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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新闻界“第一夫人”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自传《个人历史》在国内出版，书中凯瑟琳回忆了自己从一个上台演讲都会发抖的富家小姐，成长为挖掘出“水门事件”报业女强人的心路历程。她是一位因丈夫自杀而被迫闯入报业这个“男孩俱乐部”的女总裁，而这位悲伤的妻子在面临挑战时所体现出的勇气，则使得凯瑟琳·格雷厄姆这个名字成为最具权势女人的标签。
“她的传奇是一种智慧、勇气和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2001年7月14日，在有众多商界领袖出席的森瓦利年会上，一位84岁高龄的女士摔倒在回住处的台阶上。几天后，在她的葬礼上，亨利·基辛格作了如上悼词。出席葬礼的无一不是知名人士，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充当迎宾人员，迎来的有当时的最高法院法官鲁思·金斯伯格，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国会代表伊兰诺·诺顿，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还有众多知名记者，汤姆·布罗考、迈克·华莱士……
这位女士就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和发行人。
自卑的富家女
“我说的对吗？我穿的衣服合体吗？我迷人吗？这些都是经常困扰我的问题，甚至在成年之后仍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相比多年后的众所瞩目，凯瑟琳的童年是在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情感的孤独中度过的。1917年，她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尤金·迈耶是闻名遐迩的大银行家，1913年时就是纽交所的委员，一度当过美联储主席和世界银行首任行长。他还投资过铜矿、化工业和汽车行业，显示出对新行业的强烈进取心，《华盛顿邮报》就是其中一项投资。这家当时影响不大的报纸日后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第四个孩子——凯瑟琳的生活轨迹。但在童年时期，对凯瑟琳而言，自己的父亲缺乏亲切感，且难以相处。
凯瑟琳的母亲是一位聪敏、美丽的女子，作为美国新闻界最早的女记者之一，她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爱好收藏与艺术，在社交圈和政治圈中游刃有余。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们，这位热衷交际的母亲明显缺乏耐心和爱心。她常常给自己的子女设定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她的孩子们必须看上去都完美无缺，如此严苛的规范和母亲吝于赞美的教育方式，使得凯瑟琳自小便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每次做出一个举动之前，她都要在心里反复思量：“我说的对吗？我穿的衣服合体吗？我迷人吗？”这些经常困扰凯瑟琳的问题，甚至在其成年之后仍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在瓦瑟学院上中学时，第一次有朋友愿意接受她的邀请到家里玩，不善交际的凯瑟琳紧张得不停地问母亲应该怎么招待他们，母亲面对这个愚蠢的问题简直哭笑不得：“家里有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保龄球场竟然不知道怎么做？！”直到晚年，在自己的自传里，凯瑟琳仍然坦陈：“我不善交际，时常感觉手足无措。”她不擅长的还不只是与人打交道，“我并不很漂亮，长个儿早，看起来又高又壮，有些笨拙”。事实上，作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家小姐，凯瑟琳缺乏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不知道缝纫、烹调、购物，甚至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支配钱。她的大学同学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个全美最富有家庭之一的孩子，怎么只有两条裙子与两件毛衣。
凯瑟琳的童年与青少年，便是在这份自卑与不安中度过的。或许正是不善交际的性格使然，从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凯瑟琳渐渐迷恋上了文字工作。作为家中唯一一位对新闻写作感兴趣的孩子，她开始和父亲增加通信，日渐谈论起1933年买入的《华盛顿邮报》的情况。这份迟来的父爱与信任感，伴随着凯瑟琳的不断成长，日渐成为一笔巨大的情感财富，为凯瑟琳提供了她一直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23年绝望主妇的生活
