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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0日，第八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改革、新发展：理论与现实的思考”，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时代风采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协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杜丽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华春副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并发表演讲，山东寿光日报社、浙江如意集团等媒体机构和企业代表也在大会作了主题发言，光明网、工商时报等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张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孙祁祥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钱津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论坛肩负着鉴往知来的历史担当，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过去的事件与人物，其目的在于从中总结发现对当下有借鉴意义的思想和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经济的课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每天都要关注的热点，关于中国社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发生怎样变化的问题，社会各界希望听到经济领域专家学者的声音。本次论坛的主题很好地切合了当今中国思想层面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宏观经济的调控，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思想与国际经济的交流等，学者们应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思想上的交锋讨论，澄清这些问题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科学的思想引导。
一、理念、制度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李强教授首先发言，并在演讲中阐释了他对韦伯的制度主义的分析，通过介绍韦伯著作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对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进行了制度的解析。他认为，对于为什么在欧洲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要是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了欧洲的政治、法律、社会情况，发现欧洲社会的变化源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可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纵向的发展研究。对于为什么同时期的欧洲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李强教授提出了以下观点：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早期资本家只有能够确定在把钱投入生产领域后会有可预测的回报，才会有资本主义产生。而在亚洲的宗法制国家中，这个条件并不具备。因为欧洲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封建制形式的家长制，而中国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家产制形式的家长制。在家产制中，政治权利具有专断与随意性，这就导致了回报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内政掠夺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依靠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具有理性化因素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能建立起来，依赖社会文化中是否有理性化的因素。传统中国文化缺乏一个超越价值与现实对接，因而缺乏用理性方式改造制度的能力，因此传统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政治和法律的家产式制度在韦伯看来是阻碍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文化中超越理性价值的缺失又导致我们很难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副组长萧国良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争论的启示”，萧教授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人口问题以及污染问题三个方面阐释了这个争论，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方法论、经济发展与经济研究思维的三点启示。首先他指出工业革命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方法。悲观主义的代表——罗马俱乐部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五种趋势，即：加速工业化，工业化增长速度呈现出指数型增长；工业化的加速导致快速的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匮乏，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地存在营养不良；由于工业化的加速，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针对这五大趋势，罗马俱乐部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全球经济增长的极限将在一百年当中产生。而这种悲观主义思想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其中未来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就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论述了乐观派对人类资源、生态、人口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第一，资源稀缺，价格上涨，将促使创新及替代品的产生。第二，从石器时代与农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革命来推断，工业革命后人口增长也会趋于平稳，长远来看，人口规模一定是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三，对于污染问题，政府可以逐步摸索执行正确的公共政策，将外部性内在化，对企业形成正确的激励，污染控制与环境改善都是可能的。最后萧教授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论战中得到了三点启发：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罗马俱乐部的错误在于从近距离静态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们需要用历史的长远动态眼光看问题；其次，他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瑞库茨维尔博士曾摩尔定理的扩展定理，该定理指出，人类出现以来所有技术发展都是以指数增长的。一开始技术发展是小的，但是一旦信息和经验积累到一定基础，发展开始快速增长，以指数的形式，然后是以指数的指数形式增长。这启发我们由于技术在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以上的因素只能在一定时期阻碍经济的增长，而不会造成所谓的极限；第三点是悲观主义虽然只出了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乐观主义是否能圆满解决问题也有待考证，因而圆满的思维模式既需要乐观主义，也需要悲观主义。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学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龙登高教授顺应党的十八大中对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放宽的潮流，结合历史经验，讨论了在中国现行制度框架下，应该怎样将一直界定为使用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财产权的问题，同时探讨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现阶段，由于使用权的可交易性很低，无法完成推动农村改革的使命。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最好的办法是将集体产权变成私有产权，但是这种改革路径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且在集体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官员权力滥用会给改革过程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此，龙教授提出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寻找改革的灵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在短缺经济时代以有限的土地养活着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重要的制度基础。其中龙教授特别提到了田面权制度，即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产权，田面权与田底权。田底业主拥有土地所有权，收获地租。