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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挑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拔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戍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北宋士大夫很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他们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而敢怒敢言，不平则鸣；而北宋恰恰是个允许人们讲真话的仁义朝代，很少以言定罪。士大夫往往把气节、操守和廉耻、名声看得比利益更重，甚至比生命更重。如仁宗朝范仲淹因开罪权贵受到贬谪，身为监察御史的欧阳修认为司谏高若讷明知范仲淹受到不公正对待却缄默不语，完全是出于私心，于是愤然写下《与高司谏书》，怒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明知不可能扭转政局的情况下，朝官余靖、尹洙也挺身而出为范仲淹鸣冤，结果是三人均遭贬斥。又如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因政见不同，回绝了枢密副使的高官诱惑，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闲居于洛阳。在闲居的十五年里，他绝没有也绝不可能改变初衷去讨要新官，因为在司马光心目中，气节和操守比官位重要得多。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修养，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大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风清气正、人人知耻、人人思奋的社会底色。如果是在自上而下人渣汇集的腐败朝廷里，正直清廉、敢作敢为的正人君子迟早会遭到逆淘汰，至少是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怎么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
帝王与文臣共政模式，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
权臣专政的风险
“君臣共政”是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大特色。所谓共政，是指帝王与大臣共同主政。客观地说，这已成为民主政治的雏形：一切事都要商量着办，不论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还是秉公理事的臣下，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这样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影响帝王的至尊地位，他仍然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只不过肯与大臣共政的帝王所拥有的权力，是经过民主协商后集中起来的意志和权力。共政的大臣是个广义概念，他们可以是宰辅重臣，也可以是朝廷各部门各层级的官员。这种政治模式有效地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北宋时帝王与大臣共政、大臣意志改变或修正帝王意志的典型事例比比皆是，如仁宗一心想变革弊政，特开天章阁，召章得象、范仲淹、富弼等宰辅入内，给其笔札，命他们“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仁宗对大臣的充分信任，给了大臣莫大的激励和鞭策。套用今天的一句话，北宋的大政方针大都出于顶层设计，但熟悉宋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顶层设计其实是充分汲取了来自底层的呼声，又经过顶层精英们反复论辩才得以确定的，绝非帝王或一两个权臣一拍脑袋就能轻易定下。
总而言之，士大夫政治不是哪个想做就能做到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一是为帝王者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形成开明政治的环境和氛围；二是士大夫阶层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君子群体，他们应占据社会主流，而不应当是被逆淘汰出局的弱势群体。如果帝王一味任用群小或邪佞之徒把持高位、打压正气，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共政。
宋朝挑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拔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戍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北宋士大夫很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他们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而敢怒敢言，不平则鸣；而北宋恰恰是个允许人们讲真话的仁义朝代，很少以言定罪。士大夫往往把气节、操守和廉耻、名声看得比利益更重，甚至比生命更重。如仁宗朝范仲淹因开罪权贵受到贬谪，身为监察御史的欧阳修认为司谏高若讷明知范仲淹受到不公正对待却缄默不语，完全是出于私心，于是愤然写下《与高司谏书》，怒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明知不可能扭转政局的情况下，朝官余靖、尹洙也挺身而出为范仲淹鸣冤，结果是三人均遭贬斥。又如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因政见不同，回绝了枢密副使的高官诱惑，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闲居于洛阳。在闲居的十五年里，他绝没有也绝不可能改变初衷去讨要新官，因为在司马光心目中，气节和操守比官位重要得多。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修养，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大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风清气正、人人知耻、人人思奋的社会底色。如果是在自上而下人渣汇集的腐败朝廷里，正直清廉、敢作敢为的正人君子迟早会遭到逆淘汰，至少是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怎么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
帝王与文臣共政模式，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
权臣专政的风险
“君臣共政”是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大特色。所谓共政，是指帝王与大臣共同主政。客观地说，这已成为民主政治的雏形：一切事都要商量着办，不论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还是秉公理事的臣下，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这样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影响帝王的至尊地位，他仍然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只不过肯与大臣共政的帝王所拥有的权力，是经过民主协商后集中起来的意志和权力。共政的大臣是个广义概念，他们可以是宰辅重臣，也可以是朝廷各部门各层级的官员。这种政治模式有效地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北宋时帝王与大臣共政、大臣意志改变或修正帝王意志的典型事例比比皆是，如仁宗一心想变革弊政，特开天章阁，召章得象、范仲淹、富弼等宰辅入内，给其笔札，命他们“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仁宗对大臣的充分信任，给了大臣莫大的激励和鞭策。套用今天的一句话，北宋的大政方针大都出于顶层设计，但熟悉宋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顶层设计其实是充分汲取了来自底层的呼声，又经过顶层精英们反复论辩才得以确定的，绝非帝王或一两个权臣一拍脑袋就能轻易定下。
总而言之，士大夫政治不是哪个想做就能做到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一是为帝王者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形成开明政治的环境和氛围；二是士大夫阶层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君子群体，他们应占据社会主流，而不应当是被逆淘汰出局的弱势群体。如果帝王一味任用群小或邪佞之徒把持高位、打压正气，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