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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鬼魂列车》以虚构的故事讲述历史，解构了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使历史事实与文学创作走向统一。文章在新历史主义视阈下对余兆昌的《鬼魂列车》进行读解，探讨该小说所体现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特征；阐释小说中的文本叙事策略和文学修辞等文本审美特征与历史事实的完美融合；同时揭示文本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鬼魂列车》；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
一、引言
十九世纪70、80年代，参与修筑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工人中有超过1.5万华人。他们常常承担最危险地段的铁路铺设任务，其中数千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许多人被尸抛郊野，无任何墓碑。当太平洋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先后实施了“人头税”和《排华法案》，这些歧视性法规不仅剥夺了华工们的社会地位，而且已在加拿大定居的华工的妻儿的移民要求也被拒绝，致使数千华工难以与亲人团聚。更令人发指的是，太平洋铁路竣工仪式上，看不到任何华工的身影，因为加拿大政府拒绝邀请他们参加。
太平洋铁路使整个北美大陆联成了一个整体，是无数华工与其他族裔工人用自己的血汗、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修建的，但加拿大官方历史记录完全抹杀了参与加拿大建国初期建设的全体华工的杰出贡献。余兆昌的短篇小说《鬼魂列车》（“Ghost Train”，1996）反映了筑路华工的辛勤劳动和悲惨命运，小说在出版当年便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通过质疑加拿大主流文化的权威叙事，以自己的文学创作重构被湮没的族裔历史，余兆昌希望“在北美人的思想里刻下一个印记，让他们铭记同样也有权成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数代华裔移民，为华裔正名，使其开拓者的身份得到承认”。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模式强调对文本意义的重构式解读， 并试图解构历史和文学文本的二元对立，从而彰显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特征。笔者拟运用新历史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分析《鬼魂列车》中历史事实与文学文本相互交融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特征，探讨该作品揭示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意义。
二、历史的文本再现
“历史的文本性”指历史以文本的形式获得存在。叙事者可能出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蓄意歪曲或篡改历史事实， 从而使历史文本带有偏见。加拿大华人的卓越贡献不仅在官方历史中被抹杀，在白人主流文学中也被边缘化。例如加拿大杰出诗人之一普拉特（Edwin John Dove Pratt）的长篇叙事诗《最后一颗道钉》着力歌颂加拿大本土白人的贡献，而对成千上万华工所作出的牺牲视而不见，普拉特的诗歌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遮蔽了历史事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保留了基于民族认同之上的宏大叙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更为尖锐地指出：“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毒品的原料一样，对民族主义的、种族或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历史就是他们的原料。在这些意识形态中，过去是核心要素，很可能是基本的要素。如果没有适用的过去，他们常常会捏造过去。的确，按照事物的本质，通常不会有完全适用的过去，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声称已证明为正确的现象并非古代的，或一成不变的事实，只不过是对历史的虚构而已。”
无论普拉特的诗歌如何掩盖华人的历史贡献，他的史诗文本只是再现了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概念不是单数大写的历史，而是小写复数的“诸历史” （histories）；不是独语式的历史，而是强调叙述者的历史（his-stories）。新历史主义反对历史的独语，在他们看来，这种独语必然形成历史的宏大叙事，成为英雄、领袖、天才以及才子佳人的家族史或自传史。这种宏大叙事并非带来了对历史的错误认识，而是它遮蔽了边缘人群参与塑造历史的作用。因此，新历史主义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谓伟大人物及宏大叙事，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建构复数化小写的历史而颠覆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新历史主义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那里，“历史”应包括真实发生的事件与历史记录者按照文学虚构的方式对之所作的修饰性描述。在这种新历史观念的观照下，很多少数族裔作家得以觉醒，以讲故事的方式来重构被湮没的族裔史。《鬼魂列车》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主义作品。
