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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东江红军,是指在二战初期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进入粤东东江地区的、我党早期所掌握的武装部队。这支来自全国各地并接受过民主政治启蒙教育和正规军事训练的武装,听党的指挥,经受了实战的考验,是当时“全国革命兵士的模范”队伍。
(一)东江红军的由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挥军南下广东,目的是光复广东这块民主革命根据地。9月间,在潮汕分兵失败后,叶挺部24师70团在董朗的带领下,进入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驻地惠阳高潭中洞;贺龙部进入陆丰城后,为张发奎部缴械。其中有部分党员(如王备)走了出来,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到了海丰县农军驻地朝面山。对这支南昌起义军所保留下来的部队,张太雷和广东省委十分重视,立即指令东江特委将进入东江的叶、贺余部改旗换帜,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下辖第1营驻中洞,第2营驻朝面山。后来,东江特委就是靠这支正规部队与海陆惠紫工农讨逆军结合,打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是历史的创举。
1927年12月,党中央在广州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在中国首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叶挺成为中国第一任红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起义中初试锋芒,第一次攻下首座设防的大城市。
广州起义军退出广州,在花县改编时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随即奔向东江苏区与第2师会师。我党两支正规武装部队集中在东江,此时此刻,军力比秋收起义时上井冈山的状况要强得多,群众基础与物质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是,斗争的结局却令人感到惋惜。
1927年末,粤桂军阀混战结束,广东的国民党政权进入暂时稳定时期。东江特委在年末的“二八”事件中,已感受到强敌“风雨欲来”的压力。但是,东江特委没有正确地估量形势,也没有正确地解决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如何生存发展的关健问题。工农革命军第2、4师在海丰会师后的第3天,就在彭湃的指挥下,在军事上急躁冒进,作无依托的向外扩展,分散兵力。第2师向惠阳、紫金、五华进军;第4师主力向惠来、普宁、潮阳进军,连续苦战,攻城夺地,损耗甚大,部队完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疲于奔命,犯了兵家之大忌。
1928年春节后,李济深就倾尽全力调集了广东全省1/3以上兵力,共数万余之众,向海陆丰扑面而来。而在此时,工农革命军第2、4师的兵力能参加作战的已不足2000人,并且分散在海丰、陆丰、惠阳等8县的广大地域,摆出了“首尾无法相顾,给敌各个击破”的危局,敌我力量悬殊对比非常明显。
1928年4月5日,东江特委在惠来县一侧的大南山盐岭村召开了有二、四师军方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与行动方向。当时形势危急,处境艰难,已是很明显了,理应考虑如何“小憩”和“息肩”的问题了。可是,东江特委的领导人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作出完全相反的估量,提出“全面反攻”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董朗、徐向前等军方领导认为东江特委领导人完全是闭着眼说大话。广州起义失败以来,东江特委领导人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严重不足,总把东江当成“自已的势力范围”。董朗、徐向前、叶镛都认为这样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因此,在联席会议上,他们首次提出:眼下最好把尚存的兵力,收拢起来突破强敌包围,主张工农革命军应“撤出东江,打到粤赣湘边去,那边反动势力薄弱,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游击”;“军事上不必死守海丰,因为濒临大海,没有回旋余地,不利于坚持长期斗争”。但是,这个正确的意见,竟被否定了。东江特委领导人郑志云说:向北发展,地主民团很多,过不去,还是回到海丰去,那里群众条件好。彭湃同意了这种说法,强调革命军要绝对接受东江特委的指挥。彭湃这样一说,军队领导只得服从。通过了打回海丰去的决议。
