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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惯一般语言学教材的人，打开陈建民先生 新著《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一看，恍如乘船闯入未经测绘的海域，波光岛影，气象万千。书中有大量的新资料、新看法、新建议，使人深深感到作者视野广阔，头脑灵敏，为许多同行所不及。遗憾的是，由于方法论有缺陷，有些材料未经严格审核，立论也有片面偏颇，不符合事实之处。
本书是讲“文化语言学”的。这是一门新学科，先前无论中国外国都没有这个名称。但是，正如作者所记述，在外国，注意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的早已有美国的萨丕尔和海姆斯，英国的帕默尔，苏联的维斯列金和科尔托马罗夫。在中国学者中，作者从赵元任、王力、徐松石、尤其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作者)等前辈学者得到启发。八十年代，有些锐意创新的中年语言学家与他是同路人，近年来国内兴起的一股“文化热”对他的研究也起促进作用。
作者有一幅宏伟的蓝图。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受外国尤其是美国布龙菲尔德派的影响，主要是研究语言结构。(美国乔姆斯基与这一派的观点截然相反，可是他也只讲语言结构。)这是一种描写语言学，多谈语言体系而少谈语言运用，着重语言静态研究而不着重语言动态研究。作者的方向与此相反。他不忽视语言结构，可是重点是“从语言角度窥探汉人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窥探汉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象”。(第4页)文化语言学要对所研究的语言问题“进行概括和抽象，以理论的形式说明现象产生的原因”。就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来说，文化语言学比描写语言学是更进一步了。
为了正确理解作者的主张，我们不妨引用本书原文。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语言的交际性质”；“第二，重视语言的变体”；“第三，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语言”。读过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采取了二十年来西方社会语言学者和语用学者的一些论点，同时从中国训诂学、方言学、民俗学吸收了不少营养。
常常听见人家说，“我一拿起语言学书就头疼，因为一则难懂，二则无味。”与一般语言学论著相反，本书估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为文字浅显，语言流畅，同时掌故多，新闻多，现实材料多，个人经验多。它是学术著作，我们应该正襟危坐来读，可是工作之余，也不妨躺在床上，随意翻看，管保不会“手倦抛书午梦长”。
从上文所说大家可以预料，本书的具体内容是特别广泛的。关于称谓，人名，地名，招牌、广告与商品名称，它有专章讲述。关于禁忌语和吉祥语，它作了有趣的介绍。它讨论了汉字的形、音、义；它接触到成语、谚语和歇后语；它对一般教材所不谈的“文革用语”也下功夫来探究。它分析了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它还提出了一些新论题：言语的冗余度、模糊度、顺畅度和委婉度。
但是本书并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积，因为作者要“概括和抽象”，弄出理论说明来。
关于汉语词法和句法的分类，作者很有些值得注意的创见。他有力地反驳了某些前辈学者的看法，认为汉语句子的主语并非都是有定的，宾语并非都是无定的。根据实地调查，他发现国内各地方言有少数语法格式已为北京人所采用；他断定外语的句法构造在汉语口语中难以通行。
关于人名和地名，他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其来源、用意和所起的作用。他注意到革命工作与姓名的关系(林则徐后裔有六个兄弟姐妹，可是只有四个人同姓，其余两个由于保密改了姓名)。关于词义的区别，他很留神；他告诉我们，过去“强人”有贬义，今天“强人”有褒义。他指出，由于中国革命时间长，一些军事用语已进入日常用语，如科学难题常叫“堡垒”攀登科技高峰常叫“攻坚战”。他收集了一些珍奇的材料，如香港人爱吃“蚝豉”，因为与“好市”谐音，山西绛县一带管小孩叫“茅缸”、“粪堆”、“铁蛋”、“山药蛋”，因为希望容易养活。
作者关心方言特点，并且有时代感；他积极搜罗这方面的资料。他提醒我们，过去叫“车马费”，现在叫“交通费”。他告诉我们，一九四九年前北京戏班的后代不准带伞，因为“伞”与“散”声音相近。他引用了老舍曾经在《老张的哲学》中用过而人们不易了解的“怯八义”，并且加以准确的解释。(第91页)他指出国内近年来有一个可喜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在交际中对别人已比较尊重，命令口吻已经减少了。
