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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孔颜之乐”具有鲜明的道德精英特质。而罗素的“幸福之路”则把目光投向普通大众，并依据观察与经验提出了造成不幸福的种种原因，进而为一般民众指出了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幸福之路”与“孔颜之乐”的参照和比较，在道德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在德性完善与“心灵鸡汤”之间、在理想境界与现实生活之间，为儒家古典德性幸福的现代化和大众化提供了富有启示价值的致思路径。
〔关键词〕 德性幸福，孔颜之乐，幸福之路，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35-06
〔收稿日期〕 2014-10-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先秦儒家幸福观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3YJC720046），负责人张方玉。
〔作者简介〕 张方玉（1977-），男，江苏句容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
中国古典的思想文化中，“幸福”一词是缺失的，然而却形成了“乐”、“福”、“禄”、“吉”、“喜”等一系列有关幸福的字词。当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述西方经典德性幸福论的时候，儒家的“孔颜之乐”已经成为中国式德性幸福的典范，而与亚里士多德几乎同时期的孟子则明确地提出了“君子有三乐”。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又由于后世儒家尤其是宋儒的推崇，“孔颜之乐”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儒者的精神境界，但此种影响往往只在知识精英阶层展开。而罗素的“幸福之路”明确以“幸福”为题，将目光投向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告诉人们如何把握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在这个意义上，罗素的“幸福之路”将可能为儒家古典德性幸福的现代化和大众化提供富有启示价值的致思路径。
一、缘起：圣贤气象与绅士风度之间的相通性
与众多西方思想家不同，罗素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与罗素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期间在中国讲学和游历显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亲身感受的基础上，罗素在1922年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观察、分析与见解。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的哲学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智慧、生活方式成为这位哲人的思想对象。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的比较，在直观印象上很容易被视为中国圣贤气象与西方绅士风度之间的对比。这种看法为很多人所接受，但只要翻开罗素的《东方与西方的幸福观念》一文，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本质上，孔子所传授的是像十八世纪的‘绅士’那种行为观念”。 〔1 〕 （P237）罗素的证明简单有力，即在儒家的圣贤理想中看到了君子人格，并引用了《论语·八佾》中的“射礼”所呈现的君子之风来论证。儒家讲“君子无所争”，如果一定有所争，那么就是比射箭;但即便是比射，也是相互作揖登台比赛，竞赛后作揖喝酒，完美呈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可见，儒家的君子风范与英国的绅士风度并无二致，认为两种幸福观是所谓圣贤气象与绅士风度的差异并不妥当。在这两种幸福观之间，诸如此类的泛泛比较还展开为古今中西之争，或者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或者人生观与科学的论争。尽管这样的比较在理论上往往是肤浅或含糊的，但依然有其理论与现实的价值，它们甚至也提供了理论批判的靶子。
“孔颜之樂”与“幸福之路”并不是东方幸福观与西方幸福观之间的比较，二者在幸福理念方面具有相通性。罗素实地考察了当时中国的通常口岸，那里有欧美人居住的道路平坦、灯光明亮的租界，而租界的附近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凌乱拥挤的老镇。“我虽然爱中国，但这些在同一城市中的景物过渡常常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人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在对造成贫困与疾病的原因作必要的推断之后，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 〔2 〕 （P57）而在《东方与西方的幸福观念》一文中，罗素又明确地说：“如果整个世界像中国，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幸福”。在罗素看来，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在中国有许多深信“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人。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显然并无幸福可言，但罗素却深刻洞察了中国式的幸福观，他在中国发现了“有教养的人”、“深爱生活的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人”。而这些罗素所推崇的有教养、生活自由、追求幸福等理念，无疑也是西方幸福观的要求。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并不是古代幸福观与现代幸福观之间的比较，二者在幸福要素方面具有相通性。诚然，“孔颜之乐”为核心的儒家幸福观奠基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轴心时期”，而罗素的《幸福之路》则出版于1930年，这似乎是古代幸福观与现代幸福观的鲜明对比。然而，思想观念诞生的先后并不意味着思想观念的陈旧与新潮、落后与先进。在中国儒释道思想融通的辩证综合阶段，“孔颜之乐”一直成为贯穿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即为其内在生命力的延续。