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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程门学者对错简说的几种认识：程颐以为引诗当在“有马千驷”章之上，原因是后人传误；范祖禹以为引诗就“德”而言，“成”为“成人之德”，“异”为其行“异于野人”；朱子同意程子观点并补充说，“富”指千驷之富，“异”为夷齐之德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都以为错简是就“德”而言，但此德究竟指何种德，意见并不一致。另外，在错简之引诗应置于何处，他们也各执己见。程子提出引诗应置于“有马千驷”章之上，胡安国以为应置于“其斯之谓与”上，朱子以为胡安国“此说近是”，蕅益大师亦承袭胡说。不仅如此，朱子对错简说进一步发挥，以为“有马千驷”章首有阙文“孔子曰”三字；蕅益大师亦据此径改《论语》原文。
关键词：论语；错简说；辨惑；文脉贯通
一、引诗含义重在“异”
对于引诗中“异”之含义，自古以来不同意程朱之说者甚多。
旧注如郑氏“此行诚不可以致富，适足以为异耳”，皇疏“诚不足以致富，而只以为异事之行耳”等，“异”多侧重自取异行之义。盖引诗含义重点应落于后半句，而重点后半句含义重点在于“异”。后人反对错简说者多遵循此说。 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曰：
末二句（按：指“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小雅·我行其野》之言，谓纵使不以富故，亦适为异耳。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曰：
引《诗》为证，言此其诚实之不富，祗以自取异云耳。
后来也有人讲“异”是怪异、异于己，与旧注自取异行之说大同小异。 于此不同，错简说首重引诗前句之“富”，将富、异并举相较，又取异乃“民之所称”之义。这样一来，反失中心，“亦”字在引诗中亦无从安置。总之，旧注传统以来以引诗重在“异”而非“富”，颇有道理。
二、引诗是为回答“辨惑”
反对错简说之诸家以为，引诗于此章是就“辨惑”而言，将其放入“有马千驷”章以明“德”，无有道理。
《集注》“有马千驷”章下引胡安国注曰：“言人之所称，不在于富，而在于异也”。若将引诗放入此章，依胡所言，则前一句“诚不以富”还算于“千驷”意义相和，后一句“亦祗以异”却容易产生歧义。观改后文章：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其斯之谓与？
此时，“斯”之所指，是夷齐之异，还是齐景公之富？《朱子语类》“以富言千驷，异言夷齐”的解释，也并不能解此歧义。
在《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章，引诗是对“辨惑”涵义的进一步阐发。旧文曰：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这里，夫子针对子张之问，若言及“是惑也”即止，则只有对“惑”的阐释，而无“辨”之阐明，语义不完整。即便本篇此章之后亦有“崇德辨惑”之问：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夫子答樊迟以反问“非惑与”，而止于此问，虽有“辨”之意味，惜其意不深，不能作为“辨”之完满回答，由此更能见完满回答“辨”之涵义之必要。两处旧文相参照，可见，孔子对“辨惑”之圆满回答仍在于“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二句。
三、旧文各章文势本无不妥
据“有马千驷”章旧文，“斯”字明显是接前文两种德行的对比而言，前后意义如一，而行文相距甚远。——即便据错简说观点，“异”在于德（且无论“异”是指异于野人之德，还是指夷齐之德），则详观改后文章，引诗已明此章主旨，又何必再来“其斯之谓欤”一问，岂非添足？依错简之说，反使人更难捉摸文意。如此“详文势”，错简说如何自圆其说？
从“崇德辨惑”章原文看，崇德为的是立本，辨惑为的是排除干扰以归之于本，二者应有密切关系。关于崇德，孔子答子张以主忠信、徙义。盖主忠信，则见善思迁；见善思迁，即徙义；徙义，则德崇。“德者，本也。” 后文孔子答樊迟以先后，亦承此意。关于辨惑，孔子答子张以引诗“亦祗以异”，本无不妥。盖惑，缘于爱恶。 “异”，盖从爱恶上辨之。后文孔子答樊迟修慝、辨惑，亦无一不从爱恶上说。且“崇德”涵义之一即“徙义”，所徙者义也，非爱恶也。盖“异事之行”之类，由爱恶导致的“惑”所致，而此惑、此行又必致“异”也。
