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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的一次人员调动，掀起了整个基金行业的“捕鼠”风暴。
2014年新年伊始，冠军基金经理被带走的消息，让其同行们嗅到了一丝不寻常。之后的几个月，10家机构中的16人因涉嫌“老鼠仓”被调查，证监会40人待查名单犹如悬在基金经理头顶上的一把利刃，人人自危。
基金经理“老鼠仓”问题由来已久，却是屡禁不止。众多手段中，举报成了抓捕“老鼠”的终极杀招。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桥梁，信任也是基金经理违规的重要凭仗。然而，基金经理们在将“老鼠仓”交付与自己最信任的人的同时，却也走向了一条灭亡之路——夫妻反目、情人无情、同事举报，“老鼠仓”成也信任，败也信任。
“捕鼠专家”降临稽查总队
2014年新年的喜庆气息还未散尽，基金圈子却传出了冠军基金经理被带走的消息。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又曝出10家机构16人涉案，风暴席卷之下，债券和保险领域亦有波及。有消息称，证监会已列出40人待查名单，如果消息属实，则这个数字将超过此前已查明的所有“老鼠仓”之和。一时间，基金经理人人自危。
2014年，证监会稽查总队迎来重大变革，人员编制在原有基础上再翻一番。此前，证监会稽查总队人员编制一直维持在300人。然而，屡禁不止的“老鼠仓”凸显出稽查总队人员不足的问题。肖钢上任以后，对证监会定调做出调整，证监会从“重审批，轻监管”开始向“重稽查，严监管”转变。此次，证监会稽查总队拟扩编至600人，加之沪深交易所支队，证券稽查队伍人数即将突破千人大关。
当所有人都为了新编制争得“头破血流”之时，总队的首席稽查官早已悄然易主。2014年，证监会稽查总队迎来新首席稽查官。
罗子发，证监会稽查总队现任首席稽查官，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曾任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兼证券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履新证监会之前，罗子发一直在公安部从事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原因，罗子发极少在外抛头露面，但在打击经济犯罪尤其是打击证券犯罪领域，罗子发绝对称得上是专业权威。
2007年曝出的“杭萧钢构案”曾经轰动全国。当时，杭萧钢构（600477.SH）前证券办主任陈玉兴通过私人关系多方打探，得知了杭萧钢构即将开展安哥拉项目的内幕消息。之后，陈玉兴伙同王向东在消息公布之前，连续大量收购杭萧钢构股票共计696万股。持股两个月后，陈玉兴将所持股票全部卖出，一举非法获利4037万元。
该案在当时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泄露内幕消息罪”的第一判例。因而，控辩双方曾展开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论战。辩方一再狡辩己方并未涉身内幕交易，罗子发却以绝对专业的姿态，从刑法学的角度与其上演了一场经典的隔空对战。
在“杭萧钢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陈玉兴及其辩护人声称，本案中杭萧钢构的内幕信息是“订立重大合同”，陈玉兴获得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属于内幕信息。被告人王向东的辩护人辩称：本案中有关安哥拉合同项目的信息是公司董事长在公司职工表彰大会上宣布以后，已经从内幕信息转向了公开信息，在此之后任何根据该信息进行的股票交易都不能以内幕交易论处。
对此，罗子发予以有力还击。
罗子发认为，准确判定案件涉及的信息是否属于内幕信息，是认定内幕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内幕交易是指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经营、财务或对该公司证券市场价格或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且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具有两个特征或核心要素：一是未公开性，即该信息尚未通过法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公开，尚处于保密状态。二是重要性，即该信息对证券、期货市场有较大影响作用，一旦公开披露，可能会对该证券价格产生影响。
在“杭萧钢构”案件中，杭萧钢构与香港中基公司谈判金额达300亿元人民币的“安哥拉项目”合同已于2007年2月8日就项目的价格、数量、工期和付款方式等合同主要内容达成一致。该消息一旦公开，即会对杭萧钢构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重要的实质性影响。而在2007年2月15日发布公告之前，该消息都处于尚未公开状态。
虽然杭萧钢构董事长在2007年2月12日公司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笼统提到，“2007年对杭萧钢构来说是一个新起点，如国外的大项目正式启动，2008年股份公司争取达到120亿元”，但并未提到项目名称、标的等确定或实质内容，故不能视为已将内幕信息公开化。因此，该信息完全具备内幕信息的“重要性”和“未公开性”两个核心要素。
而且，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作为重要信息之一的“订立重大合同”应指订立合同的整个过程，包括洽谈、意向、协议、草签、正本签署生效等各阶段，因而合同从洽谈开始至签署生效各阶段的信息均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故陈玉兴辩称处于“正在谈判”阶段的不是内幕消息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此，证监会对杭萧钢构立案调查后，确认了内幕信息形成日和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在实践中，经常有犯罪嫌疑人辩称，没有“利用”内幕消息的主观故意，并据此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对此，罗子发认为，在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利用”内幕信息的故意时，应适用推定规则。这是因为：一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因其知悉内幕信息，应承担比普通人更重的责任；二是就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和欧盟的执法实践看，对于内幕交易行为中“利用”的证明，基本上适用“推定”规则。
罗子发说，正如一份美国法院的判决书所言：“重要信息是不会呆在人的大脑中无所事事的。”
面对罗子发的反击，即使是由5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也不得不败下阵来。2008年2月4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一审判决，判处罗高峰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陈玉兴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王向东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同时，追缴三人非法所得并处以罚金合计8074万元。 2014年，罗子发履新稽查总队成为首席稽查官。此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基金“捕鼠”风暴席卷而来。不到4个月的时间，16名基金经理因涉嫌“老鼠仓”被调查。面对如罗子发这样的“捕鼠专家”，“老鼠”们的末日已近在眼前。
前妻举报曝出首例“老鼠仓”
基金“老鼠仓”问题由来已久，最早被曝出的“老鼠仓”案可以追溯到7年以前。论起抓捕“老鼠”的手段，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举报。
上投摩根的唐建，是国内第一个被发现的基金业“老鼠仓”，其被发现的原因正是“身边人”举报。
唐建出生在湖南农村。1999年，唐建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2000年，唐建进入申银万国工作，由此前的信息系统开发转向行业分析。2004年，唐建加入上投摩根基金担任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而他的“老鼠仓”经历，也正是在此处展开。
唐建的“老鼠仓”和标准意义上的“老鼠仓”有所不同。因为唐建是2006年9月才正式成为基金经理，所以唐建的“老鼠仓”并不是直接在自己掌管的基金中“建仓”。
2006年4月，唐建在担任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阶段，利用其职务之便，在推荐公司基金买入新疆众和（600888.SH）之前，使用其父“唐金龙”证券账户先于基金买入，并在股价上涨之后提前卖出，非法获取利润153万余元。
唐建本以为自己如此巧妙的方式，一定不会被人发现。却未曾想，没过多久就有人举报了他。
唐建被举报和他的性格有关。有熟悉唐建的人在形容唐建时，只用了两个字——“嚣张”。据知情人描述，唐建当年刚刚掌管上投摩根先锋基金，就在仁恒河滨豪购了价值500万元的豪宅，并且还换了一辆宝马汽车；基金人士和券商聚餐，唐建带着两个私募毫不避嫌的出现，并在席间大谈某只股票会涨；唐建曾因内部事务纠纷给公司相关人士群发邮件，抱怨自己收入太低，还被安排诸多琐事；甚至有传闻，唐建曾和单位的实习生出双入对，其前妻挺着大肚子到公司大闹了一场。后来，唐建和前妻离婚，只留给前妻100万元和一间旧房。不仅如此，唐建刚与前妻离婚就带着实习生去澳大利亚游玩。所以，有熟悉唐建的人曾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上投有谁会被查出问题，肯定是唐建。”
唐建这般性格反映在投资风格上，自然也是同样激进。唐建的前同事曾描述道，“如果同时推荐两只股票，一只白马股，一只黑马股，唐建是绝对不会选择白马股的。”
2007年4月，证监会接到关于唐建的举报，进而展开对唐建的立案调查。有消息称，正是唐建的前妻将其举报。之后，唐建的单位座机电话录音成了检举其“老鼠仓”行为的铁证。上投摩根的工作人员说，电话有录音唐建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唐建就是敢用单位电话直接做“老鼠仓”。
