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清中国经济的现状必须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二是中国经济此次调整是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于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可以归纳为：尚缺乏足够实体经济自发支撑的增长与高波动的资产市场并存的阶段。原因是在高增长期望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以及内外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快速投放的货币难以完全进入实体经济，并伴随着民间资本的观望和跟进不足，最终导致了目前的局面。
　　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发达的金融体系，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投放的货币不可能全部进入实体经济。中国经济中的货币投放情况也大体如此。因此，要做到无泡沫的复苏，必须确保投放的货币不要太多进入资产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但由于房地产是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确保企业资金链的顺畅和投资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需要采取分类监督和处理的原则来调整信贷投向，尤其是要避免房地产投资的下降。
　　我个人认为最近热论的“退出战略”意义不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同的。在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历史中，国有经济的比重是在下降是事实，比如在90年代中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由约60％下降到目前的约30％，但国有经济依然是中国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危机背景下，国有经济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关键要素，在总需求基础尚比较脆弱和不稳定的背景下，盲目依据自由经济的理念讨论的“退出战略”是不现实的。原因有三：
　　其一，脆弱的总需求基础具有不稳定性和投资的连续性使得国有经济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强，以稳定总需求基础。
　　其二，民间资本的“观望”态势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变，国有经济投资的“退出”如不伴随民间资本的跟进将破坏至今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奠定的成果。比如，今年1～7月，上海国有经济累计投资1365.8亿元，同比增长32.8％，同期非国有经济累计投资1372.8亿元，同比仅增长0.5％。同期广东国有经济完成投资1915.6亿元，增长60.3％，全省民营经济完成投资2122.6亿元，增长2.1％，为今年以来的首次正增长。这说明民间投资的增长很微弱，　“观望”态势没有显著改变。
　　其三，在民间资本“观望”态势没有改变的条件下，　“退出”机制是不存在的。“退出”能够退给谁呢?因此，　“退出战略”的时机和条件都不存在。
　　美国经济外部不平衡在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贸易赤字／GDP达到6％。考虑到2007～2008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中的40％以上的份额是中美贸易导致的，中美之间的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是存在的。在美元贬值的驱动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调整的速度是较快的。伴随着GDP的大幅下滑和进口的大幅下降，这说明美国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近期显著下降了，但并不能够否定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危机后全球贸易下降超过30％，但中国对外出口只下降了20％，而且中国商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上占有的贸易份额却在增加。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依然具有竞争力。
　　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增长路径来看，只有当外部需求较好时，国内GDP高增长，通货膨胀也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典型的是出口促增长的2005～2007年的“黄金期”。而在出口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始终存在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高波动，主要原因是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国内的生产结构和国内的消费结构匹配得不好，因此需要外部需求来消化国内的生产能力。
　　由于经济结构变化的惰性，不可能简单采取内需来替代外部需求的发展路径。90年代的日本是采取内需替代外部需求的一个失败的典型。只有保持已有的优势，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进程中，逐步调整结构才是最佳方式。要充分明确当前是被动调整时期，而不是主动调整时期。因此，外部需求是必须保持的，这样一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一方面可以继续发挥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又为内需结构性的调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新增长点在何处?我觉得还是要从内、外需平衡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首先在外部需求上，要通过稳定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币值以及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以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在内部需求方面，有几个重要方面可以研究，比如加大公共用品的供给、改革收入分配体系、继续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发展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服务业，等等。
　　总之，只有采取内外平衡发展的战略，才可能寻求到短期复苏和长期增长之间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