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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联名在2007年2月27日《科学时报》(A4版)上发布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准确指出：在科技界存在着“科学精神淡漠、行为失范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令人遗憾的现象”，要求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恪守科学道德准则”；强调“创新是科学的灵魂”，“科学有无止境的前缘……”等，但对于《宣言》中的另外某些说法，本文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大家探讨。
一、关于科学的价值与道德
“科学”属于认识范畴，它的价值是帮助人类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即揭示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但是，当人们将科学用于指导实践或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就产生了重要前提：科学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以及科学为谁服务?即有关科学家的良心问题。这是每个科学家必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严肃问题。
《宣言》在明确地提出科学要“造福人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同时，还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似是而非的概念，将人的自由绝对化，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必须自觉地接受道德的约束。
《宣言》提出“科学尊重首创与优先权”，此话语意模糊，且有暗助国际资本利用科学创新获取超额利润之嫌。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院和科学家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高举科学创新为人类的大旗，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科学家推动在联合国框架内制订既能促进科学进步，又能造福全人类的新的《人类科学创新共同准则》，反对利用科学创新破坏生态环境，剥削欠发达国家和人民，以挑战现今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法》。
二、科学不需要“捍卫”，也无须“科学共同体”承认
1、《宣言》说：“不懈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精神体现为继承与怀疑批判的态度。”
把“捍卫真理”说成是科学的本质，笔者实难苟同。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尚需完善和发展，将一种不完美的东西人为地绝对完美化，并加以捍卫，其结果是阻碍事物发展，使认识僵化。此外，《宣言》的作者是怎样将“捍卫真理”与“陌疑批判的科学态度”二者统一起来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将“科学的探索与创新”作为“科学的本质”，显然要优于“不懈追求真理”。
2、《宣言》断言：“每一个论断都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验证，才能被科学共同体最终承认。”
逻辑论证和实验检验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两大支柱，它对于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促进西方产业革命贡献巨大，但是将它扩大为判别科学的标准却欠妥当!科学论断必需接受实践检验，新兴的复杂性科学、持续发展科学都不是(或无法)通过逻辑论证和实验检验来进行的。
逻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都是以抽象概念和一系列绝对化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而推导出的理论(科学)体系。然而，所有的假设都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因此，由科学假设推导出的科学理论与实际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只是在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时，或当这种误差没有超过人为确定的允许误差的范围时，其结论或理论才成立和有效。
由此可见西方近代科学体系不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人们常以“精确”来赞美西方近代科学，却忘了这种“精确’，是以牺牲客观真实为代价的。逻辑学既然对当前天地生人许多复杂性问题无能为力，那么它又怎能作为评判广义科学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呢?
《宣言》中的“客观验证”可能主要是指“实验”验证。实验的价值是能为研究者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和预防研究者的重大错误，因此它是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但是它并非绝对可靠。
首先，实验是建立在相似性原理基础上的模拟。由于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所以客观现实与实验条件之间的相似性系数永远小于一。实验的可信度虽可随相似性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但不会等于一。将一个可靠性有问题的实验结果绝对化，从而成为检验科学的唯一標准，难道不是很危险和很不科学吗?
其次，开放的世界与封闭的实验室两者是不可比拟的，因此在封闭条件下得出的结论不能套用于开放系统，这是常识。
我们谨遵实践是检验科学的唯一标准，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实验检验、社会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其中又以历史检验最为重要。例如，许多西药在上市前都通过了“严格”的实验检验，由于经受不了时间的检验，几年或几十年后就退出了市场；而许多中药，它们不被西方实验检验结果认可，但它能治疗疾病，并经受了历史(几十年、几百年或更久)的检验。我们应该信哪一个?