2008年4月，证监会公布了对唐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依法取消唐建的基金从业资格，判其终身禁入市场，没收非法所得并另处50万元罚款。
情人反目掀翻公司副总
同样是被“身边人”举报，招商基金的杨奕却是栽在了“小三”的手上。
杨奕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MBA，同时拥有CFA和CPA资格。1996年到2000年，杨奕任职于宝安集团负责投融资业务。2000年至2003年，杨奕加入黄河证券，任深圳营业部副经理。2003年8月杨奕入职招商基金，曾任公司高级研究员、投资部副经理。到事发前，杨奕已经是招商基金副总经理，同时还是专户资产投资部总监兼投资经理。
杨奕不但拥有高智商和高学历，而且还长相英俊、成熟多金，是“高富帅”的典型代表。在担任招商基金经理期间，杨奕掌管的基金组合累计收益率曾达305.99%，6年累计收益率在同类排名第一，杨奕曾因此一度成为专户基金界的明星经理。
可惜“英雄难过美人关”，杨奕最终却是栽在了“小三”手里，这也一度让杨奕的同事唏嘘不已。
据知情人透露，此“小三”已经结婚，加入招商基金以前曾在酒店工作，加入公司后负责前台和销售。杨奕是如何与“小三”走在一起的，至今也无人知晓。但杨奕与“小三”也曾山盟海誓，情比金坚，杨奕甚至为了“小三”和妻子提出离婚。但怎奈妻子各种忍让，就是不同意离婚。杨奕在“小三”和妻子间周旋，疲于奔命耗尽了所有精力。最终精疲力竭的杨奕选择对“小三”摊牌，表示自己离不了婚。“小三”听后大怒，与杨奕争执并最终反目。
2013年4月，招商基金和证监会同时收到关于杨奕的匿名举报信，证监会立即着手展开调查。2013年9月，证监会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操作并伙同他人，利用其掌握的未公开信息，通过第三人证券账户买卖与其管理的基金相同的股票，涉及股票40余只，交易金额3亿多元，违法所得1000多万元。目前，杨奕“老鼠仓”案还在处理之中，但可以预见其结局必定是个悲剧。
内部斗争葬送悲情经理
唐建和杨奕都是“为情所困，因情而伤”，许春茂和马乐却是“死”在了内部斗争的路上。
许春茂曾被评为2007年“最有公信力”基金经理，网友称其为“2007年最牛七大基金经理之一”。2007年，许春茂掌管的光大红利基金年净值增长率高达175.07%，同时，也创出了自基金成立之日起回报率达339.86%的骄人业绩。然而，看似骄人的业绩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许春茂曾说，当时为了取得好业绩，他每天晚上12点还在看公司报表；有感兴趣的企业他会亲自跑到工地调研；曾经两次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甚至有一次不得不入院治疗。因此，许春茂常常以“百分之百研究型”基金经理自居。
就是这样一位明星基金经理，却在两年后东窗事发。许春茂在自首后写下了自己进行“老鼠仓”犯罪的自白书《本人供述》，洋洋洒洒数千字，道尽明星基金经理沉沦之路。
1974年生的许春茂，毕业于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许春茂选择前往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继续深造。2003年，许春茂获得了兰卡斯特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并决定回国发展。 回国后不久，许春茂就在泰信基金管理公司金融工程部谋得了职位，先后担任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05年，许春茂加入光大保德信，并在此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2007年，许春茂执掌的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年净值增长率高达175.07%，在同期成立的基金中排名第一，许春茂个人更是借此一举成为明星基金经理。
也许是因为业绩使然，许春茂不免有些傲气。其同事也评价他为人豪爽，但多少有点傲气，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够谨慎。亦有人表示，“许春茂能力很强，有想法，有性格，但因为某些原因，在光大保德信时与同事闹得很不愉快，最后跳槽中欧基金。”许春茂自己也说，公司有同事和他过不去。而有其他媒体曾报道，许春茂在光大保德信时任投资总监，但在其之上还有一位首席投资总监，许春茂虽然在位，但却没有实权。
2010年，证监会收到了关于许春茂进行“老鼠仓”交易的内部检举信。2011年4月18日，许春茂主动到证监会上海稽查局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老鼠仓”经历。据调查，2009年2月28日至4月15日期间，在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均衡基金进行买卖股票情况的信息披露前，许春茂利用职务便利，亲自或通过MSN通信、电话等方式指令原校友张超、史建明以及王超庆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买入或卖出交易股票68只，涉及交易金额达9500余万元，非法获利209万元。
2011年10月9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对许春茂做出一审判决，判处许春茂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收缴非法所得并处罚金210万元。
GAY同事揭穿凤凰男阴谋
博时基金的马乐也是因同事举报而落网。但与许春茂相比，马乐的“老鼠仓”经历更加离奇。
马乐的人生经历可以看成是“书包翻身”的标准案例。1982年出生的马乐因为生在河南农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努力。2006年，刚刚从清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马乐就被博时基金录用。年轻、努力是马乐身上最鲜明的标签，短短四年，马乐就从一名研究员成长为一名基金经理。2010年7月，年仅28岁的马乐已经是博时精选基金的基金经理。就在同事们感叹马乐的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传出马乐涉嫌“老鼠仓”交易的消息。
马乐“老鼠仓”被发现的过程，充斥着太多的戏剧元素，甚至足以拍一部商业大片。2011年10月，博时基金换了新的总经理，新经理对国际业务非常重视，于是招兵买马准备大展拳脚。慢慢的，老员工们发现，新部门同事的工资和奖金居然比他们高出很多，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时基金内新锐和旧部之间的关系开始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站队”越来越明显，公司内部居然出现小集团对峙的局面。马乐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又是公司的老员工，所以在此间表现得极为激进。一次偶然的机会，马乐发现一名同事居然是同性恋。GAY同事害怕事情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封举报信直接送到证监会。证监会收到信息立刻介入调查，“大数据”搜索很快就发现了三个与马乐掌管的基金高度重合的证券账户，但并未能找到直接证据，证明这些账户与马乐有关。
之后，更加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次意外车祸让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折。马乐驾车出行时不慎发生了车祸，慌乱之下的马乐错用“老鼠仓”交易时所用电话号报警求援。因为马乐所报的车牌号是以他本人名义注册的，检方进而通过电话号和车号对比将其锁定。之后，检方又调取了该电话卡的通讯记录，面对铁一般的证据，马乐不得不坦白了其“老鼠仓”的全过程。
调查结果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纵自己实际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多张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10.5亿元，获利近1883万元。
2014年3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乐做出一审判决。判处马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884万元罚款。
纵观马乐一案可以发现，马乐已经颇具反侦察意识。马乐既没有用单位的电脑操作，也没有用自己报备的电话下单，甚至连“老鼠仓”获利后的赃款都没轻易拿来使用。不定期更换不记名的手机电话卡，让追踪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举报，提供了直接线索，又碰上之后的一连串偶然和意外，恐怕马乐的“老鼠仓”真的很难被发现。
同事落马牵出传奇经理
除了以上四人，“天王”级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的“落马”也与举报有关。
有消息称，李旭利是因公司老总举报而“落马”。但更多的报道认为，李旭利是因其同事郑拓被人举报而受到牵连。
李旭利是国内著名的明星基金经理，资本市场素有“北有王亚伟，南有李旭利”的说法。
李旭利出生在四川眉山，家境贫寒。但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李旭利最终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李旭利又进入央行研究生部继续深造。1998年，年仅25岁的李旭利参与筹建了国内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南方基金。次年，李旭利开始担任南方天元基金经理。在李旭利任职期间，正值A股经历科技股泡沫的破裂，指数从2245点一度跌近1000点。然而，李旭利所管理的南方基金却始终能够获得正收益，逆市跑赢大盘。直到2004年，年仅30岁的李旭利，已成为南方基金这家当时全国最大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