4月8日中午,部队集中到盐岭待命,准备回海丰。国民党军11师张瑞贵补充团从惠来追到盐岭,第2、4师仓惶应战,牺牲了数十位官兵后冲出了包围。在董朗、叶镛、徐向前的带领下,向五华方向撤退。
1928年4月13日,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割据区域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军中的“党代表”改称为“政治委员”,在党内属于师委,同时为支部或支分部党的负责人;会议提出对党员应有秘密特殊之训练。4月22日,省军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江“红军”第5师,并任命袁裕为师长。
在中央苏区和全国各个根据地,1928年5月底至6月初后,“工农革命军”才改称为“工农红军”的,而广东省委及东江特委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就是东江“红军”的由来。
(二)关于东江 “红军出港”和遣散问题
在潮阳、普宁、惠来3县暴动失败和兵败盐岭之后,红军已溃不成军,无力再战了。可是,广东省委继续错估形势,以卵击石,策划了5月3日反攻海丰县城之战。此战损兵折将,不但没能占领县城,反而招来强敌对山区革命乡村的全面围剿。在白色恐怖下,东江红军孤立无援,难以立足,再次提出了“红军撤出东江”的强烈要求。
1928年7月7日至18日,省委两次给东委来信,决定只保留红2、4师的编制,下令停止了盲目的军事行动,但仍坚持“不准红军离开东江”。8月,曾担任过红4师12团党代表、师政治部主任的陆更夫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东江了解红军状况。9月7日、14日和12月4日,先后向中央写了3个报告,讲了东江红军的艰难处境,建议把流落在东江的红军送出香港,由中央再分派到湘鄂边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央考虑到红2、4师红军来自全国各地,有斗争经验和工作能力,因此,决定调部分同志到其它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央高度关注红军的状况,要求广东省委研究,解决好流落在东江的红军问题。
1928年10月中旬,为保存红军实力,中央又派贺昌(山西离石县人,1923年参党,曾任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等职)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前往香港,帮助广东省委纠正盲动主义的错误。省委代理书记黄钊,常委恽代英、陈郁等接受了中央的指示。10月26日,省委派陈郁和原红2师5团长刘立道到东江巡视,办理有关红军出境问题,在惠阳和海丰交界的莲花山上,徐向前参谋长告之叶镛师长已于6月中旬牺牲。
1928年12月5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同意东江“红军离开海陆丰”。12月13日,海陆惠紫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决定,成立了“红军出港委员会”,专门负责并通知隐蔽在海丰和惠阳交界山区的红2师和红4师在东江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转移送出香港的具体工作。同时,省委派出李涛先期到达惠阳县委,在稔山雁湖村建立秘密联结东江特委与香港的地下交通联络情报总站,由当地的老党员高维全同志任交通情报总站站长。广东省委安排李涛在雁湖村坚持地下斗争,以加强对交通情报总站的直接领导。
1929年1月,红4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刘校阁等22人,在海丰热水洞接到出香港的指示,率领队伍从海丰热水洞汤湖村来到惠阳雁湖村总站。考虑到因为要通过淡水敌防区,人数多,目标大,不利于隐敝,就分成两个小分队出发:刘校阁先行出发,与徐向前约定到香港九龙相会合,但在走到惠樟公路时,因语言不通,黑夜中上错了车,进入了惠州城内,天亮后遭敌人围捕;徐向前带领10余人,秘密地沿着广东省委布置的惠州方面的交通路线转移,由高维全和李涛(广东省委驻在稔山雁湖村负责秘密联络与接待掩护红军出香港的负责人)的护送下,经白花的谟岭转惠樟公路,秘密乘汽车转移到东莞樟木头,再坐火车到达香港九龙。
