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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
陈丽平是开封县范村乡葛砦村的一位农妇。家里分了6口半人的地，20亩，有12亩种的是花生。陈丽平娘家也在本乡，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种花生。除了花生以外，还种小麦、西瓜和红薯。这里是沙土地，种出来的瓜脆甜，花生，拔出来一点土都不带，白薯，又面又甜。
从陈丽平小时，就记得每当花生收下，晒干后，就有人开着农用车来买，去壳后再往外兑。10年前一斤带壳花生1.2~1.3元，四五年前是2元多，去年卖到3元多，今年春节后，涨到4元左右，但投资也一年比一年贵，农民并没有多赚钱。
葛砦村有几百口人，人均3亩地。种一亩花生能收500斤左右，毛收入1500~1600元。除掉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投入，净收入在300~500元。
花生并不是全部卖给二道贩子，而是1/10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这里很多村都有榨油点，家里的油吃完了，就拉上几十斤花生，去榨油点，先把花生打碎，炒熟，往机器里一倒，一小时左右榨好油，和花生饼一起带回来。
表面上，农村的生活似乎变化不大。地还是那样种，花生还是那样收，那样卖。农民们并不关心他们产品的最终去向。虽然金龙鱼的小包装油进入中国已经20多年，从第一代的色拉油、第二代的调和油风靡中国城镇，但却始终没有攻陷作为油料作物产地的农村市场。
陈丽平说：“超市卖的油，没有我们自己做的油好吃，咱农民一直都是自己种麦，磨面；自己种花生，榨油。” 他们不会刻意比较榨油吃与买油吃的成本高低，只觉得那是自家地里的东西，自给自足，其乐融融。
但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际发生着的变化广阔而深刻，且影响和改变了包括陈丽平在内的广大中国农民的命运。
商家
在19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跟陈丽平一样吃散油，每个县都有油厂，乡村密布着榨油点。传统的榨油方式简单粗糙，榨出的油杂质多、油烟多、卫生安全无保障。那时人们喜欢吃花生油、菜籽油，而厌恶豆油。因为豆油不香，还有一股豆腥味。
1980年代末，新加坡嘉里粮油公司进入中国，1991年，第一瓶小包装油“金龙鱼”面市。这种大豆色拉油纯净，透亮，经过精炼去掉了豆腥味。嘉里粮油巧借国内单位爱发福利的惯例，用团购方法逐步培养出国人对小包装油的喜好，小包装油市场快速成长。
嘉里粮油本是中粮集团引进的合作伙伴，后双方分手，中粮集团推出了自己的油脂品牌“福临门”。2006年，中粮收购中谷粮；嘉里粮油与益海集团合并，成立益海嘉里集团；加上以花生油压榨、精炼为主的山东鲁花，形成中国油脂业三大巨头，其中益海嘉里独占半壁江山。
中国食用油的需求量十分旺盛，国内油料不能自给，油脂企业只有靠进口大豆或散油来精炼。国内大豆的主产区是黑龙江，种植面积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约一半，产量占全国2/3。由于国内油脂企业大量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进口转基因大豆或散油，东北大豆无论是成本、价格、出油率等都不占优势，很多豆农都不愿意种大豆了，改种玉米。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连续4年减少。而豆油都是用大豆压榨出来的，由于大豆减产，八成黑龙江油脂加工企业已经处于停工或者基本停工状态。
郑州的徐先生，曾先后在益海嘉里及河南本地某油脂企業任职，他说：“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散油，对国内农民的压榨是立竿见影的。农民不种大豆，改种其他的东西，是恶性循环，你大豆种得越少，形不成规模，话语权越小，只能把庞大的油脂市场拱手相让，只能跟着国外大豆行情走。”
河南是全国花生主产区之一，河南花生仁产量占全国产量将近一半。像益海嘉里这样的大企业，上下游通吃，既收购本地原料压榨，又进口散油进行精炼。但河南本土企业买原料自己榨油，还不如直接买毛油精炼的成本低。原来河南每个县都有榨油厂，现在很多油料厂被进口毛油冲倒了，本土企业只剩下一家大的大豆加工压榨厂—阳光油脂，但“阳光”很少在河南收购大豆，而是大批进口转基因大豆；河南另外一个有名的本地品牌，其压榨车间10年都没使用过。
河南亮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卫东对《南风窗》记者说：“由于大豆油便宜，也冲击到中国的花生油市场。河南花生榨油行业，现在收农民花生也不多，除了外资搞‘属地战略’，其他的榨油厂几乎都没了。我们厂压榨花生油很少，卖不出去。我们还是冷榨油， 10年前就有了，由于价格高，一直推不开。”