在中外学术界，近来都有人热心为各门学科划界。例如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限在哪里，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的界限在哪里，争论不休。文化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既然与许多其他学科犬牙交错，想来也会有人要在界限问题上作些文章。可是作者的主张不同；他认为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不要划分界限，因为“一时很难划分清楚，暂时也没有必要去闹清楚它”。(第6页)我们赞成这个主张，理由是：文化语言学目前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它需要的是开荒垦地，而不是分疆划界。
研究文化语言学，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
作者介绍了四种：(一)对比法。“例如，许多语言用‘母亲’表示‘祖国’，可是朝鲜语用‘父亲’表示，这就得联系朝鲜族的文化背景才能解释清楚”。(第11页)(二)投影法。例如“通过词汇可以印证古代人的生活”，“可以印证古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印证古代的婚姻制度”。(第12—13页)(三)文化结构分析法。“我国的深层文化是人际关系，表示这一关系的深层语言，反映出伦理道德观念和等级层次。”“在语言分析中注入文化学的血液，因而不同于单纯的语言结构分析”。(第14页)(四)文化心理分析法。所谓文化心理，“既包括个人的文化心理，也包括群体及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例如色彩词、数目字、隐语这些语言现象都要联系文化心理分析才能解释清楚”。(第15—16页)
我们看，原则上，上头这些方法都是可以采用的。作者凭这些方法搜罗到了许多好资料，这就证明这些方法能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什么方法能运用于什么项目，该怎么运用，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一)审核资料来源；(二)考虑反面例证；(三)立论应有一贯性；(四)建议应有现实性。
只要细看一下，就知道作者运用上述那四种方法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下面提出一些失败的实例来与作者商榷。这样的实例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挑出一部分谈谈。
一、本书的材料，全都是可靠的吗？
本书常用比较法和“投影法”，那都是要以语言事实为基础的。我们不知书中引用的英语例子和说明来自何书何人，可是其中有一些是经不起敲打的。
“西方重个人，表示出个人利己主义倾向；汉人重社会，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在这里，对‘我’的使用明显不同：英语的‘I’处处大写，它是个人主义和自我存在的象征，带着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色彩。汉人乐意使用集体的字眼，‘我’常常改为‘我们’。‘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指‘我认为’，‘在我看来’的意思。”(第125页)
如果英语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主格“I”大写，是由于写作者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那么宾格“me”为什么不大写为“ME”？难道写I saw him时，个人主义膨胀；写Hesawme时，个人主义就缩小了吗？其实，英语“I”大写是因为古代抄写员怕小写“i”不易分辨或者与别的词纠缠在一起，所以改为大写，这个历史事实是不难考证的。请看The World Book Dictionry，一九八一，1044页；别的书也有记载。
现代汉语常用“我们”代替“我”，表示客气，现代英语也常用“we”代替“I”，表示客气。汉语与英语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不难看到的事实。要是查一下文献，便知这种做法古巳有之，非但英语有，古拉丁语也有。请看Bergan Evans and Cornelia Evans，A DictionaryofContemporaryAmericanUsage，一九五七，549页。
本书所提倡的第四种研究法是“文化心理分析法”。“礼貌用语是一种表态成分，属于感情交流，它反映民族的风俗习惯，交往礼仪，表明交际双方融洽友好的关系。”(第15页)这话不错。这一页还劝人“从语言本身(如问候语、答谢语、各种专有名词等)和言语行为出发去窥探不同人的文化心理”这话也不错。不过，我们想补充一句：不要以为社交称谓能彻底打破地方界限。
四、本书中的建议都是可行的，预测都是可信的吗？
在第一章里，作者说文化语言学“主要是解释性的”。(第4页)实际上，作者在行文时夹叙夹议，既有描写，有解释，也有评论，有建议，甚至还有预测。本书之所以有可读性，就是因为它内容丰富多样，把理论性、资料性、趣味性结合起来。
