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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近代著名经学家、历史学家李源澄(1909-1958)，早年受业于蒙文通、廖平、章太炎等先生，在四川、江苏、河南等地求学，后在江苏、北京、四川、云南、重庆等省市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在经学、史学等领域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本文首次概括性地归纳了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并指出了李源澄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关键词 近代学者，李源澄，学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80—06
受业于蒙文通、廖平、章太炎等先生，早年在四川、江苏、河南等地求学的近现代学者李源澄，是一位尚未受到当今学术界应有重视的蜀学大师。本文在目前所见的公开出版的传记、论文等基础上，在归纳了李源澄生平之事迹之后，简要评述其学术贡献。
一、李源澄的生平事迹
李源澄出生于宣统元年夏历五月二十日(1909年7月7日)，去世于1958年5月4日，差两个月满50岁。简要回顾李源澄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早年，1909年7月(出生)～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系求学、论学、研学时期
第二时期，盛年，1936年7月～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系教学、治学、办学时期
第三时期，后期，1949年12月～1958年5月(去世)。
依据以上分期，概括性介绍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如下。
(一)早年时期
李源澄于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犍为县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家庭。祖父富春，晚清秀才，授教于乡里；父亲昌绪，能文善书。李源澄幼年聪颖，跟随祖父学习，故深得喜爱；祖父的国学素养，家庭的氛围，对于李源澄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李源澄幼年入学于荣县“县立中学校”，在校学习成绩优异，为诸师所重。1923年，李源澄参加荣县“县立中学校”会考，成绩名列第一，约四年后毕业。
此后，李源澄依次受学于蒙文通、廖平、欧阳渐、邵瑞彭、章太炎等先生，尤其是蒙、廖、章三位先生对他的影响尤深。
1928年，李源澄考进“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与蒙文通、伍非百缔结师生缘。时蒙文通以《经学抉要》为讲章，大力提倡廖平经学，李源澄“得侍讲席，甚为相得”；文通先生“固倡廖氏之学者，源澄先生得闻其绪论而羡之”。蒙文通的引导激发了李源澄对于廖平经学的兴趣。1929年，蒙文通介绍李源澄到井研县向廖平求学。8月中旬，李源澄往井研县廖平先生宅，登门学经约二月。时廖平年纪78岁，在右瘫病中，不辞辛劳，悉心指教闭。就这样，李源澄成了廖平的关门弟子。
伍非百说：“李君源澄，为吾蜀廖平大经师入室弟子”；时河南大学教授卢前(字冀野)说，李君源澄“请益于井研廖先生”。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说：“先生弟子遍蜀中……健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论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
1932年，李源澄到南京入“支那内学院”，追随欧阳渐学习佛学、诸子、明代理学。
在求学之余，李源澄开始了“研学”，即研究学术。李源澄的学术成果也以论文、论著的形式，在全国各大报刊、出版社问世。
1933年4月，李源澄在《河南图书馆馆刊》发表《毛诗征文》。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李源澄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后，李源澄在上海《学艺杂志》、南京《国风半月刊》次第发表了《古文大师刘师培先生与两汉古文学质疑》等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得以崭露头角。
1936年2月，李源澄第一部专著《诸子概论》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共130页，书前有伍非百和卢前撰写的序。《诸子概论》研究了先秦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及其根源，并评论《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墨子》等书的意义及价值。
在求学、研学的同时，李源澄为了追求学术真理，展开了与师友、名流的“论学”。
先生“论学”的师友、名流中，有师辈的章太炎、蒙文通、柳翼谋等人，名流中的胡适，以及友辈的陈柱、钱穆等人。
1935年3月，李源澄致函章太炎，就《春秋公羊传》涉及的古、今文经学相询，章太炎复函；之后，李源澄又函，章太炎再复。在复函中，章太炎虽然维护《左传》，但并不薄《公羊》，主要以董仲舒等汉代经师和后代今文学家为攻驳对象。10月，李源澄又致函章太炎，探讨清儒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利病，章太炎复函。一年之中，李源澄得与著名学者三通函，深受太炎器重，李源澄遂到苏州，参加“章氏国学讲习会”。
在30年代中，李源澄亦与老师蒙文通先生讨论北宋变法、南宋和战的学术通函。
1935年12月、1936年5月，李源澄先后发表《与陈柱尊教授论学书》《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二文，与友人陈柱讨论诸子之学。1936年1月，发表《论老子非晚出书—并质钱宾四先生》，与钱穆讨论《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
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之后，李源澄应江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之邀，任教于该校，讲授诸子，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