就在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之时，李旭利却出人意料的辞去了南方基金的职务，转战上海。2005年，李旭利加入交银施罗德出任投资总监。在交银施罗德，李旭利走上了更高的舞台。2006年10月27日，李旭利率领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部，在工商银行（601398.SH）A股上市当日以3元的低价重仓买入。持股两个月后，2007年首个交易日，李旭利在股票触摸涨停板时全部卖出，获利达100%。
2009年年初，李旭利再次辞职，转战私募。2010年7月，李旭利与校友裘国根、莫泰山共同创立了重阳投资。当时有媒体称，这是私募行业的“井冈山”会师，行业内的同僚也对重阳投资的未来一片憧憬。 然而，2010年10月7日，李旭利突然辞职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原因会让李旭利辞职。之后坊间有消息传出，李旭利因涉嫌“老鼠仓”被证监会调查。
2011年11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公告称，2010年9月21日，证监会对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李旭利利用未披露信息指令五矿证券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智君，在李旭利实际掌控的两个证券账户内，先于或同步买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601939.SH）股票，交易累计成交额达5226万余元。同年6月间，李旭利直接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股票交易累计获利额899万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红利172万元。
李旭利“老鼠仓”的发现，完全是个偶然。2010年9月，证监会收到实名举报信，举报交银施罗德基金经理郑拓存在“老鼠仓”行为，证监会随即对郑拓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郑拓案的交易账户涉及到交银施罗德的专户。经查证，该账户正是由李旭利掌管。因为李旭利曾是郑拓的上级领导，所以办案人员对李旭利也展开了调查。办案人员在调取李旭利亲属备案信息时发现，李旭利妻子及岳父岳母的身份证号都少了一位，这显然不合常理。更奇怪的是，李旭利的妻子是其初中同学，其岳父岳母也都是四川人。但身份证显示的其岳父岳母的身份归属地却在贵州。办案人员意识到李旭利恐怕也有问题。之后，证监部门突击搜查了李旭利的办公室，在其工作所用电脑的残存交易记录中找到了“老鼠仓”交易的证据。
2012年11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一审判处李旭利有期徒刑4年，收缴违法所得1071.6万元，另处罚金1800万元。
同行举报戳穿冠军经理伎俩
基金圈子里被“身边人”举报的“老鼠仓”并不少见，但被诸多同行举报的，却只有厉建超一个。
厉建超是2013年基金行业里风头最劲的人物之一。然而，谁都没想到，2014年新年刚过就传出厉建超被带走的消息。让人不禁感叹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来得太突然。
厉建超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2011年11月，出任中邮基金核心优选股票基金经理；2012年5月，其又被任命为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基金经理。
厉建超在任期间，其所掌管的中邮新兴产业基金收益率达到69.2%，一举夺得2013年股票型基金桂冠。但是冠军的光环引来的并不是令人艳羡的目光，反而是同行们的颇多质疑。有人指出，厉建超所掌管的两只基金有高度重合的现象，但业绩表现却相去甚远。尽管中邮新兴产业的收益率高达69%，但另一只中邮核心优选基金的收益率却是-5.21%，而同类风格基金平均回报率分别为14.42%和12.37%。
有人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中邮基金明明投研能力一般，打明星牌是基金公司惯用的手段，但他们明显过了。基金的表现有兄弟公司护盘、抬轿子之嫌。再说抓小放大，对投资人也不公平！”这里说的“抓小放大”，是指中邮新兴产业基金规模只有3个亿左右，但中邮核心优选基金的规模却高达70亿元。
“冠军是靠抬轿子抬出来的？”一时间，舆论哗然。2014年3月，有消息称厉建超已被带走协助调查。
回首厉建超的过往经历可以发现，这个出身贫寒的寒门子弟，似乎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木讷憨直、不懂交际，又一味孤傲的追寻自己所谓的价值。沉默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如他的老同事所说，“激进的梦想就是浮躁的呓语，当我们的能力还不能撑起我们的野心的时候，浮躁的梦想会如鬼魅一般左右我们的灵魂。欲望会毁灭我们的前程，当我们太过迷恋成功、迷恋财富、迷恋权力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游走在峭壁的边缘。如果我们在奔跑的长途中来不及跟自己进行一场灵魂深处的对话，恐怕我们将永远孤独地迷失在四射的光芒中不能自拔。”
立法修正开启捕鼠新纪元
2008年3月27日，证监会开出了针对“老鼠仓”事件的第一张罚单。
据调查，2006年8月8日到2007年3月21日间，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王黎敏通过网上交易的方式，直接操纵其父王法林账户，先于公司基金操作买入卖出太钢不锈（000825.SZ）、柳钢股份（601003.SH），非法获利150.9万元。王黎敏毕业于有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五道口”。2000年起，开始在南方基金工作。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05年6月，王黎敏开始担任开元基金的基金经理，后又历任宝元基金、金元基金、南方成份精选等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曾在2006年获得“保守配置型开放式最佳基金经理奖”。
针对王黎敏的“老鼠仓”行为，证监会最终决定，没收王黎敏违法所得150.9万元，并处50万元罚款，同时实施7年市场禁入。
此处罚结果一出，国内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理论界立即对“老鼠仓”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规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2008年8月，刑法第七修正案（草案）第一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同年12月，全国人大对修正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自此，“老鼠仓”行为将开始被追究刑事责任。
突击检查让“老鼠仓”无处遁形 2009年8月，深圳证监局组织了一次对基金公司的突袭式合规检查，一举揪出三只“硕鼠”，分别是景顺长城基金的涂强、长城基金的刘海和韩刚。
涂强，1969年生，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2005年3月入职景顺长城，2006年11月起担任景顺长城优选基金经理。
经调查，涂强利用职务之便在参加基金晨会时，窃取晨会纪要。之后通过网络下单的方式，操纵亲属赵某、王某开立的两个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为赵某、王某非法获利37.94万元。证监会在涂强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的交易记录，且其所交易股票与晨会纪要的讨论结果高度吻合。同时，证监会还锁定了涂强的下单IP地址，发现该地址正是公司地址。
2010年7月，证监会对涂强做出行政处罚，取消涂强基金从业资格，没收违法所得收入，另罚款200万元，终身禁入市场。
刘海，1978年生，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2005年进入长城基金工作，2006年起担任长城货币基金经理，2008年8月起兼任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基金经理。
经调查，2008年8月至2009年1月，刘海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公开信息，之后通过电话下单、直接操作等方式，操控妻子黄某的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先于其管理的债券基金买入卖出相关个股，为黄某账户非法获利13.5万元。证监会在其电脑中发现了大量相关交易记录。
2010年7月，证监会对刘海做出行政处罚，取消刘海基金从业资格，没收违法所得收入，另罚款50万元，3年内禁入市场。
韩刚，1974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01年进入长城基金，2005年3月至2006年2月担任长城恒久基金经理，2009年1月起担任长城久富基金经理。
经调查，2009年1月至2009年8月，韩刚利用职务便利及所获取的基金投资决策信息，当面或通过MSN、电话等方式将信息传给其妻子史某。两人通过网络下单的方式，共同操作韩刚表妹王某的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共获利30.32万元。
2011年7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依法判处韩刚有期徒刑一年，没收赃款303.2万元，另处罚金31万元。韩刚成为第一个因“老鼠仓”交易而被处以刑罚的基金经理。
在深圳证监局突击检查后不久，上海证监局也组织了一次突击检查，国海富兰克林的黄林在此次突击检查中落网。
黄林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后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学习金融学。2007年3月，黄林开始担任富国中国收益基金经理。
经调查，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黄林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操作其控制的荆某账户，先于或同步于自己管理的基金买入卖出相关个股。然而，有趣的是，黄林的“老鼠仓”非但没有获利，反而亏损了5.4万元。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做“老鼠仓”还亏损的基金经理。更加戏剧性的情节是，黄林正是因为做“老鼠仓”亏损了，才在MSN中和朋友抱怨，基金经理在聊天工具中谈论任何个股都属于监管的敏感信息，黄林也因此引起了监管者的注意。上海证监局在突击检查时，调查了黄林的聊天记录，进而发现了其“老鼠仓”行为。