徐向前到达九龙后,住在广东省委租的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还有位工人负责照顾他们。刘校阁带的那一路,约定在九龙会合的时间已过,徐向前一等再等仍不见踪影,估计是遇难了。
1929年3月,最后一批东江红军转移出香港的是红2师董朗师长,他和女红军战士危拱之等人,从海丰大安洞出发,沿着省委设立的交通线到惠阳县吉隆的塘肚、稔山的仙水塘交通站,最后,在雁湖交通情报总站秘密护送下,安全到达香港,再由中央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危拱之到达上海后,被中央派到苏联学习去了。
从1928年8月至1929年春,在省委设立的稔山雁湖村交通情报总站的精心策划、日夜奋战和安全护送下,前后共有30余名红军将领和160余名兵士,分多个批次,被秘密护送到香港或到了淡水后自谋出路、返回原籍去。高维全和李涛亲自组织了当年这场特殊的斗争,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军留下的红军种子秘密开道,为徐向前元帅保驾护航,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红军“撤出东江”的始末
在红4师的队伍中,共产党员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军校学生多,经过基层军官训练,政治素质较高。但可惜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许多,而贪生怕死、变节投敌的却甚少。
红4师的程子华(1905-1991),山西运城解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武汉黄埔分校,12月参加广州起义,随部进入红4师后,进入海陆丰地区,参加东江大暴动。1928年3月,在攻打惠来县城时负伤,被送到普宁大南山的农民家中养伤,伤愈后,到工农革命军普宁独立团当会计。4月,独立团被打散时,躲进了深山里隐藏。开始时,当地老百姓还给红军送饭,后来送不进去了。于是,程子华白天藏在山里,夜晚出来扒红薯吃。7月,由于敌人封锁太严,在确实难以立足的情况下,仍宁死不屈。后来,普宁县党组织派人护送程子华从揭阳县的炮台镇转往汕头,再坐船转移出东江。他到达上海后,由于没有组织介绍信,所以,又回到家乡运城去找党组织。
在广州起义中,有200多朝鲜和越南的同志参加起义,其中有15位朝鲜同志随教导团在花县改编后转移到海陆丰。彭湃对朝鲜同志的到来很高兴,专门举行了“欢迎朝鲜同志大会”。从史料中可查姓名的有:金山、吴松尹、成声、张北星、李斌、陈佑、朴英、朴根秀等人。吴松尹等分配在东江党校任教,金山被推为海丰革命法庭7名成员之一,其余的都上前线参加作战。
革命失败后,幸存下来的朝鲜同志,大约在1928年5月前后就离开了东江。朴镇的两个弟弟曾在梅陇被敌围困,逃脱后在当地农民帮助下乘小船偷渡到了香港,由中央派出到苏联学习,回来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牺牲在中国长春。金山、吴松尹等随红2师作战,7月时,还在林樟与彭湃见过面,建议他们离开东江出港去找省委,几经周折,历尽磨难后,他们从潮阳到达汕头,登上一艘日本货轮前往香港。
此外,还有几十位越南同志参加广州起义,冯志坚、武洪博等到了海丰,冯志坚还担任红4师的连长职务。据查,武洪博是从汕头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到达了中央苏区,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回到越南领导革命斗争。冯志坚下落不明,有可能牺牲了。
至1929年5月底,留在东江的红军大多数战死、饿死、病殆。因省委遣散经费不足,部分幸存的战士是从公平步行途经河婆、揭阳,徒步千里,艰难地走出东江,然后,被遣散回湖南原藉去。在红2、4师的指战员和战士中,直到最后还坚持留在东江的,可能只有红2师的一个司号兵——麦胜标。
麦胜标,湖南人,早年就来到广东,曾在叶挺独立团当吹号兵,随军参加北伐,后来又参加南昌起义,来到高潭中洞。在中洞改编入工农革命军第2师后,他在第2师当号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失败后,海陆惠紫四县暴委把他疏散到高潭杨梅水村一户农民家里。因语言不通,不会说当地的客家话,群众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就要他装聋作哑,他与当地群众建立了亲人般的感情。后来,海陆紫特委通知他转移出香港,可是待出发之时,他却大病一场,最后,经他本人同意,特委就让他留下来了。
