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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前史
2001年9月的一天，我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突然接到江离的电话。他问我还在不在写诗，什么时候有空聚一下一起做点事。我当时有点惊讶。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我和江离等《野外》几个创办者的渊源。
《野外》六位创办者中，我和江离、炭马、飞廉四人都是2001年毕业的浙大校友，而且住在一层宿舍楼里。我和炭马因为同为中文系，大学四年，几乎天天要碰面、交流，成为无话不谈的诗友、挚友。而我和江离，也许因为不同系的缘故，尽管我们的宿舍是门对门，但很少来往。那时候我在文学社做事，我跟江离的接触基本上是文学社出刊物和主办文学比赛时向他约稿，刊物出版后给他送过去，他获奖了给他送证书和奖品，路上碰到了点点头，打个招呼，此外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他和我一样瘦瘦的，说话和走路也是风风火火的。飞廉是直到大学毕业的前一个月才认识。飞廉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个非常腼腆而儒雅的帅哥。飞廉大学里十分勤奋，博览群书，尤喜古文，这为他日后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写作特色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江离继续留在哲学系读研究生，我则进了报社工作，炭马在一所省重点中学教书，飞廉改行在一家国有企业做董事长秘书。这时楼河和古荡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
十六年前9月那天江离的来电让我惊讶，也让我欢喜。他说的“一起做点事”，就是办民间诗刊，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是高一时开始写诗的，到了大学时，我就对自己说，毕业后要继续坚持写诗，有机会的话，要办一本诗刊（我在大学创办过《行走诗刊》），但我没有想过办刊物的时间表。因为办一本刊物，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的。而江离的这个电话，使得《野外》诗刊提前诞生了。
江离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2001年秋天，我在浙江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那时，我开始迷上了现代诗歌阅读和写作。中学时喜欢的是古典诗词，也有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诗歌，偶尔涂鸦一下。但当时我就像一座孤岛，没有相识的同道中人。有一天，我想起了肖向云，也就是胡人，他跟我本科同届，在本科时他是学校文学社团的组织者，也是诗歌写作者。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是否还在写作，他说是的，并推荐我去现代诗歌论坛交流。大概那个电话中我还跟他说我們一起做点诗歌方面的事情吧，他记在了心里，也许这就是后来形成“野外”最早的缘起吧。
2001年，正是中国网络诗歌兴起之时，我也是在那年以“胡人”的笔名进入各大诗歌论坛发帖和交流。江离的电话让我兴奋起来，我马上联想到炭马和飞廉。我在电话里向江离介绍了他们。不久，在我租住的出租房里，我们有了第一次碰面。不过当时似乎没有细谈，也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因为工作忙，直到春节之后才再碰面。我把要办刊物的想法告诉了我的亲密诗兄泉子。他当即表示是好事，会大力支持。泉子兄我早在1998年春天就认识了。我们在一次诗歌活动中一见如故，当时他租住在我工作单位附近，我经常去他家蹭饭，从心底将他当作兄长，所以对他我是无话不谈，他也从来不厌其烦，不仅在诗歌上一直帮助我进步，在生活中也是无微不至。
2002年春节过后，一个叫“风中行”的诗友在“八千里路”论坛发了一个帖子，说要编辑一本民刊，希望得到诗友的建议和支持，上面还有自己的简单介绍。他就是古荡，当时还是浙大的大二学生，在中学时就出版过诗集。母校里又出现了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且这么有成就有理想，加上我大学时的笔名叫“行者”，他叫“风中行”，多有缘分啊。我马上与古荡联络，告诉他我和几个浙大毕业的诗友也正在筹办一本民间诗刊，建议他和我们一起做，他欣然应允。
2002年3月，浙江“诗人之家”在杭州郊区的中国茶博馆举行新春诗会，负责组织活动的老诗人董培伦老师让我叫几个年轻的诗友参加。我就拉上了江离、炭马、飞廉和古荡。这也是古荡第一次和我们其他几个创办者见面。古荡和他的诗歌一样，显示出与他年龄不同的少年老成。茶博馆的活动结束后，我们来到黄龙体育中心一家叫作“引力”的酒吧，继续讨论办刊事宜。也就是在那里，我们兴致勃勃地给还没有取笔名的古荡取笔名。“风中行”显然不适合做笔名。那段时间我还是杭州网特约评论员，网名叫“蒋村”，是杭州的一个地名。我开玩笑说，你干脆叫“古荡”得了，也是杭州的一个地名。当我说出来后，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于是极力怂恿他取这个笔名。没想到，他真采纳了我的意见，从此后就叫“古荡”了。
那段时间，我们开始频繁聚会讨论。最初，我们想请泉子参加，但他说，他还是在背后支持比较好，让我们放手去干。但每次讨论后，我都会打电话给泉子，征求他的意见。
江离后来这样回忆：
泉子和飞廉都是谦谦君子，对世事得失都看得较开，心境都很安静平和，对写作则勤勉有加。泉子更温柔敦厚，虑事周善，常怀推己及人之心。《野外》创办之初，同人之间就一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看法，每次争持不下，就会问断于泉子，多年来他就这样一直看护我们这群小兄弟和“野外”一起成长。
不久，我们在论坛上结识了楼河，江西人，他是1979年生的，当时在浙江安吉工作，离杭州很近。我觉得他的诗在“70后”中写得十分牛逼，也是2001年大学毕业的——南昌大学，我建议将楼河拉入伙，其他同仁也表示赞同。我就试探着问楼河，愿不愿意加入到《野外》的创办者行列来，没想到楼河满口答应，来了杭州一趟。与网络的张扬不同，现实中的楼河像个羞涩的男孩，很有“野外”的气质。
楼河后来这样回忆：
