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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充当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之一，合理安排券别结构有助于货币流通效率的提升。本文借鉴塔式实务模型作为需求理论模型的理论参考，对其作了进一步推导和完善，并结合北京地区券别投放情况进行实证检验，为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流通中的人民币券别结构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流通 人民币 券别结构 需求模型
一、引言
货币是伴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商品的出现引起了对价值的广泛深入研究，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履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我国的法定货币为人民币。
以个人，企业等经营单位，财政及机关、团体，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对外等五个方面的货币收支包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中一切现实的货币收支。这些收支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收彼支，此支彼收，由此及彼，连绵不断。这个割裂不了的货币收支系统，通常称之为货币流通；这一系统构成的领域，称为货币流通领域。
货币券别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券别结构不但包括大、中、小额票面及上、中、下限的整体结构，而且包括纸币与硬币结构等方面，也被称为“M0券别结构体系”。狭义的券别结构特指大、中、小额票面的券别结构，是在既定上、中、下限整体结构和纸币与硬币结构下的票面结构分配。此外，券别结构体系存在高低之分。采取高面值券别结构体系，由于单张票面金额很大，不便折算计数，有碍流通，同时带有膨胀色彩，会给使用者带来不稳定心理。
本文从探讨需求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在我国流通领域中的狭义券别结构问题。
二、理论准备
（一）理论参考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现金需求的古典方程式主要包括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货币需求分析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这些古典方程式以及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现金的总需求量展开，而关注现金需求结构的研究凤毛麟角。在现行研究中，现钞货币的印制、发行存在两个基本模型，即“塔式实务模型”和“水平架构模型”。
塔式实务模型是以商品货币流通实践为基础，主要由四个模式构成：
（1）顺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中、小面额货币科学累加，形成买主应付卖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2）反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额货币减中、小面额货币，形成卖主应找零给买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3）高档高价格商品交易或旅游、出差等使用、携带现钞货币模式，即大宗现钞货币数量等于大宗现钞货币票面累加。
（4）小额零售商品交易额所需现钞货币模式，即微量现钞货币量等于小额现钞货币票面支付。
塔式实务模型从商品交易微观行为出发，将商品交易分为高价交易、一般交易和小额交易三种不同的类型加以研究，一般交易又细分为顺方向的支付型交易和反方向的找零型交易两类。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塔式实务模型所述四种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掺杂、并存发生的，但该模型未能实际说明券别结构的问题。本文借鉴塔式实务模型作为需求理论模型的理论参考，并作了进一步推导和完善。
（二）研究对象和范围
本文将所有现金交易分为大额交易和小额交易。所谓大额交易是指现金交易额在100元及以上的交易，且仅包括100元及以上的整数部分，不包括100元以下部分；其他除大额交易外的交易为小额交易。例如一笔交易额为356元，则300元的部分属于大额交易，而56元部分则并入小额交易范围。如此分类，是为了将100元券别和其他券别区分考虑。本文认为，100元券和其他券别人民币在现金交易中作用是不同的。100元券主要用于大额交易或支付，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其需求量更容易受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除100元以外的其他券别人民币，在日常现金交易中主要用于支付或找零，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其需求量主要受每笔交易中100元以下金额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需求理论模型研究剔除了100元券。为进一步简化模型，本文也暂不研究角币和分币。故研究对象是除100元券以外的主币，研究范围是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以及100元以上交易中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部分，也即小额交易中剔除辅币交易后的部分。
（三）判断标准
虽然使用者、时间、地点、交易量或支付量等因素的不同均会影响对券别结构合理判断标准的看法，但满足交易或支付的需要量、持有和使用成本最低这两点是均要得到满足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判断人民币券别结构合理性的基本标准是满足需求和成本最低。
满足需求即满足交易或支付对各券别人民币的最低需求量。成本最低即合理分配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调运和使用量，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所有相关成本之和最低。需求理论模型的推导也同样要符合这两点基本要求。
（四）假设条件
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设定以下假设条件：一是供应充足假设，即流通领域中人民币总量供应充足，各券别供应充足，每个交易者持有的人民币各券别均能满足其交易需求：二是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本文将研究单位时间内货币的需求结构，在单位时间内每张人民币只能使用一次，不存在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同而增加或减少使用量的情况：三是理性人和理性行为假设，即交易者对各券别人民币的使用没有偏好，在交易中总是以成本最小化为最终目标；四是成本最小化等于使用数量最少，即假设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均相同或忽略不计，券别结构合理性判断的成本最低标准则体现为使用数量最少；五是单位时间内各金额交易均只发生一次，即各金额交易发生的次数是相同的。