而在今天，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物质生活的享受仍然只是表明感性的快乐和幸福，而不断创造和提升现代精神生活的意义、价值和超越性则显得更为重要。以“孔颜之乐”为典范的儒家幸福观以其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正可以赋予现代精神生活以高贵人性的内涵和超越性的意义。〔3 〕 （P231 ）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传统的幸福观并非是博物馆中所陈列的出土文物，它诞生于先秦时期，然而却蕴含着现代的意义与价值，它甚至也启发着现代社会的幸福观建构。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论及现代社会的教育、伦理、工作、家庭、宗教等诸多方面，不难发现，这些内容与儒家幸福观的内容相当吻合。罗素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包括过于偏重工作技能的训练、偏重旧有的正统宗教思想，而很少通过正确地观察世界来开阔人的思想和心灵，也很少使青年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明确的事实;罗素还认为一个明智地追求快乐的人，除了需要建立生活的主要兴趣外，还应培养一些闲情雅兴，等等。可以说，罗素的这些现代生活观念可以被视为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另一版本。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并不是农业文明的幸福观和工业文明的幸福观之间的比较，二者在幸福实现路径方面具有相通性。当近代所谓“愚、贫、弱”的中国遭遇所谓“智、富、強”的西方列强，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许多人常常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正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儒者们能做的也只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然而，儒家幸福观即意味着农业社会的幸福观吗？当罗素到达中国之后，亲身感受到“中国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同欧洲相比，它还是一个充满了哲学的宁静的国家”。这种感受同英国的工业文明形成鲜明反差，“每周一次收到从欧洲寄来的邮件，从那里来的信和报纸似乎向我们喷出一股疯狂的热气，就像炉门突然打开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流一样”。〔4 〕 （P190 ）如果说这些带着灼热气流的邮件意味英国的工业文明，那么罗素所谓的“哲学的宁静”是否就是所谓的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罗素认为，欧洲文明的长处在于科学方法，而中国文明的长处则是对于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人生归宿的理解显然不能贴上农业文明的标签。罗素希望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人生智慧的逐渐融合。
二、幸福主体：道德精英与平民大众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的比较，圣贤气象与绅士风度的差异或许只是第一印象，古今中西之辨也还是直观的泛泛比较，稍微深入的比较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展开。在这两种幸福观之间，更加深刻的考察则应内在地展开于道德哲学的层面，需要追问的是“谁之幸福”、“何种幸福”，即有关幸福主体、幸福结构和幸福形态等一系列问题。
幸福总是人的幸福，人是幸福的主体承担者，幸福是人的存在状态。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在德性论的视野中，有德之人才能配享幸福，不道德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在快乐主义哲学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之本性，自然把人类置于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追求快乐与幸福是自发性的。“孔颜之乐”是儒家幸福观的典范，就字面意义而言，孔子及其学生颜回乃是此种幸福的主体承担者。孔子称赞颜回能够箪食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又自述粗茶淡饭、曲肱而枕的情形，此种儒家圣贤的境界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儒家所确立的幸福观从一开始就定位于道德精英，因为只有道德精英才能够自觉地降低感性欲望的需要，强调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在孔子、颜回的人格主体中，儒家幸福观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得到充分展现。在孟子的幸福观中，儒家幸福的圣贤气象开始向君子风度的衍化：“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所谓的君子人格早期是指统治者阶层，即“在位者”，有社会精英的意味;在儒家思想中，君子更多的是指道德精英，即“有德者”。孟子的“君子三乐”称“王天下不与存”，就是明确地把统治者排除在外，所突出的依然是道德精英。
罗素常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同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罗素自传》的开篇有一段世人熟知的经典语句：“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当罗素陈述这样的语句时，人类的主体性赫然彰显，知识精英、道德精英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罗素自传》中，我们发现，罗素自童年、少年时期就受到精英意识的深刻影响。罗素称祖母是其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人，祖母贤惠有教养，且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志趣。祖母的无所畏惧，对习俗的蔑视，以及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一直作用于罗素人生观的塑造。“她送我一本《圣经》，在扉页上题写了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有一句是：‘你不可追随众人去行恶事’。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引导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
