人人皆知其美，而诸公所见不同如此，岂亦性情之癖耶！”袁文撰，李伟国整理：《瓮牖闲评》卷5，《全宋笔记》第4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又如张方平“读史但观《太史公记》、班固《汉书》，以为犹足以传信也。”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附录王巩《张方平行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14页。这是张氏有自身偏好的鲜明写照。再如吕祖谦极为推崇《史记》，据朱熹言：“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22，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53页。它如郑樵极为推崇《史记》而不喜好《汉书》，他甚至认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通志·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2册，第4页。凡此等等。以上名家的这些偏好，常常会影响到敬仰者的读史选择甚至史学风气的转变。
最后，对于以上诸多与名人有关的不利情况，一方面，作为备受公众注目的名人，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荣誉，还是受到朝政斗争等政治因素影响，大多数名家往往出言谨，传史、撰史慎。如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言道：“闲中不曾作文字，祗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奈何奈何？……此小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惟道意与君谟，同此也。”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49，中华书局，2001年，第2455～2456页。正是由于《新五代史》的编修流传被欧阳修处理得如此谨慎，直到欧阳修去世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又如吕夏卿撰有《兵志》3卷，据晁公武记述：“公武得之于宇文时中，季蒙题其后云：‘夏卿修《唐史》，别著《兵志》三卷，自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鲍钦止吏部好藏书，苦求得之。其子无为太守恭孙偶言及，因恳借抄录于吴兴之山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这是吕氏自秘其书，他人尽力恳求而得以传录的典型例证。
另一方面，批评者虽对名人史著中的错误做了纠谬刊误，但正如前所述，由此也引发了社会上有人任意“雌黄前辈”的不良风气。对于这种凭借名人失误以扩大自身影响的做法，一些学者并不赞同。如据徐度记述：“（刘羲仲）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讬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徐度撰，朱凯、姜汉椿整理：《却扫编》卷中，《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又如周密评论道：“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19《著书之难》，中华书局，1983年，第351页。在此苏、周二人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是无论是历代名著还是本朝人所撰史著，无论是名家自撰的史著还是被名家推举的史著，一旦与名家有直接关联，便会在流传时产生名人效应。其间，尤其对于一般史著而言，无论其品质或内容如何，若经名人推举，它的社会关注度自然会有所提高。二是名人效应在印刷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史书作为书籍刊刻者和经营者争相获利的商品，他们选择、包装并推出的商品要广受读者喜爱，还需不时借助名人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如前所述，他们甚至不惜采取托名、伪造名人史著等卑劣手段，以骗取读者信任。同时，对于普通著史者而言，他们的史著若经名人推介，便会得到更多读者和书籍刊刻者与经营者的认可甚至喜爱，因此，普通著史者多方请求名人推举其作品在宋代表现得极为突出。此外，随着印本书的逐步增多，广大读者在选择史书时，也时常需要借助作为领袖人物的名家推荐。三是名人史著有时虽遭受诸多质疑，但瑕不掩瑜，这些史著仍然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四是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由此而言，名人对史书流传时的助推传播作用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史书流传宋代名人效应
〔中图分类号〕K09；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6-0085-09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些同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①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领袖人物和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该效应不仅对广大读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诱导力，而且还会促成读史治史的良好氛围，甚至引领史学风气。加之宋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受崇文国策以及科教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等因素影响，使得该问题在此时显得极为突出。那么史书在宋代流传时的名人效应究竟如何？
一、名家史著颇受时人喜好、推崇甚至跟进
宋代名家不仅凭借其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在朝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他们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人物，所撰史著往往会受到高度关注，并且能产生非同凡响的社会影响力。
一方面，宋代时人喜好、推崇名家史著之风甚盛。首先，宋代名家的许多史著不仅被官方所推行，而且还受到读者不同程度的喜爱。在此不妨以《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为例。如在仁宗时，主由欧阳修和宋祁编修的《新唐书》，以及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就颇得时人喜好。对此，杨杰在《唐史属辞序》中指出：“嘉祐中，其书（指《新唐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②又据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言：“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③再据邵伯温言：“今欧阳公《五代史》