当我莽撞地来到杭州时，胡人找到了我。他又约来了江离、飞廉、古荡、炭马等几位诗人校友，就商量着创办了野外诗社。后来不久，诗社为壮声势，又力邀成名已久的诗人泉子兄入伙，遂成“野外七贤”。野外七人，只有我一人远离杭州。但我想起当时与胡人等诸位兄弟游览西湖的情景，依然是记忆深刻。我们走过白堤，经过苏小小墓，然后走进了孤山。其时是春天，天气暖和，方石英带着数码相机，总是咧嘴说笑，说起音乐比谈起诗歌更兴奋。他讲起离家远游时没钱住店，就在桥洞里随便一蜷，便是一宿。古荡和江离还在读书，胡人、飞廉和炭马已在杭州做着不同的工作，各自前途安定。我们这一群刚出校门的青年，心思单纯，还没有太多生活羁绊，一路上浩浩荡荡地绕行西湖，最后又走进湖边群山之中，想起来，还颇有“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姿。 《野外》六位创办者，都出生于1976年以后。那时候“70后”诗人还被称为“新一代诗人”。经过数月的交流和讨论，我们形成了共识，要办一本面向“新一代”优秀诗人的民刊。网络的便利，催生了更多优秀的“新一代诗人”，也让我们能迅速对“新一代诗人”作出判断，并不断发现新的优秀者。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对准新一代优秀诗人，也是一种记录过程。正如江离所言，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正逐渐用自己的方式来聆听和表达，他们值得期待和信赖。《野外》诗刊收入的诗歌无不显示出一种沉静的品质，它使我们与时代保持了某种距离，这种距离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来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我们希望这本刊物对此提供了不完全的见证。
刊物的定位明确了，接下来就是刊物的名称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名字，甚至包括那个酒吧的名字“引力”，但都不太满意，于是陷入了僵局，于是大家提议回去后再想。我们随后在“乐趣园”申请开设了一个内部论坛，继续热烈商讨。
江离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们杭州的几个友人不断练习写作，在“乐趣园”网络空间开了一个内部讨论的论坛，贴自己的作品，相互讨论，也贴优秀的作品，一起赏析，还分头寻找吻合我们的刊物定位的作品，一起评议。当时我的宿舍，浙大西溪校区北园17幢316寝室也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为一首诗歌的好坏常常激动地争论，然后再去附近文三路的一家小饭馆喝酒。我时常回想起这种争论是那么纯正而美好，而更美好的是经过这样的训练，感觉到自己写作在日益进展，那种快乐是真正来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不记得是几月份了，有一天晚上，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野外”这个词来，我立即写下来，琢磨，越看越兴奋，觉得可行，我马上给江离打电话，江离听了觉得也不错，在内部论坛一说，没想到大家都觉得不错，于是刊名就这样定下来了。
古荡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除了内部论坛，我们也经常去胡人当时体育场路的“小公寓”聚会，略显“腼腆”的飞廉正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后来，楼河也在杭州短暂停留，他一下子让我想到了顾城，一种略显忧郁却又孤傲的独特气质。“野外”最初“六兄弟”就这样凑到了一块。事实上，我们一开始的“抱负”就不在于形成一个诗歌流派。隐秘或者真實的想法也许是，打造一本精致开阔、独具特色的诗歌刊物，并在此过程中使每个人的写作得到开拓。当然，我们在审美趣味以及对写作的严肃性等方面还是有相对一致的认同，我们更在意的是写好每一首诗歌，以作品发出声音，而不是发表一次“宣言”来博取认同或者质疑。
后来我们又讨论提出“野外写作”的概念（将在下文详述）。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概念的诞生是我们相对趋近的诗歌审美下的产物。共同的南方特征和学院背景，使我们的写作都与当下流行的“口语写作”保持着距离。对语言和技巧的追求，展现内容的巨大性，是我们的共同特征。自然，这种共性是相对的。始终坚定支持和给我们提出诸多好建议的泉子诗兄曾撰文这样评价：“‘野外’作为一个诗歌的写作群体，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时刻警惕求同的压力给诗歌带来的伤害。他们在一种差异的体认中发现并挖掘属于各自的独特的诗歌品质……这是一群高度自觉的年轻人。”
《野外》是一种记录
2002年秋天，我们开始对“新一代诗人”进行梳理，向一批我们认为优秀的“新一代诗人”发出约稿函。
2002年12月，一本全新的民刊《野外》诗刊在杭州诞生了。大16开本，封面彩色印刷，168个页码，印了1000本，推出了40多位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诗人：泉子、张永伟、苏省、小荒、张进步、张杰、杨邪、金辉、杨铮、宋尾、沈鱼、叶想、游离、夏华、唐兴玲、游太平、舒兴庆、王晓渔、王梦灵、魔头贝贝、木朵、简单、晏榕、马累、余丛、余地、丁燕……他们的名字，我不敢保证百分之百能载入诗歌史，但都能称为“优秀诗人”。高质量的文本以及大气的印刷，使《野外》站在一个高起点上，它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他妈的，太牛逼了”，这是一位诗友收到刊物后说的话。无可否认，任何时代，一本民刊最重要的是作品的质量，但在21世纪，民刊的印刷质量也能多多少少影响到它的声誉。
印刷费和邮寄费由我、江离、楼河、炭马、飞廉、古荡六位编委按照各自的经济状况分配承担。当时江离和古荡还在读书，其他人也参加工作不久，本来我的意思是不要他们两个出钱了，但他们坚持要出份子。泉子虽然没有挂编委的名字，也慷慨解囊资助我们，这种付出精神让人感动。自费印刷这样一本民刊，也体现了我们的决心：要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审美来办一本高质量的民刊，“唯作品”选稿；对约来的稿子，我们觉得不好也不选，否则不如不办。
《野外》最初半年出一期。陆续又推出了番禺路、二十月、刘春、燕窝、唐不遇、西楚、阿翔、谢湘南、吴铭越、徐桥、江非、赵卫锋、吴季、弥赛亚、杨晓芸、曾蒙、于贵锋、王璞、王净、韦巍等“新一代”优秀诗人作品。
在当时众多的民刊中，《野外》算是个后来者，但它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良好的声誉。2004年10月，杭州市作协还专门给我们开了一次研讨会。尽管就像我们在发刊词中倡导的，我们追求的是“在种种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省，剔除与诗歌本身无关的因素，潜心修为，不事张扬，促进诗艺的发展，复活诗歌精神”，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各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纷纷前来约稿，推出“野外”小辑：2003年8月，《诗林》推出“野外”小辑，配发泉子的评论《野外，一个新崛起的诗歌群体》；2004年1月，《星星》1月下半月刊推出“野外”小辑，配发我的评论《在“野外”寻找丢失的气候》；2004年3月，《中国诗人》推出“野外”小辑；2004年6月，《佛山文艺》6月下半月刊推出“野外”小辑；2004年10月，《红豆》文学月刊推出“野外”小辑……
何处是“野外”？
《野外》创刊号上，有一篇由我们六位编委集体创作的理论文章《“野外写作”的可能》，采取论坛讨论的形式。文章分为“‘野外写作’理性对待网络诗坛”、“‘野外写作’对名利的淡化”、“‘野外写作’提倡‘差异性写作’”、“‘野外写作’是‘姿态’，不是‘主义’”、“‘野外写作’将复活诗歌精神”、“构建健康的‘集体主义’”几个章节。 从这些章节的标题可以看出，我们提出“野外写作”的意图。 什么是“野外写作”？在“‘野外写作’是‘姿态’，不是‘主义’”章节里我们这样论述：