〔关键词〕 德性幸福，孔颜之乐，幸福之路，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35-06
〔收稿日期〕 2014-10-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先秦儒家幸福观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3YJC720046），负责人张方玉。
〔作者简介〕 张方玉（1977-），男，江苏句容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
中国古典的思想文化中，“幸福”一词是缺失的，然而却形成了“乐”、“福”、“禄”、“吉”、“喜”等一系列有关幸福的字词。当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述西方经典德性幸福论的时候，儒家的“孔颜之乐”已经成为中国式德性幸福的典范，而与亚里士多德几乎同时期的孟子则明确地提出了“君子有三乐”。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又由于后世儒家尤其是宋儒的推崇，“孔颜之乐”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儒者的精神境界，但此种影响往往只在知识精英阶层展开。而罗素的“幸福之路”明确以“幸福”为题，将目光投向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告诉人们如何把握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在这个意义上，罗素的“幸福之路”将可能为儒家古典德性幸福的现代化和大众化提供富有启示价值的致思路径。
一、缘起：圣贤气象与绅士风度之间的相通性
与众多西方思想家不同，罗素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与罗素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期间在中国讲学和游历显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亲身感受的基础上，罗素在1922年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观察、分析与见解。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的哲学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智慧、生活方式成为这位哲人的思想对象。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的比较，在直观印象上很容易被视为中国圣贤气象与西方绅士风度之间的对比。这种看法为很多人所接受，但只要翻开罗素的《东方与西方的幸福观念》一文，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本质上，孔子所传授的是像十八世纪的‘绅士’那种行为观念”。 〔1 〕 （P237）罗素的证明简单有力，即在儒家的圣贤理想中看到了君子人格，并引用了《论语·八佾》中的“射礼”所呈现的君子之风来论证。儒家讲“君子无所争”，如果一定有所争，那么就是比射箭;但即便是比射，也是相互作揖登台比赛，竞赛后作揖喝酒，完美呈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可见，儒家的君子风范与英国的绅士风度并无二致，认为两种幸福观是所谓圣贤气象与绅士风度的差异并不妥当。在这两种幸福观之间，诸如此类的泛泛比较还展开为古今中西之争，或者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或者人生观与科学的论争。尽管这样的比较在理论上往往是肤浅或含糊的，但依然有其理论与现实的价值，它们甚至也提供了理论批判的靶子。
“孔颜之樂”与“幸福之路”并不是东方幸福观与西方幸福观之间的比较，二者在幸福理念方面具有相通性。罗素实地考察了当时中国的通常口岸，那里有欧美人居住的道路平坦、灯光明亮的租界，而租界的附近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凌乱拥挤的老镇。“我虽然爱中国，但这些在同一城市中的景物过渡常常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人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在对造成贫困与疾病的原因作必要的推断之后，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 〔2 〕 （P57）而在《东方与西方的幸福观念》一文中，罗素又明确地说：“如果整个世界像中国，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幸福”。在罗素看来，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在中国有许多深信“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人。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显然并无幸福可言，但罗素却深刻洞察了中国式的幸福观，他在中国发现了“有教养的人”、“深爱生活的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人”。而这些罗素所推崇的有教养、生活自由、追求幸福等理念，无疑也是西方幸福观的要求。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并不是古代幸福观与现代幸福观之间的比较，二者在幸福要素方面具有相通性。诚然，“孔颜之乐”为核心的儒家幸福观奠基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轴心时期”，而罗素的《幸福之路》则出版于1930年，这似乎是古代幸福观与现代幸福观的鲜明对比。然而，思想观念诞生的先后并不意味着思想观念的陈旧与新潮、落后与先进。在中国儒释道思想融通的辩证综合阶段，“孔颜之乐”一直成为贯穿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即为其内在生命力的延续。而在今天，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物质生活的享受仍然只是表明感性的快乐和幸福，而不断创造和提升现代精神生活的意义、价值和超越性则显得更为重要。