《鬼魂列车》的女主人公聪艺出身穷苦农家，虽然她天生独臂，但具有极高的绘画天赋，其画作生动传神，惟妙惟肖。聪艺因家境贫寒失去了很多童年的欢乐，十二岁那年，她的父亲为了能养家糊口，背井离乡到北美当了一名铁路建筑工人。为了能早日父女团圆，聪艺的父亲拼命工作，省吃俭用积攒为女儿买船票的钱。然而两年后，当聪艺坐船来到北美建筑公司时却传来噩耗，父亲于一周前在修筑铁路时不幸遇难身亡。悲痛欲绝的聪艺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她决定乘船回老家。可是就在聪艺回国前的那个晚上，她在梦中与父亲相遇，父亲嘱咐她把他和工友们所修建的铁路和在铁路上行驶的火车画下来。聪艺在火车上完成了画作的草图，就在那天深夜里，她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阵阵痛苦的哭泣声和呻吟声，这似鬼魂般凄惨的叹息和悲痛的哀号久久萦绕在她心中。数日后，在聪艺完成绘画的那个夜晚，父亲又一次来到聪艺的梦中，请求她次日黄昏把画作带到郊外森林，铺在铁轨上。聪艺按照父亲的嘱咐焚香祭拜遇难的同胞，在夕阳火红余晖的映照下，在缭绕的青烟中，奇迹出现在聪艺眼前：父亲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一列真正的火车向她缓缓驶来。父亲带领聪艺踏上了这辆载满遇难华工的鬼魂的列车。勤劳坚韧的华工们向聪艺诉说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蒙受的冤屈，以及他们对故乡的眷恋和与亲人团聚的殷切期盼。这些为了生计甘愿远渡重洋，艰苦劳作，最后惨死在异国他乡的华工令聪艺肃然起敬，潸然泪下。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的代表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在其代表作《莎士比亚协商》中以“我开始于与死者对话的愿望”这样的宣言表明了新历史主义的立场。在《鬼魂列车》中，余兆昌让聪艺与华工的鬼魂对话，让那段早已被主流话语所掩盖的历史大白于天下，为广大华裔争取权利，让自己的祖先重获荣耀。聪艺乘坐“鬼魂列车”之后，父亲嘱托她把画作带回故乡最高的山顶上烧了，让这些生前不能叶落归根，死后尸骨无存的华工们的灵魂找到回家的路。父亲想以这种象征性的方式让客死他乡的筑路华工魂归故里，让他们的亡灵得以救赎和安息。余兆昌把历史的真相以虚构的故事形式呈现出来， 带有文学修辞的性质，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特征。 新历史主义批评不强调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关注文学文本构建过去和再现历史的方法。《鬼魂列车》不同于一般的史实性叙述，而是在民间传说和逸闻传奇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选取儿童的梦境作为叙述视角， 赋予新历史主义文本文学修辞的特质和广阔的审美空间，实现了历史与文本的融合，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固定的、静止的铁板一块， 而认为“‘历史’”是一连串历史事件（这就是格林布拉特喜爱引用的轶事） 的混合， 结果历史被多质的、矛盾的、片断的、相异的力量所控制。”普拉特的诗歌和余兆昌的小说都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这一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历史片段，而一个个类似上述两个文本的拼接将最终指向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相。
三、文本的历史意义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文本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印记。余兆昌以特定历史事件为背景，选择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对族裔历史进行演绎与重构。在《鬼魂列车》中，作者没有叙述所谓的历史大事件和描写伟大人物，也没有直接描写华工修筑铁路的艰辛以及随时会遇到的生命危险，而是以聪艺的父亲为代表的加拿大社会的边缘人作为叙述对象，通过描写聪艺父女两代人极具传奇性的人生遭遇，以小写复数的“历史”解构单数大写的历史，彰显他们的历史功绩，赞美他们艰苦奋斗、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贵精神。
传统历史主义文论认为，历史大于文学，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性，前者比后者重要，而新历史主义文论则强调文学大于历史，文学在阐释历史时不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聪艺与父亲鬼魂的对话反映了华工们的悲惨命运以及白人肆意挪用和遮蔽华人贡献的行径，《鬼魂列车》中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凸显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文本对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宏大叙事的抵制和颠覆作用。在这部感人肺腑的小说中，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虚实交织的故事情节使历史与文学相互交融， 相得益彰，呈现加拿大华裔特有的历史篇章。对于族裔作家而言，“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小说对历史事实的文本再现消解了加拿大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叙事，凸显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文本主动参与历史意义构建的作用，赋予特定历史事件崭新的文化政治内涵，在族裔历史叙事中构建自我文化身份。经过华人社团长期的努力与抗争，蒙在历史上的神秘面纱最终被揭开，加拿大政府于2006年举行仪式，为“人头税” 平反，正式承认华人为加拿大做出的历史贡献。
四、结语
加拿大官方历史和白人主流文学遮蔽了华人在加拿大立国初期的历史性贡献，余兆昌对历史事实的文本再现对元历史叙事起到修正和补充的作用，消解了元历史书写的权威性和单一性，从不同侧面呈现历史的真实，重构加拿大华裔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本土人和华人历史叙事文本的整合最终共同构成真实完整的历史画卷。总之，《鬼魂列车》凸显了历史与文学互相交融的新历史主义特征。一方面， 华人参与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历史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赋予这段历史文学修辞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它让人们透过虚构的文本触摸到真实的历史，展现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Yee，P.Tales from Gold Mountain：Stor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Toronto：Groundwood，1989.
[2]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石坚，王欣. 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2008.
[5]张明兰.汤亭亭《中国佬》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6]刘萍. 历史与文本-论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历史观[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7]杨正润.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1）.