(二)盛年时期
这一时期，李源澄执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与吴宓、唐君毅、竺可桢、巨赞法师、钱穆等交游，发表了《白虎通义五经异义辩证》等大量论文，出版了《经学通论》《秦汉史》等专著，并第一次将自己的学术论文结集为《李源澄学术论著初编》出版，基本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因而，这一时期堪称是李源澄一生的黄金时代。
李源澄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学生涯，从1936年到次年7月，约一年整。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时，1937年1月李源澄创办了生平的第一种纯学术期刊《论学》。第l期有《发刊辞》和论文5篇，李源澄除撰《发刊辞》外，还撰写了《周秦儒学史论》、《新儒学派发微》论文两篇。其他的文章还有章氏弟子陈兆年所撰《形声释例》等。《论学》在7月出版了第8期后，由于因抗战军兴之故，杂志被迫停办，李源澄辗转返回四川。
李源澄以个人之力，独自创办学术刊物《论学》，揭开了李源澄主编报刊活动的序幕，为他以后创办《灵岩学报》、主编《重光》月刊、参编《史学季刊》等报刊等积累了经验。
如1946年10月，李源澄创办了学术刊物《灵岩学报》，这一半年刊只出版了创刊号(第1期)。由于有办报刊的丰富经验，在经费有着落的前提下，李源澄一人办《灵岩学报》显得游刃有余。该刊创刊号共有32页，刊发了六篇学术论文。除了李源澄亲撰《天人合一说探源》一文之外，还有蒙文通撰《黄老考》《杨朱考》，唐君毅撰《佛学时代之来临》等论文。
1937年底李源澄返回四川后，在成都任教于“蜀华中学”及四川大学。此后，先生依此执教于四 川大学、浙江大学、民族文化书院、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校，以及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灵岩、五华、勉仁)。
李源澄在高校主要教授《上古文化史》《中古史》(含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思想史》《经学通论》等经史课程，因而，《经学通论》《秦汉史》等专著，即在他研究、授课基础上产生：40年代初他在四川大学讲授经学，因有《经学通论》之作，其言治经要义皆集于此，虽全编不过四万言，而其议论则颇精湛且与时贤不同；40年代中期他在灵岩山的书院教学之余，潜心撰述了古代史研究专著《秦汉史》，得到了好友、曾在北大教过秦汉史的钱穆的高度评价，称赞李源澄“殆今之所谓善读史耶”，称赞该书“则亦章氏所谓圆而神之类也”。乃章实斋所推崇的史学研究最高境界，钱穆以此评价《秦汉史》可见其卓异。
李源澄的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国学研究及教育事业，因而，他在办学上颇有作为，不仅积极参与五华、勉仁等书院的创办，而且亲自创办了“灵岩书院”。
1945年春，李源澄从西山书院辞教职返回成都后，于四川灌县城外北灵岩山，借助住持之力，于灵岩寺创办“灵岩书院”。
在两年多的办学期间，为了教育好学生，李源澄特别注重师资，邀请了太炎弟子傅平骧等人任教。
首批学生约有十名，后渐增加到数十人。学费为大米一石。书院授学程度从初中到大学，主要讲习经、子、史及文选。蒙文通不仅非常欣赏，而且积极支持书院的事业，亦送哲嗣蒙默入书院就读。李源澄继续讲授在四川大学执教就已讲授的《经学通论》，以及主讲《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经典。
除了定期办学之外，李源澄还在1946年夏季开办了“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讲习会学习期为暑假的2个月时间。报名的学生有20余人。李源澄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来做短期讲学，虽学派有异，却彼此尊重容纳，大抵与章氏论学态度有关。如当时哲学家、哲学史家唐君毅为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应邀前来讲学十余天。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潘重规、赖高翔、牟宗三、朱自清、钱穆、周辅成等名师。此时，书院开办暑期讲习会，延请名师，创办学术期刊，影响日益扩大，书院进入了鼎盛时期。
随着1947年6月内战的全面爆发，灵岩书院陷入了困境，并于1947年秋停办。
灵岩书院办学虽不足三年，但它对于人才培养的贡献与社会影响，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称道。在人才培养上，灵岩书院的学生，后来成名成家的有多人，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如王家佑等先生。而灵岩书院清新的办学理念、自由的讲学风气，为造访者所赞赏。
1947年秋，李源澄与傅平骧到达云南昆明，在云南大学执教。任史学教授，并兼钱穆主持“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的教授。
约1948年2月，李源澄已经从昆明回到了成都，并协助梁漱溟在重庆北陪温泉松林坡“勉仁国学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私立勉仁文学院”，任教务长和历史系教授。
李源澄执长教务，积极主张兼收博揽，故除了梁漱溟思想体系外，亦积极建议延聘吴宓等著名学者，还曾亲自延聘了吴玄讲西方美学，傅平骧、罗庸讲中国文学。
1949年，李源澄兼任重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11月30日重庆解放。
(三)新中国成立后
重庆解放后，李源澄仍任教于四川教育学院，直到1950年8月四川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合并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李源澄就任西南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职，同时被任命为副教务长，直到1957年，并在该校工作到去世。吴宓等人亦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
建国之初，李源澄工作热情甚高。据李源澄的学生石琼生回忆：“李源澄先生随校迁北碚后，政治热情高，工作积极，讲话言简意赅，领受学生欢迎，和当年上第一堂课对我们讲话时的情景完全两样，且早就参加了民盟。”