结果中，x为420张，各券别的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占比达到了47.62%；其次为20元券，占大约19.05%；而50元、10元和5元的需求量基本相同。 在该模式中，部分交易需支付较多人民币，单笔最大支付量是8张。例如在支付99元的交易时，支付方需支付1张50元、2张20元、1张5元和4张1元券，共计8张人民币。因为没有考虑交易中收款方的行为，故该模式是不完备的。
（二）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是指为完成现金交易，支付方可以支付与交易额恰好相等的人民币给收款方，也可以支付一张大于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进行找零来完成。为满足限制条件（4），该模式取两种方式中所需数量最少的作为最终需求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弥补了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的缺陷，现金总需求量是交易双方支付和找零需求量之和。其具体计算结果X5×99T如表2所示。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使单笔交易的最大支付数量降低为5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节约了大量现钞。例如交易额为99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8张人民币，如果支付1张100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1元券即可，所需人民币数量大为减少。再如交易额为44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2张20元券、4张1元券共6张人民币，而如果支付1张50元券，则收款方找零1张5元和1张1元券即可，共需要3张人民币，减少了人民币的需求量。
该模式求得x为300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减少120张，各券别需求量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仍最大，占比达到了45%；其次为20元券，占18%；10元和5元的占比有所上升，达到了13%，而50元的占比则下降为11%。
另外，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的方式（即支付优先）。如果选择找零优先的方式，则计算结果5×99T见表3。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区别是，在如交易额为33元的交易中，支付优先时支付方需要支付5张人民币，即1张20元、1张10元和3张1元；找零优先时虽然也需要5张人民币，但支付方需要支付1张50元，而收款方需找1张10元、1张5元和2张1元。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需求总数未发生变化，但1元和5元券的需求量分别增加了3张和1张，10元、50元券的需求量均减少了2张，20元的需求量未变化。可见在找零优先时的计算结果，比支付优先时计算的结果需要更多的小面额人民币。
（三）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是在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允许支付方可以支付两张合计金额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每笔交易的最终现金需求量，是支付方直接支付、支付方支付一张后收款方找零、支付方支付两张后收款方找零三种方式中使用券别最少的。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放松了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对支付方只能支付一张超过交易额人民币的限制，虽然单笔交易最大需求量仍为5张，但部分交易需求量下降。例如交易额为81元时，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需支付4张人民币，而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则支付1张100券和1张1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20元券即可。除100元券外，交易双方仅需2张人民币就完成了该笔交易。
此时，该模式求得x为288张，比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减少12张，各券别的需求量5×99T见表4以及图3。可以看出，1元、50元券的占比未发生变化；20元券占比下降到16%；10元和5元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达到了14%。
另外，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即支付优先）。如果优先选择找零（即找零优先），则结果5×99T见表5。与支付优先相比，1元、1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减少了1个和5个百分点，5元、2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增加了2个和4个百分点，5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未发生变化。
如果对支付行为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即允许支付三张及三张以上金额合计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通过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通过计算得知所需人民币数量并未进一步下降，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A99×99=E时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假设条件一和条件二是不影响模型的。某种券别供应不足，则该券别流通速度加快，流通中含残率上升，但根据流通领域的自我调节最终会满足对该券别的需求；假设条件三如果不满足，则动摇了模型的基础，会导致模型整体不成立；假设条件四如果放宽，即如果能够得到各券别综合单位成本，则在推导模型结果时可以按综合单位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计算交易需求量；假设条件五放宽，如果可以得到各金额交易在总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重，则以此为模型计算过程的权数同样可以得到各券别的比例结果。
