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李大钊高度重视自己家乡乐亭党组织的建设。1923年秋，直隶省教育厅在乐亭县城关建立了一所初级中学——乐亭中学。李大钊对家乡的这所中学非常关注。在乐亭中学校长变更之际，李大钊决定利用这一时机，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1924年初，李大钊介绍共产党员王岑伯（又名王俊）来乐亭中学任校长。同年2月，李大钊又介绍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共产党王德周（又名王佩环）来乐亭中学任英语教师。自王岑伯、王德周来校后，学校有了党的力量，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党组织也随之开始建立起来。

一、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思想在乐亭中学传播开来

　　王岑伯、王德周来到乐亭中学后，开始向学生传播新思想。在国文教学中，王岑伯亲自选编了《中学国文》课本，其中就选用了李大钊的《青春》《今》等文章，以启迪学生的觉悟。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学校设立了图书阅览室，订购了《向导》《新青年》《晨报》《觉悟》等进步报刊，供师生阅读。为了启发学生关心社会改革问题，又开设了“社会批评课”，定期组织学生举行读书报告会，针对“妇女解放”“破除迷信”“改造社会应从何处入手”等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以提高学生明辨是非和针砭时弊的能力。此外，王岑伯、王德周等教师还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促膝谈心，讲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帮助学生树立忧国忧民的思想。通过上述教育，既传授了新的科学知识，又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觉悟。
　　王岑伯、王德周还在校内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李大钊的相关思想。据曾在乐亭中学读书的李运昌回忆：从北京来的两位老师经常和学生在一起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李大钊同志。从他们口中，我进一步知道了李大钊同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共产党人。同时，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有着很大吸引力的，是他们带来的那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书刊，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主义浅说》《社会革命》《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劳农政府》《政治生活》《新青年》《向导》《先驱者》等。这些书刊，犹如温煦清新的春风，吹进了千百年沉闷的县城，也吹进了我们的心里，掀起层层波澜。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以后，同学们又将这些书刊分头送到各小学里去，广为传播。我负责发售《唯物史观浅说》《马克思主义浅说》，还有个同学负责发售《向导》周报。这些书刊，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每当我们做着这些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到是在实践大钊同志在《青春》中所说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就是在这些运动中，我逐步认清了道路，确立了信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的进步思想在乐亭中学的传播，为创建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建立并发展党、团组织

　　乐亭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鲜明体现了李大钊建党思路。首先，以团建带党建。在学生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1924年夏，王德周按照李大钊“先建青年团”的指示，先后吸收贾坤普、李运昌、徐凌汉、王成奎、宋永萃、孙洪祥等七名进步学生入团，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乐亭中学支部，王德周任团支部书记。当年寒假前，按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将年满18岁的徐云步、贾坤普、葛玉田、王成奎（后叛变）转为共产党员。寒假中王德周又去北京向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报告工作，经批准建立了中共乐亭中学党支部，由王德周任支部书记，受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成为当时全国中学建党最早的单位之一。
　　其次，通过党团员骨干深入基层建立、发展党组织。1924年，李大钊时常向北京地委和全体同志指出：北方地区范围很广，现在有的地方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有些地方虽建立了党的组织，有了党的活动，但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北京的党组织，应把活动的视野放宽，不应仅限于北京市区。对北方各地还没有党组织或组织力量还很薄弱的重要城市，要想尽方法调派干部做好开辟工作，要把革命的种子撒遍北方各地，使它遍地开花，以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这是我们北京全体党员应尽的责任。[2]按照这一精神，乐亭中学党、团组织号召党团员利用学校放假之机，到农村组织了“平民夜校”，建立起农民协会，积极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党组织由学校发展到农村。到1925年6月，徐烧纸庄、木瓜口村分别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小米庄子、南店、陶庄、王栋庄子有了党员或党的小组，全县共有党员20多名。1925年6月，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乐亭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王德周任书记，徐志汉任宣传委员，贾坤普任组织委员。与此同时，党组织在乐亭县还相继建立了“青年同志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农民协会”等党的外围组织。
　　再次，引导青年社团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此后，滦县县立中学、省立三师、滦县县立简师等学校教师、学生面临失业和失学的困境。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25年2月，滦中学生秦芝联络省立三师学生徐德瑞及本校学生杜宗周、高乃谦发起组织了“青年同盟”。制定了盟章、创办了盟刊。在起草有关青年同盟的文件时，乐亭中学校长王岑伯、中共乐亭支部书记王德周给了他们很大帮助，提了许多好建议，并从理论和方法上做了指导。在此期间，秦芝等人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简易读本》等进步书籍，思想认识提高很快。不久，秦芝、徐德瑞、杜宗周、高乃谦在乐亭中学加入中國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秦芝等四人转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中共滦县县支部，秦芝任支部书记，受中共乐亭地方委员会领导。