临近解放时，李源澄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于1951年发表了《学习(实践论)后对历史学的体会》一文，这是建国后李源澄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新中国时期，李源澄未能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只是对自己在魏晋南北朝史等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整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这一时期，李源澄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二点：教学、从政(1957年被定为右派)。
以教学而言，李源澄以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职，讲授《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同时兼任副教务长，直到1957年。
李源澄谙悉儒经，素有济世、人世之心，因而在建国后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同时，在1957年“反右”之前，全身心投入教育等事业，积极努力。1957年7月，李源澄在被错划为“右派”而受到处分，被降级降薪，撤销了行政职务及民盟内的主要职务，只保留下教授头衔，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和身体上多种疾病的双重打击。次年5月4日，李源澄病逝，时年50岁。1981年，随着平反落实政策，李源澄的冤案得以昭雪，恢复了名誉，重还清白。
二、李源澄的学术成就
李源澄之治学，务求充分占有材料，言必有据。他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考订源流，辨别同异；他的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刊载其论文的学术报纸杂志则遍及苏、沪、川、豫、渝等省市。“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收集编写有《李源澄著作目录》，基本收录了他的主要著述，包括了论文104篇、学术专著6种，可见李源澄学术之博大精深。
(一)经学研究(含子学)
上世纪初，传统的国学面临西学的冲击，作为国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学亦走向终结。在这一情况下，李源澄先后师从廖平、章太炎，解晓古提倡读经，提倡“国学”研究，并身体力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4年11月，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长文《说儒》，对在中国最早产生且为秦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儒家学派，从儒家和儒学的产生、演变的过程，均作了一番全面地追根溯源探索，其主旨是要想证明“儒”本是殷民族的奴性宗教，古已有之。这篇胡适的“得意”之作，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一时响应赞同者有之，反驳者如钱穆、贺次君、李源澄、江绍原、郭沫若等亦众，批评胡适主观武断。胡适的大弟子顾颉刚也不赞同胡适的立论。李源澄则于次年2月发表了《评胡适(说儒)》一文，对胡适《说儒》提出了“比较中和”的批评，认为孔子建立儒家学派是推翻不了的；他并在《尊孔论》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935年8月，李源澄发表的《读易志疑》一文，强调了《史记》中文王演《易经》的学说，认为《易经》中所记自洪荒草昧以至游牧农事都能从中考查而知。而《郑注(周礼)易字举例》一文中，李源澄则对郑玄《注》存故书、今书之例考辨甚详。李源澄的《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专门为后学指示门径。
李源澄的《经学通论》一书，系他40年代初在 四川大学讲授经学时，因课堂教学笔记本而作，虽该书不过四万言，但是，他关于治经的要义皆集于该书，其议论颇精湛，而且与时贤有所不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中，在经学研究渐趋低落之时，子学研究勃兴，李源澄及其友人陈柱、钱穆等人，亦顺应潮流，加强了子学的讲述与研究。
30年代中期，李源澄在无锡就讲授过诸子之学，并发表《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论老子非晚出书——并质钱宾四先生》等文，与诸友讨论。李源澄与陈柱等人，亦均出版了《诸子概论》一书。李著出版于1936年；陈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932年两次出版；钱穆在无锡为学生讲《国学概论》，其第二章为“先秦诸子。”
与李源澄《诸子概论》大约同时代的同名之作，还有罗根泽撰本，以及类似的高维昌编著《周秦诸子概论》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源澄《诸子概论》一书，90年代仍被视为“二十世纪关于诸子通论及考证等研究”的重要著作。
李源澄在墨学研究方面也用力颇深，发表了《儒道墨法四家学术之比较》《儒墨关系考》《墨学新论》等论著。如《墨学新论》一文，侧重儒墨二家的比较，论证了墨子的反对贵族政治，而儒家却主张贵族政治，至孟子犹言世臣，荀子犹言“贤齐则其亲者先贵”；其后公羊家言讥世卿，虽稍进于孔孟，但终不若法墨二家，为时论所赞同。
唐君毅在《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一文中专门指出：“友人李源澄有文论此”，所谓“论此”即指李源澄论诸子“其阳德阴刑德刑相辅之说则以儒统法，其言阴阳五行则阴阳家说，言天多墨家天志之义”，说明当时学者重视李源澄关于诸子研究的观点。同样，李源澄关于诸子研究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后人的重视。
(二)史学研究
1 秦汉史研究
李源澄在秦汉史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他的一部研究专著《秦汉史》，以及《汉代赋役考》、《汉魏两晋之论师及其名论》《西汉思想之发展》等十几篇论文。
李源澄《秦汉史》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并对以后的同类专著如翦伯赞《秦汉史》、马非百《秦集史》、林剑鸣《秦史稿》《秦汉史》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李源澄研究专著《秦汉史》，得到了时贤及后代学者的高度评价。
如张传玺、林剑鸣，认为该书是“秦汉史研究的拓荒时期”的产物，“较为有影响”，“解放前影响较大”。
