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呼他“吴伯伯”，但心底一直喊他“祖光师”。我“师”他什么呢？最初是“师京剧（中的诀窍）”，后来就变成了“师（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我是十七八岁时进入他那个四合院的。虽然他是年轻的“伯伯”，但身上总也脱不开神童和才子的气息。他19岁时创作了反映抗战的话剧《凤凰城》，被誉为戏剧界的神童，一生中的作品《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等更是声震剧坛。他的房屋布置华丽，他的毛笔字漂亮潇洒，语言机敏，谈笑自若，总之风光一派。他那时刚写了京戏《凤求凰》，李少春和范钧宏到他家谈本子，少春笑着说：“可给我出了道难题，戴胡子的（指司马相如）谈恋爱，在京戏中可是头一次呢……”吴笑笑，很得意：“这是首轻音乐，没什么大矛盾……”我先读过他的本子，轻盈弹跳，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司马相如第一次遇到卓文君，有“顿时慰却瘦魂灵”的唱词，这几个字写在一张废弃了的卡片上。他随后抹去这一行，改成“如同转身赴蓬瀛”。
　　在那个年代，让京剧人物在台上高声大唱“瘦魂灵”，恐怕未必合适。我仔细打量这些小卡片，不禁思绪飞扬——吴家并不困难，但敬惜字纸，这种传统道德是我应该学习的；再，他在小卡片上勾勾改改，反复地调平仄和琢磨句子，才知道他“才子”二字的背后乃是“勤奋”。那时是困难时期，他拿出花生米招待客人，大家谈得极高兴。
　　20年后，我进了中国京剧院。祖光师遇到我，一再说“我可等着看你的戏呢……”不久剧院实行承包，写戏的梦破灭了。我急忙改行，转向了写文章，一时“报屁股”满天飞。祖光师托人捎话：“文章可以写，但不要为写而写。”两三年后，我带着《梅兰芳与二十世纪》的书稿请他作序，他这才高兴地笑了。转瞬又问：“不怕我写序给你找麻烦？”我摇头，他很快写了序。后来，此书纳入“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活动”的献礼项目，但主持者却为吴序的存在发愁，问出版时能否不印吴序，或者干脆印两种版本——带吴序的，走市场；不带吴序的，上大会……无奈，我只得这样去请示吴，他哈哈大笑说“完全赞成。将来这种不带序的，你要多送我几本。”幸亏后来有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的干预，有吴序的版本照样作为了大会赠书。同年，我为李世济写的京剧《武则天》上演，我请他看了，他表示不错。
　　1990年后许多年，吴则一直陷于“官司”当中，我和他依然见面，经常是在北京“大三元”的饭局中，被请者多为前辈文化人，我忝居末座。在这些活动中，他自由坦荡极了，畅所欲言，人家问什么回答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他是座中年纪最大的人，同时也成为座中最了解社会问题的人。当然，也有人替他惋惜，说他如果集中精力写东西，会有更大的影响。
　　每逢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多坐在他的对面——倾听着他的声音，更打量着在座者的思想活动。座中有许多和吴十分相似的长者——华年同样丧失，于是拼命抓紧晚年光阴，再不许光阴虚度；至于业外之事，即使天上掉下大石头砸破脑袋，也只能是包扎一下，赶忙再去写作。当时，这是大多数文化人的选择。当然，我也对照了自己——我的选择就是不再“直接”去写京剧了，而是关心起京剧周围的环境，比如老字号与京城文化。我觉得，不集中力量先去“做”好环境，京剧再努力，也容易事倍功半。
　　每次这样想着，我每次依然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也依恋写作，几次想沉下心写大东西，但几次又被打断。他对现实生活中新的不公正，仍然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态度。他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怒发冲冠，他把别人的事情看成是自己的选择，他打抱不平，予以抗争。外界没有轻易站在他一边，于是他继续着自己的选择。他激愤过，又慢慢地平静了，他积累了其他文化人没有的经验，他开始了其他文化人没有的漫长生活。
　　什么才是生活和生命的“最大”呢？别人或许在想：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创造出足够的作品，就是“最大”了。吴祖光则不然，他首先看重的是身边的生活，是生活中那些有“是非”的事情，他创立了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新的评判标准。他就按照这种新的选择生活下去——他关心身边所有的人，惟独不再关心自己的创作生命。
　　我没有理由否定其他人的选择，也不能仅仅肯定他的选择。但我要说，吴祖光走的是文化人的另一条路——虽然多数文化人不可能都走吴的路；但作为国家和民族，如果不能容忍像吴祖光这样的人存在，那也就太悲哀了。我想起北京报纸对吴逝世的报道——“正气老头去了”，概括得太好了——少一个著名的戏剧家，而多一个“正气老头”，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我在想着，很用心地想着。
　　作者为作家，出版各类著述60余种，内容多涉及京剧、老字号和京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