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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艾狄安·热尔内勒：请您聊一聊您的童年时期，特别是贵州的经历，现在华为是一家非常漂亮的现代化公司，想知道您过去是怎么样的？
任正非：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我在贵州镇宁县成长，那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小镇。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今天是很重要的旅游风景，非常吸引游客，但是我当年在那里的生存状况是很贫困的。
艾狄安·热尔内勒：您小时候也受苦了吗？
任正非：当然，肯定是在贫困中生活。但是我小时候生活得很快乐，因为我不知道法国的面包好吃。我小时候没有离开过那个小镇，就在直径15公里左右的区域长大的，没有比较，不知何为幸福，所以我感到很幸福。
纪尧姆·格哈雷：您小时候有没有吃不饱饭的时候？
任正非：你应该问我小时候有没有吃饱饭的时候。那时候吃不饱饭很正常，我经常吃不饱饭，吃饱饭是偶然的。
纪尧姆·格哈雷：您女儿目前还在加拿大，这个情况对您个人或者对华为公司来说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孟晚舟没有任何罪过，加拿大对她的拘捕在程序上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相信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拿出证据讲清楚，总是会释放的。我们耐心等待，走法律程序。
艾狄安·热尔内勒：这个事件的背景是欧美一些国家非常害怕中国的扩张，您觉得中国是否在扩张呢？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闭国家。现在中国奉行改革开放，主要目的是把外面的引进来。中国走出去，主要是商业贸易走出去，是以商业的形式走到世界，并不是以政治的形式走到世界，并没有带着意识形态走向世界。
艾狄安·热尔内勒：在启蒙时代郑和下西洋，船队比哥伦布的船队大三倍，走到一半的时候中国国内有一些政治的声音，下令让船队掉头回中国。现在中国走出去有没有像郑和下西洋一样，走一半掉头的情况？
任正非：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下西洋目的不同。当时中国认为自己很强大，郑和带了很多礼品去拜访沿途各个国家，并不以商业扩张为目的。哥伦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寻找黄金、香料，追寻财富。郑和下西洋的目标不明确，没有驱动力，所以他走了一半就不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十分清晰的，繁荣祖国、融入世界。因此，改革开放不会半途而废。哥伦布下西洋的目标很明确，他要找到财富，也确实找到了，因此有持续的推动力。从欧洲到亚洲的海洋上，沉没了350万艘船，经济全球化实际从数百年前就开始了。
我不仅是被欧洲人的奋斗精神所感动，我在非洲原始森林和撒哈拉沙漠里看到小小的教堂时，也是无限崇拜。欧洲这么多传教士漂洋过海，那时漂洋过海的工具很简陋，是一种很小的船。他们到达非洲海岸时，也许活下来的人只有百分之几;他们向原始森林进发时，还会有更大的伤亡;等他到达一个小村庄，就住下来在那里修了一个小教堂，在那里布道。布道以后就永远回不去了，他们如果要重新走出原始森林到海边，穿过大海再回去，迎接他们的可能又是死亡。如果没有他们几百年的文化传播，非洲的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不能通用化，今天开发非洲都很难实现。当年欧洲去开发世界贸易市场的时候，去传教的时候，他们历经的艰辛比我们今天多多了。
我曾到過中国一个很边缘的农村——普洱，一个少数民族拉祜族的村庄。一两百年前，传教士把吉他带进了这个村庄，这就是对一个小村庄的文化影响，这是一个音乐的村庄。
艾狄安·热尔内勒：太好了。传教士把吉他带到这个地方，中国人把5G带到世界。
任正非：那是下一步的事情。那时全世界的音乐家们可以同时演奏一首歌曲，因为时延非常小。
艾狄安·热尔内勒：现在西方人比较害怕中国，您说中国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您是否理解西方人讲到中国时的紧张态度呢？
任正非：其实美国在夸大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这种夸大式的宣传，再加上很多人没有来过中国，就会有误解。中国现在要像美国一样把军舰开到世界各国去的能力也不存在。我个人认为，中国建立的是防御体系。
美国想要称霸世界，欧洲是政治多元化，不具有侵略性。欧洲主要想做买卖赚钱，中国也想多买些欧洲的奢侈品，中国欢迎欧洲来赚钱，不然还要飞到巴黎去买东西。中国不断对奢侈品减税，就是欢迎欧洲商品。而且中国和欧洲的经济是互补的，所以中国需要欧洲，欧洲也需要中国。如果用“一带一路”连接起来，欧洲的商品到中国来，中国的商品到欧洲去，车走到中途没有油了，中东、中亚就是能源基地，给我们经济加油。这样从欧洲、中东、中亚到远东就连成一个大的经济版块。如果中国与日本、韩国再形成自由贸易区，这个版块的经济总量就会比美国大很多。那么，美国称霸世界就有困难了，它就希望我们不要团结起来。