李源澄秦汉史研究论文《西汉思想之发展》等的学术价值，也受到了重视。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西汉思想之发展》一文，以见一斑。西汉初期的名士陆贾，不被视为儒家，但是李源澄根据他《新语·无为篇》的记载：“秦禁文学，焚诗书，而陆贾有经艺；秦重诈力、而陆贾言仁义；秦尚刑罚，而陆贾言教化；秦农兴作，而陆贾言无为，皆一反于秦者”，认为，汉初议论以反秦为主，举凡秦之所施行者无一善，而与相反者无不减，陆贾用以反秦的主要是儒术，间杂以道家思想。由此断定，陆贾为西汉初儒家思想复兴的始作俑者。这一结论，令人信服，被现在学者也认为是“有道理的”。
此外，李源澄对于汉代法吏与法律等问题，也有《汉代法吏与法律》等研究论文。
2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学者在继承我国传统优秀学术成果和借鉴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些成就卓越的学者，李源澄正是其中之一。
李源澄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从他发表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北朝南化考》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他在民族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堪与同时代的周一良、严耕望、姚薇元等著名学者相提并论。
李源澄在魏晋南北朝民族社会史研究上，发表了《元魏前期之制度及其习俗》等文，被社会史学者视为是当时“对少数民族社会史的研究”“作了很好的研究”的论著之一。
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具有阶级层次增多、社会人口等级化、阶级关系繁杂化等突出特点，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一文，论述魏晋南北朝属于“军户”的地位和负担，是研究当时社会下层人口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此外，李源澄对于茂才孝廉、汉末魏晋政治思想之转变、魏武帝之政治与汉代士风之关系、东晋南朝之学风、六朝之奢风、魏末北齐之清谈名理、尚书中书之起源及其变化、两晋南朝租调制度史实疏证、北周职官、北周之文化与政治等问题，也有精深的研究，其结论引起了蒙文通等人的重视，相信至今对于专门研究的学者仍有启发陛。
李源澄在建国后发表的文章很少，曾将自己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编为《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而且清缮完毕，后不知所终；李源澄未刊之遗稿，亦皆散失。可见，李源澄生前有出版《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的打算。这也是在李源澄学术中，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3 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
此外，李源澄对于初唐政治家崔敦礼的政治思想、清代“浙东史学”的渊源、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等问题，均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
这些问题涉及唐宋史、明清史的研究，表明李源澄的学问广博，治学领域较广。
李源澄求学之经厉，自蜀(成都、井研)至宁，由宁而苏，所拜廖平、蒙文通、欧阳渐、章太炎均为名重一时的国内名师，友人陈柱、钱穆等也是知名学者；所执教之序痒学堂，则由无锡国专、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而西南师范学院，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如民族文化、灵岩、勉仁等，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广泛的师友人脉关系，宽阔的学术视野，融通中西的学术路径，全国范围内执教研究的经历，教学相长的互动，求充分占有材料、言必有据的学术态度，为李源澄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源澄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这一路数，与其师蒙文通完全一致，而师从章太炎时间虽短，但是却使李源澄之经学兼有古、今之优点；李源澄之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考订源流，辨别同异，李源澄之学术成就可谓精深，学术影响可谓深远，留下了比较丰富的精神财富。
在蜀学上，李源澄可谓是重要人物之一，他绍承了晚清彪炳华夏史册的刘光第、骆成骧等巴蜀人物治学途径，以及老师廖平、蒙文通等学者的蜀学传统，与古今、新旧、老辈与同辈学者均有广泛的师承及交游关系，因而，他的学术得到了古今、新旧、老辈与同辈学者的赞扬。
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以“足下以井研高第”相推重；经史名宿蒙文通称赞说：
先生(指廖平先生)弟子遍蜀中……健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淳安邵瑞彭(次公)见而叹日：“李生年少，而学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见其际。”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论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
所谓“淳安邵瑞彭(次公)”指老辈学者、河南大学中文系名教授邵瑞彭，李源澄一度在开封河南大学短期停留，并跟从邵瑞彭学习过历算。而所谓“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指30年代李源澄与在南京主编文史杂志《国风》的老辈学者、国学家柳翼谋论学，并得到其褒扬。
老辈学者、蜀学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林思进，1944年在《李源澄惠(学术论著初编)，郑异材亦以新诗见投，作歌赠李，兼用酬郑》一诗中，有“李生积学久更真，使我文章坐夺气”、“爱君经史读烂熟，推隐钩沉抉奥义”、“漫拟耋嗟托后契”之语，并以“托后契”语对李源澄寄予了厚望。