胡人：我们应该庆幸，“野外写作”没有走“主义”这条羊肠小道。我们早已取得共识：“野外写作”不是什么主义，它只是一种写作的姿态，即严肃、独立、宁静的写作状态。我把它归纳成两种含义，一是指诗人在诗坛和诗人群中所持的姿态，应是谦和的，安静的；二是指诗人的心态问题，心中要有“南山”，避免浮躁、急功近利和野心。但这个“南山”与陶渊明的“南山”不同，陶是身心皆处南山，“野外写作”提倡诗人只是在诗歌环境心处南山，心有南山。我想，诗人若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以平和的心态去追求诗艺，探索诗歌的最高境界。
江离：是啊，所谓“野外”就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今天我们念及这个词语，不是提倡回到乡村、回到农业社会，因为这不过是个形式。我理解的“野外”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就是对待诗歌特别是诗歌上的名利要有一种淡看的态度，这是“悠然”；二、就是在写作诗歌的时候保持一种宁静、纯粹的心态，只有宁静和纯粹才能深入到诗歌中，领悟或者说是体悟我们自身以及这个世界。诗歌是一次和自身的对话，从中我们得到裨益，最终我们是为了“见南山”，因为“南山”不是在物外，而是在心间。因此，“野外”还含有生命的修养的意思。
炭马：伯莱说诗歌应该具有“荒原性”，诗人如果丧失了可贵的“荒原性”，那么他的写作将变得毫无生气。这个荒原性与我们所提倡的“野外”十分接近。诗歌写作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需要让心灵回到“野外”，直接面对鲜活的生命和情感。诗歌要避免畸变和衰老，需要心态上的“野外”意识，需要从狭隘的樊笼里出走，返回到诗歌的自然中去，与功利和野心保持距离。
古荡：单纯地谈论“野外”似乎并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引用一首奥拉夫·赫格的《我曾是悲哀》：“我曾是悲哀，隐藏在洞穴里。/我曾是傲慢，建造在星星之外。/如今我在眼前的树下筑巢/当我早晨醒来时/枞树用金线穿在它的针叶间。”这首诗写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可以用来观照诗人与诗歌写作的关系，从先前诗歌写作的神秘到最近的口水“诗歌”的泛滥都是两者关系处理不当导致的，就我理解，和谐、自然的关系才是必要的，这种关系最终体现于写作者沉静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是“野外”的追求吧？！
飞廉：里尔克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对我们提出的“野外写作”作了极好的阐释：“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然后你接近自然。……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试行拾捡起过去久已消沉了的动人的往事；你的个性将渐渐固定，你的寂寞将渐渐扩大，成为一所朦胧的住室，别人的喧扰只远远地从旁走过。……”我梦想的“野外”场景应是这样的：“暮春之初，……（各位诗友）毕至，……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炭马：飞廉所描述的真够诗意的啊。但“野外写作”不是要诗人做归隐山野的隐士，不是弃绝活生生的现代生活，而是要安静下来，“心远地自偏”，在喧闹的诗坛寻找诗歌修炼的清净之地。
飞廉：不错。在开山隆隆的炮声里，在插满玻璃的荒诞世界里，我渴望的“野外”场景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罢了，随古人一起消失难以找回的梦罢了。但是我们决不会放弃寻找，并相信最终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再次找到它，让它重新成为我们笔下的几行和谐的诗句或是一幅纯净如眼泪的画。
……
所以说，“野外写作”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也许跟我们的主张有关。我们不从理论上作过多的纠缠，也不高喊什么口号和主义，所重视的是创作实践。一个诗人最有力量的是他的写作文本，对流派而言亦然。如果将上述两层涵义进行阐释的话，可以得到如下的理解：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野外”姿态让我们变得理性而成熟。就像出家之人在皈依佛门之前，一生在追求功名利禄等凡尘之事，而在向佛之初，开始渐渐剔除杂念，渐渐地，他会摆脱“身外”之事，心变得安静，“野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灵。故此，在“野外”，更多的是一种平和。伴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樣化，诗歌早已边缘化，而诗人的心态也变得繁杂，很多人在相当程度上把诗歌当作一种消遣方式，而不是当作一门艺术在研究。在网络上，每天都有人发帖、争执甚至谩骂。正是这种边缘化和喧嚣之中，诗人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宁静的光辉。可喜的是，许多充满可能性的年轻诗人进入了休整期，开始自省。这样的休整与自省是多么自觉而适时。而这也是一种新的积蓄，之后将是诗人的更加理性而成熟，也将使诗歌创作提高一步。
“纯净”的诗歌，这是“野外”同人所共同追求的诗歌品质。什么是“纯净”？它的表现方式并没有一个定义，也难以定义。写作的差异化让我们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却心有灵犀地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光点。也许它就是存在于夜晚的“野外”之中的小木屋里，它的美让我们无法抗拒。“纯净”与“废话”是对立的。这里的“废话”又有两个含义，一是从整首诗来看，从意境来看，这样的废话诗是一种无效写作，它没有让我们从中获得任何“意义”性的东西，或者是旧话重说。这在更年轻的诗人中比较流行。把诗歌越写越“简单”——他们的这种简单是语言的简单，并非内容的简单，也就是前文说的“口水、制造、平面化、二元对立、虚假的抒情、对现实的简单描摹……”难以想象，一件作品失去了意义性的东西，还能称之为作品。二是从语言来看，就是说得太多了，该说的没说，或者没说好，而不该说的，说得太多了。这种废话到现在仍然很普遍。
“野外诗群”的诞生
说实话，我们办《野外》的时候，是单纯办一本刊物，没有想过办成一个诗歌团体。《野外》创刊不久，我们又创办了“野外诗歌论坛”，到后来，还购买了域名，建立了野外诗歌网站，直到2012年后，不再允许个人办网站，野外诗歌网才停止运作。 野外诗歌论坛和诗歌网站是网上交流平台，那么我们又觉得，需要一个线下的交流平台，相对固定的时间聚会，一方面商量刊物的编辑，一方面切磋诗歌技艺，共同进步。于是在2003年11月，我们开办了“野外沙龙”，由诗与理论俱佳的江离主持。
沙龙分为两部分，一是同仁新作交流，二是探讨一位国内外重要诗人的作品。到后来，每次同仁的新作都采取匿名形式，于是每次沙龙，猜测哪首诗是谁写的就成为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当然，由于同仁之间彼此的写作风格基本已经形成，大部分还是能猜中的，不过，我们有时候也会把一些与“野外”交往密切的诗友的诗歌选进来交流，这样就加大了猜中的难度。