2011年4月，证监会对黄林做出行政处罚，取消黄林基金从业资格，并处以30万元罚款，10年内禁入市场。
媒体力量挖出隐秘老鼠仓
舆论监督一直都是打击证券犯罪的利器，媒体人也常常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融通基金的张野机关算尽，却未能逃脱媒体人的火眼金睛。
张野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1997年，张野创办了新希望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就像他的名字里有个野字一样，张野曾经是杭州地区有名的股评“黑嘴”，在当地颇具名气。2003年，已经41岁的张野决定南下深圳，开始自己新的职业生涯。2003年9月张野入职融通基金，担任融通深证100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尽管张野有14年的证券从业经验，但由于是做证券咨询出身，又是有名的“黑嘴”，所以张野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息。走纯技术派路线的张野在成为基金经理后并不得志。2005年，他所掌管的融通深证100指数基金曾一度被媒体评为“十大理财能力最差基金”。张野并没有发奋研究，反而是动起了其他小心思。因为张野从业时间很长，身上又有浓厚的江湖气息，这使得张野结交了很多对证券行业感兴趣的朋友。张野联系到以前结识的大户朱小民，约定他帮朱小民做“老鼠仓”，朱小民则支付一些费用表示感谢。
2009年7月，有媒体在查看上市公司股东构成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融通旗下的两只基金（融通通乾和融通新蓝筹）所投资持有的多家上市公司的十大股东里，频繁出现一个叫“周蔷”的名字。媒体提出质疑，怀疑融通基金有人在做“老鼠仓”。
7月11日，融通基金展开自查，发现“周蔷”账户多次先于融通基金买入卖出，出入时机相当精准。于是，融通基金进一步展开调查，不但将涉及“老鼠仓”的两只基金融通通乾、融通新蓝筹的所有相关资料全部收缴，还约谈了包括基金经理、研究员、交易员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但奇怪的是，自查结果显示，两只基金的投资决策和交易迹象并无异常，相关人员也都与“周蔷”没有关联。
融通基金随即将此事上报至证监会。7月13日，证监会正式介入调查。深圳证监局从交易所调取了“周蔷”的账户资料，决定扩大审查范围，要求融通所有基金经理都接受调查。自知在劫难逃的张野，选择了主动交代问题。原来，因为张野掌管的融通深证100是被动型指数基金，并不适合做“老鼠仓”。所以，张野就把主意打到了同事管理的基金上。
证监会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至2009年，张野在担任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通过参加投资决策会议、基金晨会、投研例会、外部券商推介会以及偷听同事聊天等途径获取大量基金投资与研究信息，之后操作由朱小民控制的“周蔷”账户，采取先于融通基金旗下有关基金买入卖出同一股票的交易方式为朱小民牟取利益939.8万元，其个人从中获取“感谢费”200万元。 2009年6月18日，证监会对张野做出行政处罚，取消张野基金从业资格，没收其违法所得229.84万元，并处400万元罚款，终身禁入市场。
大数据加速老鼠仓灭亡
“大数据”是当下最火热的词汇之一。简单来说，“大数据”就是建立于庞大数据信息基础上的，对数据进行专业化的有针对性处理的统计分析。2014年被曝的基金“老鼠仓”多与“大数据”有关。
钟小婧，1980年生，英国诺丁汉大学金融与投资学硕士。曾经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08年11月钟小婧入职汇丰晋信，先后担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10年10月钟小婧开始担任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理。2011年又兼任汇丰晋信货币基金经理。
“大数据”搜查发现钟小婧的个人证券账户操作记录与汇丰晋信的多只基金投资记录有明显重叠，证监会介入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7月至2012年1月，钟小婧在担任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基金经理及备岗期间，获得汇丰晋信管理的11只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投资品种信息的查询权。钟小婧使用自己的证券账户以及具有部分控制权的张某证券账户，同步或稍晚于汇丰晋信各基金买入相同股票，共交易股票12只，累计买入成交金额324.85万元，亏损8.45万元。
2014年5月7日，上海证监局对钟小婧做出行政判罚，取消钟小婧证券从业资格，罚款20万元。
钱钧是2010年基金“金牛奖”的得主，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钱钧的人生履历颇为丰富，早在1991年钱钧就已经在江苏省冶金研究所入职，担任助理工程师；1999年至2000年，钱钧在华为公司担任项目经理；2000年至2004年在联合证券担任行业研究员；2005年7月至2007年1月在西部证券担任投资经理。2007年1月，钱钧入职光大保德信。同年9月，钱钧开始担任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经理。之后，又同时兼任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经理和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经理。
2014年5月9日，证监会披露消息称，2013年10月，证监会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钱钧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证监会启动初步调查。同年12月正式立案稽查。经初步调查查明，钱钧涉及买入金额达1.23亿元，获利160余万元。
欧宝林，中国科技大学经济学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曾任新加坡管理大学Wharton-SMU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投资科经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09年7月，加入嘉实基金公司研究部担任高级行业分析师。2010年12月7日，任嘉实主题新动力基金经理。
2014年5月9日，证监会披露消息称，2013年11月，证监会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欧宝林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证监会启动初步调查。同年12月正式立案稽查。经调查初步查明，欧宝林案涉及交易金额达1.06亿元，账面获利260余万元。
举报杀伤力最大
“老鼠仓”频频发生，自然会引来无数人争议。
这些年来，关于基金业治理的批评似乎从未间断。中国现阶段的基金立法并不完善，基金公司内部的管理十分不严，预警机制太不健全等诸多说法不绝于耳。
但也有基金经理抱怨，“公司的管理已经是相当严格了。”
“每天一早到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自己的手机上交给专人保管，然后等到下午3点，等交易时间过了才可以拿回自己的手机。平时联系就用公司电话，并且全程监控。”
“每个基金经理办公室都装有摄像头，甚至听说过有些基金公司在每个基金经理的办公桌前都装了摄像头。”
除了被监视活动，基金经理还需要报备自己亲属的身份证号和证券账户，邮件、MSN、QQ等即时通讯工具也被全天监控，并且记录要留存5年。
也许这位基金经理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残酷的现实证明，“老鼠仓”行为依旧在发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有人说“大数据”会是新一代的“捕鼠”利器，但显然它并不是万能的。从马乐案的案子就可以发现，若没有同事举报，“大数据”恐怕并不能如此目的明确的排查出“老鼠仓”账户。而且若不是其之后出现意外，即便排查出异常账户，要将当事人锁定恐怕也要另费一番工夫。尽管有了“大数据”之后，想要搜索“老鼠仓”似乎会变得容易很多，但如何举证锁定，始终是抓捕“老鼠”的最关键环节。一旦有基金经理采取了特殊的规避措施，“大数据”将很难取得实质进展。
相比之下，举报仍然是打击“老鼠仓”最直接的手段。
举报的人多种多样，有前妻、有情人、有同事，但无一例外都是基金经理们当初最信任的人。基金经理总是被认为是站在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物，是高智商高学历的精英代表，是万人敬仰的对象。在普通人眼里，他们意气风发、智慧多金。但精英光环背后其实是不为人知的辛酸与寂寞。因为寂寞，基金经理们需要更多的心灵依托。
信任，一直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基石，信任也一直被视为是人类最优秀的品质。然而，当这种优秀的品质出现在“老鼠仓”之上，它可能是剿灭“老鼠仓”的终极武器，但也可能演变成监管者的天敌。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每一个从事“老鼠仓”犯罪的基金经理背后都有那么一批彼此信任的人，当他们“团结”起来所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强。当传统美德成为违法犯罪的帮凶，单纯的强调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显然不能彻底消除“老鼠仓”。
因而，要将打击“老鼠仓”犯罪从因偶然的感情爆发而来的举报，发展为日常的行为准则。在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的同时，要更多的传播法治思想。在构架科学制度的同时，要更多的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将打击“老鼠仓”从法律层面扩展至道德层面，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揭发“老鼠仓”的源头。那么，立于信任的“老鼠仓”，必将因信任走向灭亡。