“他（菲尔）几乎创造了我，事实是我崇拜他。伴随着他更多地投身于新闻和政治圈，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角色是他风筝下面的尾巴—我越是觉得自己相形见绌，事实就越是如此。”
1938年大学毕业后， 凯瑟琳先是当起了《旧金山新闻报》的记者，第二年又做起了自家报纸的编辑。她很快结识了《华盛顿邮报》的众多记者，社交生活也因此变得丰富起来。
在1939年的一次聚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菲尔·格雷厄姆，当时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理。几周后，这位魅力超凡的男人宣布自己爱上了羞涩、“高大”的凯瑟琳，并向她求婚。于是第二年的6月，两人在凯瑟琳家的农场举行了婚礼，婚后搬到了华盛顿一所租来的房子中。
结婚头几年，凯瑟琳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她喜欢受菲尔支配，总是愿意菲尔做决定，她来执行。她完全被菲尔迷住了。可是温馨平静的婚姻生活也伴随着阴影。婚后的第二年年末，凯瑟琳怀孕了，然而没多久就不幸流产。第二次怀孕时虽然一切顺利，可是在最终分娩时，因为脐带缠住了婴儿的脖子，她再一次痛失了孩子。
凯瑟琳被击垮了。宝宝没有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菲尔又要去参军了，她将孤身一人。将来还会有孩子吗？菲尔能不能平安归来？种种担忧几乎让凯瑟琳绝望，可是，她决定坚定地追随自己的丈夫，紧张而忙碌的随军生活让这位富家小姐的内心第一次变得充盈。
1943年7月，凯瑟琳的第一个孩子、女儿伊丽莎白终于顺利地诞生，在日后长达23年的相夫教子的婚姻生活中，凯瑟琳投入全部精力，亲手抚养和教育了自己的4个孩子，同时也一直默默地支持着菲尔继承《华盛顿邮报》的事业。
1945年菲尔复员后，应岳父的邀请加入《华盛顿邮报》。1948年，凯瑟琳和菲尔正式接手《邮报》。成为发行人的菲尔，野心勃勃地一心要将这家地方报纸变成影响全美的都市报，于是他先后买下《时代先驱报》和《新闻周刊》，3年的时间里，使得《邮报》的广告占有量从28%提高到了50%。在着手组建新闻集团的同时，菲尔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政治和公共事务中，他帮助林登·约翰逊登上了副总统之位，同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成了好朋友，并受邀组建想改变整个世界的重要机构——通信卫星公司。
而这一时期的凯瑟琳一直乖乖地躲在丈夫后面，默默地支持着他。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庭开支，好让菲尔用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收入购买公司股份。她从来没有和菲尔对着干过，相反，她维护他，帮他辩护，心甘情愿地笼罩在菲尔的光芒之下。他越是对她冷嘲热讽，她越是想取悦他，“我很害羞，害怕被别人抛弃了，因为我会惹他们厌烦。当我们一起出去时，我从不说话，我都让他说……”然而，菲尔最终弃她而去。1957年，菲尔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962年，他公开与《新闻周刊》女记者罗宾·韦布住在一起，并提出离婚，且着手夺走《邮报》的计划。
这是凯瑟琳一生中的最低谷，她不仅失去了丈夫，还将失去《华盛顿邮报》。残酷的现实使得这位养在深闺45年的女子一夜长大。《邮报》对她和她已经过世的父亲都意义非凡。她痛恨这种背叛，并决意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朋友的推荐下，凯瑟琳聘请律师，她下定决心，除非菲尔放弃《邮报》，否则绝不离婚。而如果菲尔决心离开，她也要凭借一己之力努力保住《邮报》。
这是凯瑟琳第一次拥有了想自己独立经营公司的想法，当她第一次向朋友吐露这个意向时，一位女性朋友极力鼓励她：“你能行的，你有这个天赋……你只是被菲尔压抑得太厉害了，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以。”
在与丈夫痛苦而紧张的对决中，凯瑟琳渐渐独立起来。而这份独立却也伴随着痛彻心扉的诀别，1963年8月，重新回归家庭的菲尔趁凯瑟琳午休时开枪自杀。多年以后，凯瑟琳仍然称那天是“噩梦开始的时刻”。
独撑大局的女总裁
“我从最基本的事做起，一步一步向前挪，闭着眼，从悬崖边跳下。令人吃惊的是，我竟然靠自己的力量安全着陆了。”
这一年，她46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羞怯的、躲在幕后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转眼间，她成为《华盛顿邮报》集团的总裁，暴露于公众面前，而她对这个角色还没有一点儿概念。她最初的想法只是要守住这份产业，以便日后可以留给孩子们。