最初两年，地点在文三路的“枫林晚”书店，市中心，大家过去都方便。书店二楼是个供书友喝茶喝咖啡看书的地方，闹中取静。书店老板朱升华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文化人，在泉子兄的介绍下，朱升华爽快答应免费提供茶水和场地给我们。
后来枫林晚书店搬到了城西的紫金港，不太方便，我们又移师到文三西路的“纯真年代”书吧。那也是一个十分温馨的文化场所。每次去书吧，都会碰到作家、诗人在那里喝酒聊天。我们一般在三楼开沙龙，一些年长的作家诗人也会来“凑热闹”。书吧的女主人朱锦绣老师，得空就上来坐在一边，一会看我们打印出来的诗歌，一会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脸。朱老师的先生盛子潮老师，当时是浙江文学院的院长，只要他在书吧，笃定会捧着酒杯走上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后来纯真年代书吧搬迁到宝石山腰，我们也有了面朝西湖品读诗歌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采取主持人值班制，除了交流同仁诗歌外，每期主持人要主讲一个诗歌主题。盛子潮老师对这个形式非常感兴趣，他表示有机会他也要当一回沙龙的主持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安排。2013年8月29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盛子潮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随着沙龙的举办，参加的诗友逐渐多了起来，陆续有潘维、胡澄、余西、游离、任轩、道一等加入，潘维兄我也是早在1998年就认识了，他参加沙龙次数比较少。他说：我还是不参加的好，我话多，会喧宾夺主，影响你们的交流。但潘维对“野外”的欣赏和支持是坚定的，潘维的交往天南海北，外地的诗人来到杭州，都会找他，大伙戏称他是中国诗坛驻杭办主任，而他总会把我们拉去一起聚餐、喝酒，也不遗余力地推介“野外”。而要是恰逢野外举行沙龙，他总是会在沙龙快结束的时候，带着外地的朋友来感受沙龙的气氛。那时候潘维经常将“孤独”挂在嘴边，喜欢撒娇，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可爱，对于我们这些晚辈的调侃，也不生气。
后来，“80后”诗人老刀和谷雨来到杭州，也成为“野外”的一员。再后来，有辛酉（2011年3月不幸溺水身亡）、山叶、鲁晓米、王净、藏马加入进来。就这样，“野外诗群”的概念逐渐形成了。
2005年前后几年，是“野外”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大部分同仁是单身汉，每次沙龙结束后，不回家的，就去吃夜宵，主要地点是城西的骆家庄，浙大玉泉校区边上的青芝坞大排档。那时江离、老刀、谷雨等几个同仁都租住在骆家庄，所以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边喝酒，我因为不会喝酒，只是偶尔过去。记得江离基本上是每次都主动把自己放倒——他喝得太快，虽然酒量不错，但酒品太好，他的小胃终究经不住折腾。来自福建的任轩，也基本上是每次都要喝醉。而方石英的酒量也不好，经常地，酒桌上大伙在热烈地喝酒聊天，他一个人歪躺在椅子上，红着脸睡着了，将筷子插在他嘴里也浑然不觉。
江离后来这样回忆：
我们聚得最多的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多数人还未结婚或者有孩子，牵绊少些。每逢沙龙结束后，或者有客自远方来，就结伴去浙大边上的麻辣一条街“靑芝坞”吃饭。任轩狂放无忌，剑冰酒力绵长，飞廉收放有度，古荡言辞幽默，道一后发制人，方石英憨态可掬，泉子最擅劝饮，笑看风云，潘维和我甚有豪情，也可較一时短长，胡人、炭马虽酒力有限，却也勉力相陪。要是藏马在，因他海量，那就喝得更加欢乐，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免不了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白驹过隙，十年不过忽然而已，常忆及此，觉得热血又一阵涌动。
建国北路的“半空中”酒吧（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也是我们那几年常去的据点。啤酒特便宜，十块钱三瓶。记得“80后”诗人阿斐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喝酒的。几年前，阿斐从广州来到杭州工作和定居，也成为了杭州诗人。
可以说，“野外诗群”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成为诗群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要经常参加沙龙，但又不是参加沙龙就可以成为诗群的成员，他的诗歌写作水平需要获得我们的认可，此外，他需要认同我们的主张，真心把“野外”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物以类聚嘛。但沙龙一直是开放的，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参加。所以基于这样的条件，“野外”从2007年之后，很多年没有再添加新成员。直到前两年，才有三名符合这些条件的新成员加入，他们是陈洛、施瑞涛、北鱼。陈洛是浙江温州人，偶然参加我们的沙龙，就被这种气氛吸引住了，多次强烈要求加入“野外”，在经过长期的“考察”后，我们批准了他的申请。施瑞涛是“90后”诗人，也是“野外”目前唯一的“90后”成员，我们习惯叫他小施，现在是一名律师，非常朴实的小伙子。北鱼是“80后”诗人，组织能力极强，是“诗青年”团队的组织者，其微信公众号办得风生水起。薪火相传，我和江离等都希望，有一天这些年轻人能接过“野外”的接力棒，将“野外”发扬光大。
“野外”因为坚持多年，当然也因为比较纯粹，渐渐引起了国内诗坛和作协的关注。2009年，浙江省作协给我们出版了《野外诗选》，这是我们第一个公开出版的选本。2012年，我们又出版了《野外七人诗选》。
2012年9月22日下午，《野外》创刊十周年的时候，浙江省作协和浙江文学院给我们举办了“‘野外诗群’研讨会”。“第三代诗人”代表诗人、黑龙江大学教授张曙光说，一个民间诗歌群体得到作协这样的支持，很少见。而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主任江弱水教授说，古代“诗可以群”的现象，在“野外”得到了延续，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当天晚上，杭州市作协又为我们举办了“‘野外’十周年诗歌朗诵会”。让人感动的是，任轩给我们几个《野外》的创办者都亲笔写了一封信，说是作为对我们创立“野外”、为杭州的诗人们缔造了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的感恩和节日的礼物。
2016年3月19日，“野外”有了自己的活动基地——运河边的拱宸书院挂上了“野外”的招牌，并举办了一场纪念诗会。那一天，“野外”23位成员来了21位，早已定居深圳的楼河特地飞过来参加，第二天又飞回去上班。“野外”成员、拱宸书院的山长任轩还弄了一条长长的红绸布来搞了一个揭牌仪式，大伙一起拿着红绸布，喜气洋洋的。那一幕，我夸张地用“历史性时刻”来形容。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记得以前江离和飞廉都说，要把《野外》办下去，直到我们老去。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坚持，而且乐意坚持。
