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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下武志教授是当今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中最为活跃、最有潜力、同时又较有代表性的—位。
滨下武志教授1943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1966年进入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读书,从此与中国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拜在日本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德高望重的田中正俊教授门下,1972年获东京大学东方历史学硕士学位,1976年又修完了博士课程。他是日本汉学界中第一位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两所日本最高学府中同时任职的双聘教授。2008年3月起至今,担任我国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此外,滨下武志教授先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学府任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还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在国际学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滨下武志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他的独立著作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1989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饥》(1990年)、《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1997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1999年)、《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2,009年),等等。 滨下教授的核心史学思想是: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亚洲近代化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即东亚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发生了危机。因而,他提出了与西力学者“冲击一回应”论不同的“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以“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亚洲区域的研究模式”。
滨下先生认为,西方学者从外因方面创立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亚洲问题,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分别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但还是有其可以共享的内在纽带,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贸易圈——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体系圈。这个亚洲经贸圈以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通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形式,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是—个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这是历史上存在着的,不可否认。因而,必须以此为基础,从西方如何融入亚洲早已存在的经济贸易圈,以及如何把它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另一番同等重要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亚洲的地域研究和区域研究。
可以看出,滨下先生不赞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世界观或全球观,他立足东亚,以中国为研究的中心,通过对朝贡贸易体系以及白银在连接中国与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关键作用等的研究,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他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形成了亚洲取向的研究视域,真正地超越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域。
滨下先生指出,随着中国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东亚区域面临的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相似,环境、人口、生态、社会老化等问题将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新动向。东亚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20世纪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崛起曾经引起了国际格局的极大变动,当时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人民币的世界化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将何去何从?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的解读,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东亚区域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来自东亚区域内部。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重视亚洲或东亚内在机制的研究,即要强调全球化的亚洲,又要强调地域主义的亚洲,找到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在这一方面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来自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责编:吴奇志
滨下武志教授1943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1966年进入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读书,从此与中国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拜在日本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德高望重的田中正俊教授门下,1972年获东京大学东方历史学硕士学位,1976年又修完了博士课程。他是日本汉学界中第一位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两所日本最高学府中同时任职的双聘教授。2008年3月起至今,担任我国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此外,滨下武志教授先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学府任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还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在国际学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滨下武志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他的独立著作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1989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饥》(1990年)、《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1997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1999年)、《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2,009年),等等。 滨下教授的核心史学思想是: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亚洲近代化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即东亚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发生了危机。因而,他提出了与西力学者“冲击一回应”论不同的“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以“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亚洲区域的研究模式”。
滨下先生认为,西方学者从外因方面创立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亚洲问题,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分别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但还是有其可以共享的内在纽带,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贸易圈——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体系圈。这个亚洲经贸圈以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通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形式,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是—个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这是历史上存在着的,不可否认。因而,必须以此为基础,从西方如何融入亚洲早已存在的经济贸易圈,以及如何把它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另一番同等重要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亚洲的地域研究和区域研究。
可以看出,滨下先生不赞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世界观或全球观,他立足东亚,以中国为研究的中心,通过对朝贡贸易体系以及白银在连接中国与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关键作用等的研究,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他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形成了亚洲取向的研究视域,真正地超越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域。
滨下先生指出,随着中国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东亚区域面临的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相似,环境、人口、生态、社会老化等问题将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新动向。东亚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20世纪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崛起曾经引起了国际格局的极大变动,当时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人民币的世界化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将何去何从?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的解读,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东亚区域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来自东亚区域内部。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重视亚洲或东亚内在机制的研究,即要强调全球化的亚洲,又要强调地域主义的亚洲,找到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在这一方面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来自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