“我对管理一无所知”，她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状态，“我甚至对最基本的编辑问题都不懂，我不知道秘书是干什么的，更糟糕的是，我根本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很多个第一次在凯瑟琳面前出现，第一次参加编辑午餐会，第一次演讲，第一次去白宫受总统接见……无数次的适应过程和人际交往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的工作在最初举步维艰。
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虽然已有一些女记者活跃在新闻界，但主管一级的却大多是男性，像凯瑟琳这样的情况绝对独一无二——职务上和她相差四个级别以内的范围里几乎全是男性。每次会议上男士们一发言，总是腼腆地这样开场：“先生们和格雷厄姆夫人”，由此引发的轻笑声总让凯瑟琳很不舒服，她迫切地希望自己被忽略掉，唯恐自己看起来愚蠢无知。但是对这一切，凯瑟琳只能咬着牙慢慢学会适应。
1965年，凯瑟琳作出重大决策，她提拔著名记者本·布莱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总编，并放权让各级编辑、记者充分发挥能力。《邮报》集团由此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人们还是把《邮报》看成一份地方性报纸，直到“五角大楼事件”。
1971年6月13日，一篇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内容是一份绝密的越战研究报告。当时美国国内反越战情绪强烈，这篇报道引起了轰动。这直接导致了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听证会之前就向新闻媒体下达限制令，禁止将此文件公之于众，并将《纽约时报》告上了法庭。《纽约时报》没有屈服，正处于上市关键期的《华盛顿邮报》也不顾政治风险，想方设法弄到了这份文件。当总编布莱德利征求凯瑟琳的意见是否刊登时，她的回答干净利落：“就这么干，刊登吧。”在那一刻，这位在做出每个决定时都要向别人寻求建议的女性第一次意识到，她是《邮报》的总裁，只有她才能做出选择。当被迫深入事件核心形成自己的意见时，她发现自己镇定自若，确实知道该怎么处理。
“五角大楼事件”由此成为《华盛顿邮报》一个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更是《邮报》达到一流水平的标志。在凯瑟琳的职业生涯中，她第一次获得了无数目光的注视，被报道、被拍照、被采访，历经8年，凯瑟琳终于对自己独立经营《邮报》集团多了一份自信。
登顶最具权势的女人
凯瑟琳不仅是世上最富权势的女人，更代表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人性中最为高贵的品质——勇气与正直，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如此灿烂。
“五角大楼事件”后，人们开始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凯瑟琳和本·布莱德利的合作也更加默契。而这次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前奏，让凯瑟琳在面临更大挑战时有勇气做出选择。
挑战来得很快。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6月，5名窃匪溜进了民主党全球委员会的总部水门大厦，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被当场逮捕。这就是后来意义非凡的“水门事件”起源。但当时没有什么报纸关注这起“普通的三流窃案”，只有《华盛顿邮报》坚持不懈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两位年轻的记者到处挖材料、找线索，并将矛头逐渐指向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和当时的总统尼克松。
事实证明，他们的行动方向是对的。在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总统的法律顾问就跳出来辟谣，说报道的内容纯属子虚乌有。两个星期后，《华盛顿邮报》头版又刊登了一篇爆炸性文章，揭露时任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有一笔秘密基金，专门用来资助窃取民主党情报。总统竞选主管因为这篇报道勃然大怒，尖叫道：“那些都是胡扯……如果那些内容被刊登，凯瑟琳·格雷厄姆会被巨型绞干机绞住的。老天啊！这是我听过的最令人作呕的事。” 话中的威胁语气和含意是如此放肆和具有人身攻击性，凯瑟琳听闻后都万分震惊。可是她不顾总统竞选主管的谩骂，坚决支持《邮报》的记者继续报道下去。