颁之学官，盛行于世。”邵伯温撰，查清华、潘超群整理：《邵氏闻见录》卷15，《全宋笔记》第2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18～219页。甚至在当时，还有少儿对《新五代史》喜爱到一读成诵的地步。对此，胡寅言：王震字东卿，“幼而慧，不嬉游。年七岁，得欧阳公《五代史》，一读辄成诵。”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26《王震墓志铭》，中华书局，1993年，第595页。
同样，对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不少士人颇为喜好。如徐诩“性嗜学，隆冬冱寒，焚膏申旦，尤邃于经，熟于《左氏春秋》、《西汉书》，酷好《资治通鉴》。所居不庇风雨，日哦其间，人不见其喜愠。”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25《徐诩墓志铭》，中华书局，2007年，第4877页。又如孙椿年“间游四方，从老师宿儒受学，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汉书》、司马氏《通鉴》。平居至忘寝食，遇其得意，时时著说以发明三家奥指，多世儒所不及。”陆游撰，马亚中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卷39《孙椿年墓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26页。再如陈谦“幼专苦迅捷，初得《通鉴》录本，坐败敖昼夜读，数日略已尽，又论著其要，众咸骇异。”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25《陈谦墓志铭》，中华书局，2010年，第502页。它如据刘克庄所言，杜颖一生，“室无吹弹，囊无蓄积，惟酷嗜书，手钞《通鉴》，首末如一。”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50《杜颖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第5906页。以上诸例虽仅展现了一些士人阅读、抄录甚至感悟《资治通鉴》的感人场景，但从这些场景中，让我们感知到了该书对当时读者的巨大吸引力。
其次，宋人通过仔细阅读，对于名家及其史著有了深刻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其人其书表达了由衷的赞美。此类事例不少。其中，对于欧阳修及其论著，如据时人吕南公言：“前年初读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刘昫之谬，思见欧阳公所修书而无由得，不知永叔如何处五代之乱也？……又于京师见永叔所作《钱镠传》，亦甚核详。盖永叔多收野史记传，而去取从容也。但不知永叔书尽载十国君臣事迹果否？不尽载则又未免阙遗矣。”吕南公：《灌园集》卷15《与饶元礼论史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3册，第147～148页。在此吕氏将其读《钱镠传》的良好感受与迫切渴望完全展现了出来。又如晁公武高度赞扬欧阳修道：“至其作《唐书》、《五代史》，不愧班固、刘向也。”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9《欧阳文忠公集》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0页。可见晁氏极为看重欧阳修的史学才能。再如林之奇赞叹道：“《五代史记》事，记简而包括甚广。如《安重诲传》，数句是一个议论。又载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才数语尔，包尽多少事。如此等叙事，东坡以下未必能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记闻》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第382页。这是林氏以《新五代史》中的典型事例，来展现欧阳修在当时名家中的史学地位。
对于司马光及其史著，如陈瓘自言：“因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相业也。”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正史门·通鉴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6册，第221页。在此陈氏深入揭示了司马光编撰该书的政治意图。又如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苏天爵：《元文类》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7册，第399页。在此胡氏已将《资治通鉴》的功用提升到了关乎治政和社会伦理的新高度。再如朱熹明确指出：“《稽古录》一书可备经筵官僚进读。……宋莒公《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34《历代》一，《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76页。在此朱氏对《稽古录》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准确定位。 不仅如此，参编过《资治通鉴》并撰有《唐鉴》的范祖禹，缘于“《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脱脱：《宋史》卷337《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00页。具体而言，据朱熹记载：“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无它书，唯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崇宁中，（范）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且看《唐鉴》。’”朱熹撰，李伟国校点：《三朝名臣言行录集》卷13之一《内翰范公》，《朱子全书》第12册，第804页。此是与范氏同时代的名家看重《唐鉴》的明证。又理学家吕祖谦明确要求学者：“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吕祖谦撰，黄灵庚点校：《东莱吕太史别集》卷10《答聂与言》，《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由此表明，范祖禹及其《唐鉴》颇受时人推崇。
