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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化媒体时代，传播生态呈现出去中心化、场域分化、后真相化的新特征，信息在短时间会内涌入网络舆论场，泥沙俱下，形成非理性的舆论喧嚣，若政府处置不当，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政府应采用场域融合、信息整合、权责配合的复合治理策略，建构舆论多元引导、官民互信合作、监管体系明晰的舆论场域新秩序。
关键词 舆情传播；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7-0054-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1_2103和KYCX21_2102）研究成果。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传统的信息交互模式经历了颠覆性改变，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社会化媒体时代，民众话语权与话语空间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与拓展。突发性事件会在短时间内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偶然性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社会化媒体的“放大”和“参与”功能加剧了社会性事件的“高发”态势。传统的隔离式处置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要求，极易引发“塔西佗陷阱”式信任危机，进而带来更多质疑、指责和抨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强调，要高度关注“塔西佗陷阱”，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1 ]。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关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传播特征，解析导致政府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以制定科学的消弭之策。
新媒介技术赋予了媒体平台新的活力，打破了既有的单向传播格局，降低了信息传播门槛，最大程度扩展了信息受众规模，舆论生态也因此呈现出新的特质。
1.1 去中心化：信源主体裂变式增长，传播碎片剧增
社会化媒体时代，信源主体已逐步拓展到政府、媒体和个人，主流媒体的“绝对话语权”被打破，民众从被动单一受众转变为信息的制造者与消费者。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人次[ 2 ]，微博的月均活跃量达到10亿、5.4亿，媒体微博全年互动量更是超过了66.8亿次[ 3 ]。各信源主体通过社会化媒体所形成的复杂关系，使原有的传播中心出现了分化和转移，传统传播格局中主流媒体“把关人”的角色被逐渐弱化[4]。信息的传播形成了一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多点对一点的多维网状结构，“量”和“质”都倍数增长，传播范围也无限扩大，议题内容也在持续衍生与变化，催生出传播碎片的“乘数效应”。片面化、主观化的碎片信息会充斥于舆论场域，民众也会基于固有认知参与话题讨论或重新编码进行二次传播。流言、煽动性话语等，也得以借助社会媒体的及时性和聚合性，以“核裂变”形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人际、组织和社会的交互式传播，造成信息拥堵。
1.2 场域分化：舆论信道结构性改变，冲击官方权威
“大一统”的舆论传播格局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已逐步分化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支撑的官方舆论场和社会化媒体为核心的民间舆论场[5]。官方舆论场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更突出强调政府的权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众个体情绪和利益诉求[ 6 ]。而民间舆论场则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场域。为满足分众化舆论市场的需要，民间舆论场被赋予了更多经济和市场元素，互动化、亲民化的特征明显。民间舆论场在参与人数、热点议题等方面都体现出“草根”特色，参与者常以“草根”自居，借助庞大的数量优势，在社会化媒体平台集聚成“强势”阶层，与官方舆论场形成对抗，两个舆论场的关系处于结构性张力之中，传播基调与诉求表达存在着差异与脱节。加之政务话语体系与民众期待尚有距离，官方舆论场的议题设置能力、舆论引导能力、议题的触达率有时会被民间舆论场的非理性“喧嚣”所掩盖[ 7 ]。
1.3 后真相化：信宿个体寻情感共鸣，遮蔽事实真相
