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曾因批判性的建筑學言论而在学术界闻名，也因为在传统建筑、环境和手工艺方面的贡献而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奖，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公民。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曾经这样评价王澍：“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在他看来，如果传统只是指那些存放在博物馆中的东西，那么传统实际上就已经死了。传统是活在人的手上的，是活在工匠的手上的。现代建筑师需要发展出一种建筑学，让工匠和他们擅长处理的自然材料保持与现代技术共存和共融的机会，并且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和使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传统还活着。
　　1997年，王澍与妻子陆文字共同创建“业余建筑工作室”。他们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返回自然”，并要返回“建造现场”。在象山校园里，他们以“一半湖山一半城”的模式，把建筑的连绵群体压缩在场地南北边界，在建筑和象山之间形成平行的水平发展对话关系。又用超过700万片回收的旧砖、瓦、石料和陶瓷碎片，发展出一种与混凝土相结合的混合砌筑技术，还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和“时间”的交易。因为这些用于砌筑的瓦片均来自不同年代，甚至有1000年前的。而这种被他取名为“循环建造”的方式，其实一直存在于传统中。而他只是将这种传统融入到当代建筑设计之中。
　　Q：你在建筑作品中融合了很多中国园林的理念，这些建筑实践是否实现了你心中的“园林”？
　　A：不能说完全实现，但我一直在实践。“园林”一词并不是指某种风格的作品，它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选择，需要我们不断地追逐和逐步地实现。
　　Q：你在可持续建筑领域里的探索和实践方向是什么？
　　A：材料探索其实是我一直以来的核心工作内容。但这项工作却不仅限于材料研究，而是通过材料研究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国家的建筑学发展从最早的工匠工艺到建筑师职业之后，很多的工匠工艺就基本中断了，甚至行将灭亡。怎么样在新的建筑师制度下把建筑与工艺结合起来，并让它们传承和延续下去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否则一切宣扬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政策都是空谈。
　　Q：如今国外建筑师都来中国接项目，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会不会对中国文化和环境产生影响，甚至冲击？
　　A：冲击肯定是有的，但也没有那么严重。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好现象，但我们中国建筑要认清自己的危机状态，要重视创新而非在外国建筑的冲击下陷人大量的模仿。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建筑学教育也一样，要创建自己的教育体系，不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
　　Q：你认为城市里的“明星建筑”与“民间建筑”以什么样的比例融合才是最合理的？
　　A：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过于平凡的建筑，但也有很多非常出挑的所谓“明星建筑”。我认为，真正舒适的城市应该有大量既不是“明星”也不是“民间”的建筑存在。它们大多平凡，却不乏“惊喜”，但是这个“惊喜”不要过大。不要像“明星”那样闪耀。
　　Q：当代中国涌现出很多“明星建筑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的审美发生了改变？
　　A：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建筑学地位上升了。在我们国家，建筑不是单纯的艺术，而是文化和政治的一部分，更多的体现则是技术和土木工程。如今越来越多“明星建筑师”称谓的出现不过是恢复了建筑学应有的地位。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Q：近几年的乡村实践非常热闹，你如何看待当代建筑和生活方式与多村环境的融合现象？
　　A：不论什么类型的乡村实践都是中国特别需要的。中国的建筑业总体上来说是非常商业化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乡村实践成为了很好的平衡和治病良药。我常形容自己是一个“治病大夫”，我以治病的方式来做建筑设计。城市的病比较严重，而乡村的病就比较好治。所以对年轻建筑师来说，乡村实践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值得鼓励。
　　Q：你如何看待中国建筑教育？
　　A：最好的教育是融合在生活里的。设计师要先会生活，才能创造出融入生活的好设计。所以我并不会去教育学生如何做设计，而是引导学生们找到健康的生活方式。懂得生活的人，才能辨别出生活的好与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