2001年9月的一天，我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突然接到江离的电话。他问我还在不在写诗，什么时候有空聚一下一起做点事。我当时有点惊讶。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我和江离等《野外》几个创办者的渊源。
《野外》六位创办者中，我和江离、炭马、飞廉四人都是2001年毕业的浙大校友，而且住在一层宿舍楼里。我和炭马因为同为中文系，大学四年，几乎天天要碰面、交流，成为无话不谈的诗友、挚友。而我和江离，也许因为不同系的缘故，尽管我们的宿舍是门对门，但很少来往。那时候我在文学社做事，我跟江离的接触基本上是文学社出刊物和主办文学比赛时向他约稿，刊物出版后给他送过去，他获奖了给他送证书和奖品，路上碰到了点点头，打个招呼，此外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他和我一样瘦瘦的，说话和走路也是风风火火的。飞廉是直到大学毕业的前一个月才认识。飞廉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个非常腼腆而儒雅的帅哥。飞廉大学里十分勤奋，博览群书，尤喜古文，这为他日后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写作特色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江离继续留在哲学系读研究生，我则进了报社工作，炭马在一所省重点中学教书，飞廉改行在一家国有企业做董事长秘书。这时楼河和古荡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
十六年前9月那天江离的来电让我惊讶，也让我欢喜。他说的“一起做点事”，就是办民间诗刊，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是高一时开始写诗的，到了大学时，我就对自己说，毕业后要继续坚持写诗，有机会的话，要办一本诗刊（我在大学创办过《行走诗刊》），但我没有想过办刊物的时间表。因为办一本刊物，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的。而江离的这个电话，使得《野外》诗刊提前诞生了。
江离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2001年秋天，我在浙江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那时，我开始迷上了现代诗歌阅读和写作。中学时喜欢的是古典诗词，也有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诗歌，偶尔涂鸦一下。但当时我就像一座孤岛，没有相识的同道中人。有一天，我想起了肖向云，也就是胡人，他跟我本科同届，在本科时他是学校文学社团的组织者，也是诗歌写作者。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是否还在写作，他说是的，并推荐我去现代诗歌论坛交流。大概那个电话中我还跟他说我們一起做点诗歌方面的事情吧，他记在了心里，也许这就是后来形成“野外”最早的缘起吧。
2001年，正是中国网络诗歌兴起之时，我也是在那年以“胡人”的笔名进入各大诗歌论坛发帖和交流。江离的电话让我兴奋起来，我马上联想到炭马和飞廉。我在电话里向江离介绍了他们。不久，在我租住的出租房里，我们有了第一次碰面。不过当时似乎没有细谈，也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因为工作忙，直到春节之后才再碰面。我把要办刊物的想法告诉了我的亲密诗兄泉子。他当即表示是好事，会大力支持。泉子兄我早在1998年春天就认识了。我们在一次诗歌活动中一见如故，当时他租住在我工作单位附近，我经常去他家蹭饭，从心底将他当作兄长，所以对他我是无话不谈，他也从来不厌其烦，不仅在诗歌上一直帮助我进步，在生活中也是无微不至。
2002年春节过后，一个叫“风中行”的诗友在“八千里路”论坛发了一个帖子，说要编辑一本民刊，希望得到诗友的建议和支持，上面还有自己的简单介绍。他就是古荡，当时还是浙大的大二学生，在中学时就出版过诗集。母校里又出现了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且这么有成就有理想，加上我大学时的笔名叫“行者”，他叫“风中行”，多有缘分啊。我马上与古荡联络，告诉他我和几个浙大毕业的诗友也正在筹办一本民间诗刊，建议他和我们一起做，他欣然应允。
2002年3月，浙江“诗人之家”在杭州郊区的中国茶博馆举行新春诗会，负责组织活动的老诗人董培伦老师让我叫几个年轻的诗友参加。我就拉上了江离、炭马、飞廉和古荡。这也是古荡第一次和我们其他几个创办者见面。古荡和他的诗歌一样，显示出与他年龄不同的少年老成。茶博馆的活动结束后，我们来到黄龙体育中心一家叫作“引力”的酒吧，继续讨论办刊事宜。也就是在那里，我们兴致勃勃地给还没有取笔名的古荡取笔名。“风中行”显然不适合做笔名。那段时间我还是杭州网特约评论员，网名叫“蒋村”，是杭州的一个地名。我开玩笑说，你干脆叫“古荡”得了，也是杭州的一个地名。当我说出来后，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于是极力怂恿他取这个笔名。没想到，他真采纳了我的意见，从此后就叫“古荡”了。
那段时间，我们开始频繁聚会讨论。最初，我们想请泉子参加，但他说，他还是在背后支持比较好，让我们放手去干。但每次讨论后，我都会打电话给泉子，征求他的意见。
江离后来这样回忆：
泉子和飞廉都是谦谦君子，对世事得失都看得较开，心境都很安静平和，对写作则勤勉有加。泉子更温柔敦厚，虑事周善，常怀推己及人之心。《野外》创办之初，同人之间就一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看法，每次争持不下，就会问断于泉子，多年来他就这样一直看护我们这群小兄弟和“野外”一起成长。
不久，我们在论坛上结识了楼河，江西人，他是1979年生的，当时在浙江安吉工作，离杭州很近。我觉得他的诗在“70后”中写得十分牛逼，也是2001年大学毕业的——南昌大学，我建议将楼河拉入伙，其他同仁也表示赞同。我就试探着问楼河，愿不愿意加入到《野外》的创办者行列来，没想到楼河满口答应，来了杭州一趟。与网络的张扬不同，现实中的楼河像个羞涩的男孩，很有“野外”的气质。
楼河后来这样回忆：
当我莽撞地来到杭州时，胡人找到了我。他又约来了江离、飞廉、古荡、炭马等几位诗人校友，就商量着创办了野外诗社。后来不久，诗社为壮声势，又力邀成名已久的诗人泉子兄入伙，遂成“野外七贤”。野外七人，只有我一人远离杭州。但我想起当时与胡人等诸位兄弟游览西湖的情景，依然是记忆深刻。我们走过白堤，经过苏小小墓，然后走进了孤山。其时是春天，天气暖和，方石英带着数码相机，总是咧嘴说笑，说起音乐比谈起诗歌更兴奋。他讲起离家远游时没钱住店，就在桥洞里随便一蜷，便是一宿。古荡和江离还在读书，胡人、飞廉和炭马已在杭州做着不同的工作，各自前途安定。我们这一群刚出校门的青年，心思单纯，还没有太多生活羁绊，一路上浩浩荡荡地绕行西湖，最后又走进湖边群山之中，想起来，还颇有“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姿。 《野外》六位创办者，都出生于1976年以后。那时候“70后”诗人还被称为“新一代诗人”。经过数月的交流和讨论，我们形成了共识，要办一本面向“新一代”优秀诗人的民刊。网络的便利，催生了更多优秀的“新一代诗人”，也让我们能迅速对“新一代诗人”作出判断，并不断发现新的优秀者。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对准新一代优秀诗人，也是一种记录过程。正如江离所言，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正逐渐用自己的方式来聆听和表达，他们值得期待和信赖。《野外》诗刊收入的诗歌无不显示出一种沉静的品质，它使我们与时代保持了某种距离，这种距离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来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我们希望这本刊物对此提供了不完全的见证。