二
纪尧姆·格哈雷：能否描述一下鸿蒙是怎样的系统？
任正非：我们有数千块电路板，电路板都要有操作系统。鸿蒙操作系统是一个面向确定时延系统的操作系统，实现系统端到端处理时延是精确到5毫秒，甚至更低的毫秒级乃至亚毫秒级，控制只有这么小时延，对物联网自动生产有用。比如无人驾驶，齿轮转过来时延是几毫秒，如果是不准确的，不然这个齿轮来了，那个齿轮还没有来，就咬合不上了。我们是为了万物互联，为将来走向智能社会所做的一个操作系统。
艾狄安·热尔内勒：也就是说，如果鸿蒙操作系统发布之后，速度比安卓或者苹果的操作系统更快是吗？
任正非：没有比较。有可能。
艾狄安·热尔内勒：华为会不会希望跟欧洲的一些半导体生产厂家结盟呢？刚才您提到了“一带一路”，这是不是可执行的操作？
任正非：当然，比如我们购买意法半导体的器件数量增加了。
艾狄安·热尔内勒：如果跟美国摩擦继续下去，就与欧洲一些厂家结盟？
任正非：对，更多购买欧洲厂家的产品。 艾狄安·热尔内勒：现在有一些人会觉得欧盟的运营商不着急部署5G，现在看来5G能赚钱的应用只有自动驾驶，其他应用好像赚不了什么钱，这个说法对吗？
任正非：这不对。欧洲为什么比中国早发达？就是因为几百年前的铁路和航海能力。因为中国那时的交通是基于马车，马车比火车慢，比轮船载重量小，所以欧洲首先工业崛起了。信息传送速度提升后，也将带来经济上不可估量的增长。5G的速度至少比4G快10倍以上，速度快会促进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艾狄安·热尔内勒：这是偏政府的论据，运营商自己出钱投资，不能马上赚到钱。
任正非：不是。如果换成5G以后，还按现在4G的标准收费，运营商的盈利能力能够大大的增加。
艾狄安·热尔内勒：为什么？
任正非：因为5G成本按每比特计算只有4G的1/10，每比特能耗也只有1/10，5G速度在同等的能耗下是2G的一万倍。任何一个产品的先进性不能意味着是高成本，应该是高价值。5G应用以后你就知道，将来美国可能是落后国家。
艾狄安·热尔内勒：之前基辛格问过，如果要联系欧洲，该打谁的电话，您觉得谁能够代表欧洲？欧洲对外发声时，是马克龙、默克尔还是谁能代表欧洲？
任正非：谁也不需要代表欧洲，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站到自己的利益角度上思考自己的问题，欧洲二十几个国家达成一定的平衡就行了。因此，欧盟总部放到比利时是有道理的，放在巴黎就是法国代表欧洲，放到柏林就是德国代表欧洲。欧洲各个国家都以谋求自己的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不是谋求做世界霸主为目标，所以欧洲是非常值得合作的伙伴。
纪尧姆·格哈雷：有一个AI的学者说，欧洲在科技的版图上不存在了，对此有什么看法？
任正非：我不这么认为。工业革命的基因还在欧洲，这些基因都是一颗颗珍珠，欧洲需要一条线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变成项链。如果你带着一根线到非洲去，是穿不成项链的，只有带个铁锹到非洲去挖一些矿产。欧洲在科技基因上还是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根本是数学，世界上数学最发达的是两个国家：第一是法国，第二是俄罗斯。
艾狄安·热尔内勒：现在华为和特朗普之间的冲突是科技性还是商业性的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特朗普怎么想的，我猜想应该是政治性的吧。在通讯科技上，美国没有5G，也没有光交换，很多东西它都没有，不存在科技竞争。电信设备产业上，美国与我们也没有同类商品的公司，所以也不存在商品竞争。他们莫名其妙打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三
艾狄安·热尔内勒：有一个经济学家之前写了一本书，中国直到19世纪初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力量，您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不是只是回到正常的情况？
任正非：在过去三四十年中，中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发展的质量还要提高，将来能给人类多做一些贡献，这点做得还不够。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有整个欧洲、日本、美国，中国GDP数量比较大，但很多是中低端商品，人均GDP还是比较少的。
我知道你去过贵州，看到些偏僻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比较贫穷的。中国号召一定要脱贫，要缩小贫困人口的数量，各级政府在努力改善，发展生产。只有改善了贫困，老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美国幻想的颜色革命就不会出现，因为人民群众慢慢都富裕起来了，就只会去想发展生产的事。
可能你们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西藏的交通比深圳好，基础设施修得非常漂亮，经济、人民生活也明显改善了，我相信在这些地区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国家用很大力量来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相反美国没有解决好贫困人口问题，过去认为是种族问题，说“白人富裕、黑人贫困”，现在不是这样，美国贫困的白人数量也很多。这次打贸易战加关税，其实给美国人民的日用消费品增加了很多经济负担。