田面业主则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田面”的收益支配权、交易处置权，这是土地财产权的一种实现形式。田面权的转让不影响田底权变动及其地租收益，排他性地拥有各项产权权利，不仅具有用益物权，同时具有担保物权的功能。若让田面权变成家庭承包，把田底权变成集体产权。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乡集体拥有“田底”，保留自物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他物权属性，在原有的使用权之上扩展用益物权，增加担保物权功能。这种改革方式顺应国家提出的土地确权，而其具体的实施仍要靠农民与基层政府的进一步探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亚光副教授谈论了他对于李鸿章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思考。他指出，李鸿章身上有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洋务运动时实行官督商办的政策，名义上要发挥民间资本的力量实现求强与求富的目的，实践中却导致“暴力维系，暴力导向”的双暴力局面。张亚光副教授引用李鸿章在美国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外文文献，提出李本人是承认竞争对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有利的。在理解政治经济学精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国家干预的政策，学者们通常有两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民间资本不发达的时期，需要国有企业来维持国计民生。张亚光副教授不赞同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工业化初期在经济腾飞的初期民间资本不发达的观点在历史上能够找到很多反例，例如晚清财政情况与胡雪岩的关系，因此洋务运动不让老百姓完全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让国家去干预去监督这和事实不符。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说将洋务运动中大量建立的“国有企业”看做像现在的国有企业一样是为了国计民生，那么洋务运动中大量的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存在就是我们如今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国现在处于强政府弱市场的阶段，面临变革的节点，李鸿章经济思想的启示与现阶段的改革有直接关系，尤其对于最近中央提出和强调的顶层设计，张亚光副教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从上而下发起的变革往往不如由下而上的变革成功。
二、企业治理与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
浙江如意集团董事长储吉旺先生从自身的商业实践出发，与到场的来宾分享了自己经商过程中坚持的“三个主义”：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实践主义。储先生指出，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这些基层企业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引航。储先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成功”，作为一个从基层企业做起的成功企业家，他认为没有企业文化引领的企业在定位与目标选择上的不确定性，会使企业的发展陷入危险的境地。储先生与与会听众分享在创业过程中，其为自己订立的三个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的困难，例如关系的培养与人才的引进，作为企业家要正视困难面对现实。其次是理想主义，企业家要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企业也应有管理目标和产品目标。储先生将自己企业的当前目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空间换地，以空间的高效利用弥补土地面积的不足，支持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第二是机器换人，聘请专家科研小组改进设备，提高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减少环节中人力的使用；第三是腾笼换鸟；第四是电商换市，利用高科技与前沿知识改善公司的经营。储先生的第三个主义是实践主义，他认为一个想法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检验其可行性，在想法的实行过程中权衡利弊，选择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的模式与道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健君副教授与与会的企业界人士分享了其对如何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看法。他认为，要成为成功企业家要具备三个品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胸怀，第三是分享。首先，他指出企业家对待学习的态度应由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学习很重要，学习需要有谦虚的态度，应具有终生学习的理念。张健君副教授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说明古今中外的成功领导者都十分善于学习。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中心，面对激烈的竞争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学习。在学习时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在学习新事物之前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企业家不断摒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只有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拥有开放的思想。同时，与时俱进还要求企业家保持终生学习的态度，跟进技术的进步，发现新生代员工身上的合理性，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张健君副教授认为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宽广的胸怀。他以朱元璋与李世民的对比为例，阐释了胸怀与事业成功的关系。胸怀是容忍事物多样性的能力，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所有人，这样才能实现岗位与人才最契合的匹配。最后，张健君副教授补充认为，分享也是一个领导者成功的必要品质，懂得分享的企业家才能将事业做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田一可研究员则以岳飞和南皮的一家企业尹家云亮香油坊为例，分析了厚道与厚黑的企业伦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岳飞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皇上的昏庸与奸臣当道，而是其自身不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所致，“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做人应当适当地“示弱，装穷，犯傻，露怯”，才能在与他人和领导打交道的过程中成功。另外他以尹家云亮香油坊靠让利而得到了市场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为例，结合戈尔巴乔夫的宵禁政策逼高酗酒闹事数量的失败经历，指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创新，没有绝对的成功之道，当“厚道”盛行时，“厚黑”的企业能够谋取更高的利润，而市场风气崇尚“厚黑”时，“厚道”的企业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山东寿光日报社总编辑桑爱梅女士则从媒体的角度与会场听众分享了寿光能够成为全国蔬菜基地所具有的独特发展模式，并展示了城乡一体的“寿光模式”能够为社会带来的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和思考。寿光走的“农民致富”道路，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寿光整体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已经成为全国报纸发行量最高的县域。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的特点首先是寿光将传统的零散市场集合为一个集中的蔬菜批发市场，全国的蔬菜集合到寿光再分流到全国各地，是全国蔬菜的物流集散地，也是绿色通道的起源地。同时寿光还重视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和种业的发展，每年在寿光举办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是中国农业界的硅谷，为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提供前沿的农业技术。最后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为全国的县域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企业找到新的增长点和产业链提供了机会。