刊物的定位明确了，接下来就是刊物的名称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名字，甚至包括那个酒吧的名字“引力”，但都不太满意，于是陷入了僵局，于是大家提议回去后再想。我们随后在“乐趣园”申请开设了一个内部论坛，继续热烈商讨。
江离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们杭州的几个友人不断练习写作，在“乐趣园”网络空间开了一个内部讨论的论坛，贴自己的作品，相互讨论，也贴优秀的作品，一起赏析，还分头寻找吻合我们的刊物定位的作品，一起评议。当时我的宿舍，浙大西溪校区北园17幢316寝室也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为一首诗歌的好坏常常激动地争论，然后再去附近文三路的一家小饭馆喝酒。我时常回想起这种争论是那么纯正而美好，而更美好的是经过这样的训练，感觉到自己写作在日益进展，那种快乐是真正来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不记得是几月份了，有一天晚上，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野外”这个词来，我立即写下来，琢磨，越看越兴奋，觉得可行，我马上给江离打电话，江离听了觉得也不错，在内部论坛一说，没想到大家都觉得不错，于是刊名就这样定下来了。
古荡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除了内部论坛，我们也经常去胡人当时体育场路的“小公寓”聚会，略显“腼腆”的飞廉正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后来，楼河也在杭州短暂停留，他一下子让我想到了顾城，一种略显忧郁却又孤傲的独特气质。“野外”最初“六兄弟”就这样凑到了一块。事实上，我们一开始的“抱负”就不在于形成一个诗歌流派。隐秘或者真實的想法也许是，打造一本精致开阔、独具特色的诗歌刊物，并在此过程中使每个人的写作得到开拓。当然，我们在审美趣味以及对写作的严肃性等方面还是有相对一致的认同，我们更在意的是写好每一首诗歌，以作品发出声音，而不是发表一次“宣言”来博取认同或者质疑。
后来我们又讨论提出“野外写作”的概念（将在下文详述）。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概念的诞生是我们相对趋近的诗歌审美下的产物。共同的南方特征和学院背景，使我们的写作都与当下流行的“口语写作”保持着距离。对语言和技巧的追求，展现内容的巨大性，是我们的共同特征。自然，这种共性是相对的。始终坚定支持和给我们提出诸多好建议的泉子诗兄曾撰文这样评价：“‘野外’作为一个诗歌的写作群体，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时刻警惕求同的压力给诗歌带来的伤害。他们在一种差异的体认中发现并挖掘属于各自的独特的诗歌品质……这是一群高度自觉的年轻人。”
《野外》是一种记录
2002年秋天，我们开始对“新一代诗人”进行梳理，向一批我们认为优秀的“新一代诗人”发出约稿函。
2002年12月，一本全新的民刊《野外》诗刊在杭州诞生了。大16开本，封面彩色印刷，168个页码，印了1000本，推出了40多位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诗人：泉子、张永伟、苏省、小荒、张进步、张杰、杨邪、金辉、杨铮、宋尾、沈鱼、叶想、游离、夏华、唐兴玲、游太平、舒兴庆、王晓渔、王梦灵、魔头贝贝、木朵、简单、晏榕、马累、余丛、余地、丁燕……他们的名字，我不敢保证百分之百能载入诗歌史，但都能称为“优秀诗人”。高质量的文本以及大气的印刷，使《野外》站在一个高起点上，它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他妈的，太牛逼了”，这是一位诗友收到刊物后说的话。无可否认，任何时代，一本民刊最重要的是作品的质量，但在21世纪，民刊的印刷质量也能多多少少影响到它的声誉。
印刷费和邮寄费由我、江离、楼河、炭马、飞廉、古荡六位编委按照各自的经济状况分配承担。当时江离和古荡还在读书，其他人也参加工作不久，本来我的意思是不要他们两个出钱了，但他们坚持要出份子。泉子虽然没有挂编委的名字，也慷慨解囊资助我们，这种付出精神让人感动。自费印刷这样一本民刊，也体现了我们的决心：要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审美来办一本高质量的民刊，“唯作品”选稿；对约来的稿子，我们觉得不好也不选，否则不如不办。
《野外》最初半年出一期。陆续又推出了番禺路、二十月、刘春、燕窝、唐不遇、西楚、阿翔、谢湘南、吴铭越、徐桥、江非、赵卫锋、吴季、弥赛亚、杨晓芸、曾蒙、于贵锋、王璞、王净、韦巍等“新一代”优秀诗人作品。
在当时众多的民刊中，《野外》算是个后来者，但它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良好的声誉。2004年10月，杭州市作协还专门给我们开了一次研讨会。尽管就像我们在发刊词中倡导的，我们追求的是“在种种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省，剔除与诗歌本身无关的因素，潜心修为，不事张扬，促进诗艺的发展，复活诗歌精神”，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各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纷纷前来约稿，推出“野外”小辑：2003年8月，《诗林》推出“野外”小辑，配发泉子的评论《野外，一个新崛起的诗歌群体》；2004年1月，《星星》1月下半月刊推出“野外”小辑，配发我的评论《在“野外”寻找丢失的气候》；2004年3月，《中国诗人》推出“野外”小辑；2004年6月，《佛山文艺》6月下半月刊推出“野外”小辑；2004年10月，《红豆》文学月刊推出“野外”小辑……
何处是“野外”？
《野外》创刊号上，有一篇由我们六位编委集体创作的理论文章《“野外写作”的可能》，采取论坛讨论的形式。文章分为“‘野外写作’理性对待网络诗坛”、“‘野外写作’对名利的淡化”、“‘野外写作’提倡‘差异性写作’”、“‘野外写作’是‘姿态’，不是‘主义’”、“‘野外写作’将复活诗歌精神”、“构建健康的‘集体主义’”几个章节。 从这些章节的标题可以看出，我们提出“野外写作”的意图。 什么是“野外写作”？在“‘野外写作’是‘姿态’，不是‘主义’”章节里我们这样论述：