随着传受一体化传播生态的逐步形成，信宿个体在信息传播时，受到“情感高于理性，立场高于事实”的影响，会对事实加以情感解构。事实真相变得次要，观点和事实的界限被模糊，所传递的情感超越了信息的真实性，舆论因此呈现出后真相化特征。民众所扮演的多是“围观者”角色，事态发展与处置与其并无直接关联，所专注的更多是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情感因素，或以“精英”身份关注声援，或以“看客”心理图个热闹，或受“激情”驱使一吐为快，而其中的因果逻辑、细节漏洞会被情绪的暴发、情感的共鸣所遮蔽，“能看到的只是希望看到的”。特别是涉及公平正义、社会地位差异等社会敏感话题时，信息的解读会被符号化，简化成为社会阶层冲突，进一步放大民众情绪，而事实真相经过“七嘴八舌”地再阐释甚至故意扭曲篡改，真实性已被一边倒的情感宣泄所替代。
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和問题不断凸显，部分民众对公权力处于“低度信任”的状态，而网络舆情又是社会问题集中呈现的前沿阵地，不同群层之间的固有观念、利益矛盾更是对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1 惯性归因：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碎片信息判断因果
刻板印象是指人会根据现有认知，形成刻板、固定的印象思维，并将其作为评价同类群体和事件的思维标准[ 8 ]。当某一类组织中的个人或多人因不当行为被曝光后，民众就会形成思维惯性，认为该群体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刻板印象因此产生。民众对于政府部门的运行机制、工作内容等知之不多，而对于不了解的事务，便会引发各类猜想。加之部分媒体在信息传播时，一味为追求感官刺激形成“爆款”，将碎片化信息断章取义，偏向于对政府及工作人员的负面信息进行选择性报道，从而使民众形成主观认知，认为政府“不作为”“效率低下”。在媒体宣传、个体既有认知的双重影响下，民众对于政府的负面刻板印象会不断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民众就会根据所接收的碎片信息，简单地“拼凑”出事件轮廓，做出习惯性判断，将问题归咎于官员懒政、受贿贪腐和政策体制等，却忽视了事件的起因、真伪和可信度，从而掀起舆论批判浪潮。 2.2 信息黑箱：信息管理垂直报批，知情诉求延时满足
在即时、开放、自由的传播生态之下，民众对信息的时效性、真实性、公开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少数部门出于利益等因素的考虑，对于敏感话题常采用回避或淡化的态度，从而使舆情成为事件处置中的障碍。并且现行的“高层决策层层下达，基层信息层层上报”的垂直化信息管理模式，使民众难以在第一时间获悉事情真相，导致权威信息暂时缺位[ 8 ]。而处于“信息不全”和“信息不对等”境遇之下的民众，在面对大量荒芜的信息碎片时，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参与和介入欲望，以探究事件真相。面对民众的知情诉求，捕风捉影、真假难辨的网络流言也因此而滋生。而部分政府部门对其“以删代导”式的被动应对，更会使民众产生质疑，引发“相对剥夺”心理，催生公众的不满情绪和怨气的发泄欲望，消解了政府公信力。
2.3 群体迷思：社群集聚认知固化，权威信息异化解构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以“需求逻辑”为导向的算法推介技术，推动民众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以自身兴趣、价值观念、身份标签等特性进行圈层化集聚，形成了具有强黏性的消費和价值认同的社群，聚拢成为“意见同盟”。固守在符合自身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社群之中，个体的“异端思维”会在“集体潜意识”中逐渐消弭，形成群体无意识下的偏执与盲从，民众也会更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既有立场、价值观念相符合或一致的内容加以接触，从而置身于思维固化、场域封闭的“回音壁”而不自知。在以交互性信息为特征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民众有自主选择内容、自主解码信息、自主发表观点的权力。在信息源主体多样化、缺乏“把关者”的前提下，民众需要自行对信息进行判断。特别是当部分民众因自身利益、认知差异等因素，曲解、误读权威信息，所形成的误导性煽动言论，通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情绪色彩，极易引发社群民众形成非理性跟风，造成的“舆情绑架”更是扰乱了政治生态，政府的失当行为被放大，引起整体评价降低。
面对全新舆论生态带来的全新挑战，政府亟需顺势而为，采用复合治理方略，从事实、价值、制度三个层面，转变观念，有效把握信息受众心理，疏堵并举，有破有立，重塑政府公信力。
3.1 场域融合：媒体矩阵贯穿发展，实现多元引导