但是，对于下面这些建议，我们是怀疑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审美趣味的雅化，称谓也得不断更新。要更换个别不科学、禁不起推敲、不符合国际习惯的社交称谓，还要积极启用封存多年的旧称谓，摒弃带浓厚封建等级色彩的称谓词。因此，‘先生、太太、夫人、小姐、女士、公子、令尊、令堂、令兄、令爱、尊夫人、贤婿”等可以全面复活。”(第39页)
事实上，“先生、太太、夫人、小姐”等等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使用，可是“令尊、令堂、令爱、贤婿”是否有“转文”之嫌，难于重登历史舞台，在口语中使用？
关于信封上与信笺上的称谓，作者有颇为惊人的意见。38页说：“事实上，信封上的称谓无须为邮递员呼叫考虑，这样也就不必清一色写上‘同志’的称谓。我们主张信笺上和信封的称谓基本上保持一致，这样，信封的称谓就会多种多样。还有一点考虑，儿子给父亲写信，妻子给丈夫写信，如果信封上称‘同志’，会使对方产生一种疏远的感觉。改用‘×××先生收’，‘××女士收’，显示出人际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有人情味。”
根据作者的建议，儿子给父亲写信，信封上该写“×××先生收”；那么按“信笺上和信封的称呼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原则，信笺上是否也该称呼自己的爸爸为“×××先生”？这一点作者没讲，请说得清楚一些。
本书非但讲历史沿革，讲语言现状，对汉语的未来有时也谈到。“当前，我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这些孩子中间，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相称的再也不是同父母所生的亲属关系了，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上无兄姐，下无弟妹。”(第25页)
我们想提三个问题：(一)今后会不会还有双胞胎？(二)会不会有人因特殊情况获得批准生两胎的？(三)目前各地有不少“超生游击队”，他们会不会响应“提倡”，彻底改变作风？
我们很高兴看到《语言文化社会新探》的出版(可惜第一版只印二千本)。如果本文所说不错，这本书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的。但是由于它给语言学界开辟了新园地，指出了新方向，本书无疑是一本有价值的力作。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还给我们来个《再探》、《三探》。
(《语言文化社会新探》，陈建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2.30元)
本书是讲“文化语言学”的。这是一门新学科，先前无论中国外国都没有这个名称。但是，正如作者所记述，在外国，注意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的早已有美国的萨丕尔和海姆斯，英国的帕默尔，苏联的维斯列金和科尔托马罗夫。在中国学者中，作者从赵元任、王力、徐松石、尤其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作者)等前辈学者得到启发。八十年代，有些锐意创新的中年语言学家与他是同路人，近年来国内兴起的一股“文化热”对他的研究也起促进作用。
作者有一幅宏伟的蓝图。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受外国尤其是美国布龙菲尔德派的影响，主要是研究语言结构。(美国乔姆斯基与这一派的观点截然相反，可是他也只讲语言结构。)这是一种描写语言学，多谈语言体系而少谈语言运用，着重语言静态研究而不着重语言动态研究。作者的方向与此相反。他不忽视语言结构，可是重点是“从语言角度窥探汉人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窥探汉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象”。(第4页)文化语言学要对所研究的语言问题“进行概括和抽象，以理论的形式说明现象产生的原因”。就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来说，文化语言学比描写语言学是更进一步了。
为了正确理解作者的主张，我们不妨引用本书原文。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语言的交际性质”；“第二，重视语言的变体”；“第三，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语言”。读过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采取了二十年来西方社会语言学者和语用学者的一些论点，同时从中国训诂学、方言学、民俗学吸收了不少营养。
常常听见人家说，“我一拿起语言学书就头疼，因为一则难懂，二则无味。”与一般语言学论著相反，本书估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为文字浅显，语言流畅，同时掌故多，新闻多，现实材料多，个人经验多。它是学术著作，我们应该正襟危坐来读，可是工作之余，也不妨躺在床上，随意翻看，管保不会“手倦抛书午梦长”。