在本届论坛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津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教授向大会致闭幕词并做总结发言。钱津研究员对整个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精炼的概括，高度评价了各位主讲人的观点。张辉副教授长则对各位莅临的嘉宾和支持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各位同行与前辈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并指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窗口期时，北京大学举办此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关注，强化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把握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张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孙祁祥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钱津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论坛肩负着鉴往知来的历史担当，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过去的事件与人物，其目的在于从中总结发现对当下有借鉴意义的思想和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经济的课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每天都要关注的热点，关于中国社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发生怎样变化的问题，社会各界希望听到经济领域专家学者的声音。本次论坛的主题很好地切合了当今中国思想层面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宏观经济的调控，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思想与国际经济的交流等，学者们应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思想上的交锋讨论，澄清这些问题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科学的思想引导。
一、理念、制度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李强教授首先发言，并在演讲中阐释了他对韦伯的制度主义的分析，通过介绍韦伯著作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对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进行了制度的解析。他认为，对于为什么在欧洲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要是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了欧洲的政治、法律、社会情况，发现欧洲社会的变化源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可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纵向的发展研究。对于为什么同时期的欧洲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李强教授提出了以下观点：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早期资本家只有能够确定在把钱投入生产领域后会有可预测的回报，才会有资本主义产生。而在亚洲的宗法制国家中，这个条件并不具备。因为欧洲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封建制形式的家长制，而中国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家产制形式的家长制。在家产制中，政治权利具有专断与随意性，这就导致了回报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内政掠夺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依靠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具有理性化因素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能建立起来，依赖社会文化中是否有理性化的因素。传统中国文化缺乏一个超越价值与现实对接，因而缺乏用理性方式改造制度的能力，因此传统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政治和法律的家产式制度在韦伯看来是阻碍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文化中超越理性价值的缺失又导致我们很难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副组长萧国良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争论的启示”，萧教授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人口问题以及污染问题三个方面阐释了这个争论，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方法论、经济发展与经济研究思维的三点启示。首先他指出工业革命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方法。悲观主义的代表——罗马俱乐部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五种趋势，即：加速工业化，工业化增长速度呈现出指数型增长；工业化的加速导致快速的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匮乏，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地存在营养不良；由于工业化的加速，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针对这五大趋势，罗马俱乐部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全球经济增长的极限将在一百年当中产生。而这种悲观主义思想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其中未来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就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论述了乐观派对人类资源、生态、人口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第一，资源稀缺，价格上涨，将促使创新及替代品的产生。第二，从石器时代与农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革命来推断，工业革命后人口增长也会趋于平稳，长远来看，人口规模一定是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三，对于污染问题，政府可以逐步摸索执行正确的公共政策，将外部性内在化，对企业形成正确的激励，污染控制与环境改善都是可能的。最后萧教授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论战中得到了三点启发：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罗马俱乐部的错误在于从近距离静态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们需要用历史的长远动态眼光看问题；其次，他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瑞库茨维尔博士曾摩尔定理的扩展定理，该定理指出，人类出现以来所有技术发展都是以指数增长的。一开始技术发展是小的，但是一旦信息和经验积累到一定基础，发展开始快速增长，以指数的形式，然后是以指数的指数形式增长。这启发我们由于技术在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以上的因素只能在一定时期阻碍经济的增长，而不会造成所谓的极限；第三点是悲观主义虽然只出了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乐观主义是否能圆满解决问题也有待考证，因而圆满的思维模式既需要乐观主义，也需要悲观主义。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学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龙登高教授顺应党的十八大中对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放宽的潮流，结合历史经验，讨论了在中国现行制度框架下，应该怎样将一直界定为使用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财产权的问题，同时探讨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现阶段，由于使用权的可交易性很低，无法完成推动农村改革的使命。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最好的办法是将集体产权变成私有产权，但是这种改革路径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且在集体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官员权力滥用会给改革过程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此，龙教授提出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寻找改革的灵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在短缺经济时代以有限的土地养活着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重要的制度基础。其中龙教授特别提到了田面权制度，即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产权，田面权与田底权。田底业主拥有土地所有权，收获地租。田面业主则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田面”的收益支配权、交易处置权，这是土地财产权的一种实现形式。田面权的转让不影响田底权变动及其地租收益，排他性地拥有各项产权权利，不仅具有用益物权，同时具有担保物权的功能。若让田面权变成家庭承包，把田底权变成集体产权。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乡集体拥有“田底”，保留自物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他物权属性，在原有的使用权之上扩展用益物权，增加担保物权功能。