整合媒体矩阵，引导官方与民间舆论场的融通，建成“以人民为中心”的“融合舆论场”，形成全方位、多声部的多元引导格局，是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政府应正视民间舆论场已成为民众表达和情绪宣泄平台的事实，在“融合舆论场”中应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更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是要建设“各抒己见”“和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 8 ]。因此，主流媒体应贯彻大宣传、大融合的工作理念，优化思想观念、内容生产、话语体系，主动与社会化媒体融合共建，生产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内容。作为政府与公众的信息桥梁，主流媒体应牵头构建立体多样的媒体矩阵，从心理上接近民众，引导民众去伪存真、甄别信息，寻找党心和民意的共鸣点，在突发事件的报告中率先发声、及时发声，占领舆情制高点，发挥“定海神针”作用。而具有强议题设置和导流能力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在面对重大议题、热点话题，应主动对接主流舆论导向，与时代共呼吸，对冲、消解偏激、负面舆论，充当具有中立立场的“利益调和者”，与主流价值观同频共振，营造气正风清的“融合舆论场”。
3.2 碎片整合：开诚布公专业回应，建构信任文化
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程度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程度[ 9 ]。政府部门应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速报事件，慎表原因，持续发布，不留空间，准确把握信息公开的“松紧度”，采用传统新闻发布和网络新闻随时补充并重的措施，共同发声，形成联动优势和聚集效应，相互补充，共同造势，塑造政务公开、权力运用透明的新型政府。此外，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算法技术，整合碎片信息，分离出热点话题和敏感词汇，甄别民众情绪和态度，分析预测舆情走向。正视民众情绪倾向、正当诉求、关注焦点，所集中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查实的要向社会通报，不实信息更要向民众辟谣，传递政府负责任的声音，说实话、写实情，引发民众的情感共鸣，以建构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信任。同时，切实提升政府官员和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既有底气、有能力与错误思潮辩论，又能够使用生活化和人性化的话语表达方式，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找到最佳手段扭转局势，主动引导民众做出理性判断，提升民众对官方信息的接受度，形成价值共识、事实共识、利益共识。
3.3 权责配合：明晰各方主体责任，完善监管体系
社会化媒体平台不是法外之地，舆论场更不是“监管飞地”，和谐舆论的环境需要政府与媒体明晰权责、共同建设。政府部门应明晰行政系统内纵横向之间的权责关系，建立舆情收集报送、调查回应和违法处置于一体的监管体系，提高整体效能。同时，对于舆情的监管应充分结合人文人本思想，对其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进行判断，是明显恶意、具有意识形态错误的言论，还是对未经证实信息的猜测、带有情绪性的众意表达，在此基础上或采用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治理，或据情节与后果的不同予以法律责任的追究，确保社会化媒体能够在法治与人本的轨道上运营。还要督促与引导社会媒体承担足够的社会责任。原先对“新”和“快”的追求，要让位于“深度”和“角度”，克服“点击率至上”的冲动，坚持事实核查原则，及时对不实信息进行筛选与标注，为民众提供坦诚立场、理性争辩、传递真相的媒体平台。
参考文献
[1]李海青.治国理政新思想对“塔西佗陷阱”的破解[J].前线，2017（7）：30-33.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7-21].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hlwtjbg/202102/t20210203_71361.htm.
[3]微博数据中心.2020微博用户发展报告[EB/OL].（2020-03-12）[2021-07-21].https：//data.weibo.com/ report/reportDetail？id=456.
[4]万小广.新传播生态下传统新闻媒体的角色[J].青年记者，2014（3）：14-15.
[5]张涛甫.两大舆论场：从竞争到融合[J].新闻与写作，2019（4）：57-61.
[6]段鹏.从党管媒体到依法管网的依据和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9（2）：42-48.
[7]史蕾.法治思维视阈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网络舆情治理探析[J].医学与社会，2020，33（5）：125-128.
[8]温志强，李永俊，高静.跨越塔西佗陷阱：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官微话语权建构[J].管理学刊，2019，32（5）：56-62.
