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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手：刘沛然、严寄洲是我的两个恩师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勇手塑造的机智、勇敢的基层指挥员形象，至今令观众难忘，如《奇袭》中的连长方勇、《英雄虎胆》中的侦察参谋耿浩、《林海雪原》中的传奇英雄少剑波。或许还因为邻居家8岁的小孩说的一句话“那个《奇袭》里的男一号长得特帅”，最终敲定了这次采访。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军事电影的高产期，这一时期的知名演员大都有过从军的经历，如张良、王心刚、张勇手、王润身、张平、于洋等。但鲜有像张勇手那样在“摸不着东南西北”的情况下一下子成为电影演员的。
张勇手老师回忆说：“我从事电影工作，应该说非常偶然。当时我在野战军的一个文工团。1956年，八一厂要拍几部故事片，包括《柳堡的故事》、《黑山阻击战》。突然有一天，摄制组来文工团，实际上是《柳堡的故事》在选演员，我当时完全摸不着东南西北，做了个小品，拍了几张照片，人家就走了。过了大约一两个月，送来了《黑山阻击战》的剧本，注明让我演里面的连长。当时也没当成个事，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接到电报，要我到北京试镜头。1957年初，我拿着部队开的单子，一路‘换票’坐火车来到北京，找了辆三轮把我送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那时的八一厂连院墙都没有。打了个电话，我被剧组的人接进去。办公室光线挺昏暗，导演叫刘沛然，就是《南征北战》里浑身带着泥土味儿好像刚从某连拉来的那个连长。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只觉得这个人胖胖的、黑黑的，他是文工团团长，后来到八一厂，三十来岁，已经是中校了。我说我奉命前来报到，他看了看我，用浓重的河北口音说了一句话：行啦，你回去拿行李吧。我掉头就走，北京一天都没待，很快就坐火车回去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到了八一厂，其实就是演《黑山阻击战》中的那个连长，可一演就是一年啊！这部戏可把我熬惨了，一天的指标是拍6个镜头，每个镜头磨好几个小时，没干过啊，受不了，好不容易熬到年底，我想还是回文工团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回到文工团，张勇手当上队长，上级叫他到浙江温州打前站，为友邻部队慰问演出。刚到温州，在汽车上，张勇手打了个喷嚏，把皮带给震断了，当时穿的是那种大裤裆的老棉裤，只好用手提着，下了汽车，到军队招待所，打听哪有卖皮带的，人说：温州哪儿都有卖皮带的。他就跟招待所的人说先去买皮带，回来再登记号码，就在买皮带的过程中，部队的电话来了，叫他立即回北京补镜头。
“军人是最听命令的，我急急地赶到北京，其实一个月都没有补镜头，还在商量，但叫你来你就得马上来。当时还算借调。在补镜头的过程中，严寄洲导演要拍《英雄虎胆》，片中有一个侦察参谋耿浩，他说这个角色不错，要我琢磨琢磨。我说：我不是八一厂的人，我是借来的。他说你看看剧本。其实，当时已经在办我的手续，只不过我不知道。”
1958年，张勇手正式调入八一厂。他第一次把行李搬进来是因为刘沛然的一句话；第二次搬行李是因为拍严寄洲的《英雄虎胆》。命运也许就是这样，在必然中充满了偶然的因素，事后看，他那个震断皮带的“喷嚏”或许就是种“预兆”，“这次不仅搬行李，连家眷也一起‘搬’来了。我成家比较早，当时24岁，23岁就有了第一个孩子……”
刘沛然，河北深泽县人，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电影艺术家。1951年，刘沛然在著名导演成荫导演的《南征北战》中饰演张连长，受到观众的好评，1959年，刘沛然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导演了《林海雪原》，获得极大成功。刘沛然在影片中采用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发挥了电影艺术时空灵活的特长，拍得自然真实，并且在人物塑造上改变对英雄人物“高、大、全”的表现模式，把杨子荣这个英雄人物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变化，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物。而张勇手在《林海雪原》中塑造的传奇英雄少剑波，也同样成为一个经典银幕形象，深得几代电影观众的喜爱。2014年11月18日，刘沛然在北京逝世。