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曰：
末二句（按：指“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小雅·我行其野》之言，谓纵使不以富故，亦适为异耳。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也。
又曰：
主忠信凡三出，示人立德之本，至深切矣。徙义，即改过。义不能徙，德安能崇？《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愛恶皆私意也。死生有命，岂他人私意所能为哉。此惑之大者，才主忠信，自无此事。
唐文明《论语大义定本》：
夫子引此《诗》，以明其人爱恶如是，诚不为有益，亦祗以自取异而已。
因此，旧文文势，无论“崇德辨惑”章，还是“有马千驷”章，都贯通而紧密，非胡安国所谓之“文势”。
综观上文，程朱等以为错简，或未详察。程朱作为一代贤者，他们对经典的解释颇有见地，却也并非没有纰漏。通过前面的梳理，可见错简说确实带来不少问题：
甲，颠倒旧文，以为错简，然后为了证明错简，又擅改另一处经文。以私意臆测原文，已触治学大忌，给后人的阅读和理解都带来干扰。
乙，不顾文意完整及联系，重新章句，擅补文字。如此，不仅生生截断夫子“辨惑”之“辨”的教诲，且将原本浑然一体的“有马千驷”章及前章文字，生硬分开，并以为阙“孔子曰”三字等等。虽用心良苦，然似不免画蛇添足。
程朱学说影响深远。正因如此，他们的解释一旦有失偏颇，流弊亦深广。从根本上说，错简说带来的所有问题，根本上在于程朱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自己的思想胜过经典本身，不免不能完全切合作者本义。后人对此不得不深察，不能盲目从其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错简说进行深刻反省与详细辨析，是很有意义的。作为治学之人，首先也尊重古文原貌、本意，慎思明辨，有通过才有超越。
参考文献
1.《浙东学派溯源》 何炳松 2004
2.试析程朱理学的兴起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赵显明 2016
作者简介：吕炼（1993-09），男，湖南省岳阳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文学；
（作者单位：武警广州指挥学院）
关键词：论语；错简说；辨惑；文脉贯通
一、引诗含义重在“异”
对于引诗中“异”之含义，自古以来不同意程朱之说者甚多。
旧注如郑氏“此行诚不可以致富，适足以为异耳”，皇疏“诚不足以致富，而只以为异事之行耳”等，“异”多侧重自取异行之义。盖引诗含义重点应落于后半句，而重点后半句含义重点在于“异”。后人反对错简说者多遵循此说。 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曰：
末二句（按：指“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小雅·我行其野》之言，谓纵使不以富故，亦适为异耳。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曰：
引《诗》为证，言此其诚实之不富，祗以自取异云耳。
后来也有人讲“异”是怪异、异于己，与旧注自取异行之说大同小异。 于此不同，错简说首重引诗前句之“富”，将富、异并举相较，又取异乃“民之所称”之义。这样一来，反失中心，“亦”字在引诗中亦无从安置。总之，旧注传统以来以引诗重在“异”而非“富”，颇有道理。
二、引诗是为回答“辨惑”
反对错简说之诸家以为，引诗于此章是就“辨惑”而言，将其放入“有马千驷”章以明“德”，无有道理。
《集注》“有马千驷”章下引胡安国注曰：“言人之所称，不在于富，而在于异也”。若将引诗放入此章，依胡所言，则前一句“诚不以富”还算于“千驷”意义相和，后一句“亦祗以异”却容易产生歧义。观改后文章：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其斯之谓与？
此时，“斯”之所指，是夷齐之异，还是齐景公之富？《朱子语类》“以富言千驷，异言夷齐”的解释，也并不能解此歧义。