10月，整个事件的节奏开始加快，《华盛顿邮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导致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直指《邮报》虚伪、恶毒，丝毫没有可信性。翌日《邮报》发表了第三篇爆炸性文章，称被授权可以动用那个秘密基金的其中一人正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尼克松的知己和得力助手。这篇文章将“水门事件”的报道方向直接对准白宫大门。白宫彻底否认了该报道，并进一步谴责《邮报》，指责《邮报》政治动机不纯。
凯瑟琳开始饱受困扰。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和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对《华盛顿邮报》持续不断的抨击，总是第一个对准这位资历尚浅的女总裁。在那几个月里，《邮报》甚至承受着被禁止出版的压力，各个层面的警告频繁、直白且令人不安。读者也开始写信给凯瑟琳，指责《邮报》别有用心，新闻编辑方针差劲，缺乏爱国主义，不择手段来给人们提供所谓的新闻。对于《邮报》和凯瑟琳，这都是一段孤立无援的时期。
尼克松连任成功后，政府的反击更是加剧。总统甚至下达命令：“关于《华盛顿邮报》，白宫的任何成员都不能会见来自《邮报》的任何人，或者回任何电话给他们……彻底冷淡地对待《邮报》，他们所有人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被对待！”简而言之，就是要彻底排挤《邮报》，政府甚至以《邮报》集团旗下即将更换执照的电视台生存相威胁。对《邮报》而言，这是最有实际效果的挑战和攻击，它的股票价格大跌，公司市值缩水了一半。
面对政府咄咄逼人的反击，先前饱受困扰的凯瑟琳开始站出来，发表更多公开的演讲来捍卫整个新闻界，特别是捍卫《华盛顿邮报》。“我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斗士，我讨厌争斗，但在别无选择时，我也有能力去战斗！”这位之前甚至一在公开场合讲话就会发抖的女人，在那时却拿出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迎战”诸多威胁活动。她倾听来自各个领域里那些有权有势人物的抱怨；她坚定地支持自己的编辑和记者，拒绝以牺牲员工的利益来换得《邮报》的安全。在那两年饱受攻击的状态下，她力主继续调查下去，寻找确凿证据，报道真相。
“我就是那个故意唱反调的人，始终在提问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否公平、真实、准确！”
终于，1974年，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华盛顿邮报》由此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凯瑟琳也开始被誉为美国最有权势的女人。
接下来的80年代，成为《华盛顿邮报》历史上生意最兴隆、凯瑟琳个人表现最出色的10年。《邮报》的股票价格一路飙升到300美元，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报道的品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凯瑟琳则造访多个国家，采访各类要人，从阿卜杜拉亲王到卡扎菲、戈尔巴乔夫等。《财富》杂志将商业名人奖颁给了凯瑟琳，另一些媒体则开始称她为“华盛顿女主人”。到1993年，76岁高龄的凯瑟琳将《邮报》总裁之位交给儿子唐纳德时，《邮报》已是一个庞大的新闻集团，年收入达到14亿美元，旗下有报纸、杂志、电视台、有线电视和教育服务企业。而在凯瑟琳接手的1963年，《邮报》集团的总收入不过840万美元。
在那个由男人主宰的华盛顿新闻圈和政治圈，凯瑟琳·格雷厄姆光彩夺目，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对她的评价：“她是一位真领袖、真淑女，是一代传奇。” ■
凯瑟琳（右）与菲尔在婚礼上。由此，她开始了长达23年的家庭主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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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4年，凯瑟琳成为美联社历史上第一位女董事，并成为一系列新闻机构的第一位女董事。在这个属于男性的新闻行业中，她创造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被国际新闻协会遴选为全球50名新闻精英人物之一。
2.凯瑟琳个人自传中文版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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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L GRACE
名媛
凯瑟琳以坚决追寻公理的信念扳倒了总统尼克松。
《邮报》集团现状
《邮报》集团目前由凯瑟琳的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可是由于连年经营不善，2010年10月6日，《邮报》集团公布，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新闻周刊》，同时《邮报》公司仍要承担杂志1000万美元债务。