2014年新年伊始，冠军基金经理被带走的消息，让其同行们嗅到了一丝不寻常。之后的几个月，10家机构中的16人因涉嫌“老鼠仓”被调查，证监会40人待查名单犹如悬在基金经理头顶上的一把利刃，人人自危。
基金经理“老鼠仓”问题由来已久，却是屡禁不止。众多手段中，举报成了抓捕“老鼠”的终极杀招。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桥梁，信任也是基金经理违规的重要凭仗。然而，基金经理们在将“老鼠仓”交付与自己最信任的人的同时，却也走向了一条灭亡之路——夫妻反目、情人无情、同事举报，“老鼠仓”成也信任，败也信任。
“捕鼠专家”降临稽查总队
2014年新年的喜庆气息还未散尽，基金圈子却传出了冠军基金经理被带走的消息。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又曝出10家机构16人涉案，风暴席卷之下，债券和保险领域亦有波及。有消息称，证监会已列出40人待查名单，如果消息属实，则这个数字将超过此前已查明的所有“老鼠仓”之和。一时间，基金经理人人自危。
2014年，证监会稽查总队迎来重大变革，人员编制在原有基础上再翻一番。此前，证监会稽查总队人员编制一直维持在300人。然而，屡禁不止的“老鼠仓”凸显出稽查总队人员不足的问题。肖钢上任以后，对证监会定调做出调整，证监会从“重审批，轻监管”开始向“重稽查，严监管”转变。此次，证监会稽查总队拟扩编至600人，加之沪深交易所支队，证券稽查队伍人数即将突破千人大关。
当所有人都为了新编制争得“头破血流”之时，总队的首席稽查官早已悄然易主。2014年，证监会稽查总队迎来新首席稽查官。
罗子发，证监会稽查总队现任首席稽查官，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曾任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兼证券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履新证监会之前，罗子发一直在公安部从事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原因，罗子发极少在外抛头露面，但在打击经济犯罪尤其是打击证券犯罪领域，罗子发绝对称得上是专业权威。
2007年曝出的“杭萧钢构案”曾经轰动全国。当时，杭萧钢构（600477.SH）前证券办主任陈玉兴通过私人关系多方打探，得知了杭萧钢构即将开展安哥拉项目的内幕消息。之后，陈玉兴伙同王向东在消息公布之前，连续大量收购杭萧钢构股票共计696万股。持股两个月后，陈玉兴将所持股票全部卖出，一举非法获利4037万元。
该案在当时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泄露内幕消息罪”的第一判例。因而，控辩双方曾展开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论战。辩方一再狡辩己方并未涉身内幕交易，罗子发却以绝对专业的姿态，从刑法学的角度与其上演了一场经典的隔空对战。
在“杭萧钢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陈玉兴及其辩护人声称，本案中杭萧钢构的内幕信息是“订立重大合同”，陈玉兴获得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属于内幕信息。被告人王向东的辩护人辩称：本案中有关安哥拉合同项目的信息是公司董事长在公司职工表彰大会上宣布以后，已经从内幕信息转向了公开信息，在此之后任何根据该信息进行的股票交易都不能以内幕交易论处。
对此，罗子发予以有力还击。
罗子发认为，准确判定案件涉及的信息是否属于内幕信息，是认定内幕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内幕交易是指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经营、财务或对该公司证券市场价格或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且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具有两个特征或核心要素：一是未公开性，即该信息尚未通过法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公开，尚处于保密状态。二是重要性，即该信息对证券、期货市场有较大影响作用，一旦公开披露，可能会对该证券价格产生影响。
在“杭萧钢构”案件中，杭萧钢构与香港中基公司谈判金额达300亿元人民币的“安哥拉项目”合同已于2007年2月8日就项目的价格、数量、工期和付款方式等合同主要内容达成一致。该消息一旦公开，即会对杭萧钢构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重要的实质性影响。而在2007年2月15日发布公告之前，该消息都处于尚未公开状态。
虽然杭萧钢构董事长在2007年2月12日公司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笼统提到，“2007年对杭萧钢构来说是一个新起点，如国外的大项目正式启动，2008年股份公司争取达到120亿元”，但并未提到项目名称、标的等确定或实质内容，故不能视为已将内幕信息公开化。因此，该信息完全具备内幕信息的“重要性”和“未公开性”两个核心要素。
而且，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作为重要信息之一的“订立重大合同”应指订立合同的整个过程，包括洽谈、意向、协议、草签、正本签署生效等各阶段，因而合同从洽谈开始至签署生效各阶段的信息均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故陈玉兴辩称处于“正在谈判”阶段的不是内幕消息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此，证监会对杭萧钢构立案调查后，确认了内幕信息形成日和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在实践中，经常有犯罪嫌疑人辩称，没有“利用”内幕消息的主观故意，并据此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对此，罗子发认为，在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利用”内幕信息的故意时，应适用推定规则。这是因为：一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因其知悉内幕信息，应承担比普通人更重的责任；二是就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和欧盟的执法实践看，对于内幕交易行为中“利用”的证明，基本上适用“推定”规则。
罗子发说，正如一份美国法院的判决书所言：“重要信息是不会呆在人的大脑中无所事事的。”
面对罗子发的反击，即使是由5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也不得不败下阵来。2008年2月4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一审判决，判处罗高峰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陈玉兴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王向东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同时，追缴三人非法所得并处以罚金合计8074万元。 2014年，罗子发履新稽查总队成为首席稽查官。此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基金“捕鼠”风暴席卷而来。不到4个月的时间，16名基金经理因涉嫌“老鼠仓”被调查。面对如罗子发这样的“捕鼠专家”，“老鼠”们的末日已近在眼前。
前妻举报曝出首例“老鼠仓”
基金“老鼠仓”问题由来已久，最早被曝出的“老鼠仓”案可以追溯到7年以前。论起抓捕“老鼠”的手段，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举报。
上投摩根的唐建，是国内第一个被发现的基金业“老鼠仓”，其被发现的原因正是“身边人”举报。
唐建出生在湖南农村。1999年，唐建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2000年，唐建进入申银万国工作，由此前的信息系统开发转向行业分析。2004年，唐建加入上投摩根基金担任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而他的“老鼠仓”经历，也正是在此处展开。
唐建的“老鼠仓”和标准意义上的“老鼠仓”有所不同。因为唐建是2006年9月才正式成为基金经理，所以唐建的“老鼠仓”并不是直接在自己掌管的基金中“建仓”。
2006年4月，唐建在担任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阶段，利用其职务之便，在推荐公司基金买入新疆众和（600888.SH）之前，使用其父“唐金龙”证券账户先于基金买入，并在股价上涨之后提前卖出，非法获取利润153万余元。
唐建本以为自己如此巧妙的方式，一定不会被人发现。却未曾想，没过多久就有人举报了他。
唐建被举报和他的性格有关。有熟悉唐建的人在形容唐建时，只用了两个字——“嚣张”。据知情人描述，唐建当年刚刚掌管上投摩根先锋基金，就在仁恒河滨豪购了价值500万元的豪宅，并且还换了一辆宝马汽车；基金人士和券商聚餐，唐建带着两个私募毫不避嫌的出现，并在席间大谈某只股票会涨；唐建曾因内部事务纠纷给公司相关人士群发邮件，抱怨自己收入太低，还被安排诸多琐事；甚至有传闻，唐建曾和单位的实习生出双入对，其前妻挺着大肚子到公司大闹了一场。后来，唐建和前妻离婚，只留给前妻100万元和一间旧房。不仅如此，唐建刚与前妻离婚就带着实习生去澳大利亚游玩。所以，有熟悉唐建的人曾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上投有谁会被查出问题，肯定是唐建。”
唐建这般性格反映在投资风格上，自然也是同样激进。唐建的前同事曾描述道，“如果同时推荐两只股票，一只白马股，一只黑马股，唐建是绝对不会选择白马股的。”
2007年4月，证监会接到关于唐建的举报，进而展开对唐建的立案调查。有消息称，正是唐建的前妻将其举报。之后，唐建的单位座机电话录音成了检举其“老鼠仓”行为的铁证。上投摩根的工作人员说，电话有录音唐建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唐建就是敢用单位电话直接做“老鼠仓”。