在现实的现金交易中，很难通过统计或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流通领域各交易额交易次数的数据，即A99×99是难以确定的。虽然某些商业企业为促进销售，通过定价产生较多类似49元、59元、69元这样的交易额，但在整个流通领域看来，这些特殊定价增加的交易量是微不足道的。故本文认为，在流通领域巨量的现金交易中，假设条件五是成立的，即A99×99≈E，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四、模型验证
由于无法获得北京市流通中各券别的数据资料，故只能通过对各券别的补充情况（即投放情况）来判断流通中各券别人民币的需求结构情况。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全辖50元及以下主币纸币投放量为38.83亿元，完整券回笼量为13.90亿元，净投放完整券24.93亿元。将50元及以下各券别主币纸币投放量分别折算为张数后，得到如图4所示结果。
表6为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情况。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完整券供应充足，实际投放情况可代表上半年北京市流通领域对各券别人民币的实际需求情况。与理论模型相比，上半年北京市投放的各券别人民币的结构与需求理论模型结果相近，一方面证明模型结论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另一方面证明北京市各券别投放结构是基本合理的。从对比结果还可以看出，实际投放的各券别情况更接近于模型中支付优先的结果。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中10元和1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高于模型结果，50元和20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低于模型结果，5元券实际投放比例与模型结果基本相同。实际投放量与模型结果发生差异，主要是由于个人支付偏好不同（即非理性人和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影响）、各券别人民币磨损率不同、供应不是完全充足的，以及现金管理需要等因素造成的。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需求理论模型的探析，主要提供了研究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的一种方法或思路，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根据本文的研究，对人民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使用偏好调整生产供应结构。由于使用者的支付习惯不同，对部分券别的需求会脱离模型理论结果。从北京市2012年上半年各券别发行基金投放情况可以看出，使用者对1元和10元券的偏好明显高于5元、20元和50元券。为满足这种需求，可以在理论推导结果的基础上，适当增加1元和10元券的生产供应比重，适当减少5元、20元和50元券的生产供应比重。
二是根据现金供应政策调整生产供应结构。例如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推进辅币硬币化，北京市流通领域中硬5角、硬1角逐渐取代了纸5角、纸1角。硬币沉淀比例高，不易携带，不易磨损，流通领域中累积量逐年增加，将会逐步减少在券别需求结构中的比重。
三是着力提高人民币的自我调节能力。虽然通过研究理论模型可以确定一个各券别间合理的比例关系，但“流通中现钞券别结构完整状态总是相对的。货币发行和现金投放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保证总量供给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调节，使流通中现钞券别结构经常保持于一种动平衡状态之中。”因此，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券别结构体系的自我维系、自我调节、自求平衡的能力，才是保证合理券别结构的长远策略。
关键词：流通 人民币 券别结构 需求模型
一、引言
货币是伴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商品的出现引起了对价值的广泛深入研究，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履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我国的法定货币为人民币。
以个人，企业等经营单位，财政及机关、团体，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对外等五个方面的货币收支包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中一切现实的货币收支。这些收支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收彼支，此支彼收，由此及彼，连绵不断。这个割裂不了的货币收支系统，通常称之为货币流通；这一系统构成的领域，称为货币流通领域。
货币券别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券别结构不但包括大、中、小额票面及上、中、下限的整体结构，而且包括纸币与硬币结构等方面，也被称为“M0券别结构体系”。狭义的券别结构特指大、中、小额票面的券别结构，是在既定上、中、下限整体结构和纸币与硬币结构下的票面结构分配。此外，券别结构体系存在高低之分。采取高面值券别结构体系，由于单张票面金额很大，不便折算计数，有碍流通，同时带有膨胀色彩，会给使用者带来不稳定心理。
本文从探讨需求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在我国流通领域中的狭义券别结构问题。
二、理论准备
（一）理论参考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现金需求的古典方程式主要包括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货币需求分析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这些古典方程式以及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现金的总需求量展开，而关注现金需求结构的研究凤毛麟角。在现行研究中，现钞货币的印制、发行存在两个基本模型，即“塔式实务模型”和“水平架构模型”。
塔式实务模型是以商品货币流通实践为基础，主要由四个模式构成：
（1）顺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中、小面额货币科学累加，形成买主应付卖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2）反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额货币减中、小面额货币，形成卖主应找零给买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3）高档高价格商品交易或旅游、出差等使用、携带现钞货币模式，即大宗现钞货币数量等于大宗现钞货币票面累加。
（4）小额零售商品交易额所需现钞货币模式，即微量现钞货币量等于小额现钞货币票面支付。