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已经降到不能再降，再降企业就破产了，美国再加税，这边不降价，税是让美国人民承担了。如果美国不能解决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贫困问题，社会也会出现一些混亂的。对比下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去消灭贫困，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纪尧姆-格哈雷：我们看到华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分权治理体系，您觉得能让人民脱贫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任正非：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时就设计了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讲的是公平，但是这个公平过去在中国被错误理解为平均。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基础制度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但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就会有资本杠杆。中国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牵制着，达到一定平衡。这个平衡由谁来实现？政府，政府来改革。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经济基础开始改革时，改什么？改利益分配。十三亿人民改利益分配时，大家想象会有多少矛盾冲突，多少利益矛盾要爆发，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控制着，使国家不要出现混乱。所以，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改革、要开放、要发展，但是不能出现混乱，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管住。中央把握着改革的方向节奏，下面政府改得太慢，捏太紧出现僵局了，邓小平就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有的改革走太快了，矛盾激化了，四项基本原则又捏一下，让你走慢一点。所以，经过三十年时间，中国就过渡过来了。
国家资本的钱是谁的？是人民的。政府怎么还给人民？修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大家想一想，西藏修了高速铁路，能赚钱吗？作为资本家是不会投资的。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轰轰烈烈地建，这是国家在推动建设，人民受惠了，这样平衡了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幻想中国爆发颜色革命，没有成功。
四
纪尧姆·格哈雷：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不会雇佣那么多人，未来十年、二十年以后，每个人都还会有一份工作吗？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过去在非洲设计站点时，我们一个工程师一天最多设计4个站点;现在一个工程师用人工智能设计方式，一天能设计1200个站点。我问他“为什么是1200个站点”，他说“合同总共就1200个站点”。生产效率提高，是有益人类生活的。
今天大家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和当年对纺织机械的恐惧是一样的，当年纺织机械出现的时候，大家把纺织机砸烂，这是一样的道理。怎么适应未来新技术社会？我也不知道，大家在探讨。
纪尧姆·格哈雷：如果给人工智能的应用设一些限制，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呢？
任正非：不知道。因为现在人工智能主要用于改进生产效率，没有用到改进隋感上。有很多工作是人工智能不能代替的，比如喝咖啡，人工智能很难代替。当你生病在床上呻吟的时候，进来一个机器人，给你打一针就走了，你不会感到冷冰冰吗？还是需要一个真人有温度的情感，这就是体验。
纪尧姆·格哈雷：您认为华为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的公司？
任正非：我不知道三年以后华为还能不能活下来，所以我不可能预测三十年以后怎么样。
纪尧姆·格哈雷：如果特朗普要过来，您会敞开大门欢迎他吗？
任正非：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开放、合作、共赢，也许他会改变他的思维方式。
纪尧姆·格哈雷：您最喜欢的谚语是什么？
