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争吵后，希腊及其欧洲债权人之间的摊牌归结为关于退休金和税收问题的僵局。希腊拒绝顺从债权人的要求--削减退休金、增加医药和电力行业的增值税。欧洲的要求是自我毁灭性的。希腊拒绝这些要求不是在博弈，而是在求生。
　　不管你怎么看希腊过去的经济政策、其竞争力低下的经济、其加入欧元区的决定还是欧洲银行向其政府提供过多信用的错误，希腊的经济窘况十分尖锐。失业高达25%。年轻人失业更是高达50%。自2009年危机开始以来，希腊GDP收缩了25%。希腊政府已经资不抵债。许多希腊公民处于饥饿状态。
　　希腊的情况让人想起了1933年的德国。欧洲大陆正在分裂为几个阵营。德国人、芬兰人、斯洛伐克人和荷兰人，他们对希腊人的苦难毫无兴趣。他们的政治领袖永远只关心自己人，从来没有真正对欧洲问题上过心。在极右翼政党崛起或中右翼政府面临汹涌的左翼群众反对的国家，救希腊是一个特别不讨好的问题。
　　欧洲政客绝非没有看到希腊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也并不全然对此抱有消极态度。危机伊始，希腊的欧洲债权人没有实施债务纾困，对援助资金要求极高的利率。但是，随着希腊灾难的加剧，决策者要求私有银行和其他债券持有人减记了大部分债权。在危机的各阶段，他们都只做到了他们认为国内政治允许他们做的事——仅此而已。欧洲政客在回避可能直接牵涉纳税人的措施。希腊政府要求欧洲用新债替换旧债，以锁定低利率和长期限。它还要求利息支付与经济增长挂钩。
　　这类债务纾困方案与欧洲政府或欧洲央行之争从未得到讨论。这些措施可能要求欧元区各国议会的表决，而许多国家政府将面对公众反对--无论需求是多么显著。
　　欧洲领导人没有直面这些政治障碍，而是用毫无意义的坦诚之辞虚与委蛇。一些人坚持希腊必须完成偿付，不管这样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和经济后果--全然不顾此前诸任希腊政府都没有满足这一要求。其他人装作假装担心债务纾困的道德风险问题，尽管事实上希腊私人部门债务已经在欧盟的要求下被减记，而破产主权债务重组也有几十上百次先例。
　　一战结束时，凯恩斯曾经发出过直至今日仍有重大意义的警告。当时的债权国（主要是美国）要求负担沉重的债务国履行债务义务。凯恩斯知道，这是在酝酿悲剧。“不满的欧洲民族会愿意牺牲一代人，让他们拿出日常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偿还外债吗？”他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问道。“这些债务最多只能维持几年，此后就不会得到偿付。”
　　一些欧洲国家似乎愿意强迫希腊直接违约、驱使它退出欧元。它们认为这样可以得到遏制而不会引起恐慌或传染。这是政客常有的一厢情愿。正是如此掉以轻心，导致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9月倒闭，表面上是为了给市场一个“教训”，我们仍在保尔森所挖的大坑中苦苦挣扎。
　　凯恩斯惊恐地目睹一战后决策者的一错再错，先是20世纪20年代的剧烈动荡，然后是30年代的大萧条。1925年，凯恩斯批评“居庙堂之高者”的漫不经心。
　　如今，希腊的欧洲债权人似乎准备放弃他们的庄严承诺——不容废除欧元，而这样做只是为了坚持要求从希腊退休者手中抢点小钱。如果他们坚决要求，迫使希腊退出欧元，那么世界再也不会信任欧元能够长期存在。至少欧元区弱势成员国将面临市场压力增加。在最糟糕的情形中，它们将遭遇新的恐慌和银行挤兑恶性循环，扼杀刚刚露出萌芽的欧洲复苏。俄罗斯正在考验欧洲的东进决心，欧洲的这场豪赌不可不谓不逢时。
　　希腊需要为其公民负责。毕竟，真正的选择不在于希腊，而在于欧洲。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地球研究所主任，他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