当然，出生于晚清，学术成长于民国中期的李源澄，在1949年前未曾到过延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未曾接触过马列著作，因而，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中未能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这成为他研究的局限性所在。对此，新时代的学者当不必苛求。
关键词 近代学者，李源澄，学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80—06
受业于蒙文通、廖平、章太炎等先生，早年在四川、江苏、河南等地求学的近现代学者李源澄，是一位尚未受到当今学术界应有重视的蜀学大师。本文在目前所见的公开出版的传记、论文等基础上，在归纳了李源澄生平之事迹之后，简要评述其学术贡献。
一、李源澄的生平事迹
李源澄出生于宣统元年夏历五月二十日(1909年7月7日)，去世于1958年5月4日，差两个月满50岁。简要回顾李源澄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早年，1909年7月(出生)～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系求学、论学、研学时期
第二时期，盛年，1936年7月～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系教学、治学、办学时期
第三时期，后期，1949年12月～1958年5月(去世)。
依据以上分期，概括性介绍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如下。
(一)早年时期
李源澄于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犍为县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家庭。祖父富春，晚清秀才，授教于乡里；父亲昌绪，能文善书。李源澄幼年聪颖，跟随祖父学习，故深得喜爱；祖父的国学素养，家庭的氛围，对于李源澄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李源澄幼年入学于荣县“县立中学校”，在校学习成绩优异，为诸师所重。1923年，李源澄参加荣县“县立中学校”会考，成绩名列第一，约四年后毕业。
此后，李源澄依次受学于蒙文通、廖平、欧阳渐、邵瑞彭、章太炎等先生，尤其是蒙、廖、章三位先生对他的影响尤深。
1928年，李源澄考进“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与蒙文通、伍非百缔结师生缘。时蒙文通以《经学抉要》为讲章，大力提倡廖平经学，李源澄“得侍讲席，甚为相得”；文通先生“固倡廖氏之学者，源澄先生得闻其绪论而羡之”。蒙文通的引导激发了李源澄对于廖平经学的兴趣。1929年，蒙文通介绍李源澄到井研县向廖平求学。8月中旬，李源澄往井研县廖平先生宅，登门学经约二月。时廖平年纪78岁，在右瘫病中，不辞辛劳，悉心指教闭。就这样，李源澄成了廖平的关门弟子。
伍非百说：“李君源澄，为吾蜀廖平大经师入室弟子”；时河南大学教授卢前(字冀野)说，李君源澄“请益于井研廖先生”。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说：“先生弟子遍蜀中……健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论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
1932年，李源澄到南京入“支那内学院”，追随欧阳渐学习佛学、诸子、明代理学。
在求学之余，李源澄开始了“研学”，即研究学术。李源澄的学术成果也以论文、论著的形式，在全国各大报刊、出版社问世。
1933年4月，李源澄在《河南图书馆馆刊》发表《毛诗征文》。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李源澄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后，李源澄在上海《学艺杂志》、南京《国风半月刊》次第发表了《古文大师刘师培先生与两汉古文学质疑》等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得以崭露头角。
1936年2月，李源澄第一部专著《诸子概论》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共130页，书前有伍非百和卢前撰写的序。《诸子概论》研究了先秦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及其根源，并评论《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墨子》等书的意义及价值。
在求学、研学的同时，李源澄为了追求学术真理，展开了与师友、名流的“论学”。
先生“论学”的师友、名流中，有师辈的章太炎、蒙文通、柳翼谋等人，名流中的胡适，以及友辈的陈柱、钱穆等人。
1935年3月，李源澄致函章太炎，就《春秋公羊传》涉及的古、今文经学相询，章太炎复函；之后，李源澄又函，章太炎再复。在复函中，章太炎虽然维护《左传》，但并不薄《公羊》，主要以董仲舒等汉代经师和后代今文学家为攻驳对象。10月，李源澄又致函章太炎，探讨清儒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利病，章太炎复函。一年之中，李源澄得与著名学者三通函，深受太炎器重，李源澄遂到苏州，参加“章氏国学讲习会”。
在30年代中，李源澄亦与老师蒙文通先生讨论北宋变法、南宋和战的学术通函。
1935年12月、1936年5月，李源澄先后发表《与陈柱尊教授论学书》《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二文，与友人陈柱讨论诸子之学。1936年1月，发表《论老子非晚出书—并质钱宾四先生》，与钱穆讨论《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
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之后，李源澄应江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之邀，任教于该校，讲授诸子，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
(二)盛年时期
这一时期，李源澄执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与吴宓、唐君毅、竺可桢、巨赞法师、钱穆等交游，发表了《白虎通义五经异义辩证》等大量论文，出版了《经学通论》《秦汉史》等专著，并第一次将自己的学术论文结集为《李源澄学术论著初编》出版，基本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因而，这一时期堪称是李源澄一生的黄金时代。