任正非：合作共赢。
摘自微信公众号“蓝血研究”
艾狄安·热尔内勒：请您聊一聊您的童年时期，特别是贵州的经历，现在华为是一家非常漂亮的现代化公司，想知道您过去是怎么样的？
任正非：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我在贵州镇宁县成长，那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小镇。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今天是很重要的旅游风景，非常吸引游客，但是我当年在那里的生存状况是很贫困的。
艾狄安·热尔内勒：您小时候也受苦了吗？
任正非：当然，肯定是在贫困中生活。但是我小时候生活得很快乐，因为我不知道法国的面包好吃。我小时候没有离开过那个小镇，就在直径15公里左右的区域长大的，没有比较，不知何为幸福，所以我感到很幸福。
纪尧姆·格哈雷：您小时候有没有吃不饱饭的时候？
任正非：你应该问我小时候有没有吃饱饭的时候。那时候吃不饱饭很正常，我经常吃不饱饭，吃饱饭是偶然的。
纪尧姆·格哈雷：您女儿目前还在加拿大，这个情况对您个人或者对华为公司来说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孟晚舟没有任何罪过，加拿大对她的拘捕在程序上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相信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拿出证据讲清楚，总是会释放的。我们耐心等待，走法律程序。
艾狄安·热尔内勒：这个事件的背景是欧美一些国家非常害怕中国的扩张，您觉得中国是否在扩张呢？
任正非：我认为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闭国家。现在中国奉行改革开放，主要目的是把外面的引进来。中国走出去，主要是商业贸易走出去，是以商业的形式走到世界，并不是以政治的形式走到世界，并没有带着意识形态走向世界。
艾狄安·热尔内勒：在启蒙时代郑和下西洋，船队比哥伦布的船队大三倍，走到一半的时候中国国内有一些政治的声音，下令让船队掉头回中国。现在中国走出去有没有像郑和下西洋一样，走一半掉头的情况？
任正非：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下西洋目的不同。当时中国认为自己很强大，郑和带了很多礼品去拜访沿途各个国家，并不以商业扩张为目的。哥伦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寻找黄金、香料，追寻财富。郑和下西洋的目标不明确，没有驱动力，所以他走了一半就不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十分清晰的，繁荣祖国、融入世界。因此，改革开放不会半途而废。哥伦布下西洋的目标很明确，他要找到财富，也确实找到了，因此有持续的推动力。从欧洲到亚洲的海洋上，沉没了350万艘船，经济全球化实际从数百年前就开始了。
我不仅是被欧洲人的奋斗精神所感动，我在非洲原始森林和撒哈拉沙漠里看到小小的教堂时，也是无限崇拜。欧洲这么多传教士漂洋过海，那时漂洋过海的工具很简陋，是一种很小的船。他们到达非洲海岸时，也许活下来的人只有百分之几;他们向原始森林进发时，还会有更大的伤亡;等他到达一个小村庄，就住下来在那里修了一个小教堂，在那里布道。布道以后就永远回不去了，他们如果要重新走出原始森林到海边，穿过大海再回去，迎接他们的可能又是死亡。如果没有他们几百年的文化传播，非洲的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不能通用化，今天开发非洲都很难实现。当年欧洲去开发世界贸易市场的时候，去传教的时候，他们历经的艰辛比我们今天多多了。
我曾到過中国一个很边缘的农村——普洱，一个少数民族拉祜族的村庄。一两百年前，传教士把吉他带进了这个村庄，这就是对一个小村庄的文化影响，这是一个音乐的村庄。
艾狄安·热尔内勒：太好了。传教士把吉他带到这个地方，中国人把5G带到世界。
任正非：那是下一步的事情。那时全世界的音乐家们可以同时演奏一首歌曲，因为时延非常小。
艾狄安·热尔内勒：现在西方人比较害怕中国，您说中国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您是否理解西方人讲到中国时的紧张态度呢？
任正非：其实美国在夸大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这种夸大式的宣传，再加上很多人没有来过中国，就会有误解。中国现在要像美国一样把军舰开到世界各国去的能力也不存在。我个人认为，中国建立的是防御体系。
美国想要称霸世界，欧洲是政治多元化，不具有侵略性。欧洲主要想做买卖赚钱，中国也想多买些欧洲的奢侈品，中国欢迎欧洲来赚钱，不然还要飞到巴黎去买东西。中国不断对奢侈品减税，就是欢迎欧洲商品。而且中国和欧洲的经济是互补的，所以中国需要欧洲，欧洲也需要中国。如果用“一带一路”连接起来，欧洲的商品到中国来，中国的商品到欧洲去，车走到中途没有油了，中东、中亚就是能源基地，给我们经济加油。这样从欧洲、中东、中亚到远东就连成一个大的经济版块。如果中国与日本、韩国再形成自由贸易区，这个版块的经济总量就会比美国大很多。那么，美国称霸世界就有困难了，它就希望我们不要团结起来。
二
纪尧姆·格哈雷：能否描述一下鸿蒙是怎样的系统？
