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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成为晚清第一重臣，既有时运的因素，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
李鸿章作为历经道、成、同、光四朝、把持朝政多年的晚清元老重臣，在他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为官之道，权术谋略，已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试举两例：
怎样站稳脚跟
1862年4月，新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使他感到“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荡。”为了在上海站住脚跟并徐图发展，他提出必须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四方面入手整顿。但当时上海最紧迫的危机，就是李秀成太平军第二次大规模围攻。于是这支新上阵的淮军，在下半年接连打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场恶仗，取得上海军事形势的逐步稳定。这时李鸿章才得以腾出手来，对吏治和筹饷诸项要务进行清理整顿。
俗话说“攮外必先安内”，当务之急是要整肃吏治。他到上海不久，就发现曾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是造成吏治败坏的祸首。当时，由王一手提拔起来的署理布政使、苏松太道(兼管海关)吴煦，流亡上海的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芳，都是浙江人，相互勾结把持，形成所谓“两吴一杨”为代表的“浙江帮”，控制了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他们手下还有一批贪官污吏和搜刮能手，以金鸿保、俞斌和闵钊为典型代表。在吴煦看来，他本来可以按着王有龄的路子。递升巡抚，是李鸿章抢了他的位子。所以抓着财权不放，伺机再起。
李鸿章了解这些情况后，愈加愤愤不平。他向曾国藩汇报说：“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煦)、杨(坊)、俞(武)三人，远近皆知。”其实，深谋远虑的曾国藩早就看出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临行前就告诫过李鸿章：不去掉吴煦，权力不能统一，上海的事就办不好。所以李鸿章在隐忍和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下决心收拾以两吴一杨为首的“浙江帮”，最好的理由就是从“惩贪”——即抓经济问题入手。这并不是表明他自己有多么廉洁，而是湘淮集团的整体利益所在，不得不争。
李鸿章采取的是步步进逼的策略。首先，趁着虹桥初战告捷的声望，宣布“关厘分途”，把原来由吴煦一人掌管的关税和厘金分开，由他任命的幕僚、河南籍进士薛书常管理厘金，把帮助吴煦管理厘金的吴云免职，关税收入暂时仍由吴煦管着{接着，他要求吴煦“明定海关章程”，并把每一项收支都要作出帐目禀报。吴煦一贯挪用亏欠惯了，哪里报得出来，只好做花账。这样一来，正好进了李鸿章的圈套。据说有一天晚上，李鸿章微微喝了一点酒，来到吴煦的官署，借着酒劲对他说：现在有人参奏你，说你账目不清，总理衙门就要派人来调查。你实话告诉我，到底账目上有没有亏空?看在安庆请兵你按挤过淮军的份上，我也好帮你遮盖遮盖。吴煦感到李鸿章是酒后吐真言，心里也乱了方寸，于是捧出账本，恭恭敬敬请李鸿章指教。谁料李鸿章接过账本，翻了几页，就说：今天我的酒喝多了一点，头有点晕，不如我带回去，仔细地帮你推敲推敲。到了这个份上，吴煦只好眼巴巴地看他挟着账本扬长而去。回去后，李鸿章立即找几个精干的幕僚连夜核对，抓住了这只老狐狸贪污中饱私囊的大量把柄。第二天，一道弹劾的奏章，就轻而易举地夺了吴煦把持十多年之久的海关大权。
一年以后，黄芳病重，李鸿章又让浙江人应宝时代理海关道。应宝时虽然是吴煦的受业弟子，李鸿章继续用他的原因，是他精于洋务，同时在雇轮船运送准军来上海的过程中，出过大力。因此，除了像金鸿保、俞斌和闵钊等少数吴煦的死党外，浙江士绅集团中凡是对李鸿章有利用价值的人，他基本上照单全收。即使是对两吴一杨，他也没有斩尽杀绝，而是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竹杠，让他们各家退赔数万到数十万两的银子，结果弄得他们倾家荡产，而淮军的军饷则大大地充实了一票。同时，李鸿章也通过这一番“整肃吏治”，建立其自己的官员班底，为自己在封疆大吏的仕途上站稳了脚跟。
为何金陵让功
准军在苏南用兵，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势如破竹，连续攻克苏州、常州等名城。这大大出乎曾国藩的预料。准军能够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迅速跟上时代步伐，实现了军事装备的近代化。当时，李秀成的太平军中也配备了不少洋枪，但是品种繁杂不成套。李鸿章曾经化装到英法海军司令的旗舰上去参观，对于军舰上“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叹为观止，认为中国军队远不能及。所以他要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他和淮军将领通过观摩和讨论，认为必须成建制的编组洋枪小队，再加上开花炮队，才能在实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于是立刻请大哥李瀚章从广东派人到香港购买洋枪，在各营编组洋枪小队，随后又在全军更换装备，把原先笨重落后的抬枪鸟枪、大刀长矛一概弃之不用，而用劈山炮(后来改进为追击炮)掩护洋枪队冲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