[8]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9]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陈 燕（1978-），女，云南普洱人，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张家鸿（1982-），男，云南景洪人，硕士，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助教。）
关键词：《鬼魂列车》；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
一、引言
十九世纪70、80年代，参与修筑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工人中有超过1.5万华人。他们常常承担最危险地段的铁路铺设任务，其中数千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许多人被尸抛郊野，无任何墓碑。当太平洋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先后实施了“人头税”和《排华法案》，这些歧视性法规不仅剥夺了华工们的社会地位，而且已在加拿大定居的华工的妻儿的移民要求也被拒绝，致使数千华工难以与亲人团聚。更令人发指的是，太平洋铁路竣工仪式上，看不到任何华工的身影，因为加拿大政府拒绝邀请他们参加。
太平洋铁路使整个北美大陆联成了一个整体，是无数华工与其他族裔工人用自己的血汗、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修建的，但加拿大官方历史记录完全抹杀了参与加拿大建国初期建设的全体华工的杰出贡献。余兆昌的短篇小说《鬼魂列车》（“Ghost Train”，1996）反映了筑路华工的辛勤劳动和悲惨命运，小说在出版当年便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通过质疑加拿大主流文化的权威叙事，以自己的文学创作重构被湮没的族裔历史，余兆昌希望“在北美人的思想里刻下一个印记，让他们铭记同样也有权成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数代华裔移民，为华裔正名，使其开拓者的身份得到承认”。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模式强调对文本意义的重构式解读， 并试图解构历史和文学文本的二元对立，从而彰显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特征。笔者拟运用新历史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分析《鬼魂列车》中历史事实与文学文本相互交融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特征，探讨该作品揭示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意义。
二、历史的文本再现
“历史的文本性”指历史以文本的形式获得存在。叙事者可能出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蓄意歪曲或篡改历史事实， 从而使历史文本带有偏见。加拿大华人的卓越贡献不仅在官方历史中被抹杀，在白人主流文学中也被边缘化。例如加拿大杰出诗人之一普拉特（Edwin John Dove Pratt）的长篇叙事诗《最后一颗道钉》着力歌颂加拿大本土白人的贡献，而对成千上万华工所作出的牺牲视而不见，普拉特的诗歌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遮蔽了历史事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保留了基于民族认同之上的宏大叙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更为尖锐地指出：“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毒品的原料一样，对民族主义的、种族或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历史就是他们的原料。在这些意识形态中，过去是核心要素，很可能是基本的要素。如果没有适用的过去，他们常常会捏造过去。的确，按照事物的本质，通常不会有完全适用的过去，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声称已证明为正确的现象并非古代的，或一成不变的事实，只不过是对历史的虚构而已。”
无论普拉特的诗歌如何掩盖华人的历史贡献，他的史诗文本只是再现了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概念不是单数大写的历史，而是小写复数的“诸历史” （histories）；不是独语式的历史，而是强调叙述者的历史（his-stories）。新历史主义反对历史的独语，在他们看来，这种独语必然形成历史的宏大叙事，成为英雄、领袖、天才以及才子佳人的家族史或自传史。这种宏大叙事并非带来了对历史的错误认识，而是它遮蔽了边缘人群参与塑造历史的作用。因此，新历史主义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谓伟大人物及宏大叙事，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建构复数化小写的历史而颠覆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新历史主义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那里，“历史”应包括真实发生的事件与历史记录者按照文学虚构的方式对之所作的修饰性描述。在这种新历史观念的观照下，很多少数族裔作家得以觉醒，以讲故事的方式来重构被湮没的族裔史。《鬼魂列车》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主义作品。
《鬼魂列车》的女主人公聪艺出身穷苦农家，虽然她天生独臂，但具有极高的绘画天赋，其画作生动传神，惟妙惟肖。聪艺因家境贫寒失去了很多童年的欢乐，十二岁那年，她的父亲为了能养家糊口，背井离乡到北美当了一名铁路建筑工人。为了能早日父女团圆，聪艺的父亲拼命工作，省吃俭用积攒为女儿买船票的钱。然而两年后，当聪艺坐船来到北美建筑公司时却传来噩耗，父亲于一周前在修筑铁路时不幸遇难身亡。悲痛欲绝的聪艺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她决定乘船回老家。可是就在聪艺回国前的那个晚上，她在梦中与父亲相遇，父亲嘱咐她把他和工友们所修建的铁路和在铁路上行驶的火车画下来。聪艺在火车上完成了画作的草图，就在那天深夜里，她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阵阵痛苦的哭泣声和呻吟声，这似鬼魂般凄惨的叹息和悲痛的哀号久久萦绕在她心中。数日后，在聪艺完成绘画的那个夜晚，父亲又一次来到聪艺的梦中，请求她次日黄昏把画作带到郊外森林，铺在铁轨上。聪艺按照父亲的嘱咐焚香祭拜遇难的同胞，在夕阳火红余晖的映照下，在缭绕的青烟中，奇迹出现在聪艺眼前：父亲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一列真正的火车向她缓缓驶来。父亲带领聪艺踏上了这辆载满遇难华工的鬼魂的列车。勤劳坚韧的华工们向聪艺诉说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蒙受的冤屈，以及他们对故乡的眷恋和与亲人团聚的殷切期盼。