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星星美展作为起点，中国当代艺术艰难行进了30年。这正是中国现代性逐渐确立的30年。30年中，“当代艺术”相对比较完整地面对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化、经济体制与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等等，并相应的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反应，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资源。
　　上世纪70年代末，星星画会游行队伍中那块“要民主，要自由”的标牌明确地展示了当代艺术产生的语境，并且暗示了它的性格：叛逆。在过去的30年里面，“反对”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倾向：反体制、反传统、反市场、反西方。从历史语境中来看，这些“反对”都有着相对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讲，做一个反对派已经需要相当的勇气，参照他们当时的生存境遇和思想状况，我们无法苛求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甚至即使在今天，有效地表明“反对”态度依然有着紧迫的必要性：
　　1．国家美协的意识形态惯性和体制对展览、创作的隐性干预，使得艺术家的“自由”和“尊严”依然是尚未完全解决的重要问题；并且随着建构公民社会的进程，当代艺术越来越多的介入、干预社会现实，与体制形成话语张力；
　　2．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皇权思想、中央四夷论、权谋文化以及江湖文化等借着国家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的“过度阐释”打造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以此拒绝西方现代民主思想资源；
　　3．2005年以后社会资本大量涌入当代艺术领域，其中“灰色资本”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高涨的市场指标背后并没有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天价作品并没有被真正消化，并且，对操作的过度迷恋极大的伤害了艺术家的主体性；
　　4．西方一些艺术机构、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观看视角显现出残留的殖民思维惯性和冷战思维惯性，导致了刻意误读或者无意误读。
　　然而今天，那些仰仗着理想和勇气不断反抗的人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反对者们已经找不到他的敌人，如同堂吉诃德找不到让自己成为骑士的机会。2009年11月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挂牌成立，以及艺术家对同时间段某些重要社会事件的集体沉默，宣告了所谓的反体制和民主自由的概念虚设；2005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集体造星运动，暗示了所谓的“反市场”最终以讨论利益分配而结束；奥利瓦、威尼斯双年展、乌里·希克，这几个关键词已经足以证明，“反西方”也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奥巴马访华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更是明确告知，“反西方”已经没有必要；至于“反传统”更是当代艺术界一个空泛的口号——十年文革以后传统已经体无完肤，对国学几乎是空白水平的艺术家们根本不具备反传统的能力。
　　前30年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反对”逻辑已经失效，某些层面上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阶段性的完结。虽然有效的表明“反对”态度依然有着紧迫的必要性，但是缺少精神内核的反对注定无法有效地触及到这些必要性。30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始终存在着深层的症结，这些症结并没有随着西方思想资源的涌入和市场的高涨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当代艺术对政治和社会产生干预的时候，并没有一种完善成熟的现代性政治伦理作为理论支撑；同理，中国的资本运作也不存在一种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本土传统文化在遭遇长久破坏后，很大程度上难以转化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艺术家在面对西方艺术资本和艺术机构的时候，无法获得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信仰体系，在这30年中都是缺失的。
　　中国古话中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杜尚的“三十年一个时代”对当代艺术来说似乎一语成谶。运行了30年的当代艺术史逻辑的阶段性结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高名潞的《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李小山的《中国画的穷途末路》在宣布上个时代终结的同时也暗示了许多宿命的东西，比如对下个时代的不确定。甚至，使用“时代”这个词本身似乎就是原有历史逻辑的惯性，本身就显得匆忙，本身就带有了改朝换代的意味。因此我不敢妄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与此同时，一个时代正在开始。然而这个时代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所谓的“年轻批评家”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实现了全面夺权，因为任何权力层面的更迭都将预示一个熟悉的结果。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事实，就是那些比我们年长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为中国当代艺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我们对他们的反思和批判必须建立在尊重和谦虚的基础之上。心高气激的年轻人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背负着理想其实并不难，毫无表情地走在大地上也很常见，但最难的是“道成肉身”，即背负着圣洁的理想行走在黑暗的大地上。对这些曾经背着理想走过来的人，即使他们的理想今天正在慢慢消失，我们依然需要首先表达对他们的尊重。
　　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反对”。我们首先需要表明立场，对敢于直面惨淡，敢于为公义和自由而斗争的人，需要致以真切的尊敬——因为中国的现状毕竟充满了太多的狭路相逢和无处可躲。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持续而单纯的“叛逆”而获得永久的合法性、话语权。很多艺术家、批评家曾经将“言论自由”作为反对前人或者他人的最终目标，一旦遭遇异议，便声明“表明态度是自由”。我们不否认这种自由，相反对此表示尊重一只要这个人处于纯洁的动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不是不好，而是不够。甚至，单纯的、一味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这是文化革命的思维，只不过反对的目标进行了更替而已。我们永远不会因为打倒非正义而获得正义性——何谓反对暴力的暴力不是暴力?政权可以通过革命来改变，但是文化无法通过革命而改良，这正是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最显而易见的经验和教训。
　　新的时代是求同而非立异的时代。求同的前提是“和解”“宽容”，求同即是“建构”。和解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建构的路上清除个人恩怨和江湖恩怨的羁绊；建构是最好并且最有效的批判，它能够有效地防止那些单向度的、别有用心的反对，使得“批判”这个词不仅仅再是“反对”和“打倒”，而是增添了“可行性”“责任感”等含义。这种历史情境和价值诉求下，“理性反思”和“重新建构”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面对未来的关键词。未来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些关键性的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持续发展时难以回避的瓶颈，也是不分时代、不分年龄的艺术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方向，例如：
　　1．中国当代艺术新的价值体系的修正、建构以及普世价值、真理的重新提及，进而对中国30年当代艺术历史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学理性的梳理，同时清理文革思维和冷战思维的遗留；
　　2．中国本土文脉的重新建构和西方思想资源的消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东西方文化有效而真诚的交流，致力于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处境；清理文化殖民心态；
　　3．反思30年中国艺术市场及资本的弊病，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健康机制，生成中国当代艺术资本伦理；
　　4．对“当代艺术”学科的重新界定和拓展，跨学科资源的交互和更新，使中国当代艺术产生思想创造性；
　　5．重提艺术家的知识分子性和社会良知，增加现实干预的深度和效力。
　　在这篇短文行进的同时，当代艺术界正经历着激烈的交锋：一方面现实中的艺术区拆迁，一方面是网络上因《艺术时代》杂志举办的第一届“金酸梅”奖而引发的论战。尤其是网络论战，已经涉及到一个关键词“第四代批评家”，此中所暴露的信息，正是值得担忧的——争论的潜台词就是话语夺权。一个新的时代的确要开始，但这仅仅是因为一种历史尝试走到了尽头，并不意味着“第四代批评家的集体倒掉”。所谓的“上一代”没有必要为话语权的丧失而感到焦虑，同样“新一代”也无需放纵夺权的亢奋，时代为每一个人留下了平等的机会。如果真的要出现“第四代批评家”，我希望这第四代囊括了所有在世的批评家，毕竟我们所面对首要问题不是论资排辈，新的时代是共同的时代，我们面对着共同的课题：中国当代艺术重新出发的方向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