[9]甘毅，李仕生，覃宇扬.以“融合舆论场”消弭“塔西佗陷阱”[J].新闻战线，2018（13）：53-58.
关键词 舆情传播；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7-0054-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1_2103和KYCX21_2102）研究成果。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传统的信息交互模式经历了颠覆性改变，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社会化媒体时代，民众话语权与话语空间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与拓展。突发性事件会在短时间内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偶然性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社会化媒体的“放大”和“参与”功能加剧了社会性事件的“高发”态势。传统的隔离式处置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要求，极易引发“塔西佗陷阱”式信任危机，进而带来更多质疑、指责和抨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强调，要高度关注“塔西佗陷阱”，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1 ]。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关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传播特征，解析导致政府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以制定科学的消弭之策。
1 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生态的主要表征
新媒介技术赋予了媒体平台新的活力，打破了既有的单向传播格局，降低了信息传播门槛，最大程度扩展了信息受众规模，舆论生态也因此呈现出新的特质。
1.1 去中心化：信源主体裂变式增长，传播碎片剧增
社会化媒体时代，信源主体已逐步拓展到政府、媒体和个人，主流媒体的“绝对话语权”被打破，民众从被动单一受众转变为信息的制造者与消费者。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人次[ 2 ]，微博的月均活跃量达到10亿、5.4亿，媒体微博全年互动量更是超过了66.8亿次[ 3 ]。各信源主体通过社会化媒体所形成的复杂关系，使原有的传播中心出现了分化和转移，传统传播格局中主流媒体“把关人”的角色被逐渐弱化[4]。信息的传播形成了一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多点对一点的多维网状结构，“量”和“质”都倍数增长，传播范围也无限扩大，议题内容也在持续衍生与变化，催生出传播碎片的“乘数效应”。片面化、主观化的碎片信息会充斥于舆论场域，民众也会基于固有认知参与话题讨论或重新编码进行二次传播。流言、煽动性话语等，也得以借助社会媒体的及时性和聚合性，以“核裂变”形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人际、组织和社会的交互式传播，造成信息拥堵。
1.2 场域分化：舆论信道结构性改变，冲击官方权威
“大一统”的舆论传播格局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已逐步分化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支撑的官方舆论场和社会化媒体为核心的民间舆论场[5]。官方舆论场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更突出强调政府的权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众个体情绪和利益诉求[ 6 ]。而民间舆论场则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场域。为满足分众化舆论市场的需要，民间舆论场被赋予了更多经济和市场元素，互动化、亲民化的特征明显。民间舆论场在参与人数、热点议题等方面都体现出“草根”特色，参与者常以“草根”自居，借助庞大的数量优势，在社会化媒体平台集聚成“强势”阶层，与官方舆论场形成对抗，两个舆论场的关系处于结构性张力之中，传播基调与诉求表达存在着差异与脱节。加之政务话语体系与民众期待尚有距离，官方舆论场的议题设置能力、舆论引导能力、议题的触达率有时会被民间舆论场的非理性“喧嚣”所掩盖[ 7 ]。
1.3 后真相化：信宿个体寻情感共鸣，遮蔽事实真相
随着传受一体化传播生态的逐步形成，信宿个体在信息传播时，受到“情感高于理性，立场高于事实”的影响，会对事实加以情感解构。事实真相变得次要，观点和事实的界限被模糊，所传递的情感超越了信息的真实性，舆论因此呈现出后真相化特征。民众所扮演的多是“围观者”角色，事态发展与处置与其并无直接关联，所专注的更多是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情感因素，或以“精英”身份关注声援，或以“看客”心理图个热闹，或受“激情”驱使一吐为快，而其中的因果逻辑、细节漏洞会被情绪的暴发、情感的共鸣所遮蔽，“能看到的只是希望看到的”。特别是涉及公平正义、社会地位差异等社会敏感话题时，信息的解读会被符号化，简化成为社会阶层冲突，进一步放大民众情绪，而事实真相经过“七嘴八舌”地再阐释甚至故意扭曲篡改，真实性已被一边倒的情感宣泄所替代。