“她的传奇是一种智慧、勇气和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2001年7月14日，在有众多商界领袖出席的森瓦利年会上，一位84岁高龄的女士摔倒在回住处的台阶上。几天后，在她的葬礼上，亨利·基辛格作了如上悼词。出席葬礼的无一不是知名人士，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充当迎宾人员，迎来的有当时的最高法院法官鲁思·金斯伯格，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国会代表伊兰诺·诺顿，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还有众多知名记者，汤姆·布罗考、迈克·华莱士……
这位女士就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和发行人。
自卑的富家女
“我说的对吗？我穿的衣服合体吗？我迷人吗？这些都是经常困扰我的问题，甚至在成年之后仍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相比多年后的众所瞩目，凯瑟琳的童年是在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情感的孤独中度过的。1917年，她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尤金·迈耶是闻名遐迩的大银行家，1913年时就是纽交所的委员，一度当过美联储主席和世界银行首任行长。他还投资过铜矿、化工业和汽车行业，显示出对新行业的强烈进取心，《华盛顿邮报》就是其中一项投资。这家当时影响不大的报纸日后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第四个孩子——凯瑟琳的生活轨迹。但在童年时期，对凯瑟琳而言，自己的父亲缺乏亲切感，且难以相处。
凯瑟琳的母亲是一位聪敏、美丽的女子，作为美国新闻界最早的女记者之一，她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爱好收藏与艺术，在社交圈和政治圈中游刃有余。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们，这位热衷交际的母亲明显缺乏耐心和爱心。她常常给自己的子女设定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她的孩子们必须看上去都完美无缺，如此严苛的规范和母亲吝于赞美的教育方式，使得凯瑟琳自小便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每次做出一个举动之前，她都要在心里反复思量：“我说的对吗？我穿的衣服合体吗？我迷人吗？”这些经常困扰凯瑟琳的问题，甚至在其成年之后仍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在瓦瑟学院上中学时，第一次有朋友愿意接受她的邀请到家里玩，不善交际的凯瑟琳紧张得不停地问母亲应该怎么招待他们，母亲面对这个愚蠢的问题简直哭笑不得：“家里有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保龄球场竟然不知道怎么做？！”直到晚年，在自己的自传里，凯瑟琳仍然坦陈：“我不善交际，时常感觉手足无措。”她不擅长的还不只是与人打交道，“我并不很漂亮，长个儿早，看起来又高又壮，有些笨拙”。事实上，作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家小姐，凯瑟琳缺乏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不知道缝纫、烹调、购物，甚至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支配钱。她的大学同学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个全美最富有家庭之一的孩子，怎么只有两条裙子与两件毛衣。
凯瑟琳的童年与青少年，便是在这份自卑与不安中度过的。或许正是不善交际的性格使然，从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凯瑟琳渐渐迷恋上了文字工作。作为家中唯一一位对新闻写作感兴趣的孩子，她开始和父亲增加通信，日渐谈论起1933年买入的《华盛顿邮报》的情况。这份迟来的父爱与信任感，伴随着凯瑟琳的不断成长，日渐成为一笔巨大的情感财富，为凯瑟琳提供了她一直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23年绝望主妇的生活
“他（菲尔）几乎创造了我，事实是我崇拜他。伴随着他更多地投身于新闻和政治圈，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角色是他风筝下面的尾巴—我越是觉得自己相形见绌，事实就越是如此。”
1938年大学毕业后， 凯瑟琳先是当起了《旧金山新闻报》的记者，第二年又做起了自家报纸的编辑。她很快结识了《华盛顿邮报》的众多记者，社交生活也因此变得丰富起来。