长期向“亮健”供货的田先生，现在成了它的股东，因为自己被拖欠已久的货款，现在变成了“股本金”。田先生是河南延津人，从1998年开始做花生经销商，从农民那里收购带壳花生，去壳后卖给榨油厂。田先生一年能收1000多吨花生，除了卖给榨油企业外，也向以花生为原料生产食品的企业出售。延津县曾有上百个像他这样的经销商，但一直在减少，现在只剩10几个了。
田先生说：农民在麦地套种花生，亩产四五百斤，能卖1500~1600元，净利300多元。这两年来，新乡市花生的种植面积在减少。农民以前把一半地种花生，一半种玉米，现在有的全改成种玉米了，因为农村缺劳力，玉米好管理。农民家里要是只有三五亩地，就租出去，种地的是五六十岁的年纪，出去打工没人要的。
输家
5月初，正是在麦田里套种花生的季节。齐膝深的麦田里，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把着，把地犁开，把花生播种进去。放眼望去，这种“作业二人组”往往是一老一少，或者干脆是老两口。烈日骄阳下，他们来回走一趟，已是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但陈丽平却说，现在种地比以前清闲了，就是忙这一阵，种完就没啥事了，浇浇地，上上肥，打两次除草剂就行了。收花生的时候，也是用花生收获机把地犁开，人跟在后面拾花生就行了。
花生地里的害虫主要是蛴螬、金针虫。郑州一位仝先生告诉记者，他老家在南阳。前几年，因为花生地下害虫多，它们会吃掉花生的根，汲取其汁液，导致花生成片死亡。农民把农药瓶打开，放到水渠里让水冲，这样才能把虫杀死。他回老家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他吃花生。
陈丽平说，现在当地农民普遍把花生种子拌上农药，就能治住蛴螬和金针虫了。但拌种药成本高，一亩地要花40元。
以前花生田里都是人工除草，大约从10年前，农民开始买除草剂使用。陈丽平笑道：“人工除草太慢，人也受罪……”这似乎是一个象征：能用药、化肥和机械的，就不愿意再用劳力。
除了种地外，此地农民在农闲时出去打打零工，跑跑运输，还普遍搞了养殖业，几乎家家养猪，少的几头，多的几百头。猪养肥了，该卖的时候，有人来上门收购，就像收花生的二道贩子一样。他们把肥猪装上车，有的走到外地，有的卖给本地肉联厂。因此，现在的农村里已没有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身份是“兼业化小农”，从事着多元化的经济活动。
目前我国花生地里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是乙草胺，用乙草胺后花生有农药残留，对人体有潜在危害。2006~2007年，日本多次就我国输日花生中乙草胺等农残超标，通过我驻日使馆向我国发出通报，并希望我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今年欧盟已禁止其成员国使用乙草胺。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长期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同时兼任河南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3年前，开封某县某村的一户农民告诉她：“我种了10亩花生，因为今年雨水多，杂草旺长，就大量往地里打除草剂，比往年多打了一倍还多。这些花生收获后，是卖给国内某大型食用油品牌企业的。但我有3 亩地没打农药，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我也不相信商场里卖的油。”
何慧丽感慨道：“消费者与生产者是永远的矛盾体。消费者拼命压价，生产者拼命抬价。城里人把农民逼得一心赚钱，人与人都不和谐了，怎么增产怎么来……结果，消费者把农产品的价格压低了，生产者就在地里拼命上化肥，喷农药，弄死你！”
何慧丽认为，城市化、工业化把人异化了。城里人不与大自然接触，不从生命的层次上看问题，竟然发明了化肥、农药。中国5000年都一直肥沃的土地，改革开放30年就不再肥沃了，地力用尽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已经不能提高产量了。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土壤里的生命单一，生长出的农产品怎么会有营养？
何慧丽说：“有句俗话说：‘城里人用假冒伪劣坑害农村人，农民用有毒食品毒害城里人。’社会是如此邪恶……你可以不爱农民，但你爱不爱自己的身体？有人迷信‘认证’，只要有‘认证’就放心了，但农民偷偷打农药、上化肥怎么办？还有人竟然建议在田间地头架设监控设备，真是可笑！爱农民就是爱自己。如果你把农民当亲人，你们是亲戚，你吃他种的东西，还用得着认证吗？”