《宣言》还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从全文可知，它是一个以西式权威科学家为主体而组成的科学俱乐部。《宣言》声称：任何科学论断只有经过它“最终承认”后，方能合法存在，这种说法近乎霸道。
劳动者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经验、发现规律，经实践中反复修正和检验后，上升为理论，形成科学体系，这就是人类科技史。科技史表明：历史上的重大原始创新都是由活跃在生产和社会实践第一线的无名之辈首先提出，在一些权威的阻挠和反对声中完成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批新秀在学习吸收了创新者的成果之后，自己变成了新一代的权威。因此，所谓“权威”一方面是上一代创新者的继承人，另一方面他们还可能是当今和未来原始创新者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劳动者才是真正科学的开拓者，生产和社会实践才是科学创新之源。我们尊重科学共同体中“权威”在自己专业领域的精深造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但是，任何权威也不敢说自己“万能”。《宣言》突出了科学共同体“承认”的权威性，实际就是鼓励科学可以由少数人垄断，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科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
这是笔者与《宣言》作者之间的又一原则分歧。《宣言》强调“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性”。
“每一个论断都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验证，才能被科学共同最终承认。”上述引文所阐述的是以牛顿—笛卡尔理论为基础的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所遵循的科学准则，我们相信它、遵循它，也会用它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科学实践告诉我们，它不是唯一的，也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人们观察、认识事物都有特定的视角和立场。视角不同、立场的差异往往会对事物的认识产生分歧。如对光的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波”、“粒”两派的对立以及“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的对立等，这种由于观测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结论差异正是事物多重属性的反映。由此可见，多视角的观测完善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收到了良好的互补效果。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先后形成了中西两大互补的科学体系。
中华整体辩证思维大致始于商周或更早，在春秋战国时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至今已有两、三千年历史。西方近代科学思维始于文艺复兴，两、三百年前形成完整体系，中西两大科学体系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同一科学思维的两个方面，彼此既对立又统一，有很强的互补性。
《宣言》将逻辑论证、客观验证视为科学的唯一标准，拒绝科学的多元性，不承认存在中华科学体系以及其丰硕成果，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也是自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创新进展不大，而复杂性科学开始兴起的原因所在。
另外，《宣言》在谈到科技界的责任和使命时，只字不提怎样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等重大方针政策，而是空谈“创新为民”和“科学兴国”，这不能不说是《宣言》的又一原则性失误。
《宣言》以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的名义，向世人宣布我国的科学政策和理念，这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它的崇高地位，笔者深以为《宣言》中的政策和科学基本概念阐释如有不妥之处，其负面影响将是十分巨大且深远的。
一、关于科学的价值与道德
“科学”属于认识范畴，它的价值是帮助人类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即揭示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但是，当人们将科学用于指导实践或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就产生了重要前提：科学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以及科学为谁服务?即有关科学家的良心问题。这是每个科学家必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严肃问题。
《宣言》在明确地提出科学要“造福人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同时，还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似是而非的概念，将人的自由绝对化，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必须自觉地接受道德的约束。
《宣言》提出“科学尊重首创与优先权”，此话语意模糊，且有暗助国际资本利用科学创新获取超额利润之嫌。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院和科学家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高举科学创新为人类的大旗，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科学家推动在联合国框架内制订既能促进科学进步，又能造福全人类的新的《人类科学创新共同准则》，反对利用科学创新破坏生态环境，剥削欠发达国家和人民，以挑战现今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法》。
二、科学不需要“捍卫”，也无须“科学共同体”承认
1、《宣言》说：“不懈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精神体现为继承与怀疑批判的态度。”
把“捍卫真理”说成是科学的本质，笔者实难苟同。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尚需完善和发展，将一种不完美的东西人为地绝对完美化，并加以捍卫，其结果是阻碍事物发展，使认识僵化。此外，《宣言》的作者是怎样将“捍卫真理”与“陌疑批判的科学态度”二者统一起来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将“科学的探索与创新”作为“科学的本质”，显然要优于“不懈追求真理”。
2、《宣言》断言：“每一个论断都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验证，才能被科学共同体最终承认。”
逻辑论证和实验检验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两大支柱，它对于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促进西方产业革命贡献巨大，但是将它扩大为判别科学的标准却欠妥当!科学论断必需接受实践检验，新兴的复杂性科学、持续发展科学都不是(或无法)通过逻辑论证和实验检验来进行的。
逻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都是以抽象概念和一系列绝对化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而推导出的理论(科学)体系。然而，所有的假设都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因此，由科学假设推导出的科学理论与实际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只是在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时，或当这种误差没有超过人为确定的允许误差的范围时，其结论或理论才成立和有效。
由此可见西方近代科学体系不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人们常以“精确”来赞美西方近代科学，却忘了这种“精确’，是以牺牲客观真实为代价的。逻辑学既然对当前天地生人许多复杂性问题无能为力，那么它又怎能作为评判广义科学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呢?