在1939年的一次聚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菲尔·格雷厄姆，当时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理。几周后，这位魅力超凡的男人宣布自己爱上了羞涩、“高大”的凯瑟琳，并向她求婚。于是第二年的6月，两人在凯瑟琳家的农场举行了婚礼，婚后搬到了华盛顿一所租来的房子中。
结婚头几年，凯瑟琳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她喜欢受菲尔支配，总是愿意菲尔做决定，她来执行。她完全被菲尔迷住了。可是温馨平静的婚姻生活也伴随着阴影。婚后的第二年年末，凯瑟琳怀孕了，然而没多久就不幸流产。第二次怀孕时虽然一切顺利，可是在最终分娩时，因为脐带缠住了婴儿的脖子，她再一次痛失了孩子。
凯瑟琳被击垮了。宝宝没有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菲尔又要去参军了，她将孤身一人。将来还会有孩子吗？菲尔能不能平安归来？种种担忧几乎让凯瑟琳绝望，可是，她决定坚定地追随自己的丈夫，紧张而忙碌的随军生活让这位富家小姐的内心第一次变得充盈。
1943年7月，凯瑟琳的第一个孩子、女儿伊丽莎白终于顺利地诞生，在日后长达23年的相夫教子的婚姻生活中，凯瑟琳投入全部精力，亲手抚养和教育了自己的4个孩子，同时也一直默默地支持着菲尔继承《华盛顿邮报》的事业。
1945年菲尔复员后，应岳父的邀请加入《华盛顿邮报》。1948年，凯瑟琳和菲尔正式接手《邮报》。成为发行人的菲尔，野心勃勃地一心要将这家地方报纸变成影响全美的都市报，于是他先后买下《时代先驱报》和《新闻周刊》，3年的时间里，使得《邮报》的广告占有量从28%提高到了50%。在着手组建新闻集团的同时，菲尔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政治和公共事务中，他帮助林登·约翰逊登上了副总统之位，同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成了好朋友，并受邀组建想改变整个世界的重要机构——通信卫星公司。
而这一时期的凯瑟琳一直乖乖地躲在丈夫后面，默默地支持着他。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庭开支，好让菲尔用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收入购买公司股份。她从来没有和菲尔对着干过，相反，她维护他，帮他辩护，心甘情愿地笼罩在菲尔的光芒之下。他越是对她冷嘲热讽，她越是想取悦他，“我很害羞，害怕被别人抛弃了，因为我会惹他们厌烦。当我们一起出去时，我从不说话，我都让他说……”然而，菲尔最终弃她而去。1957年，菲尔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962年，他公开与《新闻周刊》女记者罗宾·韦布住在一起，并提出离婚，且着手夺走《邮报》的计划。
这是凯瑟琳一生中的最低谷，她不仅失去了丈夫，还将失去《华盛顿邮报》。残酷的现实使得这位养在深闺45年的女子一夜长大。《邮报》对她和她已经过世的父亲都意义非凡。她痛恨这种背叛，并决意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朋友的推荐下，凯瑟琳聘请律师，她下定决心，除非菲尔放弃《邮报》，否则绝不离婚。而如果菲尔决心离开，她也要凭借一己之力努力保住《邮报》。
这是凯瑟琳第一次拥有了想自己独立经营公司的想法，当她第一次向朋友吐露这个意向时，一位女性朋友极力鼓励她：“你能行的，你有这个天赋……你只是被菲尔压抑得太厉害了，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以。”
在与丈夫痛苦而紧张的对决中，凯瑟琳渐渐独立起来。而这份独立却也伴随着痛彻心扉的诀别，1963年8月，重新回归家庭的菲尔趁凯瑟琳午休时开枪自杀。多年以后，凯瑟琳仍然称那天是“噩梦开始的时刻”。
独撑大局的女总裁
“我从最基本的事做起，一步一步向前挪，闭着眼，从悬崖边跳下。令人吃惊的是，我竟然靠自己的力量安全着陆了。”
这一年，她46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羞怯的、躲在幕后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转眼间，她成为《华盛顿邮报》集团的总裁，暴露于公众面前，而她对这个角色还没有一点儿概念。她最初的想法只是要守住这份产业，以便日后可以留给孩子们。
“我对管理一无所知”，她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状态，“我甚至对最基本的编辑问题都不懂，我不知道秘书是干什么的，更糟糕的是，我根本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很多个第一次在凯瑟琳面前出现，第一次参加编辑午餐会，第一次演讲，第一次去白宫受总统接见……无数次的适应过程和人际交往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的工作在最初举步维艰。
