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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就是绝对的纪实。《活着》是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让我们震撼,而陈桂棣、春桃的《小岗村的故事》则是通过一个村庄的故事让我们震撼。
还是从这两位作者的另一本书说起吧。
致力于报告文学写作的陈桂棣、春桃,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决定用10年时间研究农业问题。2000年10月1日,他们从安徽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的艰苦调查。
当真正走近农民时,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他们也才发现,原先存留在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他们将所见所想写进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书一上市,就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又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十多种文字,并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陈桂棣和春桃也因此被《商业周刊》评为2004年度亚洲地区25位亚洲之星之中的舆论领袖。
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有150多位作家前往参加,其中有莫言、余华、铁凝、阿来等等,而陈桂棣和春桃却是唯一受到书展组委会官方邀请的中国作家,他们带去的就是《小岗村的故事》。从法兰克福书展回来的出版商告诉笔者,“这本书大热法兰克福书展”。
1978年11月24日,当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趁着夜色,走进那座破败的农家茅屋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实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小岗村被公认为“中国改革第一村”,可以说,中国没有一座村庄,会像小岗这样导致人民公社的彻底解体,并从根本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村,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向前发展?陈桂棣、春桃去了小岗村,原本想调查农民工情况,但半年后,他们写成的却是《小岗村的故事》。
这个早已进入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的村落,在这本书里,是一道僵化了的旧风景。理论意义上,小岗村人早已解决了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如果继续朝前走,30年之后的小岗村,应该是一个富庶、发达且文明的小城镇。但30年之后的事实并非如此。陈桂棣、春桃看到的小岗村是另外一种景象。小岗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富裕起来,和江浙沿海一带的村庄相比,小岗村甚至可以说还处在贫穷状态,一些看上去气派的建筑,都是上面的领导拨款建立起来的,最耀眼的,还是那座人人都要去看的大包干纪念馆。为了致富,小岗村人得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去沿海一带打工,在外地积攒一些辛苦钱,然后回到小岗村盖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
经过那半年的走访调查,陈桂棣、春桃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可以说,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2009年11月初,《小岗村的故事》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与读者见面 。最让人惊喜的是严宏昌的到来。人们带着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这位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可眼前的严宏昌表现出的是共和国同龄人的谨慎。严宏昌说,“剖析小岗村的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怎么稀罕,有人剖析对我来说也不太惊喜,因为报刊杂志都刊登过,只是过去没有成书成册。”严宏昌说,正如书中所写,小岗村民就是这样过了30年。不过,严宏昌在私下也表达过自己的疑惑,“小岗人现在是什么人呢?如果说是农民,没有地了。说是工人吧?没有岗位……”严宏昌的儿子成了最好的佐证,这位陪着父亲一起来的企业家,几进几出小岗村,最后还是留在了北京创业,他的儿子说,“我一定会回去,但不是现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小岗村的故事》里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有好几亿的农民,几亿农民今后的命运,或者说他们今后怎么样走上发展致富的道路,依然是中国迫切面临的问题。这大概就是陈桂棣、春桃及其《小岗村的故事》被世界关注、被世界阅读的原因吧。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庆祝他的82岁生日,陈桂棣和春桃作为中国唯一被邀请的作家参加了他的生日宴会。陈桂棣问君特·格拉斯一生写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永远奋斗,敢于挑战社会”,陈桂棣说他非常认同,他说社会是靠批评才进步的,不是靠唱赞歌。
还是从这两位作者的另一本书说起吧。
致力于报告文学写作的陈桂棣、春桃,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决定用10年时间研究农业问题。2000年10月1日,他们从安徽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的艰苦调查。
当真正走近农民时,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他们也才发现,原先存留在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他们将所见所想写进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书一上市,就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又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十多种文字,并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陈桂棣和春桃也因此被《商业周刊》评为2004年度亚洲地区25位亚洲之星之中的舆论领袖。
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有150多位作家前往参加,其中有莫言、余华、铁凝、阿来等等,而陈桂棣和春桃却是唯一受到书展组委会官方邀请的中国作家,他们带去的就是《小岗村的故事》。从法兰克福书展回来的出版商告诉笔者,“这本书大热法兰克福书展”。
1978年11月24日,当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趁着夜色,走进那座破败的农家茅屋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实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小岗村被公认为“中国改革第一村”,可以说,中国没有一座村庄,会像小岗这样导致人民公社的彻底解体,并从根本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村,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向前发展?陈桂棣、春桃去了小岗村,原本想调查农民工情况,但半年后,他们写成的却是《小岗村的故事》。
这个早已进入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的村落,在这本书里,是一道僵化了的旧风景。理论意义上,小岗村人早已解决了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如果继续朝前走,30年之后的小岗村,应该是一个富庶、发达且文明的小城镇。但30年之后的事实并非如此。陈桂棣、春桃看到的小岗村是另外一种景象。小岗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富裕起来,和江浙沿海一带的村庄相比,小岗村甚至可以说还处在贫穷状态,一些看上去气派的建筑,都是上面的领导拨款建立起来的,最耀眼的,还是那座人人都要去看的大包干纪念馆。为了致富,小岗村人得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去沿海一带打工,在外地积攒一些辛苦钱,然后回到小岗村盖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
经过那半年的走访调查,陈桂棣、春桃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可以说,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2009年11月初,《小岗村的故事》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与读者见面 。最让人惊喜的是严宏昌的到来。人们带着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这位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可眼前的严宏昌表现出的是共和国同龄人的谨慎。严宏昌说,“剖析小岗村的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怎么稀罕,有人剖析对我来说也不太惊喜,因为报刊杂志都刊登过,只是过去没有成书成册。”严宏昌说,正如书中所写,小岗村民就是这样过了30年。不过,严宏昌在私下也表达过自己的疑惑,“小岗人现在是什么人呢?如果说是农民,没有地了。说是工人吧?没有岗位……”严宏昌的儿子成了最好的佐证,这位陪着父亲一起来的企业家,几进几出小岗村,最后还是留在了北京创业,他的儿子说,“我一定会回去,但不是现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小岗村的故事》里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有好几亿的农民,几亿农民今后的命运,或者说他们今后怎么样走上发展致富的道路,依然是中国迫切面临的问题。这大概就是陈桂棣、春桃及其《小岗村的故事》被世界关注、被世界阅读的原因吧。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庆祝他的82岁生日,陈桂棣和春桃作为中国唯一被邀请的作家参加了他的生日宴会。陈桂棣问君特·格拉斯一生写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永远奋斗,敢于挑战社会”,陈桂棣说他非常认同,他说社会是靠批评才进步的,不是靠唱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