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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马修辞学达到全盛时代，修辞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各学科与修辞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从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受到修辞学影响，并将修辞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罗马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贺拉斯在其作品《诗艺》中从修辞学的视角展露了“受众中心”的文艺观，而另一位文学家朗吉弩斯也在一篇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修辞论文《论崇高》中表达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关键词：修辞学；文学；受众；崇高感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96-01
一、修辞与文学的关系演变
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修辞思想和理论体系是罗马修辞学以及西方古典修辞学的重要里程碑。在两位修辞学家的影响下，罗马修辞学享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使得其他学科不断地调整与修辞学的关系。在众多学科中，文学与修辞学的关系演变尤为突出。
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学家们便将修辞教师和哲辩师作为调侃和讽刺的对象。直到公元前4世纪，在“修辞热”席卷整个古希腊社会之时，这一现象仍未发生太大改变，修辞思想对文学研究并未产生显著地影响。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诗学理论也与修辞学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然而，修辞学与文学在古希腊长期保持的域际关系随着希腊古典时代的终结慢慢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古罗马时期，修辞学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修辞不仅在公共领域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渐渐演变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全新的大环境中，罗马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贺拉斯的《诗艺》（The Art of Poetry）和朗吉弩斯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等。
二、贺拉斯的“受众中心”
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贺拉斯在《诗艺》中关注的则是现实生活中受众对文学作品的期待和反应如何对文学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要想塑造一个成功地剧中人物，贺拉斯要求剧作者应该“仔细观察每一个年龄组的行为特征，根据他们年龄和性格的变化赋予他们不同的声调”。提出这一要求的初衷是因为这是“观众的期待”，是为了达到使观众“一直到谢幕都不离开他们的座位”的目标而必须做到的一件事，而非为了贴近生活的真实。
同时，贺拉斯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要么使读者高兴，要么使他们受到教益”。不同的读者也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年长者无法忍受单纯娱乐性的作品，而年轻者则无法接受那些单纯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必须做到寓教于乐，使读者在陶醉的同时受到警示。不难看出，这些观点都是典型的修辞视角，把受众作为文学的核心关注点，以最大限度地在受众身上产生尽可能好的效果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目的。
三、朗吉弩斯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是修辞理论应用到文学领域的又一大成功范例。他指出语言蕴含着通过触动情感而影响受众的巨大力量。语言的力量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如此之强大，是因为文学巨著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受众油然产生一种“崇高”的感觉并因此受到强烈的冲击。因此，“崇高感”也就是指在文学作品中特有的一种感染力和说服力。这种特有的力量是由五部分所组成。排在首位的则是作者“强劲的构思”，接下来则是“强烈而富于灵性的情感”，以及“恰当的词格”，“高雅的词汇”和“卓尔不凡的结构铺排”。在这五部分当中，后三个均与“谋篇”和“文采”相关，因此说《论崇高》是一篇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修辞论文。
朗吉弩斯特别强调在词格的应用部分要避免刻意的显露，因为那些不易被察觉到的词格才最有可能提高言说效果。至于原因，朗吉弩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受众面对辞格的精妙应用会在心中产生一种特殊的疑虑，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作者]刻意误导甚至被诱入某种圈套。当致辞对象是一位大权在握的裁决者，尤其是当他是一位独裁者，君王或显赫的领袖人物时，这种情况更常发生。”从中不难看出，朗吉弩斯认为文学创作的目标即是说服具体受众。因此，作者一方面要运用手段调节与手中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刻意隐藏这一调节手段，达到“欲擒故纵”的效果。只有当文学作品的修辞性含而不露时，这种“崇高感”才有可能产生。
四、结语
以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为标志，西方古典修辞达到了其最发达的时期。修辞理论在罗马修辞学家手上获得了突破性地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在其进入全盛期之后，修辞不仅在公共领域享有重要地位，在学术思想领域更是影响力不断地扩大。文学从开始保持着自己在观念上的独立，逐渐将修辞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在罗马修辞学时代，以贺拉斯的“受众中心”文学观以及朗吉弩斯关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探讨最为突出。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如信息技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的发展，对修辞学的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跨学科的多模态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修辞学的应用必定会更加广泛，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刘亚猛，2008，《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王希杰，2009，修辞研究、修辞学史和修辞学评论——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教通讯）》，81-86。