严寄洲，1917年8月生于江苏常熟。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在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文工团任演员。1940年入一二零师战斗剧社任编导，创作话剧《甄家庄战斗》，秧歌剧《开荒一日》等。这些剧作获得七·七文艺奖金，并由吕梁出版社、战斗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后任西北野战军战斗剧社编导，参与创作话剧《九股山的英雄》、《女英雄刘胡兰》等。1949年后在成都军管会文艺处从事电影审查工作，大量看片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1953年严寄洲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最初导演纪录片及短故事片，如《战斗里成长》，以通俗的叙述手法展现战争年代的父子情，影片较好地渲染了时代气氛和人物情绪。1958年以后，严寄洲连续导演了《英雄虎胆》、《海鹰》、《赤峰号》、《一日千里》等多部影片，在导演手法上日益成熟。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了《带兵的人》、《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片，《哥俩好》采用讽刺喜剧的样式，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我军亲密的官兵关系和热情活泼的训练生活。根据小说改编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矛盾线索众多，但严寄洲将人物安排在矛盾的中心，戏剧冲突强烈，在弦最紧处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点。他善于运用镜头钩织出波澜起伏、层层涌进的矛盾冲突，推动剧情发展，在经营悬念方面颇见功力。现实主义是严寄洲一直坚持的创作方法，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严寄洲以旺盛的创作热情拍摄了《二泉映月》，之后还拍摄了《陈赓蒙难》、《陈赓脱险》、《女间谍的遗书》、《死亡集中营》、《猎豹出击》等影片。严寄洲擅长导演斗争激烈，矛盾冲突尖锐，情节紧张，具惊险样式的片子，尤其是反映部队生活的影片。
张勇手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但提到挖掘和培养自己的两位导演伯乐时依然充满感激之情，“刘沛然、严寄洲是我的两个恩师。我没上过专门的学校，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就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在部队里蹦蹦跳跳，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的时候，居然‘混入’了电影演员的行列……”
张勇手老师住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附近。干休所经常组织去钓鱼，张老有时觉得不过瘾，还自己开车两个多小时，找个僻静的地方继续享受钓鱼之乐。不过，张老是只钓不吃。他总结钓鱼有四点好处：感受自然的田野芬芳，呼吸清新的河畔空气，忘掉尘世的名利纠缠，培养超脱的晚年心境。张老说，子女平时不回来，自己的空闲时间靠八哥陪伴。每天给八哥喂20条面包虫，看着它吃得饱饱的，就如同自己美餐了一顿。 “三毛”王龙基在街上玩弹子球时被严恭导演一眼看上
1949年，流浪儿“三毛”第一次被搬上银幕。时至今日，家喻户晓的人物“三毛”，谁人不识一大头，冲额角，翘鼻子，阔嘴巴，圆而大的眼睛，身体纤细瘦弱，喜怒哀乐表情善变；机灵活泼，天真可爱，滑稽幽默……三毛这个“很有个性、意志坚强、富有正义感，经历了很多折磨却坚持人生光明信念”的孤儿形象，不再仅仅局限于纸张这个二维空间了，他在三维空间里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喜爱。电影、电视、动画、木偶片，舞台剧，网络游戏……“三毛”有了更多崭新的舞台。
电影《三毛流浪记》中主角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至今还记得当年自己被严恭导演挑选去演三毛的细节，也深怀感恩之心。严恭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观众最熟知他拍的影片有《三毛流浪记》、《卫国保家》、《祖国的花朵》、《朝霞》、《满意不满意》、《月到中秋》等。这些影片影响了我国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拍摄《三毛流浪记》时，他曾和影片的编剧组翰笙一起，化了装到旧上海流浪儿们栖身的恶气熏天的“地龙”里和又脏又臭的排水道中去体察流浪儿们濒于死亡的悲惨情景，还到伪警察局和“儿童教养所”去了解流浪儿们的有关情况。他不仅自己去熟悉和深入生活，而且还带着饰演三毛（当时只有8岁）的小演员王龙基一起去感受流浪儿受苦受冻、遭受欺凌的生活。接手《祖国的花朵》这部影片拍摄时，严恭导演才40岁，但已经是老资格的艺术家了。《祖国的花朵》1980年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导演一等奖。2008年严恭导演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荣誉奖”。