清王朝最高当局，看到淮军异军突起，连战连胜，就一再发下谕旨，要李鸿章火速统带准军前往金陵助攻。这下子可是把曾氏兄弟急得够呛。李鸿章对恩师曾国藩执弟子礼还算恭敬，但对曾老九就不大买账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李鸿章对助攻金陵采取什么样的举动，实在是曾氏兄弟十分担心的事。因为从内心来讲。谁能攻下天京(即金陵)，就是铲除了与清王朝敌对政权的一件“首功”，作为和太平军苦战多年的最强硬的正面对手，曾氏兄弟当然不愿意这件“首功”落在别人手里。
李鸿章当然明白老师的心意，所以对朝廷从4月份以来的多次圣旨催促，一拖再拖，一面装病回苏州，一面催促曾国荃加快行动。但清廷却不容许曾李两家私下做交易，最终下了严旨，在阴历5月底以前一定要攻克。李鸿章实在抗不住了，于是一面上奏报告会攻的准确日期，一面敦促曾国藩加紧准备。当时淮军诸将领都不明白李鸿章的意思。刘铭传的部队已经开到金陵东南面的句容，而曾氏兄弟为了防止淮军前来争功，也命令鲍超的霆军移驻东坝，双方相距不到20里。据说刘铭传气汹汹地跑去找李鸿章说，霆军哪里挡得住我的巨炮，只要你一声令下，我淮军各部精兵一起行动，三五天内，一定拿下金陵城。李鸿章思前想后，尽管他也跃跃欲试，但想到老师对自己的提携之恩，终于还是按兵不动。而曾国荃接到李鸿章准备发兵的公文后，简直要疯狂了，拿着公文给部下的将领看，说：别人马上就要来抢功劳了，难道我们艰苦了两年，关键时刻就让别人抢了去不成?于是众将领都说愿拼死效力。终于在李鸿章发兵日期的前一天，用地道埋炸药轰塌了太平门城墙20余丈，攻占了金陵。曾国藩心里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对九弟说：我看少荃往来的奏折信函，都表明他不愿意会攻金陵，这实际上是不愿意与你争功。他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人。
金陵城攻下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滚鞍下马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急忙跑上前去搀起说：“我们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我们。”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平定以后，下决心裁湘留淮，启用淮军充当北上“剿捻”的主力。而李鸿章以金陵让功之举，维持了与曾氏兄弟的私谊；而曾、李之间在军政大计上的互谅互助，亦是湘准两系日后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鸿章作为历经道、成、同、光四朝、把持朝政多年的晚清元老重臣，在他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为官之道，权术谋略，已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试举两例：
怎样站稳脚跟
1862年4月，新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使他感到“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荡。”为了在上海站住脚跟并徐图发展，他提出必须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四方面入手整顿。但当时上海最紧迫的危机，就是李秀成太平军第二次大规模围攻。于是这支新上阵的淮军，在下半年接连打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场恶仗，取得上海军事形势的逐步稳定。这时李鸿章才得以腾出手来，对吏治和筹饷诸项要务进行清理整顿。
俗话说“攮外必先安内”，当务之急是要整肃吏治。他到上海不久，就发现曾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是造成吏治败坏的祸首。当时，由王一手提拔起来的署理布政使、苏松太道(兼管海关)吴煦，流亡上海的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芳，都是浙江人，相互勾结把持，形成所谓“两吴一杨”为代表的“浙江帮”，控制了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他们手下还有一批贪官污吏和搜刮能手，以金鸿保、俞斌和闵钊为典型代表。在吴煦看来，他本来可以按着王有龄的路子。递升巡抚，是李鸿章抢了他的位子。所以抓着财权不放，伺机再起。
李鸿章了解这些情况后，愈加愤愤不平。他向曾国藩汇报说：“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煦)、杨(坊)、俞(武)三人，远近皆知。”其实，深谋远虑的曾国藩早就看出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临行前就告诫过李鸿章：不去掉吴煦，权力不能统一，上海的事就办不好。所以李鸿章在隐忍和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下决心收拾以两吴一杨为首的“浙江帮”，最好的理由就是从“惩贪”——即抓经济问题入手。这并不是表明他自己有多么廉洁，而是湘淮集团的整体利益所在，不得不争。