任正非：我们有数千块电路板，电路板都要有操作系统。鸿蒙操作系统是一个面向确定时延系统的操作系统，实现系统端到端处理时延是精确到5毫秒，甚至更低的毫秒级乃至亚毫秒级，控制只有这么小时延，对物联网自动生产有用。比如无人驾驶，齿轮转过来时延是几毫秒，如果是不准确的，不然这个齿轮来了，那个齿轮还没有来，就咬合不上了。我们是为了万物互联，为将来走向智能社会所做的一个操作系统。
艾狄安·热尔内勒：也就是说，如果鸿蒙操作系统发布之后，速度比安卓或者苹果的操作系统更快是吗？
任正非：没有比较。有可能。
艾狄安·热尔内勒：华为会不会希望跟欧洲的一些半导体生产厂家结盟呢？刚才您提到了“一带一路”，这是不是可执行的操作？
任正非：当然，比如我们购买意法半导体的器件数量增加了。
艾狄安·热尔内勒：如果跟美国摩擦继续下去，就与欧洲一些厂家结盟？
任正非：对，更多购买欧洲厂家的产品。 艾狄安·热尔内勒：现在有一些人会觉得欧盟的运营商不着急部署5G，现在看来5G能赚钱的应用只有自动驾驶，其他应用好像赚不了什么钱，这个说法对吗？
任正非：这不对。欧洲为什么比中国早发达？就是因为几百年前的铁路和航海能力。因为中国那时的交通是基于马车，马车比火车慢，比轮船载重量小，所以欧洲首先工业崛起了。信息传送速度提升后，也将带来经济上不可估量的增长。5G的速度至少比4G快10倍以上，速度快会促进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艾狄安·热尔内勒：这是偏政府的论据，运营商自己出钱投资，不能马上赚到钱。
任正非：不是。如果换成5G以后，还按现在4G的标准收费，运营商的盈利能力能够大大的增加。
艾狄安·热尔内勒：为什么？
任正非：因为5G成本按每比特计算只有4G的1/10，每比特能耗也只有1/10，5G速度在同等的能耗下是2G的一万倍。任何一个产品的先进性不能意味着是高成本，应该是高价值。5G应用以后你就知道，将来美国可能是落后国家。
艾狄安·热尔内勒：之前基辛格问过，如果要联系欧洲，该打谁的电话，您觉得谁能够代表欧洲？欧洲对外发声时，是马克龙、默克尔还是谁能代表欧洲？
任正非：谁也不需要代表欧洲，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站到自己的利益角度上思考自己的问题，欧洲二十几个国家达成一定的平衡就行了。因此，欧盟总部放到比利时是有道理的，放在巴黎就是法国代表欧洲，放到柏林就是德国代表欧洲。欧洲各个国家都以谋求自己的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不是谋求做世界霸主为目标，所以欧洲是非常值得合作的伙伴。
纪尧姆·格哈雷：有一个AI的学者说，欧洲在科技的版图上不存在了，对此有什么看法？
任正非：我不这么认为。工业革命的基因还在欧洲，这些基因都是一颗颗珍珠，欧洲需要一条线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变成项链。如果你带着一根线到非洲去，是穿不成项链的，只有带个铁锹到非洲去挖一些矿产。欧洲在科技基因上还是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根本是数学，世界上数学最发达的是两个国家：第一是法国，第二是俄罗斯。
艾狄安·热尔内勒：现在华为和特朗普之间的冲突是科技性还是商业性的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特朗普怎么想的，我猜想应该是政治性的吧。在通讯科技上，美国没有5G，也没有光交换，很多东西它都没有，不存在科技竞争。电信设备产业上，美国与我们也没有同类商品的公司，所以也不存在商品竞争。他们莫名其妙打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三
艾狄安·热尔内勒：有一个经济学家之前写了一本书，中国直到19世纪初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力量，您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不是只是回到正常的情况？
任正非：在过去三四十年中，中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发展的质量还要提高，将来能给人类多做一些贡献，这点做得还不够。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有整个欧洲、日本、美国，中国GDP数量比较大，但很多是中低端商品，人均GDP还是比较少的。
我知道你去过贵州，看到些偏僻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比较贫穷的。中国号召一定要脱贫，要缩小贫困人口的数量，各级政府在努力改善，发展生产。只有改善了贫困，老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美国幻想的颜色革命就不会出现，因为人民群众慢慢都富裕起来了，就只会去想发展生产的事。
可能你们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西藏的交通比深圳好，基础设施修得非常漂亮，经济、人民生活也明显改善了，我相信在这些地区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国家用很大力量来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相反美国没有解决好贫困人口问题，过去认为是种族问题，说“白人富裕、黑人贫困”，现在不是这样，美国贫困的白人数量也很多。这次打贸易战加关税，其实给美国人民的日用消费品增加了很多经济负担。