对于南宋朱熹、吕祖谦、陈傅良以及张栻等名家史著，时人亦多加赞美。如对于朱熹的部分著述，韩淲评论道：“晦翁初年编类文字，如《语》、《孟》集注、《五朝》《三朝言行录》，皆可传。”韩淲撰，孙菊园、郑世刚点校：《涧泉日记》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页。又如有关吕祖谦和陈傅良的一些史著，李心传评论说：“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中华书局，2000年，第692页。楼钥在评论陈傅良的《春秋后传》和《左氏章指》时指出：“（陈傅良）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他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哉！盖未有此书也。”楼钥：《攻媿集》卷51《止斋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791页。楼钥在此将陈氏史著提升到了新高度。再如对于张栻的《通鉴论笃》，陈振孙指出：该书“取《通鉴》中言论之精确者，表而出之。多或全篇，少至一二语，去取甚严，可以见前辈读书眼目之高。”⑥⑨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114、118页。由此说明张氏在史论方面具有极高的成就。
最后，名家史著由于受到读者欢迎，因此它们往往被不时刊刻，甚至有的被多地刻印。如对于司马光的多种史著，官私均有刻本传世。除《资治通鉴》外，仅据陈振孙言：《稽古录》“始刻于越，其后再刻于潭。越本《历年图》诸论聚见第十六卷，盖因图之旧也；潭本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故第十六卷惟存总论。”⑥可见该书越州本和潭州本还存在内容编排方面的差异。又如对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凭借朱熹声望以及朝廷推崇理学，官私均有刊刻。据赵希弁言：“真德秀刻于泉南，陈孔硕、李方子叙其后。希弁所藏蘷本，为板四千二百有奇。吉本二千八百，而且无陈、李二公之序。”B13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赵希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0、1112页。在以上赵氏所言三种刻本中，据严文儒先生考证得知：嘉定十二年真德秀泉州刻本，即温陵本（泉州别称温陵），系《通鉴纲目》初刻本，并且该书版被移送国子监，“以给四方之求”。参见严文儒：《〈通鉴纲目〉宋元版本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陈振孙明确指出：“今板在监中”。⑨到理宗嘉熙元年，朝廷曾下诏国子监刊行《资治通鉴纲目》。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1，中华书局，2010年，第98页。此外，吴燧在教授福州时，“储学廪之赢，葺庙学，刊《通鉴纲目》。”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47《吴燧神道碑》，中华书局，2001年，第5796页。凡此等等。再如对于楼钥的《东汉诏令》11卷，理宗绍定元年，范光在该书《后序》中指出：“先生生死文字间，茂制满家，少须荟蕞，次第流传。惟《东汉诏令》成书已久，手所勘订，当在他书先，亟求锓梓，俾与《西汉诏令》骈行，以续成一代典章。呜呼！先生又岂以此书为身后名哉！”林虑、楼昉：《两汉诏令》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6册，第1114页。与此类似，陈傅良的《开基事要》（一作《建隆编》）10卷，由其弟子“曹叔远序而刻之”。B13以上是名家门生弟子传刻其师史著的突出体现。
另一方面，宋代时人在热捧名家史著之余，一些追随者还以名人史著为阐释或者论述基础，积极从事史学创作活动。具体而言，一是为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一些追随者对自己所钟爱的名家史著做了必要注释。如《新唐书》流传后，到徽宗崇宁五年，董衡为《释音》25卷。宣和中，进士李绘以《旧书》参《新书》而为之注。同样，欧阳修撰《五代史记》74卷，门生徐无党为之作注。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2《正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62、564页。再是据杨万里言，虞允文“尝注《唐书》、《五代史》。”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20《虞允文神道碑》，中华书局，2007年，第4618页。又如对于《资治通鉴纲目》，布衣尹起莘撰《纲目发明》59卷，以发明“《纲目》义例”。又江珪和吕中撰《纲目论断》20卷，“论大书，以提要正变例而为之断”。此外，藏书家赵希弁撰有《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又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补注》，“以补诏敕奏篇等阙”。再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补注》，他自称“颇为详备”。③晃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赵希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0～1114、1114页。再如刘克庄在记述陈龟朋事迹时，指出：“君稍厌科举，经自注疏，至诸儒疑难问答。史自《左》、《马》、《班》、《范》至涑水《治鉴》、蜀李《长编》，皆手校口诵，傍注群疑。己见不足，则书纸背，谨楷如一。率鸡鸣起，丙夜始就枕。虽病，犹以某册某卷脱误某字未涂改为恨。”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64《陈处士黄夫人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第6383～6384页。此是普通士人执着阐释经史的典型例证。 二是一些追随者往往被名家及其史著所感染，于是他们承袭名家史著的体例和风格，积极从事续编工作。如受司马光修史做法的直接影响，龚颐正撰《续稽古录》1卷，“续司马文正《稽古录》之书也。文正止于治平，颐正起于熙宁，而迄于宁宗之初。”③又藏书家晁公武谈及《资治通鉴》，言其“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晃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此后他撰有《稽古后录》35卷。脱脱：《宋史》卷203《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124页。再是彭龟年撰有《镜古历年图》（一作《易览图》）。在该书《序》中，他指出：“公（指司马光）尝自周威烈至周世宗为《历年图》，年举大事。又尝修《国朝公卿年表》，仿司马法，各举大事于上。最后合二书为《稽古录》，可谓精当矣。然犹恨《稽古录》不如《历年图》，一览可尽见也。今世所传《图》，乃自汉而下，亦未尝年举大事，恐非其旧。姑因其《图》，实以《稽古录》，又参古[公]《资治通鉴》本书及《目录》、《举要》，即康节先生《皇极经世书》、新安朱氏《通鉴纲目》、东莱吕氏（曰）《大事记》、眉山李氏《通鉴长编》，谱而图之，名曰《易览图》，非以求简便也。”彭龟年：《止堂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第857页。可见他的《镜古历年图》，实系补充完善司马光《历年图》而成。不仅如此，据李心传言：“《续资治通鉴长编》者，李文简焘所修也。其书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而李心传所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据陈振孙言：“盖与李巽岩《长编》相续”。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又如哲宗元祐五年，范祖禹进《帝学》8卷。到宁宗嘉定十一年，李埴“纪五宗之懿，续祖禹之书”，为《续帝学》10卷。王应麟：《玉海》卷26《帝学》，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517页。再如朱熹撰《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此后李幼武撰有《名臣言行录》续集、别集和外集共51卷，以及钟尧俞撰有《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前后集共16卷，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38册，第598页。凡此等等。