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虽然已有一些女记者活跃在新闻界，但主管一级的却大多是男性，像凯瑟琳这样的情况绝对独一无二——职务上和她相差四个级别以内的范围里几乎全是男性。每次会议上男士们一发言，总是腼腆地这样开场：“先生们和格雷厄姆夫人”，由此引发的轻笑声总让凯瑟琳很不舒服，她迫切地希望自己被忽略掉，唯恐自己看起来愚蠢无知。但是对这一切，凯瑟琳只能咬着牙慢慢学会适应。
1965年，凯瑟琳作出重大决策，她提拔著名记者本·布莱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总编，并放权让各级编辑、记者充分发挥能力。《邮报》集团由此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人们还是把《邮报》看成一份地方性报纸，直到“五角大楼事件”。
1971年6月13日，一篇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内容是一份绝密的越战研究报告。当时美国国内反越战情绪强烈，这篇报道引起了轰动。这直接导致了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听证会之前就向新闻媒体下达限制令，禁止将此文件公之于众，并将《纽约时报》告上了法庭。《纽约时报》没有屈服，正处于上市关键期的《华盛顿邮报》也不顾政治风险，想方设法弄到了这份文件。当总编布莱德利征求凯瑟琳的意见是否刊登时，她的回答干净利落：“就这么干，刊登吧。”在那一刻，这位在做出每个决定时都要向别人寻求建议的女性第一次意识到，她是《邮报》的总裁，只有她才能做出选择。当被迫深入事件核心形成自己的意见时，她发现自己镇定自若，确实知道该怎么处理。
“五角大楼事件”由此成为《华盛顿邮报》一个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更是《邮报》达到一流水平的标志。在凯瑟琳的职业生涯中，她第一次获得了无数目光的注视，被报道、被拍照、被采访，历经8年，凯瑟琳终于对自己独立经营《邮报》集团多了一份自信。
登顶最具权势的女人
凯瑟琳不仅是世上最富权势的女人，更代表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人性中最为高贵的品质——勇气与正直，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如此灿烂。
“五角大楼事件”后，人们开始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凯瑟琳和本·布莱德利的合作也更加默契。而这次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前奏，让凯瑟琳在面临更大挑战时有勇气做出选择。
挑战来得很快。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6月，5名窃匪溜进了民主党全球委员会的总部水门大厦，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被当场逮捕。这就是后来意义非凡的“水门事件”起源。但当时没有什么报纸关注这起“普通的三流窃案”，只有《华盛顿邮报》坚持不懈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两位年轻的记者到处挖材料、找线索，并将矛头逐渐指向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和当时的总统尼克松。
事实证明，他们的行动方向是对的。在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总统的法律顾问就跳出来辟谣，说报道的内容纯属子虚乌有。两个星期后，《华盛顿邮报》头版又刊登了一篇爆炸性文章，揭露时任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有一笔秘密基金，专门用来资助窃取民主党情报。总统竞选主管因为这篇报道勃然大怒，尖叫道：“那些都是胡扯……如果那些内容被刊登，凯瑟琳·格雷厄姆会被巨型绞干机绞住的。老天啊！这是我听过的最令人作呕的事。” 话中的威胁语气和含意是如此放肆和具有人身攻击性，凯瑟琳听闻后都万分震惊。可是她不顾总统竞选主管的谩骂，坚决支持《邮报》的记者继续报道下去。
10月，整个事件的节奏开始加快，《华盛顿邮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导致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直指《邮报》虚伪、恶毒，丝毫没有可信性。翌日《邮报》发表了第三篇爆炸性文章，称被授权可以动用那个秘密基金的其中一人正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尼克松的知己和得力助手。这篇文章将“水门事件”的报道方向直接对准白宫大门。白宫彻底否认了该报道，并进一步谴责《邮报》，指责《邮报》政治动机不纯。