李源澄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学生涯，从1936年到次年7月，约一年整。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时，1937年1月李源澄创办了生平的第一种纯学术期刊《论学》。第l期有《发刊辞》和论文5篇，李源澄除撰《发刊辞》外，还撰写了《周秦儒学史论》、《新儒学派发微》论文两篇。其他的文章还有章氏弟子陈兆年所撰《形声释例》等。《论学》在7月出版了第8期后，由于因抗战军兴之故，杂志被迫停办，李源澄辗转返回四川。
李源澄以个人之力，独自创办学术刊物《论学》，揭开了李源澄主编报刊活动的序幕，为他以后创办《灵岩学报》、主编《重光》月刊、参编《史学季刊》等报刊等积累了经验。
如1946年10月，李源澄创办了学术刊物《灵岩学报》，这一半年刊只出版了创刊号(第1期)。由于有办报刊的丰富经验，在经费有着落的前提下，李源澄一人办《灵岩学报》显得游刃有余。该刊创刊号共有32页，刊发了六篇学术论文。除了李源澄亲撰《天人合一说探源》一文之外，还有蒙文通撰《黄老考》《杨朱考》，唐君毅撰《佛学时代之来临》等论文。
1937年底李源澄返回四川后，在成都任教于“蜀华中学”及四川大学。此后，先生依此执教于四 川大学、浙江大学、民族文化书院、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校，以及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灵岩、五华、勉仁)。
李源澄在高校主要教授《上古文化史》《中古史》(含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思想史》《经学通论》等经史课程，因而，《经学通论》《秦汉史》等专著，即在他研究、授课基础上产生：40年代初他在四川大学讲授经学，因有《经学通论》之作，其言治经要义皆集于此，虽全编不过四万言，而其议论则颇精湛且与时贤不同；40年代中期他在灵岩山的书院教学之余，潜心撰述了古代史研究专著《秦汉史》，得到了好友、曾在北大教过秦汉史的钱穆的高度评价，称赞李源澄“殆今之所谓善读史耶”，称赞该书“则亦章氏所谓圆而神之类也”。乃章实斋所推崇的史学研究最高境界，钱穆以此评价《秦汉史》可见其卓异。
李源澄的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国学研究及教育事业，因而，他在办学上颇有作为，不仅积极参与五华、勉仁等书院的创办，而且亲自创办了“灵岩书院”。
1945年春，李源澄从西山书院辞教职返回成都后，于四川灌县城外北灵岩山，借助住持之力，于灵岩寺创办“灵岩书院”。
在两年多的办学期间，为了教育好学生，李源澄特别注重师资，邀请了太炎弟子傅平骧等人任教。
首批学生约有十名，后渐增加到数十人。学费为大米一石。书院授学程度从初中到大学，主要讲习经、子、史及文选。蒙文通不仅非常欣赏，而且积极支持书院的事业，亦送哲嗣蒙默入书院就读。李源澄继续讲授在四川大学执教就已讲授的《经学通论》，以及主讲《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经典。
除了定期办学之外，李源澄还在1946年夏季开办了“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讲习会学习期为暑假的2个月时间。报名的学生有20余人。李源澄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来做短期讲学，虽学派有异，却彼此尊重容纳，大抵与章氏论学态度有关。如当时哲学家、哲学史家唐君毅为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应邀前来讲学十余天。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潘重规、赖高翔、牟宗三、朱自清、钱穆、周辅成等名师。此时，书院开办暑期讲习会，延请名师，创办学术期刊，影响日益扩大，书院进入了鼎盛时期。
随着1947年6月内战的全面爆发，灵岩书院陷入了困境，并于1947年秋停办。
灵岩书院办学虽不足三年，但它对于人才培养的贡献与社会影响，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称道。在人才培养上，灵岩书院的学生，后来成名成家的有多人，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如王家佑等先生。而灵岩书院清新的办学理念、自由的讲学风气，为造访者所赞赏。
1947年秋，李源澄与傅平骧到达云南昆明，在云南大学执教。任史学教授，并兼钱穆主持“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的教授。
约1948年2月，李源澄已经从昆明回到了成都，并协助梁漱溟在重庆北陪温泉松林坡“勉仁国学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私立勉仁文学院”，任教务长和历史系教授。
李源澄执长教务，积极主张兼收博揽，故除了梁漱溟思想体系外，亦积极建议延聘吴宓等著名学者，还曾亲自延聘了吴玄讲西方美学，傅平骧、罗庸讲中国文学。
1949年，李源澄兼任重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11月30日重庆解放。
(三)新中国成立后
重庆解放后，李源澄仍任教于四川教育学院，直到1950年8月四川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合并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李源澄就任西南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职，同时被任命为副教务长，直到1957年，并在该校工作到去世。吴宓等人亦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
建国之初，李源澄工作热情甚高。据李源澄的学生石琼生回忆：“李源澄先生随校迁北碚后，政治热情高，工作积极，讲话言简意赅，领受学生欢迎，和当年上第一堂课对我们讲话时的情景完全两样，且早就参加了民盟。”
临近解放时，李源澄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于1951年发表了《学习(实践论)后对历史学的体会》一文，这是建国后李源澄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新中国时期，李源澄未能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只是对自己在魏晋南北朝史等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整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这一时期，李源澄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二点：教学、从政(1957年被定为右派)。