三是一些时人对名家史著做了必要改编。如朱熹在谈到他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动机和目的时，指出：“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2《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02～1003页。可见该书是他欲以表明自己观点的有为之作。又如袁枢喜欢诵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脱脱：《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34页。于是在孝宗乾道九年出任严州州学教授时，便着力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
总之，以上三种依赖名家史著所形成的著史方式，相比较而言，前一种属于对原著本身内容与观点的有意阐发，而后两种则是由原著引发的连锁效应，它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进一步拓展了名家史著的影响范围。
二、名家对史著流传的助推作用
史书在流传时的命运虽然会受到史书自身质量、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读者的喜好程度，以及天灾人祸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名家对史书流传的助推作用则不可忽视。
首先，对于流传已久的历代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名家不仅将其视作治史经典，而且还作为了个人修身的精神法宝。其中，在对历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钱若水“有清识，风流儒雅，好学，善谈论，尤爱《西汉书》，常日读一卷。”张镃：《仕学规范》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5册，第27页。可见钱氏已将阅读《汉书》视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黄庭坚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黄庭坚撰，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外集》卷21《与宋子茂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8～1379页。由此可知黄氏已将《汉书》视作净化心灵的神丹妙药了。再如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脱脱：《宋史》卷445《汪藻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32页。在此汪氏将读史作为了终生爱好。
不仅如此，一些名家还乐意向他人推荐历史名著。如据王正德引《逸事》言：“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王正德：《余师录》卷1《曾子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0册第753页。又如黄庭坚在《与朱圣弼书》中言道：“公从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欢心。又勤于公家，可以无憾，惟少读书耳。能逐日辍一两时读《汉书》一卷，积一岁之力，所得多矣。遇事繁暂阙，明日辄续，则意味自相接。空时亦不须贪多，要有伦序耳。”黄庭坚撰，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别集》卷1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7页。这是黄氏针对朱圣弼的阅读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再如朱熹弟子饶宰问看《资治通鉴》如何，朱熹言：“《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1《读书法》下，《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这是朱氏从阅读不同体裁史书的难易程度考虑，给予弟子的答复。 其次，对于时人所撰史著，尤其是叙事颇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极大热情予以赞扬推荐。如对于刘恕及其《十国纪年》，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饱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65，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2～1353页。他又在该书末言：“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此后，薛季宣在《叙十国纪年》中亦论道：“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3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44页。在此司马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该书在同类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叶适在评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惟《续通鉴》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财有此书。’信之所聚也。”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12《巽岩集序》，中华书局，2010年，第210页。可见叶氏从乘时编修当代史著角度出发，已将李焘著述抬高到与《春秋》相提并论的高度。