2008年4月，证监会公布了对唐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依法取消唐建的基金从业资格，判其终身禁入市场，没收非法所得并另处50万元罚款。
情人反目掀翻公司副总
同样是被“身边人”举报，招商基金的杨奕却是栽在了“小三”的手上。
杨奕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MBA，同时拥有CFA和CPA资格。1996年到2000年，杨奕任职于宝安集团负责投融资业务。2000年至2003年，杨奕加入黄河证券，任深圳营业部副经理。2003年8月杨奕入职招商基金，曾任公司高级研究员、投资部副经理。到事发前，杨奕已经是招商基金副总经理，同时还是专户资产投资部总监兼投资经理。
杨奕不但拥有高智商和高学历，而且还长相英俊、成熟多金，是“高富帅”的典型代表。在担任招商基金经理期间，杨奕掌管的基金组合累计收益率曾达305.99%，6年累计收益率在同类排名第一，杨奕曾因此一度成为专户基金界的明星经理。
可惜“英雄难过美人关”，杨奕最终却是栽在了“小三”手里，这也一度让杨奕的同事唏嘘不已。
据知情人透露，此“小三”已经结婚，加入招商基金以前曾在酒店工作，加入公司后负责前台和销售。杨奕是如何与“小三”走在一起的，至今也无人知晓。但杨奕与“小三”也曾山盟海誓，情比金坚，杨奕甚至为了“小三”和妻子提出离婚。但怎奈妻子各种忍让，就是不同意离婚。杨奕在“小三”和妻子间周旋，疲于奔命耗尽了所有精力。最终精疲力竭的杨奕选择对“小三”摊牌，表示自己离不了婚。“小三”听后大怒，与杨奕争执并最终反目。
2013年4月，招商基金和证监会同时收到关于杨奕的匿名举报信，证监会立即着手展开调查。2013年9月，证监会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操作并伙同他人，利用其掌握的未公开信息，通过第三人证券账户买卖与其管理的基金相同的股票，涉及股票40余只，交易金额3亿多元，违法所得1000多万元。目前，杨奕“老鼠仓”案还在处理之中，但可以预见其结局必定是个悲剧。
内部斗争葬送悲情经理
唐建和杨奕都是“为情所困，因情而伤”，许春茂和马乐却是“死”在了内部斗争的路上。
许春茂曾被评为2007年“最有公信力”基金经理，网友称其为“2007年最牛七大基金经理之一”。2007年，许春茂掌管的光大红利基金年净值增长率高达175.07%，同时，也创出了自基金成立之日起回报率达339.86%的骄人业绩。然而，看似骄人的业绩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许春茂曾说，当时为了取得好业绩，他每天晚上12点还在看公司报表；有感兴趣的企业他会亲自跑到工地调研；曾经两次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甚至有一次不得不入院治疗。因此，许春茂常常以“百分之百研究型”基金经理自居。
就是这样一位明星基金经理，却在两年后东窗事发。许春茂在自首后写下了自己进行“老鼠仓”犯罪的自白书《本人供述》，洋洋洒洒数千字，道尽明星基金经理沉沦之路。
1974年生的许春茂，毕业于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许春茂选择前往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继续深造。2003年，许春茂获得了兰卡斯特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并决定回国发展。 回国后不久，许春茂就在泰信基金管理公司金融工程部谋得了职位，先后担任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05年，许春茂加入光大保德信，并在此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2007年，许春茂执掌的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年净值增长率高达175.07%，在同期成立的基金中排名第一，许春茂个人更是借此一举成为明星基金经理。
也许是因为业绩使然，许春茂不免有些傲气。其同事也评价他为人豪爽，但多少有点傲气，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够谨慎。亦有人表示，“许春茂能力很强，有想法，有性格，但因为某些原因，在光大保德信时与同事闹得很不愉快，最后跳槽中欧基金。”许春茂自己也说，公司有同事和他过不去。而有其他媒体曾报道，许春茂在光大保德信时任投资总监，但在其之上还有一位首席投资总监，许春茂虽然在位，但却没有实权。
2010年，证监会收到了关于许春茂进行“老鼠仓”交易的内部检举信。2011年4月18日，许春茂主动到证监会上海稽查局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老鼠仓”经历。据调查，2009年2月28日至4月15日期间，在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均衡基金进行买卖股票情况的信息披露前，许春茂利用职务便利，亲自或通过MSN通信、电话等方式指令原校友张超、史建明以及王超庆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买入或卖出交易股票68只，涉及交易金额达9500余万元，非法获利209万元。
2011年10月9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对许春茂做出一审判决，判处许春茂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收缴非法所得并处罚金210万元。
GAY同事揭穿凤凰男阴谋
博时基金的马乐也是因同事举报而落网。但与许春茂相比，马乐的“老鼠仓”经历更加离奇。
马乐的人生经历可以看成是“书包翻身”的标准案例。1982年出生的马乐因为生在河南农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努力。2006年，刚刚从清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马乐就被博时基金录用。年轻、努力是马乐身上最鲜明的标签，短短四年，马乐就从一名研究员成长为一名基金经理。2010年7月，年仅28岁的马乐已经是博时精选基金的基金经理。就在同事们感叹马乐的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传出马乐涉嫌“老鼠仓”交易的消息。
马乐“老鼠仓”被发现的过程，充斥着太多的戏剧元素，甚至足以拍一部商业大片。2011年10月，博时基金换了新的总经理，新经理对国际业务非常重视，于是招兵买马准备大展拳脚。慢慢的，老员工们发现，新部门同事的工资和奖金居然比他们高出很多，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时基金内新锐和旧部之间的关系开始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站队”越来越明显，公司内部居然出现小集团对峙的局面。马乐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又是公司的老员工，所以在此间表现得极为激进。一次偶然的机会，马乐发现一名同事居然是同性恋。GAY同事害怕事情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封举报信直接送到证监会。证监会收到信息立刻介入调查，“大数据”搜索很快就发现了三个与马乐掌管的基金高度重合的证券账户，但并未能找到直接证据，证明这些账户与马乐有关。
之后，更加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次意外车祸让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折。马乐驾车出行时不慎发生了车祸，慌乱之下的马乐错用“老鼠仓”交易时所用电话号报警求援。因为马乐所报的车牌号是以他本人名义注册的，检方进而通过电话号和车号对比将其锁定。之后，检方又调取了该电话卡的通讯记录，面对铁一般的证据，马乐不得不坦白了其“老鼠仓”的全过程。
调查结果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纵自己实际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多张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10.5亿元，获利近1883万元。
2014年3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乐做出一审判决。判处马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884万元罚款。
纵观马乐一案可以发现，马乐已经颇具反侦察意识。马乐既没有用单位的电脑操作，也没有用自己报备的电话下单，甚至连“老鼠仓”获利后的赃款都没轻易拿来使用。不定期更换不记名的手机电话卡，让追踪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举报，提供了直接线索，又碰上之后的一连串偶然和意外，恐怕马乐的“老鼠仓”真的很难被发现。
同事落马牵出传奇经理
除了以上四人，“天王”级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的“落马”也与举报有关。
有消息称，李旭利是因公司老总举报而“落马”。但更多的报道认为，李旭利是因其同事郑拓被人举报而受到牵连。
李旭利是国内著名的明星基金经理，资本市场素有“北有王亚伟，南有李旭利”的说法。
李旭利出生在四川眉山，家境贫寒。但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李旭利最终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李旭利又进入央行研究生部继续深造。1998年，年仅25岁的李旭利参与筹建了国内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南方基金。次年，李旭利开始担任南方天元基金经理。在李旭利任职期间，正值A股经历科技股泡沫的破裂，指数从2245点一度跌近1000点。然而，李旭利所管理的南方基金却始终能够获得正收益，逆市跑赢大盘。直到2004年，年仅30岁的李旭利，已成为南方基金这家当时全国最大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
就在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之时，李旭利却出人意料的辞去了南方基金的职务，转战上海。2005年，李旭利加入交银施罗德出任投资总监。在交银施罗德，李旭利走上了更高的舞台。2006年10月27日，李旭利率领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部，在工商银行（601398.SH）A股上市当日以3元的低价重仓买入。持股两个月后，2007年首个交易日，李旭利在股票触摸涨停板时全部卖出，获利达100%。