1929年6月,高潭区赤卫大队长黄伯梅将被打散的赤卫队员组织起来,挖出了埋藏的武器,成立了一支有30余人的武装队伍,又请出麦胜标来当号兵。10月,根据省军委的指示,彭桂来到中洞,成立了红军49团,麦胜标调到了团部当司号官。此后,他为红军49团训练出一批号兵,发扬了红军的军威,在多次战斗中,他吹响雄壮的冲锋号声,吓退过不少胆小的敌人,在东江红军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东江红军的由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挥军南下广东,目的是光复广东这块民主革命根据地。9月间,在潮汕分兵失败后,叶挺部24师70团在董朗的带领下,进入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驻地惠阳高潭中洞;贺龙部进入陆丰城后,为张发奎部缴械。其中有部分党员(如王备)走了出来,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到了海丰县农军驻地朝面山。对这支南昌起义军所保留下来的部队,张太雷和广东省委十分重视,立即指令东江特委将进入东江的叶、贺余部改旗换帜,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下辖第1营驻中洞,第2营驻朝面山。后来,东江特委就是靠这支正规部队与海陆惠紫工农讨逆军结合,打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是历史的创举。
1927年12月,党中央在广州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在中国首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叶挺成为中国第一任红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起义中初试锋芒,第一次攻下首座设防的大城市。
广州起义军退出广州,在花县改编时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随即奔向东江苏区与第2师会师。我党两支正规武装部队集中在东江,此时此刻,军力比秋收起义时上井冈山的状况要强得多,群众基础与物质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是,斗争的结局却令人感到惋惜。
1927年末,粤桂军阀混战结束,广东的国民党政权进入暂时稳定时期。东江特委在年末的“二八”事件中,已感受到强敌“风雨欲来”的压力。但是,东江特委没有正确地估量形势,也没有正确地解决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如何生存发展的关健问题。工农革命军第2、4师在海丰会师后的第3天,就在彭湃的指挥下,在军事上急躁冒进,作无依托的向外扩展,分散兵力。第2师向惠阳、紫金、五华进军;第4师主力向惠来、普宁、潮阳进军,连续苦战,攻城夺地,损耗甚大,部队完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疲于奔命,犯了兵家之大忌。
1928年春节后,李济深就倾尽全力调集了广东全省1/3以上兵力,共数万余之众,向海陆丰扑面而来。而在此时,工农革命军第2、4师的兵力能参加作战的已不足2000人,并且分散在海丰、陆丰、惠阳等8县的广大地域,摆出了“首尾无法相顾,给敌各个击破”的危局,敌我力量悬殊对比非常明显。
1928年4月5日,东江特委在惠来县一侧的大南山盐岭村召开了有二、四师军方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与行动方向。当时形势危急,处境艰难,已是很明显了,理应考虑如何“小憩”和“息肩”的问题了。可是,东江特委的领导人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作出完全相反的估量,提出“全面反攻”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董朗、徐向前等军方领导认为东江特委领导人完全是闭着眼说大话。广州起义失败以来,东江特委领导人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严重不足,总把东江当成“自已的势力范围”。董朗、徐向前、叶镛都认为这样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因此,在联席会议上,他们首次提出:眼下最好把尚存的兵力,收拢起来突破强敌包围,主张工农革命军应“撤出东江,打到粤赣湘边去,那边反动势力薄弱,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游击”;“军事上不必死守海丰,因为濒临大海,没有回旋余地,不利于坚持长期斗争”。但是,这个正确的意见,竟被否定了。东江特委领导人郑志云说:向北发展,地主民团很多,过不去,还是回到海丰去,那里群众条件好。彭湃同意了这种说法,强调革命军要绝对接受东江特委的指挥。彭湃这样一说,军队领导只得服从。通过了打回海丰去的决议。