凯瑟琳开始饱受困扰。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和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对《华盛顿邮报》持续不断的抨击，总是第一个对准这位资历尚浅的女总裁。在那几个月里，《邮报》甚至承受着被禁止出版的压力，各个层面的警告频繁、直白且令人不安。读者也开始写信给凯瑟琳，指责《邮报》别有用心，新闻编辑方针差劲，缺乏爱国主义，不择手段来给人们提供所谓的新闻。对于《邮报》和凯瑟琳，这都是一段孤立无援的时期。
尼克松连任成功后，政府的反击更是加剧。总统甚至下达命令：“关于《华盛顿邮报》，白宫的任何成员都不能会见来自《邮报》的任何人，或者回任何电话给他们……彻底冷淡地对待《邮报》，他们所有人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被对待！”简而言之，就是要彻底排挤《邮报》，政府甚至以《邮报》集团旗下即将更换执照的电视台生存相威胁。对《邮报》而言，这是最有实际效果的挑战和攻击，它的股票价格大跌，公司市值缩水了一半。
面对政府咄咄逼人的反击，先前饱受困扰的凯瑟琳开始站出来，发表更多公开的演讲来捍卫整个新闻界，特别是捍卫《华盛顿邮报》。“我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斗士，我讨厌争斗，但在别无选择时，我也有能力去战斗！”这位之前甚至一在公开场合讲话就会发抖的女人，在那时却拿出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迎战”诸多威胁活动。她倾听来自各个领域里那些有权有势人物的抱怨；她坚定地支持自己的编辑和记者，拒绝以牺牲员工的利益来换得《邮报》的安全。在那两年饱受攻击的状态下，她力主继续调查下去，寻找确凿证据，报道真相。
“我就是那个故意唱反调的人，始终在提问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否公平、真实、准确！”
终于，1974年，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华盛顿邮报》由此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凯瑟琳也开始被誉为美国最有权势的女人。
接下来的80年代，成为《华盛顿邮报》历史上生意最兴隆、凯瑟琳个人表现最出色的10年。《邮报》的股票价格一路飙升到300美元，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报道的品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凯瑟琳则造访多个国家，采访各类要人，从阿卜杜拉亲王到卡扎菲、戈尔巴乔夫等。《财富》杂志将商业名人奖颁给了凯瑟琳，另一些媒体则开始称她为“华盛顿女主人”。到1993年，76岁高龄的凯瑟琳将《邮报》总裁之位交给儿子唐纳德时，《邮报》已是一个庞大的新闻集团，年收入达到14亿美元，旗下有报纸、杂志、电视台、有线电视和教育服务企业。而在凯瑟琳接手的1963年，《邮报》集团的总收入不过840万美元。
在那个由男人主宰的华盛顿新闻圈和政治圈，凯瑟琳·格雷厄姆光彩夺目，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对她的评价：“她是一位真领袖、真淑女，是一代传奇。” ■
凯瑟琳（右）与菲尔在婚礼上。由此，她开始了长达23年的家庭主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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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4年，凯瑟琳成为美联社历史上第一位女董事，并成为一系列新闻机构的第一位女董事。在这个属于男性的新闻行业中，她创造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被国际新闻协会遴选为全球50名新闻精英人物之一。
2.凯瑟琳个人自传中文版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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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L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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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以坚决追寻公理的信念扳倒了总统尼克松。
《邮报》集团现状
《邮报》集团目前由凯瑟琳的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可是由于连年经营不善，2010年10月6日，《邮报》集团公布，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新闻周刊》，同时《邮报》公司仍要承担杂志1000万美元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