从上文所说大家可以预料，本书的具体内容是特别广泛的。关于称谓，人名，地名，招牌、广告与商品名称，它有专章讲述。关于禁忌语和吉祥语，它作了有趣的介绍。它讨论了汉字的形、音、义；它接触到成语、谚语和歇后语；它对一般教材所不谈的“文革用语”也下功夫来探究。它分析了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它还提出了一些新论题：言语的冗余度、模糊度、顺畅度和委婉度。
但是本书并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积，因为作者要“概括和抽象”，弄出理论说明来。
关于汉语词法和句法的分类，作者很有些值得注意的创见。他有力地反驳了某些前辈学者的看法，认为汉语句子的主语并非都是有定的，宾语并非都是无定的。根据实地调查，他发现国内各地方言有少数语法格式已为北京人所采用；他断定外语的句法构造在汉语口语中难以通行。
关于人名和地名，他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其来源、用意和所起的作用。他注意到革命工作与姓名的关系(林则徐后裔有六个兄弟姐妹，可是只有四个人同姓，其余两个由于保密改了姓名)。关于词义的区别，他很留神；他告诉我们，过去“强人”有贬义，今天“强人”有褒义。他指出，由于中国革命时间长，一些军事用语已进入日常用语，如科学难题常叫“堡垒”攀登科技高峰常叫“攻坚战”。他收集了一些珍奇的材料，如香港人爱吃“蚝豉”，因为与“好市”谐音，山西绛县一带管小孩叫“茅缸”、“粪堆”、“铁蛋”、“山药蛋”，因为希望容易养活。
作者关心方言特点，并且有时代感；他积极搜罗这方面的资料。他提醒我们，过去叫“车马费”，现在叫“交通费”。他告诉我们，一九四九年前北京戏班的后代不准带伞，因为“伞”与“散”声音相近。他引用了老舍曾经在《老张的哲学》中用过而人们不易了解的“怯八义”，并且加以准确的解释。(第91页)他指出国内近年来有一个可喜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在交际中对别人已比较尊重，命令口吻已经减少了。
在中外学术界，近来都有人热心为各门学科划界。例如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限在哪里，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的界限在哪里，争论不休。文化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既然与许多其他学科犬牙交错，想来也会有人要在界限问题上作些文章。可是作者的主张不同；他认为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不要划分界限，因为“一时很难划分清楚，暂时也没有必要去闹清楚它”。(第6页)我们赞成这个主张，理由是：文化语言学目前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它需要的是开荒垦地，而不是分疆划界。
研究文化语言学，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
作者介绍了四种：(一)对比法。“例如，许多语言用‘母亲’表示‘祖国’，可是朝鲜语用‘父亲’表示，这就得联系朝鲜族的文化背景才能解释清楚”。(第11页)(二)投影法。例如“通过词汇可以印证古代人的生活”，“可以印证古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印证古代的婚姻制度”。(第12—13页)(三)文化结构分析法。“我国的深层文化是人际关系，表示这一关系的深层语言，反映出伦理道德观念和等级层次。”“在语言分析中注入文化学的血液，因而不同于单纯的语言结构分析”。(第14页)(四)文化心理分析法。所谓文化心理，“既包括个人的文化心理，也包括群体及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例如色彩词、数目字、隐语这些语言现象都要联系文化心理分析才能解释清楚”。(第15—16页)
我们看，原则上，上头这些方法都是可以采用的。作者凭这些方法搜罗到了许多好资料，这就证明这些方法能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什么方法能运用于什么项目，该怎么运用，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一)审核资料来源；(二)考虑反面例证；(三)立论应有一贯性；(四)建议应有现实性。
只要细看一下，就知道作者运用上述那四种方法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下面提出一些失败的实例来与作者商榷。这样的实例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挑出一部分谈谈。
一、本书的材料，全都是可靠的吗？
本书常用比较法和“投影法”，那都是要以语言事实为基础的。我们不知书中引用的英语例子和说明来自何书何人，可是其中有一些是经不起敲打的。