以教学而言，李源澄以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职，讲授《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同时兼任副教务长，直到1957年。
李源澄谙悉儒经，素有济世、人世之心，因而在建国后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同时，在1957年“反右”之前，全身心投入教育等事业，积极努力。1957年7月，李源澄在被错划为“右派”而受到处分，被降级降薪，撤销了行政职务及民盟内的主要职务，只保留下教授头衔，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和身体上多种疾病的双重打击。次年5月4日，李源澄病逝，时年50岁。1981年，随着平反落实政策，李源澄的冤案得以昭雪，恢复了名誉，重还清白。
二、李源澄的学术成就
李源澄之治学，务求充分占有材料，言必有据。他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考订源流，辨别同异；他的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刊载其论文的学术报纸杂志则遍及苏、沪、川、豫、渝等省市。“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收集编写有《李源澄著作目录》，基本收录了他的主要著述，包括了论文104篇、学术专著6种，可见李源澄学术之博大精深。
(一)经学研究(含子学)
上世纪初，传统的国学面临西学的冲击，作为国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学亦走向终结。在这一情况下，李源澄先后师从廖平、章太炎，解晓古提倡读经，提倡“国学”研究，并身体力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4年11月，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长文《说儒》，对在中国最早产生且为秦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儒家学派，从儒家和儒学的产生、演变的过程，均作了一番全面地追根溯源探索，其主旨是要想证明“儒”本是殷民族的奴性宗教，古已有之。这篇胡适的“得意”之作，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一时响应赞同者有之，反驳者如钱穆、贺次君、李源澄、江绍原、郭沫若等亦众，批评胡适主观武断。胡适的大弟子顾颉刚也不赞同胡适的立论。李源澄则于次年2月发表了《评胡适(说儒)》一文，对胡适《说儒》提出了“比较中和”的批评，认为孔子建立儒家学派是推翻不了的；他并在《尊孔论》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935年8月，李源澄发表的《读易志疑》一文，强调了《史记》中文王演《易经》的学说，认为《易经》中所记自洪荒草昧以至游牧农事都能从中考查而知。而《郑注(周礼)易字举例》一文中，李源澄则对郑玄《注》存故书、今书之例考辨甚详。李源澄的《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专门为后学指示门径。
李源澄的《经学通论》一书，系他40年代初在 四川大学讲授经学时，因课堂教学笔记本而作，虽该书不过四万言，但是，他关于治经的要义皆集于该书，其议论颇精湛，而且与时贤有所不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中，在经学研究渐趋低落之时，子学研究勃兴，李源澄及其友人陈柱、钱穆等人，亦顺应潮流，加强了子学的讲述与研究。
30年代中期，李源澄在无锡就讲授过诸子之学，并发表《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论老子非晚出书——并质钱宾四先生》等文，与诸友讨论。李源澄与陈柱等人，亦均出版了《诸子概论》一书。李著出版于1936年；陈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932年两次出版；钱穆在无锡为学生讲《国学概论》，其第二章为“先秦诸子。”
与李源澄《诸子概论》大约同时代的同名之作，还有罗根泽撰本，以及类似的高维昌编著《周秦诸子概论》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源澄《诸子概论》一书，90年代仍被视为“二十世纪关于诸子通论及考证等研究”的重要著作。
李源澄在墨学研究方面也用力颇深，发表了《儒道墨法四家学术之比较》《儒墨关系考》《墨学新论》等论著。如《墨学新论》一文，侧重儒墨二家的比较，论证了墨子的反对贵族政治，而儒家却主张贵族政治，至孟子犹言世臣，荀子犹言“贤齐则其亲者先贵”；其后公羊家言讥世卿，虽稍进于孔孟，但终不若法墨二家，为时论所赞同。
唐君毅在《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一文中专门指出：“友人李源澄有文论此”，所谓“论此”即指李源澄论诸子“其阳德阴刑德刑相辅之说则以儒统法，其言阴阳五行则阴阳家说，言天多墨家天志之义”，说明当时学者重视李源澄关于诸子研究的观点。同样，李源澄关于诸子研究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后人的重视。
(二)史学研究
1 秦汉史研究
李源澄在秦汉史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他的一部研究专著《秦汉史》，以及《汉代赋役考》、《汉魏两晋之论师及其名论》《西汉思想之发展》等十几篇论文。
李源澄《秦汉史》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并对以后的同类专著如翦伯赞《秦汉史》、马非百《秦集史》、林剑鸣《秦史稿》《秦汉史》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李源澄研究专著《秦汉史》，得到了时贤及后代学者的高度评价。
如张传玺、林剑鸣，认为该书是“秦汉史研究的拓荒时期”的产物，“较为有影响”，“解放前影响较大”。
李源澄秦汉史研究论文《西汉思想之发展》等的学术价值，也受到了重视。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西汉思想之发展》一文，以见一斑。西汉初期的名士陆贾，不被视为儒家，但是李源澄根据他《新语·无为篇》的记载：“秦禁文学，焚诗书，而陆贾有经艺；秦重诈力、而陆贾言仁义；秦尚刑罚，而陆贾言教化；秦农兴作，而陆贾言无为，皆一反于秦者”，认为，汉初议论以反秦为主，举凡秦之所施行者无一善，而与相反者无不减，陆贾用以反秦的主要是儒术，间杂以道家思想。由此断定，陆贾为西汉初儒家思想复兴的始作俑者。这一结论，令人信服，被现在学者也认为是“有道理的”。