王龙基是怎样与三毛结缘的呢？幼年时，王龙基酷爱看漫画《三毛流浪记》，其实他也有过近似三毛的悲惨经历。他出生在四川，从小就随父亲王云阶——著名作曲家，也是电影《三毛流浪记》的作曲，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尽管王云阶三十几岁就是位教授，但由于对旧社会的不满，生活相当拮据。王龙基的一个小弟弟就因为得病没有钱医治而夭折。他回忆说：“我生下来时，脑袋很大，身体却很瘦，当时有算命先生说我活不过三岁……”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呕吐不止，胆汁都吐了出来，打针打得我两个屁股上全是针眼。有一天，妈妈背着我去看医生，路过一家包子铺，我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对妈妈说：‘娘，我没病我只要吃两个包子就好了。’妈妈真的给我买了两个包子，包子吃完了，病也好了……”
1947年初，7岁的王龙基跟随父亲到上海。父亲那时候在昆仑公司为电影作曲。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王龙基常在片场玩耍。后来昆仑公司寻找“生活中的三毛”，他们要将三毛搬上银幕。导演之一的严恭负责寻找三毛的扮演者，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有合适的。“一天，我和两个大孩子在玩弹子球，我赢了他们，可两个大孩子欺负我小，输了不认账，还先动了手，于是我迎上还击，打败了两个大孩子，抢回了属于我的弹子。当时严恭导演就在我旁边，他突然上来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就是我要找的三毛！”’那年，王龙基才8岁。
王龙基被严恭导演带到昆仑公司化装试镜，昆仑公司的全体导演，如沈浮、史东山等看过之后一致通过。漫画“三毛”形象的创作者、被誉为“三毛之父”的张乐平看了也投赞成票，他说：“三毛，就是他！”王龙基就成了三毛。王龙基说：“我其实在演三毛的时候已经算‘老演员’了，曾经在史东山伯伯导演的《新闺怨》中和白杨配过戏，又在曹禺伯伯编导的《艳阳天》以及昆仑公司出品的《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三毛穷困潦倒的生活，我是一点也不陌生。在拍摄现场，严恭伯伯每场都悉心教诲，而张伯伯（画三毛的张乐平）更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时不时来点拨我，他生性随和和谦恭……”
影片在紧张筹拍之时，制片人韦布收到一封恐吓信：“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结果事与愿违，更坚定了剧组人员拍摄该片的决心。1949年4月1日上午，摄制组在上海外滩拍了第一个外景镜头。王龙基说：“这个电影是唯一一部有着‘双结局’的特殊影片。上海解放的那场戏是1949年5月又补上去的。电影原来的结尾是：下雪了，三毛和他的难兄难弟们继续流浪……”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中，《三毛流浪记》创造了一个“空前”，那就是“众星捧月”——众多明星演员为一个孩子跑龙套，这成了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特色。来参加演出的明星不乏夫妻档，母女档和父子档。夫妻档的来了7对，有赵丹和黄宗英、沈浮和高依云、应云卫和程梦莲、刁光覃和朱琳……；母女档的是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父子档的就是王龙基和他的爸爸王云阶，“他不仅给电影作了曲，还在片中饰演了一位钢琴师。”其他的还有孙道临、吴茵、林默予、关宏达、中叔皇等，加起来一共50多位明星齐来助阵。王老感慨地说：“他们都是当时红透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他们都是冲着救救上海滩的流浪儿来的，虽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镜头，他们却都甘心为一个无名的小演员当配角，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60多年来，《三毛流浪记》常映不衰，在国际上多次荣获电影大奖，王龙基所塑造的三毛形象成为中国跨时代的经典形象之一，也成为中国电影博物馆中的19个蜡像之一。
许镜清：曾帮18岁的田震录制过专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原创流行音乐冲破世俗观念、冲破重重阻力、冲破主流文艺的藩篱、冲上更广阔的舞台，许镜清不但是83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作曲者，同时他更是早期流行音乐浪潮的见证者，而且还可谓是这股浪潮的先锋。