[3]姚楠，2010，修辞学与文学批评[J]，《福建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46-49。
[4]宗廷虎，1999，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发展前瞻[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5-49。
作者简介：孙肖杰（1992.05—），女，山东省潍坊人，烟台市芝罘区鲁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修辞学；文学；受众；崇高感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96-01
一、修辞与文学的关系演变
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修辞思想和理论体系是罗马修辞学以及西方古典修辞学的重要里程碑。在两位修辞学家的影响下，罗马修辞学享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使得其他学科不断地调整与修辞学的关系。在众多学科中，文学与修辞学的关系演变尤为突出。
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学家们便将修辞教师和哲辩师作为调侃和讽刺的对象。直到公元前4世纪，在“修辞热”席卷整个古希腊社会之时，这一现象仍未发生太大改变，修辞思想对文学研究并未产生显著地影响。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诗学理论也与修辞学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然而，修辞学与文学在古希腊长期保持的域际关系随着希腊古典时代的终结慢慢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古罗马时期，修辞学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修辞不仅在公共领域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渐渐演变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全新的大环境中，罗马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贺拉斯的《诗艺》（The Art of Poetry）和朗吉弩斯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等。
二、贺拉斯的“受众中心”
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贺拉斯在《诗艺》中关注的则是现实生活中受众对文学作品的期待和反应如何对文学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要想塑造一个成功地剧中人物，贺拉斯要求剧作者应该“仔细观察每一个年龄组的行为特征，根据他们年龄和性格的变化赋予他们不同的声调”。提出这一要求的初衷是因为这是“观众的期待”，是为了达到使观众“一直到谢幕都不离开他们的座位”的目标而必须做到的一件事，而非为了贴近生活的真实。
同时，贺拉斯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要么使读者高兴，要么使他们受到教益”。不同的读者也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年长者无法忍受单纯娱乐性的作品，而年轻者则无法接受那些单纯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必须做到寓教于乐，使读者在陶醉的同时受到警示。不难看出，这些观点都是典型的修辞视角，把受众作为文学的核心关注点，以最大限度地在受众身上产生尽可能好的效果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目的。
三、朗吉弩斯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是修辞理论应用到文学领域的又一大成功范例。他指出语言蕴含着通过触动情感而影响受众的巨大力量。语言的力量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如此之强大，是因为文学巨著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受众油然产生一种“崇高”的感觉并因此受到强烈的冲击。因此，“崇高感”也就是指在文学作品中特有的一种感染力和说服力。这种特有的力量是由五部分所组成。排在首位的则是作者“强劲的构思”，接下来则是“强烈而富于灵性的情感”，以及“恰当的词格”，“高雅的词汇”和“卓尔不凡的结构铺排”。在这五部分当中，后三个均与“谋篇”和“文采”相关，因此说《论崇高》是一篇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修辞论文。
朗吉弩斯特别强调在词格的应用部分要避免刻意的显露，因为那些不易被察觉到的词格才最有可能提高言说效果。至于原因，朗吉弩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受众面对辞格的精妙应用会在心中产生一种特殊的疑虑，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作者]刻意误导甚至被诱入某种圈套。当致辞对象是一位大权在握的裁决者，尤其是当他是一位独裁者，君王或显赫的领袖人物时，这种情况更常发生。”从中不难看出，朗吉弩斯认为文学创作的目标即是说服具体受众。因此，作者一方面要运用手段调节与手中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刻意隐藏这一调节手段，达到“欲擒故纵”的效果。只有当文学作品的修辞性含而不露时，这种“崇高感”才有可能产生。
四、结语
以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为标志，西方古典修辞达到了其最发达的时期。修辞理论在罗马修辞学家手上获得了突破性地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在其进入全盛期之后，修辞不仅在公共领域享有重要地位，在学术思想领域更是影响力不断地扩大。文学从开始保持着自己在观念上的独立，逐渐将修辞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在罗马修辞学时代，以贺拉斯的“受众中心”文学观以及朗吉弩斯关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探讨最为突出。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如信息技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的发展，对修辞学的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跨学科的多模态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修辞学的应用必定会更加广泛，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刘亚猛，2008，《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王希杰，2009，修辞研究、修辞学史和修辞学评论——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教通讯）》，81-86。
[3]姚楠，2010，修辞学与文学批评[J]，《福建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46-49。
[4]宗廷虎，1999，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发展前瞻[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5-49。
作者简介：孙肖杰（1992.05—），女，山东省潍坊人，烟台市芝罘区鲁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