以“孔颜之乐”为典范的儒家幸福观以其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正可以赋予现代精神生活以高贵人性的内涵和超越性的意义。〔3 〕 （P231 ）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传统的幸福观并非是博物馆中所陈列的出土文物，它诞生于先秦时期，然而却蕴含着现代的意义与价值，它甚至也启发着现代社会的幸福观建构。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论及现代社会的教育、伦理、工作、家庭、宗教等诸多方面，不难发现，这些内容与儒家幸福观的内容相当吻合。罗素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包括过于偏重工作技能的训练、偏重旧有的正统宗教思想，而很少通过正确地观察世界来开阔人的思想和心灵，也很少使青年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明确的事实;罗素还认为一个明智地追求快乐的人，除了需要建立生活的主要兴趣外，还应培养一些闲情雅兴，等等。可以说，罗素的这些现代生活观念可以被视为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另一版本。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并不是农业文明的幸福观和工业文明的幸福观之间的比较，二者在幸福实现路径方面具有相通性。当近代所谓“愚、贫、弱”的中国遭遇所谓“智、富、強”的西方列强，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许多人常常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正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儒者们能做的也只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然而，儒家幸福观即意味着农业社会的幸福观吗？当罗素到达中国之后，亲身感受到“中国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同欧洲相比，它还是一个充满了哲学的宁静的国家”。这种感受同英国的工业文明形成鲜明反差，“每周一次收到从欧洲寄来的邮件，从那里来的信和报纸似乎向我们喷出一股疯狂的热气，就像炉门突然打开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流一样”。〔4 〕 （P190 ）如果说这些带着灼热气流的邮件意味英国的工业文明，那么罗素所谓的“哲学的宁静”是否就是所谓的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罗素认为，欧洲文明的长处在于科学方法，而中国文明的长处则是对于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人生归宿的理解显然不能贴上农业文明的标签。罗素希望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人生智慧的逐渐融合。
二、幸福主体：道德精英与平民大众
“孔颜之乐”与“幸福之路”的比较，圣贤气象与绅士风度的差异或许只是第一印象，古今中西之辨也还是直观的泛泛比较，稍微深入的比较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展开。在这两种幸福观之间，更加深刻的考察则应内在地展开于道德哲学的层面，需要追问的是“谁之幸福”、“何种幸福”，即有关幸福主体、幸福结构和幸福形态等一系列问题。
幸福总是人的幸福，人是幸福的主体承担者，幸福是人的存在状态。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在德性论的视野中，有德之人才能配享幸福，不道德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在快乐主义哲学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之本性，自然把人类置于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追求快乐与幸福是自发性的。“孔颜之乐”是儒家幸福观的典范，就字面意义而言，孔子及其学生颜回乃是此种幸福的主体承担者。孔子称赞颜回能够箪食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又自述粗茶淡饭、曲肱而枕的情形，此种儒家圣贤的境界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儒家所确立的幸福观从一开始就定位于道德精英，因为只有道德精英才能够自觉地降低感性欲望的需要，强调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在孔子、颜回的人格主体中，儒家幸福观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得到充分展现。在孟子的幸福观中，儒家幸福的圣贤气象开始向君子风度的衍化：“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所谓的君子人格早期是指统治者阶层，即“在位者”，有社会精英的意味;在儒家思想中，君子更多的是指道德精英，即“有德者”。孟子的“君子三乐”称“王天下不与存”，就是明确地把统治者排除在外，所突出的依然是道德精英。
罗素常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同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罗素自传》的开篇有一段世人熟知的经典语句：“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当罗素陈述这样的语句时，人类的主体性赫然彰显，知识精英、道德精英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罗素自传》中，我们发现，罗素自童年、少年时期就受到精英意识的深刻影响。罗素称祖母是其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人，祖母贤惠有教养，且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志趣。祖母的无所畏惧，对习俗的蔑视，以及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一直作用于罗素人生观的塑造。“她送我一本《圣经》，在扉页上题写了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有一句是：‘你不可追随众人去行恶事’。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引导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