胡人：我们应该庆幸，“野外写作”没有走“主义”这条羊肠小道。我们早已取得共识：“野外写作”不是什么主义，它只是一种写作的姿态，即严肃、独立、宁静的写作状态。我把它归纳成两种含义，一是指诗人在诗坛和诗人群中所持的姿态，应是谦和的，安静的；二是指诗人的心态问题，心中要有“南山”，避免浮躁、急功近利和野心。但这个“南山”与陶渊明的“南山”不同，陶是身心皆处南山，“野外写作”提倡诗人只是在诗歌环境心处南山，心有南山。我想，诗人若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以平和的心态去追求诗艺，探索诗歌的最高境界。
江离：是啊，所谓“野外”就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今天我们念及这个词语，不是提倡回到乡村、回到农业社会，因为这不过是个形式。我理解的“野外”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就是对待诗歌特别是诗歌上的名利要有一种淡看的态度，这是“悠然”；二、就是在写作诗歌的时候保持一种宁静、纯粹的心态，只有宁静和纯粹才能深入到诗歌中，领悟或者说是体悟我们自身以及这个世界。诗歌是一次和自身的对话，从中我们得到裨益，最终我们是为了“见南山”，因为“南山”不是在物外，而是在心间。因此，“野外”还含有生命的修养的意思。
炭马：伯莱说诗歌应该具有“荒原性”，诗人如果丧失了可贵的“荒原性”，那么他的写作将变得毫无生气。这个荒原性与我们所提倡的“野外”十分接近。诗歌写作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需要让心灵回到“野外”，直接面对鲜活的生命和情感。诗歌要避免畸变和衰老，需要心态上的“野外”意识，需要从狭隘的樊笼里出走，返回到诗歌的自然中去，与功利和野心保持距离。
古荡：单纯地谈论“野外”似乎并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引用一首奥拉夫·赫格的《我曾是悲哀》：“我曾是悲哀，隐藏在洞穴里。/我曾是傲慢，建造在星星之外。/如今我在眼前的树下筑巢/当我早晨醒来时/枞树用金线穿在它的针叶间。”这首诗写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可以用来观照诗人与诗歌写作的关系，从先前诗歌写作的神秘到最近的口水“诗歌”的泛滥都是两者关系处理不当导致的，就我理解，和谐、自然的关系才是必要的，这种关系最终体现于写作者沉静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是“野外”的追求吧？！
飞廉：里尔克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对我们提出的“野外写作”作了极好的阐释：“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然后你接近自然。……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试行拾捡起过去久已消沉了的动人的往事；你的个性将渐渐固定，你的寂寞将渐渐扩大，成为一所朦胧的住室，别人的喧扰只远远地从旁走过。……”我梦想的“野外”场景应是这样的：“暮春之初，……（各位诗友）毕至，……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炭马：飞廉所描述的真够诗意的啊。但“野外写作”不是要诗人做归隐山野的隐士，不是弃绝活生生的现代生活，而是要安静下来，“心远地自偏”，在喧闹的诗坛寻找诗歌修炼的清净之地。
飞廉：不错。在开山隆隆的炮声里，在插满玻璃的荒诞世界里，我渴望的“野外”场景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罢了，随古人一起消失难以找回的梦罢了。但是我们决不会放弃寻找，并相信最终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再次找到它，让它重新成为我们笔下的几行和谐的诗句或是一幅纯净如眼泪的画。
……
所以说，“野外写作”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也许跟我们的主张有关。我们不从理论上作过多的纠缠，也不高喊什么口号和主义，所重视的是创作实践。一个诗人最有力量的是他的写作文本，对流派而言亦然。如果将上述两层涵义进行阐释的话，可以得到如下的理解：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野外”姿态让我们变得理性而成熟。就像出家之人在皈依佛门之前，一生在追求功名利禄等凡尘之事，而在向佛之初，开始渐渐剔除杂念，渐渐地，他会摆脱“身外”之事，心变得安静，“野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灵。故此，在“野外”，更多的是一种平和。伴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樣化，诗歌早已边缘化，而诗人的心态也变得繁杂，很多人在相当程度上把诗歌当作一种消遣方式，而不是当作一门艺术在研究。在网络上，每天都有人发帖、争执甚至谩骂。正是这种边缘化和喧嚣之中，诗人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宁静的光辉。可喜的是，许多充满可能性的年轻诗人进入了休整期，开始自省。这样的休整与自省是多么自觉而适时。而这也是一种新的积蓄，之后将是诗人的更加理性而成熟，也将使诗歌创作提高一步。
“纯净”的诗歌，这是“野外”同人所共同追求的诗歌品质。什么是“纯净”？它的表现方式并没有一个定义，也难以定义。写作的差异化让我们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却心有灵犀地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光点。也许它就是存在于夜晚的“野外”之中的小木屋里，它的美让我们无法抗拒。“纯净”与“废话”是对立的。这里的“废话”又有两个含义，一是从整首诗来看，从意境来看，这样的废话诗是一种无效写作，它没有让我们从中获得任何“意义”性的东西，或者是旧话重说。这在更年轻的诗人中比较流行。把诗歌越写越“简单”——他们的这种简单是语言的简单，并非内容的简单，也就是前文说的“口水、制造、平面化、二元对立、虚假的抒情、对现实的简单描摹……”难以想象，一件作品失去了意义性的东西，还能称之为作品。二是从语言来看，就是说得太多了，该说的没说，或者没说好，而不该说的，说得太多了。这种废话到现在仍然很普遍。
“野外诗群”的诞生
说实话，我们办《野外》的时候，是单纯办一本刊物，没有想过办成一个诗歌团体。《野外》创刊不久，我们又创办了“野外诗歌论坛”，到后来，还购买了域名，建立了野外诗歌网站，直到2012年后，不再允许个人办网站，野外诗歌网才停止运作。 野外诗歌论坛和诗歌网站是网上交流平台，那么我们又觉得，需要一个线下的交流平台，相对固定的时间聚会，一方面商量刊物的编辑，一方面切磋诗歌技艺，共同进步。于是在2003年11月，我们开办了“野外沙龙”，由诗与理论俱佳的江离主持。
沙龙分为两部分，一是同仁新作交流，二是探讨一位国内外重要诗人的作品。到后来，每次同仁的新作都采取匿名形式，于是每次沙龙，猜测哪首诗是谁写的就成为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当然，由于同仁之间彼此的写作风格基本已经形成，大部分还是能猜中的，不过，我们有时候也会把一些与“野外”交往密切的诗友的诗歌选进来交流，这样就加大了猜中的难度。
最初两年，地点在文三路的“枫林晚”书店，市中心，大家过去都方便。书店二楼是个供书友喝茶喝咖啡看书的地方，闹中取静。书店老板朱升华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文化人，在泉子兄的介绍下，朱升华爽快答应免费提供茶水和场地给我们。
