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言论自由是什么，可见该刊七卷二期上的《法律与言论自由》(陈独秀)。如题，该文谈的是言论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推出的观点是“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因为“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限制，那便不自由了”。
　　《新青年》是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份杂志，谈论的也多是当时公共领域中的问题。谈论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公共知识。这个知识，当以法政为主。毕竟法律与政治，从来都是公共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新青年》不是没人能谈这个问题，比如高一涵，就比较专注于这方面，而且谈得比较好。但《新青年》的主帅是陈独秀，他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就他自身而言，长于文艺而拙于法政。
　　由清末梁启超时代引进的欧美法治体系，好景不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法治，固经不起军阀利用，更经不起那种立志要创造新文明的力量的摧毁这也无妨，问题在于，他本人在价值取向上就轻视法政。
　　这里有一个细节，当年留学日本时，陈独秀、苏曼殊和章士钊曾住过一个房间，陈这样评价同屋人章士钊和我们俩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法政，是一个十足的官迷。热衷法政就是官迷，这是陈的偏见不说，要说的是，一个文人要向青年进行法政启蒙，就要问他自己蒙不蒙。然而，20世纪，恰恰是这些蒙而不知的文人型知识人而非法政型知识人主导了青年，并引领了朝流。毕竟文艺是诉诸人的感性而法政只能诉诸理性，年轻人因其年轻又恰恰是一个感性的存在。他们容易动容、容易投八、容易献身，而且无怨无悔。因此，新文化运动型的知识人看似启蒙，其实是一种多少有点导往蒙昧的宣传。由他们和他们宣传鼓动起来的年轻人，委实给20世纪的后50年做出了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贡献”。
　　现代政治文明中的自由，从来都是法律框架内的自由。如果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这是现代法政知识的常识。但《新青年》要自由，张口就是法律外的自由，而且是绝对的。尽管它所要求的绝对，乃是言论，但言论本身难道可以豁免法律的限制吗?殊不知，法律限制自由，正是为了保障自由。如果自由不是单方面的，自由与自由便是互相抵触的。在自然状态中，这种抵触足以使得自由不复存在。因此，人类文明连就了法律，用它来保障各方面的自由。当然，这种保障有代价即自由对任何人都不可以绝对，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你的自由不得冒犯他人的权利无论行为，还是言论。
　　《新青年》敢于声称言论要获得“违背法律的自由”，是因为它为这种违背提供了一种可疑的正当性。在作者看来“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为了不断创造新的文明，言论自由当然可以突破法律的限制。这样的表述其实是对法律的无知。就现代法律的发生而言，它不是为了保守现在的文明(它本身倒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是为了保守人的各种权利。
　　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谈及权利时，曾经指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是‘文明状态’……在自然状态中， ……没有一个用公共法律来维护‘我的和你的’‘文明’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靠法律维系，法律之所以被需要，就在于它的使命是维护“我的和你的”权利。从康德这本谈“权利的科学”的书里，可以看到，权利乃是法律存在的出发点，法律的一切俱围绕权利而展开。能够保障自然状态中无以保障的权利，这正是法律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体现。因此，任何一种抵触或违反法律的言论，哪怕它顶戴着创造新文明的名头，结果也将导致对文明本身的摧毁。
　　事实正是如此。北洋时代可谓20世纪法治最不坏的时代。由清末梁启超时代引进的欧美法治体系，尽管阻力重重，但却是在蜿蜒中前行。然而好景不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法治，固经不起军阀利用，更经不起那种立志要创造新文明的力量的摧毁。这些新文明的启蒙者，事实上开启了一个世纪的法治蒙昧。他们以新文化的热情，点燃了一代青年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典型地表现在当年的五四运动中，那点燃在赵家楼里的一把火，从法律自度看，就是刑事。
　　可是，就是今天，又有几多人习惯从法的角度审视那把火，进而审视那一代青年呢?这本身即说明五四新文化对这个世纪的负影响是如何持久。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