三、发动革命斗争、培养革命人才

　　乐亭党组织建立起来后，积极推动革命斗争。首先，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土豪劣绅勒索民财的活动。1924年秋，在山海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地方土豪劣绅趁火打劫。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率部倒戈，致使曹锟、吴佩孚兵败，溃兵南逃，过境乐亭时肆意掳掠，人民横遭蹂躏之苦。在此期间，乐亭党组织组织学生到城乡散发传单，号召全县人民觉醒，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土豪劣绅趁机勒索民财。学生的活动在全县轰动一时，起到了宣传群众、打击军阀和土豪劣绅的作用。其次，发动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和促进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曹、吴垮台后，冯玉祥部回师北京并改称国民军，北方政局发生了变化。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争权夺势，也进师北京，与段褀瑞勾结成立临时执政府，主张召开“善后会议”，企图独揽政权。当时，担任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与冯玉祥联合敦促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乐亭党组织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1925年初，乐亭中学师生曾召开欢迎“全国国民会议促进会”的代表大会，扩大了国事宣传。再次，推动统一战线发展。1925年四五月间，乐亭党组织以国共合作所确立的“三大政策”为指针，争取城乡中间阶层，向机关职员、城乡小学教员广泛宣传，讲述国内外政治形势，介绍有关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资料，如广州国民政府刊物《政治周报》及其他报刊。这样，很快就发展了左派国民党员20余人。5月间，经顺直省国民运动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国民党乐亭县党部，实践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3]最后，声援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乐亭中学师生在乐亭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工农商学各界，发动群众支援上海工人、学生和商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党组织还把乐亭中学的学生和小学教员分成两队，组织他们每天深入城关和农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和支援上海的募捐活动。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募集现洋一千多元，寄给上海总工会。
　　在推动乐亭党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李大钊还不断指示家乡党组织，选派优秀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外地学习、深造，培养他们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仅乐亭县就先后派出6批20余人到各地学习。有的党团骨干被派往苏联学习、深造。1925年7月，乐亭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葛玉田和共青团员徐作云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有的党团骨干被派往黄埔军校等学习军事。1925年8月，李运昌等人原本计划派往苏联学习，但是，李运昌等人来到北京，见了李大钊后，由于“两天前，赴苏联的船已经从天津开走了”，李大钊就安排李运昌等前往黄埔军校学习。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对李运昌等说明了前往黄埔军校学习的意义：“去吧，学学军事也好。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4] 1926年6月，李大钊还介绍共产党员韩绍鹤、黎巨峰、秦芝到包头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事干校学习，并派共产党员姚洗尘、赵树铭、刘作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还有的党团骨干被派往北方区委党校学习、深造。1925年寒假期间，北方区委调乐亭中学徐凌汉等人到北方区委党校学习。其中，李大钊所作“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给徐凌汉等人以深刻教育和启发，使他们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5]此外，还有的党团骨干被派往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李大钊派遣共产党员刘鹤生、田砚农、赵香亭、唐学诗、纪锦章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乐亭党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这一过程体现了李大钊先有理论、再建党组织，先建团、再建党，以及引导青年社团走上向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建党思路。乐亭党组织建立起来后，不仅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为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这些都对北方革命的发展、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与参考文献：
　　[1][4]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河北革命回忆录（第2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33，34-35.
　　[2]彭建华.我所了解的北京和北方区党组织的一些情况[J].北京党史资料，1982（2）.
　　[3][5]迁西县革命回忆录编写组.动地凯歌[M].迁西：河北省迁西县刷厂印，1980：34，37.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