2009年年初，李旭利再次辞职，转战私募。2010年7月，李旭利与校友裘国根、莫泰山共同创立了重阳投资。当时有媒体称，这是私募行业的“井冈山”会师，行业内的同僚也对重阳投资的未来一片憧憬。 然而，2010年10月7日，李旭利突然辞职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原因会让李旭利辞职。之后坊间有消息传出，李旭利因涉嫌“老鼠仓”被证监会调查。
2011年11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公告称，2010年9月21日，证监会对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李旭利利用未披露信息指令五矿证券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智君，在李旭利实际掌控的两个证券账户内，先于或同步买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601939.SH）股票，交易累计成交额达5226万余元。同年6月间，李旭利直接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股票交易累计获利额899万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红利172万元。
李旭利“老鼠仓”的发现，完全是个偶然。2010年9月，证监会收到实名举报信，举报交银施罗德基金经理郑拓存在“老鼠仓”行为，证监会随即对郑拓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郑拓案的交易账户涉及到交银施罗德的专户。经查证，该账户正是由李旭利掌管。因为李旭利曾是郑拓的上级领导，所以办案人员对李旭利也展开了调查。办案人员在调取李旭利亲属备案信息时发现，李旭利妻子及岳父岳母的身份证号都少了一位，这显然不合常理。更奇怪的是，李旭利的妻子是其初中同学，其岳父岳母也都是四川人。但身份证显示的其岳父岳母的身份归属地却在贵州。办案人员意识到李旭利恐怕也有问题。之后，证监部门突击搜查了李旭利的办公室，在其工作所用电脑的残存交易记录中找到了“老鼠仓”交易的证据。
2012年11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一审判处李旭利有期徒刑4年，收缴违法所得1071.6万元，另处罚金1800万元。
同行举报戳穿冠军经理伎俩
基金圈子里被“身边人”举报的“老鼠仓”并不少见，但被诸多同行举报的，却只有厉建超一个。
厉建超是2013年基金行业里风头最劲的人物之一。然而，谁都没想到，2014年新年刚过就传出厉建超被带走的消息。让人不禁感叹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来得太突然。
厉建超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2011年11月，出任中邮基金核心优选股票基金经理；2012年5月，其又被任命为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基金经理。
厉建超在任期间，其所掌管的中邮新兴产业基金收益率达到69.2%，一举夺得2013年股票型基金桂冠。但是冠军的光环引来的并不是令人艳羡的目光，反而是同行们的颇多质疑。有人指出，厉建超所掌管的两只基金有高度重合的现象，但业绩表现却相去甚远。尽管中邮新兴产业的收益率高达69%，但另一只中邮核心优选基金的收益率却是-5.21%，而同类风格基金平均回报率分别为14.42%和12.37%。
有人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中邮基金明明投研能力一般，打明星牌是基金公司惯用的手段，但他们明显过了。基金的表现有兄弟公司护盘、抬轿子之嫌。再说抓小放大，对投资人也不公平！”这里说的“抓小放大”，是指中邮新兴产业基金规模只有3个亿左右，但中邮核心优选基金的规模却高达70亿元。
“冠军是靠抬轿子抬出来的？”一时间，舆论哗然。2014年3月，有消息称厉建超已被带走协助调查。
回首厉建超的过往经历可以发现，这个出身贫寒的寒门子弟，似乎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木讷憨直、不懂交际，又一味孤傲的追寻自己所谓的价值。沉默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如他的老同事所说，“激进的梦想就是浮躁的呓语，当我们的能力还不能撑起我们的野心的时候，浮躁的梦想会如鬼魅一般左右我们的灵魂。欲望会毁灭我们的前程，当我们太过迷恋成功、迷恋财富、迷恋权力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游走在峭壁的边缘。如果我们在奔跑的长途中来不及跟自己进行一场灵魂深处的对话，恐怕我们将永远孤独地迷失在四射的光芒中不能自拔。”
立法修正开启捕鼠新纪元
2008年3月27日，证监会开出了针对“老鼠仓”事件的第一张罚单。
据调查，2006年8月8日到2007年3月21日间，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王黎敏通过网上交易的方式，直接操纵其父王法林账户，先于公司基金操作买入卖出太钢不锈（000825.SZ）、柳钢股份（601003.SH），非法获利150.9万元。王黎敏毕业于有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五道口”。2000年起，开始在南方基金工作。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05年6月，王黎敏开始担任开元基金的基金经理，后又历任宝元基金、金元基金、南方成份精选等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曾在2006年获得“保守配置型开放式最佳基金经理奖”。
针对王黎敏的“老鼠仓”行为，证监会最终决定，没收王黎敏违法所得150.9万元，并处50万元罚款，同时实施7年市场禁入。
此处罚结果一出，国内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理论界立即对“老鼠仓”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规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2008年8月，刑法第七修正案（草案）第一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同年12月，全国人大对修正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自此，“老鼠仓”行为将开始被追究刑事责任。
突击检查让“老鼠仓”无处遁形 2009年8月，深圳证监局组织了一次对基金公司的突袭式合规检查，一举揪出三只“硕鼠”，分别是景顺长城基金的涂强、长城基金的刘海和韩刚。
涂强，1969年生，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2005年3月入职景顺长城，2006年11月起担任景顺长城优选基金经理。
经调查，涂强利用职务之便在参加基金晨会时，窃取晨会纪要。之后通过网络下单的方式，操纵亲属赵某、王某开立的两个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为赵某、王某非法获利37.94万元。证监会在涂强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的交易记录，且其所交易股票与晨会纪要的讨论结果高度吻合。同时，证监会还锁定了涂强的下单IP地址，发现该地址正是公司地址。
2010年7月，证监会对涂强做出行政处罚，取消涂强基金从业资格，没收违法所得收入，另罚款200万元，终身禁入市场。
刘海，1978年生，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2005年进入长城基金工作，2006年起担任长城货币基金经理，2008年8月起兼任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基金经理。
经调查，2008年8月至2009年1月，刘海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公开信息，之后通过电话下单、直接操作等方式，操控妻子黄某的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先于其管理的债券基金买入卖出相关个股，为黄某账户非法获利13.5万元。证监会在其电脑中发现了大量相关交易记录。
2010年7月，证监会对刘海做出行政处罚，取消刘海基金从业资格，没收违法所得收入，另罚款50万元，3年内禁入市场。
韩刚，1974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01年进入长城基金，2005年3月至2006年2月担任长城恒久基金经理，2009年1月起担任长城久富基金经理。
经调查，2009年1月至2009年8月，韩刚利用职务便利及所获取的基金投资决策信息，当面或通过MSN、电话等方式将信息传给其妻子史某。两人通过网络下单的方式，共同操作韩刚表妹王某的同名证券账户从事股票交易，共获利30.32万元。
2011年7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依法判处韩刚有期徒刑一年，没收赃款303.2万元，另处罚金31万元。韩刚成为第一个因“老鼠仓”交易而被处以刑罚的基金经理。
在深圳证监局突击检查后不久，上海证监局也组织了一次突击检查，国海富兰克林的黄林在此次突击检查中落网。
黄林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后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学习金融学。2007年3月，黄林开始担任富国中国收益基金经理。
经调查，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黄林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操作其控制的荆某账户，先于或同步于自己管理的基金买入卖出相关个股。然而，有趣的是，黄林的“老鼠仓”非但没有获利，反而亏损了5.4万元。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做“老鼠仓”还亏损的基金经理。更加戏剧性的情节是，黄林正是因为做“老鼠仓”亏损了，才在MSN中和朋友抱怨，基金经理在聊天工具中谈论任何个股都属于监管的敏感信息，黄林也因此引起了监管者的注意。上海证监局在突击检查时，调查了黄林的聊天记录，进而发现了其“老鼠仓”行为。