谈及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起步期，很多人一定会记起歌手程琳和她的那张经典专辑《小螺号》，但却不一定知晓，许镜清曾是《小螺号》的主要创作者，而且因为这张当年“饱受争议”的专辑，他曾受到单位的严厉处分。
1982年，许镜清和著名词曲作家付林一起，为当时的青年歌星、年仅16岁的程琳做了一版盒带《小螺号》，许镜清承担了全部歌曲的配器。其中，还收录了许镜清创作的《采榆钱》、《牧归》和《花影》三首歌曲。 谈及当年的这张专辑，许镜清回忆说：“大约1982年冬季的一天，付林和程琳还有一个音像公司的出版商找到了我，商量给程琳录制一盒磁带，我的主要任务是编配伴奏，一共十首歌。后来觉得曲目不够，我也写了三首歌。这盘磁带以付林词曲的《小螺号》为主打歌曲，并以此命名。盒带一共做了一万盒，发行后受到热烈欢迎，仅一两天就被抢购一空。专辑发行后不久，大街小巷里响起了《小螺号》的歌声，这盒带子的其他歌也很受群众喜欢。听到和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作为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成绩啊。但始料未及的是，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一些人将《小螺号》斥为黄色的、低级的、下流的音乐，主张应该作为精神污染予以批判。我跟付林、程琳三人因此受到了‘批评教育’。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也没明白，当年我错了吗？如果我没错，那么谁把小螺号吹得那么歪呢？”
当年，对于“小螺号”事件，一向坚持自己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原则的许镜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却没有就此蛰伏消沉，而是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规律上，针锋相对地对那些的“批评”予以反击。后来，此事成为文艺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通俗歌曲发展进步的重要事件。
熟悉许镜清的人都不难发现，在艺术创作上执着认真的他，生活里却是一个非常实在并且低调的人，这一点，许镜清的朋友曾在一篇文章中做过形象论述：“如果，让我们通过音乐来解读许镜清的人格特征，我觉得，许镜清独具有山东人和东北人的直爽、真诚性格，已经充分地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了。他一直倡导，作曲的人必须是一个真诚的人，这个人可以有他不完整、不周全的一面，因为，特别完整的人可能会面面俱到，作为作曲家，都是一个缺一面的人，或者缺两面的人。他始终认为，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作曲家，对待朋友，对待周围的事物都有一颗真诚的心，这些人是非常值得交往的。我想也是，创作本身就是追求一种创新，我还真的没有遇到狡猾狡猾的作曲家，往往那些追求创新事物的人，总会有一种傻了吧唧的感觉，许镜清给我的恰恰就是这种感觉。许镜清离开哈尔滨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他身上依然保留着东北人的性格特点——倔强、耿直，说话从不拐弯，从不说假话，不会奉承。”
的确，说话从不拐弯，从不说假话的许镜清却始终保持着低调的一面，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和过往辉煌经历却很少对外人提及，尤其是对于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贡献。其实，除了程琳和她的那张经典专辑《小螺号》之外，更为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许镜清还曾帮助过尚未步入歌坛的田震录制过专辑。