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已经降到不能再降，再降企业就破产了，美国再加税，这边不降价，税是让美国人民承担了。如果美国不能解决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贫困问题，社会也会出现一些混亂的。对比下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去消灭贫困，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纪尧姆-格哈雷：我们看到华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分权治理体系，您觉得能让人民脱贫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任正非：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时就设计了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讲的是公平，但是这个公平过去在中国被错误理解为平均。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基础制度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但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就会有资本杠杆。中国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牵制着，达到一定平衡。这个平衡由谁来实现？政府，政府来改革。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经济基础开始改革时，改什么？改利益分配。十三亿人民改利益分配时，大家想象会有多少矛盾冲突，多少利益矛盾要爆发，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控制着，使国家不要出现混乱。所以，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改革、要开放、要发展，但是不能出现混乱，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管住。中央把握着改革的方向节奏，下面政府改得太慢，捏太紧出现僵局了，邓小平就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有的改革走太快了，矛盾激化了，四项基本原则又捏一下，让你走慢一点。所以，经过三十年时间，中国就过渡过来了。
国家资本的钱是谁的？是人民的。政府怎么还给人民？修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大家想一想，西藏修了高速铁路，能赚钱吗？作为资本家是不会投资的。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轰轰烈烈地建，这是国家在推动建设，人民受惠了，这样平衡了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幻想中国爆发颜色革命，没有成功。
四
纪尧姆·格哈雷：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不会雇佣那么多人，未来十年、二十年以后，每个人都还会有一份工作吗？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过去在非洲设计站点时，我们一个工程师一天最多设计4个站点;现在一个工程师用人工智能设计方式，一天能设计1200个站点。我问他“为什么是1200个站点”，他说“合同总共就1200个站点”。生产效率提高，是有益人类生活的。
今天大家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和当年对纺织机械的恐惧是一样的，当年纺织机械出现的时候，大家把纺织机砸烂，这是一样的道理。怎么适应未来新技术社会？我也不知道，大家在探讨。
纪尧姆·格哈雷：如果给人工智能的应用设一些限制，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呢？
任正非：不知道。因为现在人工智能主要用于改进生产效率，没有用到改进隋感上。有很多工作是人工智能不能代替的，比如喝咖啡，人工智能很难代替。当你生病在床上呻吟的时候，进来一个机器人，给你打一针就走了，你不会感到冷冰冰吗？还是需要一个真人有温度的情感，这就是体验。
纪尧姆·格哈雷：您认为华为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的公司？
任正非：我不知道三年以后华为还能不能活下来，所以我不可能预测三十年以后怎么样。
纪尧姆·格哈雷：如果特朗普要过来，您会敞开大门欢迎他吗？
任正非：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开放、合作、共赢，也许他会改变他的思维方式。
纪尧姆·格哈雷：您最喜欢的谚语是什么？
任正非：合作共赢。
摘自微信公众号“蓝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