2011年4月，证监会对黄林做出行政处罚，取消黄林基金从业资格，并处以30万元罚款，10年内禁入市场。
媒体力量挖出隐秘老鼠仓
舆论监督一直都是打击证券犯罪的利器，媒体人也常常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融通基金的张野机关算尽，却未能逃脱媒体人的火眼金睛。
张野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1997年，张野创办了新希望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就像他的名字里有个野字一样，张野曾经是杭州地区有名的股评“黑嘴”，在当地颇具名气。2003年，已经41岁的张野决定南下深圳，开始自己新的职业生涯。2003年9月张野入职融通基金，担任融通深证100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尽管张野有14年的证券从业经验，但由于是做证券咨询出身，又是有名的“黑嘴”，所以张野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息。走纯技术派路线的张野在成为基金经理后并不得志。2005年，他所掌管的融通深证100指数基金曾一度被媒体评为“十大理财能力最差基金”。张野并没有发奋研究，反而是动起了其他小心思。因为张野从业时间很长，身上又有浓厚的江湖气息，这使得张野结交了很多对证券行业感兴趣的朋友。张野联系到以前结识的大户朱小民，约定他帮朱小民做“老鼠仓”，朱小民则支付一些费用表示感谢。
2009年7月，有媒体在查看上市公司股东构成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融通旗下的两只基金（融通通乾和融通新蓝筹）所投资持有的多家上市公司的十大股东里，频繁出现一个叫“周蔷”的名字。媒体提出质疑，怀疑融通基金有人在做“老鼠仓”。
7月11日，融通基金展开自查，发现“周蔷”账户多次先于融通基金买入卖出，出入时机相当精准。于是，融通基金进一步展开调查，不但将涉及“老鼠仓”的两只基金融通通乾、融通新蓝筹的所有相关资料全部收缴，还约谈了包括基金经理、研究员、交易员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但奇怪的是，自查结果显示，两只基金的投资决策和交易迹象并无异常，相关人员也都与“周蔷”没有关联。
融通基金随即将此事上报至证监会。7月13日，证监会正式介入调查。深圳证监局从交易所调取了“周蔷”的账户资料，决定扩大审查范围，要求融通所有基金经理都接受调查。自知在劫难逃的张野，选择了主动交代问题。原来，因为张野掌管的融通深证100是被动型指数基金，并不适合做“老鼠仓”。所以，张野就把主意打到了同事管理的基金上。
证监会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至2009年，张野在担任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通过参加投资决策会议、基金晨会、投研例会、外部券商推介会以及偷听同事聊天等途径获取大量基金投资与研究信息，之后操作由朱小民控制的“周蔷”账户，采取先于融通基金旗下有关基金买入卖出同一股票的交易方式为朱小民牟取利益939.8万元，其个人从中获取“感谢费”200万元。 2009年6月18日，证监会对张野做出行政处罚，取消张野基金从业资格，没收其违法所得229.84万元，并处400万元罚款，终身禁入市场。
大数据加速老鼠仓灭亡
“大数据”是当下最火热的词汇之一。简单来说，“大数据”就是建立于庞大数据信息基础上的，对数据进行专业化的有针对性处理的统计分析。2014年被曝的基金“老鼠仓”多与“大数据”有关。
钟小婧，1980年生，英国诺丁汉大学金融与投资学硕士。曾经是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08年11月钟小婧入职汇丰晋信，先后担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10年10月钟小婧开始担任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理。2011年又兼任汇丰晋信货币基金经理。
“大数据”搜查发现钟小婧的个人证券账户操作记录与汇丰晋信的多只基金投资记录有明显重叠，证监会介入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7月至2012年1月，钟小婧在担任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基金经理及备岗期间，获得汇丰晋信管理的11只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投资品种信息的查询权。钟小婧使用自己的证券账户以及具有部分控制权的张某证券账户，同步或稍晚于汇丰晋信各基金买入相同股票，共交易股票12只，累计买入成交金额324.85万元，亏损8.45万元。
2014年5月7日，上海证监局对钟小婧做出行政判罚，取消钟小婧证券从业资格，罚款20万元。
钱钧是2010年基金“金牛奖”的得主，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钱钧的人生履历颇为丰富，早在1991年钱钧就已经在江苏省冶金研究所入职，担任助理工程师；1999年至2000年，钱钧在华为公司担任项目经理；2000年至2004年在联合证券担任行业研究员；2005年7月至2007年1月在西部证券担任投资经理。2007年1月，钱钧入职光大保德信。同年9月，钱钧开始担任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经理。之后，又同时兼任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经理和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经理。
2014年5月9日，证监会披露消息称，2013年10月，证监会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钱钧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证监会启动初步调查。同年12月正式立案稽查。经初步调查查明，钱钧涉及买入金额达1.23亿元，获利160余万元。
欧宝林，中国科技大学经济学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曾任新加坡管理大学Wharton-SMU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投资科经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09年7月，加入嘉实基金公司研究部担任高级行业分析师。2010年12月7日，任嘉实主题新动力基金经理。
2014年5月9日，证监会披露消息称，2013年11月，证监会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欧宝林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证监会启动初步调查。同年12月正式立案稽查。经调查初步查明，欧宝林案涉及交易金额达1.06亿元，账面获利260余万元。
举报杀伤力最大
“老鼠仓”频频发生，自然会引来无数人争议。
这些年来，关于基金业治理的批评似乎从未间断。中国现阶段的基金立法并不完善，基金公司内部的管理十分不严，预警机制太不健全等诸多说法不绝于耳。
但也有基金经理抱怨，“公司的管理已经是相当严格了。”
“每天一早到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自己的手机上交给专人保管，然后等到下午3点，等交易时间过了才可以拿回自己的手机。平时联系就用公司电话，并且全程监控。”
“每个基金经理办公室都装有摄像头，甚至听说过有些基金公司在每个基金经理的办公桌前都装了摄像头。”
除了被监视活动，基金经理还需要报备自己亲属的身份证号和证券账户，邮件、MSN、QQ等即时通讯工具也被全天监控，并且记录要留存5年。
也许这位基金经理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残酷的现实证明，“老鼠仓”行为依旧在发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有人说“大数据”会是新一代的“捕鼠”利器，但显然它并不是万能的。从马乐案的案子就可以发现，若没有同事举报，“大数据”恐怕并不能如此目的明确的排查出“老鼠仓”账户。而且若不是其之后出现意外，即便排查出异常账户，要将当事人锁定恐怕也要另费一番工夫。尽管有了“大数据”之后，想要搜索“老鼠仓”似乎会变得容易很多，但如何举证锁定，始终是抓捕“老鼠”的最关键环节。一旦有基金经理采取了特殊的规避措施，“大数据”将很难取得实质进展。
相比之下，举报仍然是打击“老鼠仓”最直接的手段。
举报的人多种多样，有前妻、有情人、有同事，但无一例外都是基金经理们当初最信任的人。基金经理总是被认为是站在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物，是高智商高学历的精英代表，是万人敬仰的对象。在普通人眼里，他们意气风发、智慧多金。但精英光环背后其实是不为人知的辛酸与寂寞。因为寂寞，基金经理们需要更多的心灵依托。
信任，一直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基石，信任也一直被视为是人类最优秀的品质。然而，当这种优秀的品质出现在“老鼠仓”之上，它可能是剿灭“老鼠仓”的终极武器，但也可能演变成监管者的天敌。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每一个从事“老鼠仓”犯罪的基金经理背后都有那么一批彼此信任的人，当他们“团结”起来所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强。当传统美德成为违法犯罪的帮凶，单纯的强调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显然不能彻底消除“老鼠仓”。
因而，要将打击“老鼠仓”犯罪从因偶然的感情爆发而来的举报，发展为日常的行为准则。在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的同时，要更多的传播法治思想。在构架科学制度的同时，要更多的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将打击“老鼠仓”从法律层面扩展至道德层面，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揭发“老鼠仓”的源头。那么，立于信任的“老鼠仓”，必将因信任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