对于田震，许镜清回忆说：“那是1984年的夏天，那一年田震18岁，她的妈妈带着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让我帮田震录一盒带子，当时田震还拿来了自己用家用录音机录的小样，唱的是山口百惠的歌曲。我问她妈妈这带子怎么录的，她说这是田震想出来的，用一台录音机放原声带，再借一台砖头录音机用来录音，这样原声带变成伴奏带。后来，中国音像公司准备录制田震的专辑，公司编辑就把田震的这盒磁带由歌曲到录音全部事宜全权交给我，那时的田震还不太识谱，所有创作歌曲都是由我口传心授教的。这样持续了约半个月，我发现她音乐记忆力极好，音准、节奏等这些唱歌的基本元素非常准确。录音那一天，田震的表现更出乎我的预料，每首歌二三遍完成，而且是发挥的非常好，第一次录音一天录完十五首歌，真是奇迹。”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勇手塑造的机智、勇敢的基层指挥员形象，至今令观众难忘，如《奇袭》中的连长方勇、《英雄虎胆》中的侦察参谋耿浩、《林海雪原》中的传奇英雄少剑波。或许还因为邻居家8岁的小孩说的一句话“那个《奇袭》里的男一号长得特帅”，最终敲定了这次采访。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军事电影的高产期，这一时期的知名演员大都有过从军的经历，如张良、王心刚、张勇手、王润身、张平、于洋等。但鲜有像张勇手那样在“摸不着东南西北”的情况下一下子成为电影演员的。
张勇手老师回忆说：“我从事电影工作，应该说非常偶然。当时我在野战军的一个文工团。1956年，八一厂要拍几部故事片，包括《柳堡的故事》、《黑山阻击战》。突然有一天，摄制组来文工团，实际上是《柳堡的故事》在选演员，我当时完全摸不着东南西北，做了个小品，拍了几张照片，人家就走了。过了大约一两个月，送来了《黑山阻击战》的剧本，注明让我演里面的连长。当时也没当成个事，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接到电报，要我到北京试镜头。1957年初，我拿着部队开的单子，一路‘换票’坐火车来到北京，找了辆三轮把我送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那时的八一厂连院墙都没有。打了个电话，我被剧组的人接进去。办公室光线挺昏暗，导演叫刘沛然，就是《南征北战》里浑身带着泥土味儿好像刚从某连拉来的那个连长。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只觉得这个人胖胖的、黑黑的，他是文工团团长，后来到八一厂，三十来岁，已经是中校了。我说我奉命前来报到，他看了看我，用浓重的河北口音说了一句话：行啦，你回去拿行李吧。我掉头就走，北京一天都没待，很快就坐火车回去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到了八一厂，其实就是演《黑山阻击战》中的那个连长，可一演就是一年啊！这部戏可把我熬惨了，一天的指标是拍6个镜头，每个镜头磨好几个小时，没干过啊，受不了，好不容易熬到年底，我想还是回文工团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回到文工团，张勇手当上队长，上级叫他到浙江温州打前站，为友邻部队慰问演出。刚到温州，在汽车上，张勇手打了个喷嚏，把皮带给震断了，当时穿的是那种大裤裆的老棉裤，只好用手提着，下了汽车，到军队招待所，打听哪有卖皮带的，人说：温州哪儿都有卖皮带的。他就跟招待所的人说先去买皮带，回来再登记号码，就在买皮带的过程中，部队的电话来了，叫他立即回北京补镜头。
“军人是最听命令的，我急急地赶到北京，其实一个月都没有补镜头，还在商量，但叫你来你就得马上来。当时还算借调。在补镜头的过程中，严寄洲导演要拍《英雄虎胆》，片中有一个侦察参谋耿浩，他说这个角色不错，要我琢磨琢磨。我说：我不是八一厂的人，我是借来的。他说你看看剧本。其实，当时已经在办我的手续，只不过我不知道。”
1958年，张勇手正式调入八一厂。他第一次把行李搬进来是因为刘沛然的一句话；第二次搬行李是因为拍严寄洲的《英雄虎胆》。命运也许就是这样，在必然中充满了偶然的因素，事后看，他那个震断皮带的“喷嚏”或许就是种“预兆”，“这次不仅搬行李，连家眷也一起‘搬’来了。我成家比较早，当时24岁，23岁就有了第一个孩子……”
刘沛然，河北深泽县人，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电影艺术家。1951年，刘沛然在著名导演成荫导演的《南征北战》中饰演张连长，受到观众的好评，1959年，刘沛然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导演了《林海雪原》，获得极大成功。刘沛然在影片中采用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发挥了电影艺术时空灵活的特长，拍得自然真实，并且在人物塑造上改变对英雄人物“高、大、全”的表现模式，把杨子荣这个英雄人物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变化，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物。而张勇手在《林海雪原》中塑造的传奇英雄少剑波，也同样成为一个经典银幕形象，深得几代电影观众的喜爱。2014年11月18日，刘沛然在北京逝世。
