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台湾 太像“革命党”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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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走向边缘,政客成为主角
  
  (第一天)晚上,来自内地大学的G君邀我一起去市区餐馆与两位台湾文学界朋友会面。这对台湾夫妇当年也是左派知识分子,可算是民进党中的前辈,出于为台湾民主奋斗的理想,与陈水扁等一起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现在不满陈水扁而退出了民进党。我说,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没有大脑。他们会心地笑了。其中作家D先生是陈水扁的高中同学。他说,陈是农村来的,家里穷,看上去人很老实,很用功,只是埋头读书。谁也没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总统”,更没想到他会变成那样投机的人。看来,环境与机遇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
  
  这两位当年民进党积极分子退出政治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一开始起事的知识分子中,不少是诗人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到民进党走向争取政权阶段后,党内的官僚派政客就会取他们而代之,精于权术的现实主义政客们会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如鱼得水,而这些理想主义者由于不习政治水性被边缘化。历史上此类“新陈代谢”的事例层出不穷,其中似乎有某种必然性:首先现实斗争中的理想主义者,或发现现实政治与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差太远,或缺乏在新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或不屑为之,有的退出政治舞台,有的则改变了自己以适应环境。现实政客无所不用其极,左右逢源;理想主义者则对道德的沦丧痛心疾首,只能在边缘地位不断发出不满之声而己。施明德被陈水扁之类的政客取代,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切香肠”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D先生说,陈水扁第一次当“总统”后,封官多少还讲一点平衡,照顾各方面利益,第二次就相当从容,完全只重用台独人士中的强硬派。这时他已经有恃无恐了,再也没有顾忌。我说,陈水扁可能有这样一种心理:只要不碰大陆底线,做什么事都是安全的。他以为,只要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把最后一根稻草放到骆驼背上,有任何台独表示都不会出事。然而只要你让骆驼负重到一定程度,即使本人没有放上最后一根稻草,骆驼仍会被压垮,因为这时总会有人把最后一根稻草放上去,你无法控制整个过程。
  陈水扁的误区在于,他以为可以操纵选战,但选战与台独一旦发酵,进入非理性状态,任何理性的控制,就都会无能为力。玩台独如同玩火,玩火者一开始可以操纵火势,然而,台独的车轮开始滚动后,重力加速度会使其失去控制,它会以自身的逻辑一直往下冲。我觉得这个“玩火”与“往下推车轮”的比喻比人们所说的“切香肠”更为准确。因为“切香肠”会令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与暗示,即切香肠的主动权掌握在行动者的手里,操之在我,可收可放,想切就切,想不切就不切。然而,历史并不是行动者能全面控制的。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口号化
  
  “前民进党人”G君说,民进党太像“革命党”了,搞动员,找敌人,到处划清敌我,不同的是革命党人搞的是阶级斗争,而民进党搞的是“族群分裂”。我加上一句:按亨廷顿(美国政治学家,《文明的冲突》作者)的理论,革命者不同于改革者的关键,就在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口号化,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实现社会分群,然后再进行革命动员就顺理成章了。一般老百姓不愿意听复杂艰深的理论分析,而容易接受简单明快的口号。台南流行的民进党口号是“宁愿肚皮扁扁,也要挺阿扁”,简洁明了而朗朗上口,颇有利于民进党进行选战动员。相反,因为出身于威权主义家长制传统,国民党在竞选方面缺乏这种动员技术,颇为吃亏。
  从餐馆回住处的计程车上,上海学者S君提出一个问题,如陈水扁不打族群牌,能不能当选?这问题确实是关键所在,在我看来,民进党执政4年经济没有搞好,按理早就该下台了。然而,“总统”的权力如此诱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荣誉、金钱、机会与地位,本党的利益,簇拥着他的周围朋友的利益,等等,一切稀缺资源都集中在执掌大权的“总统”手里,如此强大的诱惑力,明知玩火对两岸关系有巨大危险,陈水扁也会铤而走险打这张牌。
  根据我的观察,台湾民主政治中,两个关键的历史因素对民进党打选战十分有利。首先是台湾本省籍人占全部人口的87%以上,其次是本省人在威权政治时代,受到过国民党的欺凌与压迫。民进党只要把握了这两点,就可以形成自己特殊的战略优势。然而,他们这样做又会使台湾民主走向畸形。这一过程中包括外省籍人在内的少数族群会如同犹太人一样,受多数族群压迫。一些泛蓝人士之前就与我谈过他们的这种忧虑。
  另一个恶果是,民进党上台是以不断恶化两岸关系为代价的。一旦玩火到燃烧的临界点,谁也控制不住后果,即使想退一步也为时已晚。这正是这两位台湾朋友深感忧虑而决然脱离民进党的原因。当民主政治变成某些野心家钓取权力与财富的操纵自如的工具,正人君子就会忧心如焚,觉得不合理之极,又对此毫无办法,正人君子们的这种焦虑与不安,只有到台湾来以后才能理解。
  (本文系作者2004年对台湾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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