再如黄日新撰有《通鉴韵语》9卷，据赵希弁言：“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周平园、朱晦翁、洪容斋、谢艮斋、杨诚斋、楼攻愧诸老先生皆为之序。”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赵希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3页。在推举该书的诸多名家中，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之书，学者读之，孰不有席卷篇帙，包举事辞，囊括百代，并吞千载之心？然其涯也浩，则其记览也艰；其绪也纷，则其诵数也苦，此学者通病也。予曰：‘……是书苟出而传学者，可以咏，可以弦，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记览之艰，今则艰者夷；昔也病诵数之苦，今则苦者怿。然则齐贤三十年成之之劳，学者一日享之之逸也。齐贤无负于学者矣！’”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81，中华书局，2007年，第3291～3292页。他又在该书《跋》中进而强调：“迂叟《通鉴》之书大，万万言不啻也。黄君齐贤终一事为四言，举四言得一事。卷而怀之，《通鉴》在袖间；诵而记之，《通鉴》在舌端矣。此学者之利也。”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99，中华书局，2007年，第3792页。在此杨氏从易读便携角度对该书优点做了精彩归纳。
它如对于孙甫的《唐史要论》（即《唐史论断》），据晁公武言：“欧阳永叔、司马温公、苏子瞻称其书议论精核，以为《旧史》所不及。”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又楼钥评论《皇极经世书》时言：“洛阳邵雍为《皇极经世书》，以为唐尧即天子位，岁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宁。又略载岁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之《绍运图》、《编年通载》、《诠要》等书，最为优焉。”楼钥：《攻媿集》卷53《历代帝王总要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824页。以上二例均以比较的视角，表明《唐史要论》和《皇极经世书》叙事特色鲜明。
如上事例不胜枚举。尤其到南宋时，随着宋代官私印刷业的迅猛发展，私家史著不断增多，名家以序、跋等方式推举普通学者著述的现象极为突出，甚至还出现如上述杨万里以序、跋并用来推举同一部著述，魏了翁推举同一作者裴及卿两部汉史著述《史汉四纪》和《汉注拾遗》的现象。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5《史汉四纪序》和《汉注拾遗序》，《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05册。
再次，对于编修体裁体例具有创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推举。如对于颇具创新性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78，中华书局，2007年，第3203～3204页。在此杨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对《通鉴纪事本末》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吕祖谦在该书《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吕祖谦撰，黄灵庚点校：《东莱吕太史文集》卷7《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朱熹在该书《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1，《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27页。可见吕氏和朱氏不仅表明该书具有便于学者的优点，而且还对其编纂学价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原书受到时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影响甚大。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得秀在《劝学文》中明确指出：“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书（按指张栻、朱熹），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10册。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在此时已成了学校重要参考教材。又理学家魏了翁在评价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时言：“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6《通鉴纲目发明序》，第205册。以此来突显该书的编撰价值。再是对于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指出：“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09册。在此真氏以自身阅读感受，对首次利用纲目体编成的本朝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如徐得之撰有《春秋左氏国纪》，是将《左传》改编成了分国纪年的史书。对此，陈傅良在该书《序》中称：“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余苦不多见书，然尝见唐阅《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所论断。今《国纪》有所论断矣，余故不复赞，而道其有功于左氏者，为之序。”陈傅良撰，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40，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由此说明陈氏经与同类书比较，认为该书对助读《左传》功效明显。
它如江镕在《通鉴节要序》中指出：“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鉴节要》，详略适宜。於两汉、隋、唐则精华必备，於六朝、五代则首末俱存，点抹以举其纲，标题以撮其要，识者宝之。其后建宁公默游晦庵先生门，尝以此书质之，先生深加赏叹，自是士友争相传录，益增重焉。”梁梦龙：《史要编》卷4，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1996年，第138册，第499页。此是经由名家朱熹推举称道，《通鉴节要》得以盛传的典型写照。
