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健康原因，巴金的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病房里度过。一次，余秋雨去华东医院看望巴金，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余秋雨还未走进病房，却从窗玻璃看到了这样一幕：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把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推到吃饭用的一张小桌子前时，一个护士就将饭菜放了上去，因为年龄大，吃饭时会将饭菜撒在衣服上，李小林就为父亲在胸前挂了一个围兜。余秋雨本想等巴金用完餐再进去，但一想，既然赶上了这个点，此时进去也无妨，于是轻轻喊了一声“巴老”，便走进了病房。
　　巴金已开始用餐，他循声抬头一看是余秋雨，又下意识看了一下胸前的围兜，顿时涨红了脸，显得十分腼腆，竟一时不知该怎样称呼这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晚辈，便匆匆用完了餐，让女儿推他离开餐桌。
　　当李小林去推轮椅时，巴金却示意她先将胸前的围兜解下，这一过程虽然很容易，巴金还是催促她再快一点儿。其间，巴金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余秋雨没有听清楚，李小林却笑了。
　　余秋雨怕打扰了巴金休息，两人简单交谈后就告别出来，巴金让李小林代他送客。到了门外后，余秋雨问李小林：“刚才你爸爸对你说了一句什么话，逗得你发笑呢？”李小林说：“爸爸说，我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失礼了！”
　　余秋雨先是一愣，接着说：“巴老年龄大了，行动不便，那样吃饭能算什么失礼呢？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以谦恭的姿态示人，这一点，足够我们学一辈子的。”
　　1916年12月，时年49岁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
　　对于聘任来的著名教授，蔡元培都给予了不菲的薪酬，而每月到了发薪的日子时，他从不让教授们去总务处领取，而是由他一一登门亲自“请安”。每次去，他都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西装，再带两个助手，与他一起坐着马车前往。到了某位教授的宅府前，先由助手上前轻拍门环，蔡元培则站立一边静候，稍等片刻教授开门迎接后，他已在门口躬身作揖。又一起和教授进了厅堂，坐下后，蔡元培两手手指交叉放在膝上，微笑地褒扬教授新近发表的某篇论文，又不经意间转换了话题，亲切询问教授的饮食起居和家人的情况。不到10分钟的雅叙后，蔡元培起身再躬身作揖，然后离去。而就在双方短暂的叙谈中，薪酬已由助手悄悄交给了教授的家人，蔡元培直到离去，口中也绝不提及薪酬一事。
　　曾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授的梁漱溟感慨道：“蔡校长对教授出乎意料地谦恭有礼，将中华民族礼貌文雅的美德嘉行，应用到了极限。他给教授‘請安’送薪酬的谦恭礼仪，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一个月都没有落下，不仅使教授们感受到了蔡校长对自己的尊重，更使他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踏实感。”
　　国学大师黄侃，人称“黄疯”，却对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始终执礼甚恭。每当章太炎过寿，黄侃必前去拜寿。1929年1月12日，章太炎60大寿，当天大雨倾盆，大家以为，远在南京中央大学做教授的黄侃难以前来拜寿。就在大家准备入席时，黄侃却冒雨赶到上海恩师的住处，穿着湿透的衣服径直跑到章太炎面前跪倒就拜，连连抱歉道：“弟子来迟，还望恩师恕罪。”有人对他说：“今天情况特殊，你不来祝寿，老师也不会怪你的。”他则动容地说：“一饮一啄，莫非师恩！”而每年大年初一，无论路途多么遥远，黄侃也要先给恩师磕头拜年，然后再回去接受自己学生的拜年。当时，国学大师孙世扬既是黄侃的弟子，又是章太炎的家庭教师。拜年时，主客坐定，仆人端上茶来。第一杯茶自然要敬客人，便端给了黄侃;恩师在座，黄侃怎敢享用，接过后即刻转敬给了章太炎;章太炎也不能喝，便转敬给了孙世扬;孙世扬也不敢喝，因为业师还在座，于是他再把茶转敬给黄侃;黄侃接过后，再转敬给恩师章太炎。师徒之间演绎的这一动人情景，时至今日仍被传为美谈。
　　成熟的谷穗低着头，熟透的苹果红了脸。越是有学问的人，则表现得越谦恭。而“泰山不嫌细土，故成其大;大海不择小流，故成其深”的古训，则很好地诠释了谦恭与成功之间的真谛。
　　（摘自《启迪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