“西方重个人，表示出个人利己主义倾向；汉人重社会，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在这里，对‘我’的使用明显不同：英语的‘I’处处大写，它是个人主义和自我存在的象征，带着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色彩。汉人乐意使用集体的字眼，‘我’常常改为‘我们’。‘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指‘我认为’，‘在我看来’的意思。”(第125页)
如果英语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主格“I”大写，是由于写作者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那么宾格“me”为什么不大写为“ME”？难道写I saw him时，个人主义膨胀；写Hesawme时，个人主义就缩小了吗？其实，英语“I”大写是因为古代抄写员怕小写“i”不易分辨或者与别的词纠缠在一起，所以改为大写，这个历史事实是不难考证的。请看The World Book Dictionry，一九八一，1044页；别的书也有记载。
现代汉语常用“我们”代替“我”，表示客气，现代英语也常用“we”代替“I”，表示客气。汉语与英语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不难看到的事实。要是查一下文献，便知这种做法古巳有之，非但英语有，古拉丁语也有。请看Bergan Evans and Cornelia Evans，A DictionaryofContemporaryAmericanUsage，一九五七，549页。
本书所提倡的第四种研究法是“文化心理分析法”。“礼貌用语是一种表态成分，属于感情交流，它反映民族的风俗习惯，交往礼仪，表明交际双方融洽友好的关系。”(第15页)这话不错。这一页还劝人“从语言本身(如问候语、答谢语、各种专有名词等)和言语行为出发去窥探不同人的文化心理”这话也不错。不过，我们想补充一句：不要以为社交称谓能彻底打破地方界限。
四、本书中的建议都是可行的，预测都是可信的吗？
在第一章里，作者说文化语言学“主要是解释性的”。(第4页)实际上，作者在行文时夹叙夹议，既有描写，有解释，也有评论，有建议，甚至还有预测。本书之所以有可读性，就是因为它内容丰富多样，把理论性、资料性、趣味性结合起来。
但是，对于下面这些建议，我们是怀疑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审美趣味的雅化，称谓也得不断更新。要更换个别不科学、禁不起推敲、不符合国际习惯的社交称谓，还要积极启用封存多年的旧称谓，摒弃带浓厚封建等级色彩的称谓词。因此，‘先生、太太、夫人、小姐、女士、公子、令尊、令堂、令兄、令爱、尊夫人、贤婿”等可以全面复活。”(第39页)
事实上，“先生、太太、夫人、小姐”等等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使用，可是“令尊、令堂、令爱、贤婿”是否有“转文”之嫌，难于重登历史舞台，在口语中使用？
关于信封上与信笺上的称谓，作者有颇为惊人的意见。38页说：“事实上，信封上的称谓无须为邮递员呼叫考虑，这样也就不必清一色写上‘同志’的称谓。我们主张信笺上和信封的称谓基本上保持一致，这样，信封的称谓就会多种多样。还有一点考虑，儿子给父亲写信，妻子给丈夫写信，如果信封上称‘同志’，会使对方产生一种疏远的感觉。改用‘×××先生收’，‘××女士收’，显示出人际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有人情味。”
根据作者的建议，儿子给父亲写信，信封上该写“×××先生收”；那么按“信笺上和信封的称呼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原则，信笺上是否也该称呼自己的爸爸为“×××先生”？这一点作者没讲，请说得清楚一些。
本书非但讲历史沿革，讲语言现状，对汉语的未来有时也谈到。“当前，我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这些孩子中间，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相称的再也不是同父母所生的亲属关系了，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上无兄姐，下无弟妹。”(第25页)
我们想提三个问题：(一)今后会不会还有双胞胎？(二)会不会有人因特殊情况获得批准生两胎的？(三)目前各地有不少“超生游击队”，他们会不会响应“提倡”，彻底改变作风？
我们很高兴看到《语言文化社会新探》的出版(可惜第一版只印二千本)。如果本文所说不错，这本书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的。但是由于它给语言学界开辟了新园地，指出了新方向，本书无疑是一本有价值的力作。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还给我们来个《再探》、《三探》。
(《语言文化社会新探》，陈建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2.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