这些为了生计甘愿远渡重洋，艰苦劳作，最后惨死在异国他乡的华工令聪艺肃然起敬，潸然泪下。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的代表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在其代表作《莎士比亚协商》中以“我开始于与死者对话的愿望”这样的宣言表明了新历史主义的立场。在《鬼魂列车》中，余兆昌让聪艺与华工的鬼魂对话，让那段早已被主流话语所掩盖的历史大白于天下，为广大华裔争取权利，让自己的祖先重获荣耀。聪艺乘坐“鬼魂列车”之后，父亲嘱托她把画作带回故乡最高的山顶上烧了，让这些生前不能叶落归根，死后尸骨无存的华工们的灵魂找到回家的路。父亲想以这种象征性的方式让客死他乡的筑路华工魂归故里，让他们的亡灵得以救赎和安息。余兆昌把历史的真相以虚构的故事形式呈现出来， 带有文学修辞的性质，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特征。 新历史主义批评不强调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关注文学文本构建过去和再现历史的方法。《鬼魂列车》不同于一般的史实性叙述，而是在民间传说和逸闻传奇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选取儿童的梦境作为叙述视角， 赋予新历史主义文本文学修辞的特质和广阔的审美空间，实现了历史与文本的融合，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固定的、静止的铁板一块， 而认为“‘历史’”是一连串历史事件（这就是格林布拉特喜爱引用的轶事） 的混合， 结果历史被多质的、矛盾的、片断的、相异的力量所控制。”普拉特的诗歌和余兆昌的小说都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这一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历史片段，而一个个类似上述两个文本的拼接将最终指向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相。
三、文本的历史意义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文本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印记。余兆昌以特定历史事件为背景，选择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对族裔历史进行演绎与重构。在《鬼魂列车》中，作者没有叙述所谓的历史大事件和描写伟大人物，也没有直接描写华工修筑铁路的艰辛以及随时会遇到的生命危险，而是以聪艺的父亲为代表的加拿大社会的边缘人作为叙述对象，通过描写聪艺父女两代人极具传奇性的人生遭遇，以小写复数的“历史”解构单数大写的历史，彰显他们的历史功绩，赞美他们艰苦奋斗、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贵精神。
传统历史主义文论认为，历史大于文学，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性，前者比后者重要，而新历史主义文论则强调文学大于历史，文学在阐释历史时不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聪艺与父亲鬼魂的对话反映了华工们的悲惨命运以及白人肆意挪用和遮蔽华人贡献的行径，《鬼魂列车》中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凸显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文本对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宏大叙事的抵制和颠覆作用。在这部感人肺腑的小说中，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虚实交织的故事情节使历史与文学相互交融， 相得益彰，呈现加拿大华裔特有的历史篇章。对于族裔作家而言，“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小说对历史事实的文本再现消解了加拿大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叙事，凸显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文本主动参与历史意义构建的作用，赋予特定历史事件崭新的文化政治内涵，在族裔历史叙事中构建自我文化身份。经过华人社团长期的努力与抗争，蒙在历史上的神秘面纱最终被揭开，加拿大政府于2006年举行仪式，为“人头税” 平反，正式承认华人为加拿大做出的历史贡献。
四、结语
加拿大官方历史和白人主流文学遮蔽了华人在加拿大立国初期的历史性贡献，余兆昌对历史事实的文本再现对元历史叙事起到修正和补充的作用，消解了元历史书写的权威性和单一性，从不同侧面呈现历史的真实，重构加拿大华裔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本土人和华人历史叙事文本的整合最终共同构成真实完整的历史画卷。总之，《鬼魂列车》凸显了历史与文学互相交融的新历史主义特征。一方面， 华人参与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历史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赋予这段历史文学修辞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它让人们透过虚构的文本触摸到真实的历史，展现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Yee，P.Tales from Gold Mountain：Stor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Toronto：Groundwood，1989.
[2]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石坚，王欣. 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2008.
[5]张明兰.汤亭亭《中国佬》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6]刘萍. 历史与文本-论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历史观[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7]杨正润.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1）.
[8]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9]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陈 燕（1978-），女，云南普洱人，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张家鸿（1982-），男，云南景洪人，硕士，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