李鸿章采取的是步步进逼的策略。首先，趁着虹桥初战告捷的声望，宣布“关厘分途”，把原来由吴煦一人掌管的关税和厘金分开，由他任命的幕僚、河南籍进士薛书常管理厘金，把帮助吴煦管理厘金的吴云免职，关税收入暂时仍由吴煦管着{接着，他要求吴煦“明定海关章程”，并把每一项收支都要作出帐目禀报。吴煦一贯挪用亏欠惯了，哪里报得出来，只好做花账。这样一来，正好进了李鸿章的圈套。据说有一天晚上，李鸿章微微喝了一点酒，来到吴煦的官署，借着酒劲对他说：现在有人参奏你，说你账目不清，总理衙门就要派人来调查。你实话告诉我，到底账目上有没有亏空?看在安庆请兵你按挤过淮军的份上，我也好帮你遮盖遮盖。吴煦感到李鸿章是酒后吐真言，心里也乱了方寸，于是捧出账本，恭恭敬敬请李鸿章指教。谁料李鸿章接过账本，翻了几页，就说：今天我的酒喝多了一点，头有点晕，不如我带回去，仔细地帮你推敲推敲。到了这个份上，吴煦只好眼巴巴地看他挟着账本扬长而去。回去后，李鸿章立即找几个精干的幕僚连夜核对，抓住了这只老狐狸贪污中饱私囊的大量把柄。第二天，一道弹劾的奏章，就轻而易举地夺了吴煦把持十多年之久的海关大权。
一年以后，黄芳病重，李鸿章又让浙江人应宝时代理海关道。应宝时虽然是吴煦的受业弟子，李鸿章继续用他的原因，是他精于洋务，同时在雇轮船运送准军来上海的过程中，出过大力。因此，除了像金鸿保、俞斌和闵钊等少数吴煦的死党外，浙江士绅集团中凡是对李鸿章有利用价值的人，他基本上照单全收。即使是对两吴一杨，他也没有斩尽杀绝，而是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竹杠，让他们各家退赔数万到数十万两的银子，结果弄得他们倾家荡产，而淮军的军饷则大大地充实了一票。同时，李鸿章也通过这一番“整肃吏治”，建立其自己的官员班底，为自己在封疆大吏的仕途上站稳了脚跟。
为何金陵让功
准军在苏南用兵，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势如破竹，连续攻克苏州、常州等名城。这大大出乎曾国藩的预料。准军能够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迅速跟上时代步伐，实现了军事装备的近代化。当时，李秀成的太平军中也配备了不少洋枪，但是品种繁杂不成套。李鸿章曾经化装到英法海军司令的旗舰上去参观，对于军舰上“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叹为观止，认为中国军队远不能及。所以他要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他和淮军将领通过观摩和讨论，认为必须成建制的编组洋枪小队，再加上开花炮队，才能在实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于是立刻请大哥李瀚章从广东派人到香港购买洋枪，在各营编组洋枪小队，随后又在全军更换装备，把原先笨重落后的抬枪鸟枪、大刀长矛一概弃之不用，而用劈山炮(后来改进为追击炮)掩护洋枪队冲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
清王朝最高当局，看到淮军异军突起，连战连胜，就一再发下谕旨，要李鸿章火速统带准军前往金陵助攻。这下子可是把曾氏兄弟急得够呛。李鸿章对恩师曾国藩执弟子礼还算恭敬，但对曾老九就不大买账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李鸿章对助攻金陵采取什么样的举动，实在是曾氏兄弟十分担心的事。因为从内心来讲。谁能攻下天京(即金陵)，就是铲除了与清王朝敌对政权的一件“首功”，作为和太平军苦战多年的最强硬的正面对手，曾氏兄弟当然不愿意这件“首功”落在别人手里。
李鸿章当然明白老师的心意，所以对朝廷从4月份以来的多次圣旨催促，一拖再拖，一面装病回苏州，一面催促曾国荃加快行动。但清廷却不容许曾李两家私下做交易，最终下了严旨，在阴历5月底以前一定要攻克。李鸿章实在抗不住了，于是一面上奏报告会攻的准确日期，一面敦促曾国藩加紧准备。当时淮军诸将领都不明白李鸿章的意思。刘铭传的部队已经开到金陵东南面的句容，而曾氏兄弟为了防止淮军前来争功，也命令鲍超的霆军移驻东坝，双方相距不到20里。据说刘铭传气汹汹地跑去找李鸿章说，霆军哪里挡得住我的巨炮，只要你一声令下，我淮军各部精兵一起行动，三五天内，一定拿下金陵城。李鸿章思前想后，尽管他也跃跃欲试，但想到老师对自己的提携之恩，终于还是按兵不动。而曾国荃接到李鸿章准备发兵的公文后，简直要疯狂了，拿着公文给部下的将领看，说：别人马上就要来抢功劳了，难道我们艰苦了两年，关键时刻就让别人抢了去不成?于是众将领都说愿拼死效力。终于在李鸿章发兵日期的前一天，用地道埋炸药轰塌了太平门城墙20余丈，攻占了金陵。曾国藩心里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对九弟说：我看少荃往来的奏折信函，都表明他不愿意会攻金陵，这实际上是不愿意与你争功。他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人。
金陵城攻下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滚鞍下马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急忙跑上前去搀起说：“我们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我们。”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平定以后，下决心裁湘留淮，启用淮军充当北上“剿捻”的主力。而李鸿章以金陵让功之举，维持了与曾氏兄弟的私谊；而曾、李之间在军政大计上的互谅互助，亦是湘准两系日后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