2 舆情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成因
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和問题不断凸显，部分民众对公权力处于“低度信任”的状态，而网络舆情又是社会问题集中呈现的前沿阵地，不同群层之间的固有观念、利益矛盾更是对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1 惯性归因：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碎片信息判断因果
刻板印象是指人会根据现有认知，形成刻板、固定的印象思维，并将其作为评价同类群体和事件的思维标准[ 8 ]。当某一类组织中的个人或多人因不当行为被曝光后，民众就会形成思维惯性，认为该群体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刻板印象因此产生。民众对于政府部门的运行机制、工作内容等知之不多，而对于不了解的事务，便会引发各类猜想。加之部分媒体在信息传播时，一味为追求感官刺激形成“爆款”，将碎片化信息断章取义，偏向于对政府及工作人员的负面信息进行选择性报道，从而使民众形成主观认知，认为政府“不作为”“效率低下”。在媒体宣传、个体既有认知的双重影响下，民众对于政府的负面刻板印象会不断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民众就会根据所接收的碎片信息，简单地“拼凑”出事件轮廓，做出习惯性判断，将问题归咎于官员懒政、受贿贪腐和政策体制等，却忽视了事件的起因、真伪和可信度，从而掀起舆论批判浪潮。 2.2 信息黑箱：信息管理垂直报批，知情诉求延时满足
在即时、开放、自由的传播生态之下，民众对信息的时效性、真实性、公开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少数部门出于利益等因素的考虑，对于敏感话题常采用回避或淡化的态度，从而使舆情成为事件处置中的障碍。并且现行的“高层决策层层下达，基层信息层层上报”的垂直化信息管理模式，使民众难以在第一时间获悉事情真相，导致权威信息暂时缺位[ 8 ]。而处于“信息不全”和“信息不对等”境遇之下的民众，在面对大量荒芜的信息碎片时，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参与和介入欲望，以探究事件真相。面对民众的知情诉求，捕风捉影、真假难辨的网络流言也因此而滋生。而部分政府部门对其“以删代导”式的被动应对，更会使民众产生质疑，引发“相对剥夺”心理，催生公众的不满情绪和怨气的发泄欲望，消解了政府公信力。
2.3 群体迷思：社群集聚认知固化，权威信息异化解构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以“需求逻辑”为导向的算法推介技术，推动民众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以自身兴趣、价值观念、身份标签等特性进行圈层化集聚，形成了具有强黏性的消費和价值认同的社群，聚拢成为“意见同盟”。固守在符合自身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社群之中，个体的“异端思维”会在“集体潜意识”中逐渐消弭，形成群体无意识下的偏执与盲从，民众也会更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既有立场、价值观念相符合或一致的内容加以接触，从而置身于思维固化、场域封闭的“回音壁”而不自知。在以交互性信息为特征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民众有自主选择内容、自主解码信息、自主发表观点的权力。在信息源主体多样化、缺乏“把关者”的前提下，民众需要自行对信息进行判断。特别是当部分民众因自身利益、认知差异等因素，曲解、误读权威信息，所形成的误导性煽动言论，通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情绪色彩，极易引发社群民众形成非理性跟风，造成的“舆情绑架”更是扰乱了政治生态，政府的失当行为被放大，引起整体评价降低。
3 “塔西佗陷阱”的治理之策
面对全新舆论生态带来的全新挑战，政府亟需顺势而为，采用复合治理方略，从事实、价值、制度三个层面，转变观念，有效把握信息受众心理，疏堵并举，有破有立，重塑政府公信力。
3.1 场域融合：媒体矩阵贯穿发展，实现多元引导