此外，李源澄对于汉代法吏与法律等问题，也有《汉代法吏与法律》等研究论文。
2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学者在继承我国传统优秀学术成果和借鉴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些成就卓越的学者，李源澄正是其中之一。
李源澄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从他发表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北朝南化考》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他在民族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堪与同时代的周一良、严耕望、姚薇元等著名学者相提并论。
李源澄在魏晋南北朝民族社会史研究上，发表了《元魏前期之制度及其习俗》等文，被社会史学者视为是当时“对少数民族社会史的研究”“作了很好的研究”的论著之一。
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具有阶级层次增多、社会人口等级化、阶级关系繁杂化等突出特点，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一文，论述魏晋南北朝属于“军户”的地位和负担，是研究当时社会下层人口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此外，李源澄对于茂才孝廉、汉末魏晋政治思想之转变、魏武帝之政治与汉代士风之关系、东晋南朝之学风、六朝之奢风、魏末北齐之清谈名理、尚书中书之起源及其变化、两晋南朝租调制度史实疏证、北周职官、北周之文化与政治等问题，也有精深的研究，其结论引起了蒙文通等人的重视，相信至今对于专门研究的学者仍有启发陛。
李源澄在建国后发表的文章很少，曾将自己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编为《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而且清缮完毕，后不知所终；李源澄未刊之遗稿，亦皆散失。可见，李源澄生前有出版《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的打算。这也是在李源澄学术中，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3 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
此外，李源澄对于初唐政治家崔敦礼的政治思想、清代“浙东史学”的渊源、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等问题，均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
这些问题涉及唐宋史、明清史的研究，表明李源澄的学问广博，治学领域较广。
李源澄求学之经厉，自蜀(成都、井研)至宁，由宁而苏，所拜廖平、蒙文通、欧阳渐、章太炎均为名重一时的国内名师，友人陈柱、钱穆等也是知名学者；所执教之序痒学堂，则由无锡国专、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而西南师范学院，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如民族文化、灵岩、勉仁等，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广泛的师友人脉关系，宽阔的学术视野，融通中西的学术路径，全国范围内执教研究的经历，教学相长的互动，求充分占有材料、言必有据的学术态度，为李源澄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源澄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这一路数，与其师蒙文通完全一致，而师从章太炎时间虽短，但是却使李源澄之经学兼有古、今之优点；李源澄之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考订源流，辨别同异，李源澄之学术成就可谓精深，学术影响可谓深远，留下了比较丰富的精神财富。
在蜀学上，李源澄可谓是重要人物之一，他绍承了晚清彪炳华夏史册的刘光第、骆成骧等巴蜀人物治学途径，以及老师廖平、蒙文通等学者的蜀学传统，与古今、新旧、老辈与同辈学者均有广泛的师承及交游关系，因而，他的学术得到了古今、新旧、老辈与同辈学者的赞扬。
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以“足下以井研高第”相推重；经史名宿蒙文通称赞说：
先生(指廖平先生)弟子遍蜀中……健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淳安邵瑞彭(次公)见而叹日：“李生年少，而学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见其际。”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论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
所谓“淳安邵瑞彭(次公)”指老辈学者、河南大学中文系名教授邵瑞彭，李源澄一度在开封河南大学短期停留，并跟从邵瑞彭学习过历算。而所谓“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指30年代李源澄与在南京主编文史杂志《国风》的老辈学者、国学家柳翼谋论学，并得到其褒扬。
老辈学者、蜀学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林思进，1944年在《李源澄惠(学术论著初编)，郑异材亦以新诗见投，作歌赠李，兼用酬郑》一诗中，有“李生积学久更真，使我文章坐夺气”、“爱君经史读烂熟，推隐钩沉抉奥义”、“漫拟耋嗟托后契”之语，并以“托后契”语对李源澄寄予了厚望。
当然，出生于晚清，学术成长于民国中期的李源澄，在1949年前未曾到过延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未曾接触过马列著作，因而，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中未能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这成为他研究的局限性所在。对此，新时代的学者当不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