塔式实务模型从商品交易微观行为出发，将商品交易分为高价交易、一般交易和小额交易三种不同的类型加以研究，一般交易又细分为顺方向的支付型交易和反方向的找零型交易两类。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塔式实务模型所述四种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掺杂、并存发生的，但该模型未能实际说明券别结构的问题。本文借鉴塔式实务模型作为需求理论模型的理论参考，并作了进一步推导和完善。
（二）研究对象和范围
本文将所有现金交易分为大额交易和小额交易。所谓大额交易是指现金交易额在100元及以上的交易，且仅包括100元及以上的整数部分，不包括100元以下部分；其他除大额交易外的交易为小额交易。例如一笔交易额为356元，则300元的部分属于大额交易，而56元部分则并入小额交易范围。如此分类，是为了将100元券别和其他券别区分考虑。本文认为，100元券和其他券别人民币在现金交易中作用是不同的。100元券主要用于大额交易或支付，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其需求量更容易受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除100元以外的其他券别人民币，在日常现金交易中主要用于支付或找零，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其需求量主要受每笔交易中100元以下金额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需求理论模型研究剔除了100元券。为进一步简化模型，本文也暂不研究角币和分币。故研究对象是除100元券以外的主币，研究范围是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以及100元以上交易中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部分，也即小额交易中剔除辅币交易后的部分。
（三）判断标准
虽然使用者、时间、地点、交易量或支付量等因素的不同均会影响对券别结构合理判断标准的看法，但满足交易或支付的需要量、持有和使用成本最低这两点是均要得到满足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判断人民币券别结构合理性的基本标准是满足需求和成本最低。
满足需求即满足交易或支付对各券别人民币的最低需求量。成本最低即合理分配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调运和使用量，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所有相关成本之和最低。需求理论模型的推导也同样要符合这两点基本要求。
（四）假设条件
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设定以下假设条件：一是供应充足假设，即流通领域中人民币总量供应充足，各券别供应充足，每个交易者持有的人民币各券别均能满足其交易需求：二是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本文将研究单位时间内货币的需求结构，在单位时间内每张人民币只能使用一次，不存在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同而增加或减少使用量的情况：三是理性人和理性行为假设，即交易者对各券别人民币的使用没有偏好，在交易中总是以成本最小化为最终目标；四是成本最小化等于使用数量最少，即假设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均相同或忽略不计，券别结构合理性判断的成本最低标准则体现为使用数量最少；五是单位时间内各金额交易均只发生一次，即各金额交易发生的次数是相同的。
结果中，x为420张，各券别的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占比达到了47.62%；其次为20元券，占大约19.05%；而50元、10元和5元的需求量基本相同。 在该模式中，部分交易需支付较多人民币，单笔最大支付量是8张。例如在支付99元的交易时，支付方需支付1张50元、2张20元、1张5元和4张1元券，共计8张人民币。因为没有考虑交易中收款方的行为，故该模式是不完备的。
（二）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是指为完成现金交易，支付方可以支付与交易额恰好相等的人民币给收款方，也可以支付一张大于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进行找零来完成。为满足限制条件（4），该模式取两种方式中所需数量最少的作为最终需求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弥补了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的缺陷，现金总需求量是交易双方支付和找零需求量之和。其具体计算结果X5×99T如表2所示。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使单笔交易的最大支付数量降低为5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节约了大量现钞。例如交易额为99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8张人民币，如果支付1张100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1元券即可，所需人民币数量大为减少。再如交易额为44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2张20元券、4张1元券共6张人民币，而如果支付1张50元券，则收款方找零1张5元和1张1元券即可，共需要3张人民币，减少了人民币的需求量。
该模式求得x为300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减少120张，各券别需求量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仍最大，占比达到了45%；其次为20元券，占18%；10元和5元的占比有所上升，达到了13%，而50元的占比则下降为11%。
另外，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的方式（即支付优先）。如果选择找零优先的方式，则计算结果5×99T见表3。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区别是，在如交易额为33元的交易中，支付优先时支付方需要支付5张人民币，即1张20元、1张10元和3张1元；找零优先时虽然也需要5张人民币，但支付方需要支付1张50元，而收款方需找1张10元、1张5元和2张1元。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需求总数未发生变化，但1元和5元券的需求量分别增加了3张和1张，10元、50元券的需求量均减少了2张，20元的需求量未变化。可见在找零优先时的计算结果，比支付优先时计算的结果需要更多的小面额人民币。