整合媒体矩阵，引导官方与民间舆论场的融通，建成“以人民为中心”的“融合舆论场”，形成全方位、多声部的多元引导格局，是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政府应正视民间舆论场已成为民众表达和情绪宣泄平台的事实，在“融合舆论场”中应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更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是要建设“各抒己见”“和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 8 ]。因此，主流媒体应贯彻大宣传、大融合的工作理念，优化思想观念、内容生产、话语体系，主动与社会化媒体融合共建，生产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内容。作为政府与公众的信息桥梁，主流媒体应牵头构建立体多样的媒体矩阵，从心理上接近民众，引导民众去伪存真、甄别信息，寻找党心和民意的共鸣点，在突发事件的报告中率先发声、及时发声，占领舆情制高点，发挥“定海神针”作用。而具有强议题设置和导流能力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在面对重大议题、热点话题，应主动对接主流舆论导向，与时代共呼吸，对冲、消解偏激、负面舆论，充当具有中立立场的“利益调和者”，与主流价值观同频共振，营造气正风清的“融合舆论场”。
3.2 碎片整合：开诚布公专业回应，建构信任文化
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程度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程度[ 9 ]。政府部门应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速报事件，慎表原因，持续发布，不留空间，准确把握信息公开的“松紧度”，采用传统新闻发布和网络新闻随时补充并重的措施，共同发声，形成联动优势和聚集效应，相互补充，共同造势，塑造政务公开、权力运用透明的新型政府。此外，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算法技术，整合碎片信息，分离出热点话题和敏感词汇，甄别民众情绪和态度，分析预测舆情走向。正视民众情绪倾向、正当诉求、关注焦点，所集中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查实的要向社会通报，不实信息更要向民众辟谣，传递政府负责任的声音，说实话、写实情，引发民众的情感共鸣，以建构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信任。同时，切实提升政府官员和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既有底气、有能力与错误思潮辩论，又能够使用生活化和人性化的话语表达方式，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找到最佳手段扭转局势，主动引导民众做出理性判断，提升民众对官方信息的接受度，形成价值共识、事实共识、利益共识。
3.3 权责配合：明晰各方主体责任，完善监管体系
社会化媒体平台不是法外之地，舆论场更不是“监管飞地”，和谐舆论的环境需要政府与媒体明晰权责、共同建设。政府部门应明晰行政系统内纵横向之间的权责关系，建立舆情收集报送、调查回应和违法处置于一体的监管体系，提高整体效能。同时，对于舆情的监管应充分结合人文人本思想，对其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进行判断，是明显恶意、具有意识形态错误的言论，还是对未经证实信息的猜测、带有情绪性的众意表达，在此基础上或采用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治理，或据情节与后果的不同予以法律责任的追究，确保社会化媒体能够在法治与人本的轨道上运营。还要督促与引导社会媒体承担足够的社会责任。原先对“新”和“快”的追求，要让位于“深度”和“角度”，克服“点击率至上”的冲动，坚持事实核查原则，及时对不实信息进行筛选与标注，为民众提供坦诚立场、理性争辩、传递真相的媒体平台。
参考文献
[1]李海青.治国理政新思想对“塔西佗陷阱”的破解[J].前线，2017（7）：30-33.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7-21].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hlwtjbg/202102/t20210203_71361.htm.
[3]微博数据中心.2020微博用户发展报告[EB/OL].（2020-03-12）[2021-07-21].https：//data.weibo.com/ report/reportDetail？id=456.
[4]万小广.新传播生态下传统新闻媒体的角色[J].青年记者，2014（3）：14-15.
[5]张涛甫.两大舆论场：从竞争到融合[J].新闻与写作，2019（4）：57-61.
[6]段鹏.从党管媒体到依法管网的依据和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9（2）：42-48.
[7]史蕾.法治思维视阈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网络舆情治理探析[J].医学与社会，2020，33（5）：125-128.
[8]温志强，李永俊，高静.跨越塔西佗陷阱：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官微话语权建构[J].管理学刊，2019，32（5）：56-62.
[9]甘毅，李仕生，覃宇扬.以“融合舆论场”消弭“塔西佗陷阱”[J].新闻战线，2018（13）：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