最后，虽然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顺利刊刻流传，却成了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此间，若有名家推举称赞，一些史著，尤其是流传较为稀少的史著，它们的命运便会有所转变。如对于孙甫《唐史论断》的流传命运，清人朱彝尊指出：“庐陵欧阳氏、涑水司马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交叹美之。绍兴中，曾镂板南剑州。端平间，复镌于东阳郡。今则流传寡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5《书孙氏唐史论断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8册，第164页。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历经司马光等名家盛赞，南宋时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对于南宋初的刊刻状况，张敦颐在该书末《题跋》中论述道：“其《史记》（指《唐史记》）全书自公殁，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见者，《论断》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来掌教延平，会朝廷宽镂书之禁，应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许流传。乃出此书，与学录郑待聘参考旧史，重加审订，锓木于泮宫，以与学者共焉。……是书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岁而后显，岂其传若有所待耶？”孙甫：《唐史论断》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第702页。由此说明该书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还与朝廷放宽镂书禁令密切相关。又如对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马光在该书《序》中论述道：“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乌敢以固陋而辞？”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65，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9～1360页。可见该书经文彦博和司马光推举帮助，才得以广为传布。
总而言之，从以上诸种情况来看，名家不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爱的史著，而且还常常受人邀请，以极高热情推举赞扬相关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扩大这些史著的流传范围。同时，在推举称赞方式上，他们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而且多从阅读者的角度论述问题。具体而言，名家们有时采用直接评论，有时则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个人亲身感受来说明阅读心得，由此彰显相关史著的优点，以期达到对相关史著流传、刊刻的助推作用。至于助推效果如何，则需结合其他因素做综合分析。
三、名人效应所引发的问题与反应
正因为名家在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颇受时人高度关注。不过，名家因不时会受到社会政治环境、修史体制、学术文化水平以及自身地位与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他们在著史、传史时难免出错而被有意指责，他们的特殊身份会被利用，他们的自身偏好会影响他人，凡此等等，均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反响。
一是名家史著不时会受到批评者责难。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成书后，年轻学者吴缜特意撰成《新唐书纠缪》和《五代史纂误》。对此，据王明清记述：“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肓、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后录》卷2，《全宋笔记》第6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12～113页。这是吴缜怨恨欧阳修未能荐己而撰史的通行说法。该说法未必全然可信，但吴缜不惧名流，大胆挑战权威，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如林駉所言：“世之好议论者曰：‘苏子由《古史》之作，而迁史无直笔；吴缜《纠谬》之出，而欧史无全美。’往往以微失细过吹毛求疵，噫，亦苛矣！”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9《史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2册，第296～298页。 又如对于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和朱熹主导编修的《资治通鉴纲目》，史家李心传评论道：“昔人著书，首尾多不相照，虽《资治通鉴》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编集非出一手故也。……朱文公《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草本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缉，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名，故有此误。余因诸生有问，亦为正之矣。”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中华书局，2000年，第692～693页。宋末周密亦指出：“《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擿前辈以为能也。”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13《纲目误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230页。与此类似，对于《八朝名臣言行录》，罗大经言：“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卷2甲编《二苏》，中华书局，1997年，第33页。可见如以上论说者所言，司马光和朱熹的史著因多种人为因素，导致纪事有误，认识有偏颇，并由此引发多方批评，甚至还出现“以指擿前辈为能”的现象。
二是在印刷业得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利用名人的社会影响力以助推史书流传，无疑是极为有效的。不过，正是由于书籍作为商品可以取利，因此，一些人便采取托名、伪造名人史著等方式，以达到盈利目的。如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辩误序》中揭示，司马光后裔司马伋“欲昌其家学，凡言书出于司马公者，必锓梓而行之，而不审其为时人傅会也”。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见《资治通鉴》第20册附录，中华书局，2005年，第187～188页。朱熹亦言道：“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34《历代》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73页。又如据陈振孙记述：《地理指掌图》1卷，税安礼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而“书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颇阙不备。”