4月8日中午,部队集中到盐岭待命,准备回海丰。国民党军11师张瑞贵补充团从惠来追到盐岭,第2、4师仓惶应战,牺牲了数十位官兵后冲出了包围。在董朗、叶镛、徐向前的带领下,向五华方向撤退。
1928年4月13日,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割据区域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军中的“党代表”改称为“政治委员”,在党内属于师委,同时为支部或支分部党的负责人;会议提出对党员应有秘密特殊之训练。4月22日,省军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江“红军”第5师,并任命袁裕为师长。
在中央苏区和全国各个根据地,1928年5月底至6月初后,“工农革命军”才改称为“工农红军”的,而广东省委及东江特委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就是东江“红军”的由来。
(二)关于东江 “红军出港”和遣散问题
在潮阳、普宁、惠来3县暴动失败和兵败盐岭之后,红军已溃不成军,无力再战了。可是,广东省委继续错估形势,以卵击石,策划了5月3日反攻海丰县城之战。此战损兵折将,不但没能占领县城,反而招来强敌对山区革命乡村的全面围剿。在白色恐怖下,东江红军孤立无援,难以立足,再次提出了“红军撤出东江”的强烈要求。
1928年7月7日至18日,省委两次给东委来信,决定只保留红2、4师的编制,下令停止了盲目的军事行动,但仍坚持“不准红军离开东江”。8月,曾担任过红4师12团党代表、师政治部主任的陆更夫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东江了解红军状况。9月7日、14日和12月4日,先后向中央写了3个报告,讲了东江红军的艰难处境,建议把流落在东江的红军送出香港,由中央再分派到湘鄂边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央考虑到红2、4师红军来自全国各地,有斗争经验和工作能力,因此,决定调部分同志到其它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央高度关注红军的状况,要求广东省委研究,解决好流落在东江的红军问题。
1928年10月中旬,为保存红军实力,中央又派贺昌(山西离石县人,1923年参党,曾任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等职)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前往香港,帮助广东省委纠正盲动主义的错误。省委代理书记黄钊,常委恽代英、陈郁等接受了中央的指示。10月26日,省委派陈郁和原红2师5团长刘立道到东江巡视,办理有关红军出境问题,在惠阳和海丰交界的莲花山上,徐向前参谋长告之叶镛师长已于6月中旬牺牲。
1928年12月5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同意东江“红军离开海陆丰”。12月13日,海陆惠紫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决定,成立了“红军出港委员会”,专门负责并通知隐蔽在海丰和惠阳交界山区的红2师和红4师在东江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转移送出香港的具体工作。同时,省委派出李涛先期到达惠阳县委,在稔山雁湖村建立秘密联结东江特委与香港的地下交通联络情报总站,由当地的老党员高维全同志任交通情报总站站长。广东省委安排李涛在雁湖村坚持地下斗争,以加强对交通情报总站的直接领导。
1929年1月,红4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刘校阁等22人,在海丰热水洞接到出香港的指示,率领队伍从海丰热水洞汤湖村来到惠阳雁湖村总站。考虑到因为要通过淡水敌防区,人数多,目标大,不利于隐敝,就分成两个小分队出发:刘校阁先行出发,与徐向前约定到香港九龙相会合,但在走到惠樟公路时,因语言不通,黑夜中上错了车,进入了惠州城内,天亮后遭敌人围捕;徐向前带领10余人,秘密地沿着广东省委布置的惠州方面的交通路线转移,由高维全和李涛(广东省委驻在稔山雁湖村负责秘密联络与接待掩护红军出香港的负责人)的护送下,经白花的谟岭转惠樟公路,秘密乘汽车转移到东莞樟木头,再坐火车到达香港九龙。
徐向前到达九龙后,住在广东省委租的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还有位工人负责照顾他们。刘校阁带的那一路,约定在九龙会合的时间已过,徐向前一等再等仍不见踪影,估计是遇难了。
