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否率先复苏？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是靠美国带动还是中印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带动？这是每个从宏观层面研究经济政策问题的学者必须首先思考的两个问题。
　　相对份额决定影响力的大小。从这一点说，美欧日这三个主要经济体因为其份额占全球GDP总量50%以上如果在2009年仍深陷于明显衰退或停滞，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的大局面就难以出现，这也直接框定了中印等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贡献度。因此我们只能从“有限度的积极贡献”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表现及效果问题。而“中国经济能否率先复苏？”这个问题若能够成立，其前提又是在全球化已深入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充分的内循环创造足以抵消外需萎缩消极影响的内部需求。
　　同传统封闭体系下经济运行的特点具有明显差异之处在于，参与了全球化过程已达30年的中国事实上已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供给约束，尽管中国在石油、天然气、大宗原材料、稀有金属方面存在严重的资源短缺，但靠国际市场购买可以解决全部要素供给问题。而且，中国对这些资源的购买需求已成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贡献性因素。生产能力是供给约束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在过去30年高速增长中已成了无可争议的制造业大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形势下，目前中国真正恼人的问题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如何利用和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因此，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应对危机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扩大内需。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扩大内需都取决于两点：一是实体经济在假设封闭循环状态下能否产生充分的真实需求；二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能否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使各类微观主体拥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真实需求方面说，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从全国情况看，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早期发展阶段，无论在基础设施、住房汽车医疗、各类基本消费和耐用品需求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实质需求缺口，这是许多人口数量不多且经济发达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永远无法拥有的真实需求优势。从有效需求角度考察，中国应对危机的比较优势则更加突出：（1）城乡居民高储蓄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之谜”中有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30年GDP年均增速为9.6%，但30年中绝大多数年份城乡居民储蓄增速都超过了16%。城乡居民手里有钱，说明中国经济的细胞——家庭部门能为银行部门自动注入流动性。（2）强势政府。中国的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扮演改革和发展主导者的角色。特别是中央政府，不仅具有领导权威而且还拥有丰厚的可支配财力，如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每年都保持高增长率的财政收入。这表明：对债务总额仅占GDP20%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来说，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可操作空间十分巨大。（3）世界上最庞大、最稳健、最“听话”的银行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始终把银行业的改革当成金融体系调整的重中之重，通过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等等一系列有力度的举措，率先完成了对工中建交四大行的突破性改革，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消除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随着中国农业银行改革的推进、邮储银行挂牌、政策银行转型以及全国农信社系统整体多年盈利，在美欧日银行大多陷入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资产、资本甚至是盈利方面，突然间成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最强健金融机构体系。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经济政治体制下，从国有、国有控股银行到股份制、农信系统和城商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银行行为、高管任命乃至于公司治理等方面均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以上三点都是中国能够在中短期快速形成有效需求的有利条件。艾伦·格林斯潘在他的新书《动荡年代》中略带沮丧地说道：“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GDP年增长率达到3%就是这些国家的能力上限了，无论我们怎样运用智慧和政策都无力突破这一上限。”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能轻而易举地突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极限？我想，原因就在于早期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从微观层面奠定了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潜力基础，而真实需求和有效需求这两方面的现实条件为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充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二战后，日本在1950年至1970年的20年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曾达8.4%，而在1960年至1980年的20年中，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也曾达到7.2%的高水平。
　　按照30年来的经济成长经验，中国年度经济增长率可稳定在9%左右，随着经济基数的不断扩大，亦可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在8%左右，历史上一些年份当经济出现过快过热趋势时，通常由煤电油运等行业供求的结构性约束和中央政府出台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经济过热时的行业结构失衡，总是由某些产品价格的过快上涨来体现，所以结构性价格上涨一般会成为宏观紧缩政策出台的“序曲”。在每5～6年一次的经济扩缩小周期中，无论是通货膨胀指标还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它们都不能被看作是中国经济成长约束的背后原因，而只能算做是引人注意的外部表现而已。从本质上说，在中长期内最终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是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效率方面的局限性和实体经济运行中始终存在的结构性弊端如低效却仍在不断扩大资源占用的国有企业以及不当的地方政府行为等等。
　　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资源分配体系，银行组织体系中又以国有控股银行占资源配置份额的较大比重。因而，实体经济中的许多结构性矛盾常常能从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的资源配置行为中找到答案。此外，从整个金融体系的组织架构和市场结构看，我们也能在其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中国实体经济中自主创业自主知识产权、长期风险承受和成长导向型企业很难获得金融支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中为这类企业提供服务的机构主体和制度化平台严重不足。
　　国有企业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分化走势：省以下的地方国企在不断推进的产权制度改革中的确在体现“国退民进”的方针，该合的合，该关的关，该卖的卖了，但中央直属的大型国企在政策和资源的配置中却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父爱”或政策倾斜。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业已看到，美欧等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为救市都采取了暂时国有化的措施，这至少说明，国有化国有资产在重要企业占有一定的比重之后，对全社会来说，可能更容易产生信任感，更有利于稳定信心。但中国的问题则是国有企业占有资源的比重过大，国企的运营效率过低。据统计，在138家中央企业中，2009年1-3月实现利润仅为1194.9亿元，同比减少856.9亿元，下降了41.8%；尽管明显受惠于反危机经济刺激政策，但全部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的企业只有50家，实现利润超过10亿元的企业只有23家，其中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只有5家（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神华集团），5家中则有3家利润同比下降。此外，在全部中央企业中，成本费用利润率上升的企业只有36家，下降的企业则有102家。除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外，我们还可以回顾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在外盘期货、高价原材料进口谈判、高价时期过度增加原材料库存等方面引人注目的事件和事例，其中共同规律是：吃亏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反过来看，在油价从每桶147美元高点跌至38美元后，美国不仅趁机注满了油库，而且一些企业还大量租用巨型油轮，让这些油轮漂在海上作为临时储油库。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这些企业已经从油价上涨中赚得了超过20%的利润！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很多人早已想到了美国企业的这些招法，但却没有人愿意采取实际行动，因为赔也好赚也好与他个人利益关系不大。谈以上情况，只是想说明，不管非国有企业发展速度如何快，只要国有企业仍占相当大比重，效率低下就永远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之一。
　　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增长点“秘密武器”之一。在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地方政府才如此热衷于抓经济，在全球遭遇经济衰退的今天，中国可以将地方政府永远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视作竞争优势之一，但一旦中国经济实现了率先复苏，各级地方政府很快就会成为经济过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一种推动力量。因此，中央政府在如何发挥地方政府积极作用方面一定要运用配套政策，在反危机时期，重在鼓励地方发展，可在金融资源控制上适当松动，在机构准入、地方性资本市场、地方政府发债等方面制定一些新政策，同时在官员业绩考核上制定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不断趋向合理化、长期化。
　　维持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和持续健康成长，从根本上说就是用组合政策工具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并调整和改善各项约束条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应当以金融体系结构性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及地方政府不当行为的矫正为关注重点，这样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政策效果，保障中国经济的长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