严寄洲，1917年8月生于江苏常熟。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在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文工团任演员。1940年入一二零师战斗剧社任编导，创作话剧《甄家庄战斗》，秧歌剧《开荒一日》等。这些剧作获得七·七文艺奖金，并由吕梁出版社、战斗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后任西北野战军战斗剧社编导，参与创作话剧《九股山的英雄》、《女英雄刘胡兰》等。1949年后在成都军管会文艺处从事电影审查工作，大量看片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1953年严寄洲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最初导演纪录片及短故事片，如《战斗里成长》，以通俗的叙述手法展现战争年代的父子情，影片较好地渲染了时代气氛和人物情绪。1958年以后，严寄洲连续导演了《英雄虎胆》、《海鹰》、《赤峰号》、《一日千里》等多部影片，在导演手法上日益成熟。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了《带兵的人》、《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片，《哥俩好》采用讽刺喜剧的样式，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我军亲密的官兵关系和热情活泼的训练生活。根据小说改编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矛盾线索众多，但严寄洲将人物安排在矛盾的中心，戏剧冲突强烈，在弦最紧处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点。他善于运用镜头钩织出波澜起伏、层层涌进的矛盾冲突，推动剧情发展，在经营悬念方面颇见功力。现实主义是严寄洲一直坚持的创作方法，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严寄洲以旺盛的创作热情拍摄了《二泉映月》，之后还拍摄了《陈赓蒙难》、《陈赓脱险》、《女间谍的遗书》、《死亡集中营》、《猎豹出击》等影片。严寄洲擅长导演斗争激烈，矛盾冲突尖锐，情节紧张，具惊险样式的片子，尤其是反映部队生活的影片。
张勇手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但提到挖掘和培养自己的两位导演伯乐时依然充满感激之情，“刘沛然、严寄洲是我的两个恩师。我没上过专门的学校，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就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在部队里蹦蹦跳跳，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的时候，居然‘混入’了电影演员的行列……”
张勇手老师住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附近。干休所经常组织去钓鱼，张老有时觉得不过瘾，还自己开车两个多小时，找个僻静的地方继续享受钓鱼之乐。不过，张老是只钓不吃。他总结钓鱼有四点好处：感受自然的田野芬芳，呼吸清新的河畔空气，忘掉尘世的名利纠缠，培养超脱的晚年心境。张老说，子女平时不回来，自己的空闲时间靠八哥陪伴。每天给八哥喂20条面包虫，看着它吃得饱饱的，就如同自己美餐了一顿。 “三毛”王龙基在街上玩弹子球时被严恭导演一眼看上
1949年，流浪儿“三毛”第一次被搬上银幕。时至今日，家喻户晓的人物“三毛”，谁人不识一大头，冲额角，翘鼻子，阔嘴巴，圆而大的眼睛，身体纤细瘦弱，喜怒哀乐表情善变；机灵活泼，天真可爱，滑稽幽默……三毛这个“很有个性、意志坚强、富有正义感，经历了很多折磨却坚持人生光明信念”的孤儿形象，不再仅仅局限于纸张这个二维空间了，他在三维空间里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喜爱。电影、电视、动画、木偶片，舞台剧，网络游戏……“三毛”有了更多崭新的舞台。
电影《三毛流浪记》中主角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至今还记得当年自己被严恭导演挑选去演三毛的细节，也深怀感恩之心。严恭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观众最熟知他拍的影片有《三毛流浪记》、《卫国保家》、《祖国的花朵》、《朝霞》、《满意不满意》、《月到中秋》等。这些影片影响了我国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拍摄《三毛流浪记》时，他曾和影片的编剧组翰笙一起，化了装到旧上海流浪儿们栖身的恶气熏天的“地龙”里和又脏又臭的排水道中去体察流浪儿们濒于死亡的悲惨情景，还到伪警察局和“儿童教养所”去了解流浪儿们的有关情况。他不仅自己去熟悉和深入生活，而且还带着饰演三毛（当时只有8岁）的小演员王龙基一起去感受流浪儿受苦受冻、遭受欺凌的生活。接手《祖国的花朵》这部影片拍摄时，严恭导演才40岁，但已经是老资格的艺术家了。《祖国的花朵》1980年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导演一等奖。2008年严恭导演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荣誉奖”。
