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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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癖"与时代感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与巨变的世纪。郭沫若的治史活动横跨其中60年。作为历史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兼而为之的郭沫若,他的治史活动既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也反映了时代的步履。史学也是时代的晴雨表。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到近代的"经世致用",无不体现着和现实的关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追溯往古,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治史也是在时代的驱使和感召下进行的。 "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苏醒和转换的时期。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往往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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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癖"与时代感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与巨变的世纪。郭沫若的治史活动横跨其中60年。作为历史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兼而为之的郭沫若,他的治史活动既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也反映了时代的步履。史学也是时代的晴雨表。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到近代的"经世致用",无不体现着和现实的关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追溯往古,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治史也是在时代的驱使和感召下进行的。 "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苏醒和转换的时期。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往往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以排除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障碍。而郭沫若却另有眼光,他说:"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一种与今天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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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否是人类普遍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作为五种社会形态说需要论证的核心问题,现在再一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从过去和现在的讨论看,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除了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以外,很大程度在于对有关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些基本概念或基本理论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马恩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是否对于各种类型的奴隶制都具有普遍意义,二是农奴制是否可以继原始公社制之后产生,以及这种农奴制的性质;三是奴隶制社
历来有关鸦片战争起因之分析,均注重于鸦片贸易的危害性,这诚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探讨方向,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最终决定于各自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即便是探索一次对外战争的原因,也必须将眼光投向所在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广州通商制度是鸦片战争前80余年中外贸易和邦交的唯一渠道,也是清政府锁国封关的象征。它在战前引起中外日益频繁的磨擦和战后被彻底废除的事实,说明它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可以说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属性比较准确的概括。然而,一个似乎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是:这种公认的畸形社会形态在总体结构和运动方式上究竟有何一以贯之的整体性特点?换句话说,它究竟何以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我以为,可以用"持续过渡性"来概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的整体特点,并由此而深化对该社会形态的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过渡形态社会。
为了深入研究清末政局的变化,有必要对当时政坛上形形色色人物台前幕后的具体活动、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思想、心态变化,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汪荣宝宣统年间的日记(稿本),为我们的这项研究提供了相当具体、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这部日记,不仅披露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起草的经过,而且生动地记载着汪荣宝等清末政坛活跃人物在这个大变动年代的种种表现和心态变化,使读者能感受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为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商会曾发动领导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支持过辛亥革命,参加了五四运动,为收回会审公廨和华人参加租界政权同上海租界当局进行过多次斗争,等等。它是一个总括银钱、工商等业的资产阶级团体,吸收了上海中国人的大小工商金融社团为"合帮会员",又吸收了上海各业大资本家为"分帮会员",因此,它是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团体。"不论中国官厅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秘密谈判和美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有关中国的问题,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陆续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人认为,《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前,美国奉行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政策,条约签订后,美国对华政策迅速转变为援华抗日政策。有人认为,在此一阶段的美日谈判中,美国国务卿赫尔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在中国华北和内蒙驻兵的要求,致使美日之间谋求暂时妥协的企图没有实现。还有人认为,美日谈判期间,美国
世界局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剧烈动荡形势的背后藏匿着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西方,德国的希特勒攫取政权后,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积极扩军备战。在东方,日本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用武力强占了大半个中国。而西方列强却对德、日法西斯采取了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并加速了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勾结。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就清晰地勾划出德、日步步勾结的轨迹。在这不足10年的短暂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发生了180度
作为一个文化巨人,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卓越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素养有深厚的根抵。传统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无形的巨大力量。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郭沫若早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对他的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但如同所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郭沫若既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判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它不同于历史理论,即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简言之,前者是关于史学的理论,后者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他们对于史学认识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对于史学认识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本有密切的联系,为着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为了总结古代史家对于史学自身认识的丰富遗产,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历史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对于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
唐行三省六部制,此早为治隋唐史者所熟知。三省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宋、元史家在总结唐三省职能时,具体地归纳为"中书出令,门下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这些说法一直为后世学者所沿袭,并加以发挥申论。而《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所云:"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却为传统史家所忽视。虽然有关史料对于张说奏改的背景、原因及影响等记载均相当缺乏与模糊,然而,细心分析便可发觉,张说的奏改对唐三省制的发展变化具有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