B11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0245～246页。可见陈氏所见书肆刊本已有意不注明作者，而且其内容阙略不备。同时，据费衮言：“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诠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讬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辑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升改废置州郡》一图，乃有崇宁以后迄于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费衮撰，金圆整理：《梁溪漫志》卷6《地里指掌图》，《全宋笔记》第5编第2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在此费氏对托名苏轼的刊本深表质疑。此后，清四库馆臣明确指出：“则此书之伪，南宋人固已言之，而流传刊本仍题轼名。”纪昀总纂，杨永林点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2《史部》28《地理类存目》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26页。由此可见，该书伪托本影响非同一般。
此外，有人因个人恩怨，故意质疑名家史著，使其在刊刻传世时遭受挫折。此如《吴郡志》50卷，范成大撰。据陈振孙言：“书始成未行，而石湖没。有求附见某事而弗得者，哗曰此非石湖笔也。太守不能决，藏其书学官。然周益公为范墓碑，述所著书目有焉。及绍定初，桐川李寿朋俦老为守，始取而刻之。而书止于绍熙，其后事实俾寮属用褚少孙《史记》例补成之。赵南塘履常作序，订其为石湖书不疑。”B11可见范成大所撰的《吴郡志》终经周必大和赵履常等努力而被确认、刊刻。
三是名家自身偏好对史著传阅范围与阅读导向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据袁文记述：“欧阳文忠公不喜《中说》，以为无所取，而司马温公酷爱之。杨文公不喜杜子美诗，而黄太史眷眷未尝辄去手。又苏东坡喜《汉书》而独不喜《史记》。夫《中说》、杜诗、《汉书》、《史记》，人人皆知其美，而诸公所见不同如此，岂亦性情之癖耶！”袁文撰，李伟国整理：《瓮牖闲评》卷5，《全宋笔记》第4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又如张方平“读史但观《太史公记》、班固《汉书》，以为犹足以传信也。”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附录王巩《张方平行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14页。这是张氏有自身偏好的鲜明写照。再如吕祖谦极为推崇《史记》，据朱熹言：“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22，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53页。它如郑樵极为推崇《史记》而不喜好《汉书》，他甚至认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通志·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2册，第4页。凡此等等。以上名家的这些偏好，常常会影响到敬仰者的读史选择甚至史学风气的转变。
最后，对于以上诸多与名人有关的不利情况，一方面，作为备受公众注目的名人，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荣誉，还是受到朝政斗争等政治因素影响，大多数名家往往出言谨，传史、撰史慎。如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言道：“闲中不曾作文字，祗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奈何奈何？……此小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惟道意与君谟，同此也。”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49，中华书局，2001年，第2455～2456页。正是由于《新五代史》的编修流传被欧阳修处理得如此谨慎，直到欧阳修去世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又如吕夏卿撰有《兵志》3卷，据晁公武记述：“公武得之于宇文时中，季蒙题其后云：‘夏卿修《唐史》，别著《兵志》三卷，自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鲍钦止吏部好藏书，苦求得之。其子无为太守恭孙偶言及，因恳借抄录于吴兴之山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这是吕氏自秘其书，他人尽力恳求而得以传录的典型例证。
另一方面，批评者虽对名人史著中的错误做了纠谬刊误，但正如前所述，由此也引发了社会上有人任意“雌黄前辈”的不良风气。对于这种凭借名人失误以扩大自身影响的做法，一些学者并不赞同。如据徐度记述：“（刘羲仲）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讬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徐度撰，朱凯、姜汉椿整理：《却扫编》卷中，《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又如周密评论道：“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19《著书之难》，中华书局，1983年，第351页。在此苏、周二人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是无论是历代名著还是本朝人所撰史著，无论是名家自撰的史著还是被名家推举的史著，一旦与名家有直接关联，便会在流传时产生名人效应。其间，尤其对于一般史著而言，无论其品质或内容如何，若经名人推举，它的社会关注度自然会有所提高。二是名人效应在印刷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史书作为书籍刊刻者和经营者争相获利的商品，他们选择、包装并推出的商品要广受读者喜爱，还需不时借助名人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如前所述，他们甚至不惜采取托名、伪造名人史著等卑劣手段，以骗取读者信任。同时，对于普通著史者而言，他们的史著若经名人推介，便会得到更多读者和书籍刊刻者与经营者的认可甚至喜爱，因此，普通著史者多方请求名人推举其作品在宋代表现得极为突出。此外，随着印本书的逐步增多，广大读者在选择史书时，也时常需要借助作为领袖人物的名家推荐。三是名人史著有时虽遭受诸多质疑，但瑕不掩瑜，这些史著仍然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四是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由此而言，名人对史书流传时的助推传播作用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