王龙基是怎样与三毛结缘的呢？幼年时，王龙基酷爱看漫画《三毛流浪记》，其实他也有过近似三毛的悲惨经历。他出生在四川，从小就随父亲王云阶——著名作曲家，也是电影《三毛流浪记》的作曲，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尽管王云阶三十几岁就是位教授，但由于对旧社会的不满，生活相当拮据。王龙基的一个小弟弟就因为得病没有钱医治而夭折。他回忆说：“我生下来时，脑袋很大，身体却很瘦，当时有算命先生说我活不过三岁……”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呕吐不止，胆汁都吐了出来，打针打得我两个屁股上全是针眼。有一天，妈妈背着我去看医生，路过一家包子铺，我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对妈妈说：‘娘，我没病我只要吃两个包子就好了。’妈妈真的给我买了两个包子，包子吃完了，病也好了……”
1947年初，7岁的王龙基跟随父亲到上海。父亲那时候在昆仑公司为电影作曲。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王龙基常在片场玩耍。后来昆仑公司寻找“生活中的三毛”，他们要将三毛搬上银幕。导演之一的严恭负责寻找三毛的扮演者，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有合适的。“一天，我和两个大孩子在玩弹子球，我赢了他们，可两个大孩子欺负我小，输了不认账，还先动了手，于是我迎上还击，打败了两个大孩子，抢回了属于我的弹子。当时严恭导演就在我旁边，他突然上来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就是我要找的三毛！”’那年，王龙基才8岁。
王龙基被严恭导演带到昆仑公司化装试镜，昆仑公司的全体导演，如沈浮、史东山等看过之后一致通过。漫画“三毛”形象的创作者、被誉为“三毛之父”的张乐平看了也投赞成票，他说：“三毛，就是他！”王龙基就成了三毛。王龙基说：“我其实在演三毛的时候已经算‘老演员’了，曾经在史东山伯伯导演的《新闺怨》中和白杨配过戏，又在曹禺伯伯编导的《艳阳天》以及昆仑公司出品的《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三毛穷困潦倒的生活，我是一点也不陌生。在拍摄现场，严恭伯伯每场都悉心教诲，而张伯伯（画三毛的张乐平）更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时不时来点拨我，他生性随和和谦恭……”
影片在紧张筹拍之时，制片人韦布收到一封恐吓信：“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结果事与愿违，更坚定了剧组人员拍摄该片的决心。1949年4月1日上午，摄制组在上海外滩拍了第一个外景镜头。王龙基说：“这个电影是唯一一部有着‘双结局’的特殊影片。上海解放的那场戏是1949年5月又补上去的。电影原来的结尾是：下雪了，三毛和他的难兄难弟们继续流浪……”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中，《三毛流浪记》创造了一个“空前”，那就是“众星捧月”——众多明星演员为一个孩子跑龙套，这成了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特色。来参加演出的明星不乏夫妻档，母女档和父子档。夫妻档的来了7对，有赵丹和黄宗英、沈浮和高依云、应云卫和程梦莲、刁光覃和朱琳……；母女档的是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父子档的就是王龙基和他的爸爸王云阶，“他不仅给电影作了曲，还在片中饰演了一位钢琴师。”其他的还有孙道临、吴茵、林默予、关宏达、中叔皇等，加起来一共50多位明星齐来助阵。王老感慨地说：“他们都是当时红透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他们都是冲着救救上海滩的流浪儿来的，虽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镜头，他们却都甘心为一个无名的小演员当配角，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60多年来，《三毛流浪记》常映不衰，在国际上多次荣获电影大奖，王龙基所塑造的三毛形象成为中国跨时代的经典形象之一，也成为中国电影博物馆中的19个蜡像之一。
许镜清：曾帮18岁的田震录制过专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原创流行音乐冲破世俗观念、冲破重重阻力、冲破主流文艺的藩篱、冲上更广阔的舞台，许镜清不但是83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作曲者，同时他更是早期流行音乐浪潮的见证者，而且还可谓是这股浪潮的先锋。