1929年3月,最后一批东江红军转移出香港的是红2师董朗师长,他和女红军战士危拱之等人,从海丰大安洞出发,沿着省委设立的交通线到惠阳县吉隆的塘肚、稔山的仙水塘交通站,最后,在雁湖交通情报总站秘密护送下,安全到达香港,再由中央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危拱之到达上海后,被中央派到苏联学习去了。
从1928年8月至1929年春,在省委设立的稔山雁湖村交通情报总站的精心策划、日夜奋战和安全护送下,前后共有30余名红军将领和160余名兵士,分多个批次,被秘密护送到香港或到了淡水后自谋出路、返回原籍去。高维全和李涛亲自组织了当年这场特殊的斗争,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军留下的红军种子秘密开道,为徐向前元帅保驾护航,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红军“撤出东江”的始末
在红4师的队伍中,共产党员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军校学生多,经过基层军官训练,政治素质较高。但可惜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许多,而贪生怕死、变节投敌的却甚少。
红4师的程子华(1905-1991),山西运城解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武汉黄埔分校,12月参加广州起义,随部进入红4师后,进入海陆丰地区,参加东江大暴动。1928年3月,在攻打惠来县城时负伤,被送到普宁大南山的农民家中养伤,伤愈后,到工农革命军普宁独立团当会计。4月,独立团被打散时,躲进了深山里隐藏。开始时,当地老百姓还给红军送饭,后来送不进去了。于是,程子华白天藏在山里,夜晚出来扒红薯吃。7月,由于敌人封锁太严,在确实难以立足的情况下,仍宁死不屈。后来,普宁县党组织派人护送程子华从揭阳县的炮台镇转往汕头,再坐船转移出东江。他到达上海后,由于没有组织介绍信,所以,又回到家乡运城去找党组织。
在广州起义中,有200多朝鲜和越南的同志参加起义,其中有15位朝鲜同志随教导团在花县改编后转移到海陆丰。彭湃对朝鲜同志的到来很高兴,专门举行了“欢迎朝鲜同志大会”。从史料中可查姓名的有:金山、吴松尹、成声、张北星、李斌、陈佑、朴英、朴根秀等人。吴松尹等分配在东江党校任教,金山被推为海丰革命法庭7名成员之一,其余的都上前线参加作战。
革命失败后,幸存下来的朝鲜同志,大约在1928年5月前后就离开了东江。朴镇的两个弟弟曾在梅陇被敌围困,逃脱后在当地农民帮助下乘小船偷渡到了香港,由中央派出到苏联学习,回来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牺牲在中国长春。金山、吴松尹等随红2师作战,7月时,还在林樟与彭湃见过面,建议他们离开东江出港去找省委,几经周折,历尽磨难后,他们从潮阳到达汕头,登上一艘日本货轮前往香港。
此外,还有几十位越南同志参加广州起义,冯志坚、武洪博等到了海丰,冯志坚还担任红4师的连长职务。据查,武洪博是从汕头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到达了中央苏区,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回到越南领导革命斗争。冯志坚下落不明,有可能牺牲了。
至1929年5月底,留在东江的红军大多数战死、饿死、病殆。因省委遣散经费不足,部分幸存的战士是从公平步行途经河婆、揭阳,徒步千里,艰难地走出东江,然后,被遣散回湖南原藉去。在红2、4师的指战员和战士中,直到最后还坚持留在东江的,可能只有红2师的一个司号兵——麦胜标。
麦胜标,湖南人,早年就来到广东,曾在叶挺独立团当吹号兵,随军参加北伐,后来又参加南昌起义,来到高潭中洞。在中洞改编入工农革命军第2师后,他在第2师当号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失败后,海陆惠紫四县暴委把他疏散到高潭杨梅水村一户农民家里。因语言不通,不会说当地的客家话,群众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就要他装聋作哑,他与当地群众建立了亲人般的感情。后来,海陆紫特委通知他转移出香港,可是待出发之时,他却大病一场,最后,经他本人同意,特委就让他留下来了。
1929年6月,高潭区赤卫大队长黄伯梅将被打散的赤卫队员组织起来,挖出了埋藏的武器,成立了一支有30余人的武装队伍,又请出麦胜标来当号兵。10月,根据省军委的指示,彭桂来到中洞,成立了红军49团,麦胜标调到了团部当司号官。此后,他为红军49团训练出一批号兵,发扬了红军的军威,在多次战斗中,他吹响雄壮的冲锋号声,吓退过不少胆小的敌人,在东江红军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