陈丽平是开封县范村乡葛砦村的一位农妇。家里分了6口半人的地，20亩，有12亩种的是花生。陈丽平娘家也在本乡，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种花生。除了花生以外，还种小麦、西瓜和红薯。这里是沙土地，种出来的瓜脆甜，花生，拔出来一点土都不带，白薯，又面又甜。
从陈丽平小时，就记得每当花生收下，晒干后，就有人开着农用车来买，去壳后再往外兑。10年前一斤带壳花生1.2~1.3元，四五年前是2元多，去年卖到3元多，今年春节后，涨到4元左右，但投资也一年比一年贵，农民并没有多赚钱。
葛砦村有几百口人，人均3亩地。种一亩花生能收500斤左右，毛收入1500~1600元。除掉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投入，净收入在300~500元。
花生并不是全部卖给二道贩子，而是1/10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这里很多村都有榨油点，家里的油吃完了，就拉上几十斤花生，去榨油点，先把花生打碎，炒熟，往机器里一倒，一小时左右榨好油，和花生饼一起带回来。
表面上，农村的生活似乎变化不大。地还是那样种，花生还是那样收，那样卖。农民们并不关心他们产品的最终去向。虽然金龙鱼的小包装油进入中国已经20多年，从第一代的色拉油、第二代的调和油风靡中国城镇，但却始终没有攻陷作为油料作物产地的农村市场。
陈丽平说：“超市卖的油，没有我们自己做的油好吃，咱农民一直都是自己种麦，磨面；自己种花生，榨油。” 他们不会刻意比较榨油吃与买油吃的成本高低，只觉得那是自家地里的东西，自给自足，其乐融融。
但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际发生着的变化广阔而深刻，且影响和改变了包括陈丽平在内的广大中国农民的命运。
商家
在19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跟陈丽平一样吃散油，每个县都有油厂，乡村密布着榨油点。传统的榨油方式简单粗糙，榨出的油杂质多、油烟多、卫生安全无保障。那时人们喜欢吃花生油、菜籽油，而厌恶豆油。因为豆油不香，还有一股豆腥味。
1980年代末，新加坡嘉里粮油公司进入中国，1991年，第一瓶小包装油“金龙鱼”面市。这种大豆色拉油纯净，透亮，经过精炼去掉了豆腥味。嘉里粮油巧借国内单位爱发福利的惯例，用团购方法逐步培养出国人对小包装油的喜好，小包装油市场快速成长。
嘉里粮油本是中粮集团引进的合作伙伴，后双方分手，中粮集团推出了自己的油脂品牌“福临门”。2006年，中粮收购中谷粮；嘉里粮油与益海集团合并，成立益海嘉里集团；加上以花生油压榨、精炼为主的山东鲁花，形成中国油脂业三大巨头，其中益海嘉里独占半壁江山。
中国食用油的需求量十分旺盛，国内油料不能自给，油脂企业只有靠进口大豆或散油来精炼。国内大豆的主产区是黑龙江，种植面积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约一半，产量占全国2/3。由于国内油脂企业大量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进口转基因大豆或散油，东北大豆无论是成本、价格、出油率等都不占优势，很多豆农都不愿意种大豆了，改种玉米。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连续4年减少。而豆油都是用大豆压榨出来的，由于大豆减产，八成黑龙江油脂加工企业已经处于停工或者基本停工状态。
郑州的徐先生，曾先后在益海嘉里及河南本地某油脂企業任职，他说：“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散油，对国内农民的压榨是立竿见影的。农民不种大豆，改种其他的东西，是恶性循环，你大豆种得越少，形不成规模，话语权越小，只能把庞大的油脂市场拱手相让，只能跟着国外大豆行情走。”
河南是全国花生主产区之一，河南花生仁产量占全国产量将近一半。像益海嘉里这样的大企业，上下游通吃，既收购本地原料压榨，又进口散油进行精炼。但河南本土企业买原料自己榨油，还不如直接买毛油精炼的成本低。原来河南每个县都有榨油厂，现在很多油料厂被进口毛油冲倒了，本土企业只剩下一家大的大豆加工压榨厂—阳光油脂，但“阳光”很少在河南收购大豆，而是大批进口转基因大豆；河南另外一个有名的本地品牌，其压榨车间10年都没使用过。
河南亮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卫东对《南风窗》记者说：“由于大豆油便宜，也冲击到中国的花生油市场。河南花生榨油行业，现在收农民花生也不多，除了外资搞‘属地战略’，其他的榨油厂几乎都没了。我们厂压榨花生油很少，卖不出去。我们还是冷榨油， 10年前就有了，由于价格高，一直推不开。”