谈及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起步期，很多人一定会记起歌手程琳和她的那张经典专辑《小螺号》，但却不一定知晓，许镜清曾是《小螺号》的主要创作者，而且因为这张当年“饱受争议”的专辑，他曾受到单位的严厉处分。
1982年，许镜清和著名词曲作家付林一起，为当时的青年歌星、年仅16岁的程琳做了一版盒带《小螺号》，许镜清承担了全部歌曲的配器。其中，还收录了许镜清创作的《采榆钱》、《牧归》和《花影》三首歌曲。 谈及当年的这张专辑，许镜清回忆说：“大约1982年冬季的一天，付林和程琳还有一个音像公司的出版商找到了我，商量给程琳录制一盒磁带，我的主要任务是编配伴奏，一共十首歌。后来觉得曲目不够，我也写了三首歌。这盘磁带以付林词曲的《小螺号》为主打歌曲，并以此命名。盒带一共做了一万盒，发行后受到热烈欢迎，仅一两天就被抢购一空。专辑发行后不久，大街小巷里响起了《小螺号》的歌声，这盒带子的其他歌也很受群众喜欢。听到和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作为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成绩啊。但始料未及的是，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一些人将《小螺号》斥为黄色的、低级的、下流的音乐，主张应该作为精神污染予以批判。我跟付林、程琳三人因此受到了‘批评教育’。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也没明白，当年我错了吗？如果我没错，那么谁把小螺号吹得那么歪呢？”
当年，对于“小螺号”事件，一向坚持自己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原则的许镜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却没有就此蛰伏消沉，而是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规律上，针锋相对地对那些的“批评”予以反击。后来，此事成为文艺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通俗歌曲发展进步的重要事件。
熟悉许镜清的人都不难发现，在艺术创作上执着认真的他，生活里却是一个非常实在并且低调的人，这一点，许镜清的朋友曾在一篇文章中做过形象论述：“如果，让我们通过音乐来解读许镜清的人格特征，我觉得，许镜清独具有山东人和东北人的直爽、真诚性格，已经充分地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了。他一直倡导，作曲的人必须是一个真诚的人，这个人可以有他不完整、不周全的一面，因为，特别完整的人可能会面面俱到，作为作曲家，都是一个缺一面的人，或者缺两面的人。他始终认为，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作曲家，对待朋友，对待周围的事物都有一颗真诚的心，这些人是非常值得交往的。我想也是，创作本身就是追求一种创新，我还真的没有遇到狡猾狡猾的作曲家，往往那些追求创新事物的人，总会有一种傻了吧唧的感觉，许镜清给我的恰恰就是这种感觉。许镜清离开哈尔滨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他身上依然保留着东北人的性格特点——倔强、耿直，说话从不拐弯，从不说假话，不会奉承。”
的确，说话从不拐弯，从不说假话的许镜清却始终保持着低调的一面，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和过往辉煌经历却很少对外人提及，尤其是对于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贡献。其实，除了程琳和她的那张经典专辑《小螺号》之外，更为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许镜清还曾帮助过尚未步入歌坛的田震录制过专辑。
对于田震，许镜清回忆说：“那是1984年的夏天，那一年田震18岁，她的妈妈带着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让我帮田震录一盒带子，当时田震还拿来了自己用家用录音机录的小样，唱的是山口百惠的歌曲。我问她妈妈这带子怎么录的，她说这是田震想出来的，用一台录音机放原声带，再借一台砖头录音机用来录音，这样原声带变成伴奏带。后来，中国音像公司准备录制田震的专辑，公司编辑就把田震的这盒磁带由歌曲到录音全部事宜全权交给我，那时的田震还不太识谱，所有创作歌曲都是由我口传心授教的。这样持续了约半个月，我发现她音乐记忆力极好，音准、节奏等这些唱歌的基本元素非常准确。录音那一天，田震的表现更出乎我的预料，每首歌二三遍完成，而且是发挥的非常好，第一次录音一天录完十五首歌，真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