在《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章，引诗是对“辨惑”涵义的进一步阐发。旧文曰：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这里，夫子针对子张之问，若言及“是惑也”即止，则只有对“惑”的阐释，而无“辨”之阐明，语义不完整。即便本篇此章之后亦有“崇德辨惑”之问：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夫子答樊迟以反问“非惑与”，而止于此问，虽有“辨”之意味，惜其意不深，不能作为“辨”之完满回答，由此更能见完满回答“辨”之涵义之必要。两处旧文相参照，可见，孔子对“辨惑”之圆满回答仍在于“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二句。
三、旧文各章文势本无不妥
据“有马千驷”章旧文，“斯”字明显是接前文两种德行的对比而言，前后意义如一，而行文相距甚远。——即便据错简说观点，“异”在于德（且无论“异”是指异于野人之德，还是指夷齐之德），则详观改后文章，引诗已明此章主旨，又何必再来“其斯之谓欤”一问，岂非添足？依错简之说，反使人更难捉摸文意。如此“详文势”，错简说如何自圆其说？
从“崇德辨惑”章原文看，崇德为的是立本，辨惑为的是排除干扰以归之于本，二者应有密切关系。关于崇德，孔子答子张以主忠信、徙义。盖主忠信，则见善思迁；见善思迁，即徙义；徙义，则德崇。“德者，本也。” 后文孔子答樊迟以先后，亦承此意。关于辨惑，孔子答子张以引诗“亦祗以异”，本无不妥。盖惑，缘于爱恶。 “异”，盖从爱恶上辨之。后文孔子答樊迟修慝、辨惑，亦无一不从爱恶上说。且“崇德”涵义之一即“徙义”，所徙者义也，非爱恶也。盖“异事之行”之类，由爱恶导致的“惑”所致，而此惑、此行又必致“异”也。
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曰：
末二句（按：指“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小雅·我行其野》之言，谓纵使不以富故，亦适为异耳。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也。
又曰：
主忠信凡三出，示人立德之本，至深切矣。徙义，即改过。义不能徙，德安能崇？《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愛恶皆私意也。死生有命，岂他人私意所能为哉。此惑之大者，才主忠信，自无此事。
唐文明《论语大义定本》：
夫子引此《诗》，以明其人爱恶如是，诚不为有益，亦祗以自取异而已。
因此，旧文文势，无论“崇德辨惑”章，还是“有马千驷”章，都贯通而紧密，非胡安国所谓之“文势”。
综观上文，程朱等以为错简，或未详察。程朱作为一代贤者，他们对经典的解释颇有见地，却也并非没有纰漏。通过前面的梳理，可见错简说确实带来不少问题：
甲，颠倒旧文，以为错简，然后为了证明错简，又擅改另一处经文。以私意臆测原文，已触治学大忌，给后人的阅读和理解都带来干扰。
乙，不顾文意完整及联系，重新章句，擅补文字。如此，不仅生生截断夫子“辨惑”之“辨”的教诲，且将原本浑然一体的“有马千驷”章及前章文字，生硬分开，并以为阙“孔子曰”三字等等。虽用心良苦，然似不免画蛇添足。
程朱学说影响深远。正因如此，他们的解释一旦有失偏颇，流弊亦深广。从根本上说，错简说带来的所有问题，根本上在于程朱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自己的思想胜过经典本身，不免不能完全切合作者本义。后人对此不得不深察，不能盲目从其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错简说进行深刻反省与详细辨析，是很有意义的。作为治学之人，首先也尊重古文原貌、本意，慎思明辨，有通过才有超越。
参考文献
1.《浙东学派溯源》 何炳松 2004
2.试析程朱理学的兴起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赵显明 2016
作者简介：吕炼（1993-09），男，湖南省岳阳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文学；
（作者单位：武警广州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