长期向“亮健”供货的田先生，现在成了它的股东，因为自己被拖欠已久的货款，现在变成了“股本金”。田先生是河南延津人，从1998年开始做花生经销商，从农民那里收购带壳花生，去壳后卖给榨油厂。田先生一年能收1000多吨花生，除了卖给榨油企业外，也向以花生为原料生产食品的企业出售。延津县曾有上百个像他这样的经销商，但一直在减少，现在只剩10几个了。
田先生说：农民在麦地套种花生，亩产四五百斤，能卖1500~1600元，净利300多元。这两年来，新乡市花生的种植面积在减少。农民以前把一半地种花生，一半种玉米，现在有的全改成种玉米了，因为农村缺劳力，玉米好管理。农民家里要是只有三五亩地，就租出去，种地的是五六十岁的年纪，出去打工没人要的。
输家
5月初，正是在麦田里套种花生的季节。齐膝深的麦田里，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把着，把地犁开，把花生播种进去。放眼望去，这种“作业二人组”往往是一老一少，或者干脆是老两口。烈日骄阳下，他们来回走一趟，已是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但陈丽平却说，现在种地比以前清闲了，就是忙这一阵，种完就没啥事了，浇浇地，上上肥，打两次除草剂就行了。收花生的时候，也是用花生收获机把地犁开，人跟在后面拾花生就行了。
花生地里的害虫主要是蛴螬、金针虫。郑州一位仝先生告诉记者，他老家在南阳。前几年，因为花生地下害虫多，它们会吃掉花生的根，汲取其汁液，导致花生成片死亡。农民把农药瓶打开，放到水渠里让水冲，这样才能把虫杀死。他回老家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他吃花生。
陈丽平说，现在当地农民普遍把花生种子拌上农药，就能治住蛴螬和金针虫了。但拌种药成本高，一亩地要花40元。
以前花生田里都是人工除草，大约从10年前，农民开始买除草剂使用。陈丽平笑道：“人工除草太慢，人也受罪……”这似乎是一个象征：能用药、化肥和机械的，就不愿意再用劳力。
除了种地外，此地农民在农闲时出去打打零工，跑跑运输，还普遍搞了养殖业，几乎家家养猪，少的几头，多的几百头。猪养肥了，该卖的时候，有人来上门收购，就像收花生的二道贩子一样。他们把肥猪装上车，有的走到外地，有的卖给本地肉联厂。因此，现在的农村里已没有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身份是“兼业化小农”，从事着多元化的经济活动。
目前我国花生地里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是乙草胺，用乙草胺后花生有农药残留，对人体有潜在危害。2006~2007年，日本多次就我国输日花生中乙草胺等农残超标，通过我驻日使馆向我国发出通报，并希望我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今年欧盟已禁止其成员国使用乙草胺。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长期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同时兼任河南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3年前，开封某县某村的一户农民告诉她：“我种了10亩花生，因为今年雨水多，杂草旺长，就大量往地里打除草剂，比往年多打了一倍还多。这些花生收获后，是卖给国内某大型食用油品牌企业的。但我有3 亩地没打农药，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我也不相信商场里卖的油。”
何慧丽感慨道：“消费者与生产者是永远的矛盾体。消费者拼命压价，生产者拼命抬价。城里人把农民逼得一心赚钱，人与人都不和谐了，怎么增产怎么来……结果，消费者把农产品的价格压低了，生产者就在地里拼命上化肥，喷农药，弄死你！”
何慧丽认为，城市化、工业化把人异化了。城里人不与大自然接触，不从生命的层次上看问题，竟然发明了化肥、农药。中国5000年都一直肥沃的土地，改革开放30年就不再肥沃了，地力用尽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已经不能提高产量了。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土壤里的生命单一，生长出的农产品怎么会有营养？
何慧丽说：“有句俗话说：‘城里人用假冒伪劣坑害农村人，农民用有毒食品毒害城里人。’社会是如此邪恶……你可以不爱农民，但你爱不爱自己的身体？有人迷信‘认证’，只要有‘认证’就放心了，但农民偷偷打农药、上化肥怎么办？还有人竟然建议在田间地头架设监控设备，真是可笑！爱农民就是爱自己。如果你把农民当亲人，你们是亲戚，你吃他种的东西，还用得着认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