《宣言》中的“客观验证”可能主要是指“实验”验证。实验的价值是能为研究者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和预防研究者的重大错误，因此它是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但是它并非绝对可靠。
首先，实验是建立在相似性原理基础上的模拟。由于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所以客观现实与实验条件之间的相似性系数永远小于一。实验的可信度虽可随相似性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但不会等于一。将一个可靠性有问题的实验结果绝对化，从而成为检验科学的唯一標准，难道不是很危险和很不科学吗?
其次，开放的世界与封闭的实验室两者是不可比拟的，因此在封闭条件下得出的结论不能套用于开放系统，这是常识。
我们谨遵实践是检验科学的唯一标准，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实验检验、社会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其中又以历史检验最为重要。例如，许多西药在上市前都通过了“严格”的实验检验，由于经受不了时间的检验，几年或几十年后就退出了市场；而许多中药，它们不被西方实验检验结果认可，但它能治疗疾病，并经受了历史(几十年、几百年或更久)的检验。我们应该信哪一个?
《宣言》还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从全文可知，它是一个以西式权威科学家为主体而组成的科学俱乐部。《宣言》声称：任何科学论断只有经过它“最终承认”后，方能合法存在，这种说法近乎霸道。
劳动者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经验、发现规律，经实践中反复修正和检验后，上升为理论，形成科学体系，这就是人类科技史。科技史表明：历史上的重大原始创新都是由活跃在生产和社会实践第一线的无名之辈首先提出，在一些权威的阻挠和反对声中完成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批新秀在学习吸收了创新者的成果之后，自己变成了新一代的权威。因此，所谓“权威”一方面是上一代创新者的继承人，另一方面他们还可能是当今和未来原始创新者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劳动者才是真正科学的开拓者，生产和社会实践才是科学创新之源。我们尊重科学共同体中“权威”在自己专业领域的精深造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但是，任何权威也不敢说自己“万能”。《宣言》突出了科学共同体“承认”的权威性，实际就是鼓励科学可以由少数人垄断，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科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
这是笔者与《宣言》作者之间的又一原则分歧。《宣言》强调“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性”。
“每一个论断都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验证，才能被科学共同最终承认。”上述引文所阐述的是以牛顿—笛卡尔理论为基础的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所遵循的科学准则，我们相信它、遵循它，也会用它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科学实践告诉我们，它不是唯一的，也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人们观察、认识事物都有特定的视角和立场。视角不同、立场的差异往往会对事物的认识产生分歧。如对光的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波”、“粒”两派的对立以及“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的对立等，这种由于观测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结论差异正是事物多重属性的反映。由此可见，多视角的观测完善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收到了良好的互补效果。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先后形成了中西两大互补的科学体系。
中华整体辩证思维大致始于商周或更早，在春秋战国时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至今已有两、三千年历史。西方近代科学思维始于文艺复兴，两、三百年前形成完整体系，中西两大科学体系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同一科学思维的两个方面，彼此既对立又统一，有很强的互补性。
《宣言》将逻辑论证、客观验证视为科学的唯一标准，拒绝科学的多元性，不承认存在中华科学体系以及其丰硕成果，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也是自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创新进展不大，而复杂性科学开始兴起的原因所在。
另外，《宣言》在谈到科技界的责任和使命时，只字不提怎样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等重大方针政策，而是空谈“创新为民”和“科学兴国”，这不能不说是《宣言》的又一原则性失误。
《宣言》以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的名义，向世人宣布我国的科学政策和理念，这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它的崇高地位，笔者深以为《宣言》中的政策和科学基本概念阐释如有不妥之处，其负面影响将是十分巨大且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