这种改革方式顺应国家提出的土地确权，而其具体的实施仍要靠农民与基层政府的进一步探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亚光副教授谈论了他对于李鸿章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思考。他指出，李鸿章身上有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洋务运动时实行官督商办的政策，名义上要发挥民间资本的力量实现求强与求富的目的，实践中却导致“暴力维系，暴力导向”的双暴力局面。张亚光副教授引用李鸿章在美国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外文文献，提出李本人是承认竞争对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有利的。在理解政治经济学精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国家干预的政策，学者们通常有两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民间资本不发达的时期，需要国有企业来维持国计民生。张亚光副教授不赞同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工业化初期在经济腾飞的初期民间资本不发达的观点在历史上能够找到很多反例，例如晚清财政情况与胡雪岩的关系，因此洋务运动不让老百姓完全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让国家去干预去监督这和事实不符。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说将洋务运动中大量建立的“国有企业”看做像现在的国有企业一样是为了国计民生，那么洋务运动中大量的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存在就是我们如今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国现在处于强政府弱市场的阶段，面临变革的节点，李鸿章经济思想的启示与现阶段的改革有直接关系，尤其对于最近中央提出和强调的顶层设计，张亚光副教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从上而下发起的变革往往不如由下而上的变革成功。
二、企业治理与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
浙江如意集团董事长储吉旺先生从自身的商业实践出发，与到场的来宾分享了自己经商过程中坚持的“三个主义”：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实践主义。储先生指出，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这些基层企业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引航。储先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成功”，作为一个从基层企业做起的成功企业家，他认为没有企业文化引领的企业在定位与目标选择上的不确定性，会使企业的发展陷入危险的境地。储先生与与会听众分享在创业过程中，其为自己订立的三个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的困难，例如关系的培养与人才的引进，作为企业家要正视困难面对现实。其次是理想主义，企业家要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企业也应有管理目标和产品目标。储先生将自己企业的当前目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空间换地，以空间的高效利用弥补土地面积的不足，支持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第二是机器换人，聘请专家科研小组改进设备，提高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减少环节中人力的使用；第三是腾笼换鸟；第四是电商换市，利用高科技与前沿知识改善公司的经营。储先生的第三个主义是实践主义，他认为一个想法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检验其可行性，在想法的实行过程中权衡利弊，选择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的模式与道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健君副教授与与会的企业界人士分享了其对如何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看法。他认为，要成为成功企业家要具备三个品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胸怀，第三是分享。首先，他指出企业家对待学习的态度应由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学习很重要，学习需要有谦虚的态度，应具有终生学习的理念。张健君副教授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说明古今中外的成功领导者都十分善于学习。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中心，面对激烈的竞争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学习。在学习时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在学习新事物之前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企业家不断摒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只有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拥有开放的思想。同时，与时俱进还要求企业家保持终生学习的态度，跟进技术的进步，发现新生代员工身上的合理性，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张健君副教授认为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宽广的胸怀。他以朱元璋与李世民的对比为例，阐释了胸怀与事业成功的关系。胸怀是容忍事物多样性的能力，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所有人，这样才能实现岗位与人才最契合的匹配。最后，张健君副教授补充认为，分享也是一个领导者成功的必要品质，懂得分享的企业家才能将事业做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田一可研究员则以岳飞和南皮的一家企业尹家云亮香油坊为例，分析了厚道与厚黑的企业伦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岳飞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皇上的昏庸与奸臣当道，而是其自身不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所致，“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做人应当适当地“示弱，装穷，犯傻，露怯”，才能在与他人和领导打交道的过程中成功。另外他以尹家云亮香油坊靠让利而得到了市场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为例，结合戈尔巴乔夫的宵禁政策逼高酗酒闹事数量的失败经历，指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创新，没有绝对的成功之道，当“厚道”盛行时，“厚黑”的企业能够谋取更高的利润，而市场风气崇尚“厚黑”时，“厚道”的企业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山东寿光日报社总编辑桑爱梅女士则从媒体的角度与会场听众分享了寿光能够成为全国蔬菜基地所具有的独特发展模式，并展示了城乡一体的“寿光模式”能够为社会带来的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和思考。寿光走的“农民致富”道路，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寿光整体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已经成为全国报纸发行量最高的县域。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的特点首先是寿光将传统的零散市场集合为一个集中的蔬菜批发市场，全国的蔬菜集合到寿光再分流到全国各地，是全国蔬菜的物流集散地，也是绿色通道的起源地。同时寿光还重视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和种业的发展，每年在寿光举办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是中国农业界的硅谷，为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提供前沿的农业技术。最后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为全国的县域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企业找到新的增长点和产业链提供了机会。
在本届论坛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津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教授向大会致闭幕词并做总结发言。钱津研究员对整个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精炼的概括，高度评价了各位主讲人的观点。张辉副教授长则对各位莅临的嘉宾和支持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各位同行与前辈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并指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窗口期时，北京大学举办此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关注，强化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把握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