后来枫林晚书店搬到了城西的紫金港，不太方便，我们又移师到文三西路的“纯真年代”书吧。那也是一个十分温馨的文化场所。每次去书吧，都会碰到作家、诗人在那里喝酒聊天。我们一般在三楼开沙龙，一些年长的作家诗人也会来“凑热闹”。书吧的女主人朱锦绣老师，得空就上来坐在一边，一会看我们打印出来的诗歌，一会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脸。朱老师的先生盛子潮老师，当时是浙江文学院的院长，只要他在书吧，笃定会捧着酒杯走上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后来纯真年代书吧搬迁到宝石山腰，我们也有了面朝西湖品读诗歌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采取主持人值班制，除了交流同仁诗歌外，每期主持人要主讲一个诗歌主题。盛子潮老师对这个形式非常感兴趣，他表示有机会他也要当一回沙龙的主持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安排。2013年8月29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盛子潮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随着沙龙的举办，参加的诗友逐渐多了起来，陆续有潘维、胡澄、余西、游离、任轩、道一等加入，潘维兄我也是早在1998年就认识了，他参加沙龙次数比较少。他说：我还是不参加的好，我话多，会喧宾夺主，影响你们的交流。但潘维对“野外”的欣赏和支持是坚定的，潘维的交往天南海北，外地的诗人来到杭州，都会找他，大伙戏称他是中国诗坛驻杭办主任，而他总会把我们拉去一起聚餐、喝酒，也不遗余力地推介“野外”。而要是恰逢野外举行沙龙，他总是会在沙龙快结束的时候，带着外地的朋友来感受沙龙的气氛。那时候潘维经常将“孤独”挂在嘴边，喜欢撒娇，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可爱，对于我们这些晚辈的调侃，也不生气。
后来，“80后”诗人老刀和谷雨来到杭州，也成为“野外”的一员。再后来，有辛酉（2011年3月不幸溺水身亡）、山叶、鲁晓米、王净、藏马加入进来。就这样，“野外诗群”的概念逐渐形成了。
2005年前后几年，是“野外”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大部分同仁是单身汉，每次沙龙结束后，不回家的，就去吃夜宵，主要地点是城西的骆家庄，浙大玉泉校区边上的青芝坞大排档。那时江离、老刀、谷雨等几个同仁都租住在骆家庄，所以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边喝酒，我因为不会喝酒，只是偶尔过去。记得江离基本上是每次都主动把自己放倒——他喝得太快，虽然酒量不错，但酒品太好，他的小胃终究经不住折腾。来自福建的任轩，也基本上是每次都要喝醉。而方石英的酒量也不好，经常地，酒桌上大伙在热烈地喝酒聊天，他一个人歪躺在椅子上，红着脸睡着了，将筷子插在他嘴里也浑然不觉。
江离后来这样回忆：
我们聚得最多的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多数人还未结婚或者有孩子，牵绊少些。每逢沙龙结束后，或者有客自远方来，就结伴去浙大边上的麻辣一条街“靑芝坞”吃饭。任轩狂放无忌，剑冰酒力绵长，飞廉收放有度，古荡言辞幽默，道一后发制人，方石英憨态可掬，泉子最擅劝饮，笑看风云，潘维和我甚有豪情，也可較一时短长，胡人、炭马虽酒力有限，却也勉力相陪。要是藏马在，因他海量，那就喝得更加欢乐，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免不了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白驹过隙，十年不过忽然而已，常忆及此，觉得热血又一阵涌动。
建国北路的“半空中”酒吧（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也是我们那几年常去的据点。啤酒特便宜，十块钱三瓶。记得“80后”诗人阿斐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喝酒的。几年前，阿斐从广州来到杭州工作和定居，也成为了杭州诗人。
可以说，“野外诗群”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成为诗群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要经常参加沙龙，但又不是参加沙龙就可以成为诗群的成员，他的诗歌写作水平需要获得我们的认可，此外，他需要认同我们的主张，真心把“野外”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物以类聚嘛。但沙龙一直是开放的，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参加。所以基于这样的条件，“野外”从2007年之后，很多年没有再添加新成员。直到前两年，才有三名符合这些条件的新成员加入，他们是陈洛、施瑞涛、北鱼。陈洛是浙江温州人，偶然参加我们的沙龙，就被这种气氛吸引住了，多次强烈要求加入“野外”，在经过长期的“考察”后，我们批准了他的申请。施瑞涛是“90后”诗人，也是“野外”目前唯一的“90后”成员，我们习惯叫他小施，现在是一名律师，非常朴实的小伙子。北鱼是“80后”诗人，组织能力极强，是“诗青年”团队的组织者，其微信公众号办得风生水起。薪火相传，我和江离等都希望，有一天这些年轻人能接过“野外”的接力棒，将“野外”发扬光大。
“野外”因为坚持多年，当然也因为比较纯粹，渐渐引起了国内诗坛和作协的关注。2009年，浙江省作协给我们出版了《野外诗选》，这是我们第一个公开出版的选本。2012年，我们又出版了《野外七人诗选》。
2012年9月22日下午，《野外》创刊十周年的时候，浙江省作协和浙江文学院给我们举办了“‘野外诗群’研讨会”。“第三代诗人”代表诗人、黑龙江大学教授张曙光说，一个民间诗歌群体得到作协这样的支持，很少见。而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主任江弱水教授说，古代“诗可以群”的现象，在“野外”得到了延续，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当天晚上，杭州市作协又为我们举办了“‘野外’十周年诗歌朗诵会”。让人感动的是，任轩给我们几个《野外》的创办者都亲笔写了一封信，说是作为对我们创立“野外”、为杭州的诗人们缔造了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的感恩和节日的礼物。
2016年3月19日，“野外”有了自己的活动基地——运河边的拱宸书院挂上了“野外”的招牌，并举办了一场纪念诗会。那一天，“野外”23位成员来了21位，早已定居深圳的楼河特地飞过来参加，第二天又飞回去上班。“野外”成员、拱宸书院的山长任轩还弄了一条长长的红绸布来搞了一个揭牌仪式，大伙一起拿着红绸布，喜气洋洋的。那一幕，我夸张地用“历史性时刻”来形容。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记得以前江离和飞廉都说，要把《野外》办下去，直到我们老去。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坚持，而且乐意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