（三）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是在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允许支付方可以支付两张合计金额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每笔交易的最终现金需求量，是支付方直接支付、支付方支付一张后收款方找零、支付方支付两张后收款方找零三种方式中使用券别最少的。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放松了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对支付方只能支付一张超过交易额人民币的限制，虽然单笔交易最大需求量仍为5张，但部分交易需求量下降。例如交易额为81元时，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需支付4张人民币，而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则支付1张100券和1张1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20元券即可。除100元券外，交易双方仅需2张人民币就完成了该笔交易。
此时，该模式求得x为288张，比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减少12张，各券别的需求量5×99T见表4以及图3。可以看出，1元、50元券的占比未发生变化；20元券占比下降到16%；10元和5元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达到了14%。
另外，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即支付优先）。如果优先选择找零（即找零优先），则结果5×99T见表5。与支付优先相比，1元、1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减少了1个和5个百分点，5元、2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增加了2个和4个百分点，5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未发生变化。
如果对支付行为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即允许支付三张及三张以上金额合计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通过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通过计算得知所需人民币数量并未进一步下降，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A99×99=E时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假设条件一和条件二是不影响模型的。某种券别供应不足，则该券别流通速度加快，流通中含残率上升，但根据流通领域的自我调节最终会满足对该券别的需求；假设条件三如果不满足，则动摇了模型的基础，会导致模型整体不成立；假设条件四如果放宽，即如果能够得到各券别综合单位成本，则在推导模型结果时可以按综合单位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计算交易需求量；假设条件五放宽，如果可以得到各金额交易在总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重，则以此为模型计算过程的权数同样可以得到各券别的比例结果。
在现实的现金交易中，很难通过统计或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流通领域各交易额交易次数的数据，即A99×99是难以确定的。虽然某些商业企业为促进销售，通过定价产生较多类似49元、59元、69元这样的交易额，但在整个流通领域看来，这些特殊定价增加的交易量是微不足道的。故本文认为，在流通领域巨量的现金交易中，假设条件五是成立的，即A99×99≈E，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四、模型验证
由于无法获得北京市流通中各券别的数据资料，故只能通过对各券别的补充情况（即投放情况）来判断流通中各券别人民币的需求结构情况。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全辖50元及以下主币纸币投放量为38.83亿元，完整券回笼量为13.90亿元，净投放完整券24.93亿元。将50元及以下各券别主币纸币投放量分别折算为张数后，得到如图4所示结果。
表6为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情况。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完整券供应充足，实际投放情况可代表上半年北京市流通领域对各券别人民币的实际需求情况。与理论模型相比，上半年北京市投放的各券别人民币的结构与需求理论模型结果相近，一方面证明模型结论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另一方面证明北京市各券别投放结构是基本合理的。从对比结果还可以看出，实际投放的各券别情况更接近于模型中支付优先的结果。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中10元和1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高于模型结果，50元和20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低于模型结果，5元券实际投放比例与模型结果基本相同。实际投放量与模型结果发生差异，主要是由于个人支付偏好不同（即非理性人和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影响）、各券别人民币磨损率不同、供应不是完全充足的，以及现金管理需要等因素造成的。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需求理论模型的探析，主要提供了研究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的一种方法或思路，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根据本文的研究，对人民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使用偏好调整生产供应结构。由于使用者的支付习惯不同，对部分券别的需求会脱离模型理论结果。从北京市2012年上半年各券别发行基金投放情况可以看出，使用者对1元和10元券的偏好明显高于5元、20元和50元券。为满足这种需求，可以在理论推导结果的基础上，适当增加1元和10元券的生产供应比重，适当减少5元、20元和50元券的生产供应比重。
二是根据现金供应政策调整生产供应结构。例如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推进辅币硬币化，北京市流通领域中硬5角、硬1角逐渐取代了纸5角、纸1角。硬币沉淀比例高，不易携带，不易磨损，流通领域中累积量逐年增加，将会逐步减少在券别需求结构中的比重。
三是着力提高人民币的自我调节能力。虽然通过研究理论模型可以确定一个各券别间合理的比例关系，但“流通中现钞券别结构完整状态总是相对的。货币发行和现金投放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保证总量供给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调节，使流通中现钞券别结构经常保持于一种动平衡状态之中。”因此，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券别结构体系的自我维系、自我调节、自求平衡的能力，才是保证合理券别结构的长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