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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清洁工不好做
2016年6月25日，记者从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侧面的日本空港科技株式会社办公楼走向机场，途中刚好遇到该公司董事长、社长等高管，大家纷纷站住，跟一位身穿清洁工制服的中年女人鞠躬寒暄。
记者看到，女人右袖上有一个绿色方块标志，上面绣有“环境マイスタ一”（环境名工）几个金字。记者事先做过功课，知道这是日本政府技能检定制度中的顶级标志，其中历史上授予清洁工的总共有三个人，目前还健在的只有新津春子一个。
不用说，她就是新津春子了。
“我的中文名叫郭春艳，1970年出生在沈阳，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沈阳读的。虽然我的父亲是日本人，但母亲是地道的中国人，我又在中国长大，所以我至少是半个中国人。”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当时有很多日本遗孤被遗弃在中国。“孩子是无辜的。”饱受日军欺凌的沈阳市民纷纷以德报怨，站出来收养这些可怜的孩子。一位姓郭的市民收养了一个姓田中的遗孤，于是田中跟养父改姓郭。田中长大后娶妻生子，1970年生下女儿郭春艳：“我17岁那年，在中日合作二战孤儿回国潮中，我们一家来到了日本，并恢复田中姓，取名春子。新津是我结婚后，按日本人的习惯随丈夫家的姓。”
“作为二战遗孤，我们两头受歧视：因为是半个日本人，可以说我从小是在别人的辱骂和白眼中度过的；到了日本，因为是半个中国人，连日语都不会，甚至有人趁黑向我扔过石头……”来到日本，春子勉强读完高中便四处打工帮忙养家，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最“下等”的工作：给人做保姆、当清洁工、做餐厅服务员等。
毕竟是个大姑娘，谁愿意做这些既不体面，收入又不高的伺候人的工作？但以春子的自身条件，又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她便消极怠工，或者干脆采取“猫盖屎”的办法糊弄一时是一时：“在餐厅洗碗时，随便用抹布抹一下了事是常有的事，反正不是我自己用；在宾馆打扫卫生时，更不会每天给客人换床单，最多帮他们整理一下……”
因为春子对工作太不负责，经常受到顾客的投诉，而日本服务单位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很严，只要接到顾客投诉，就离下岗不远了，因此几年间春子换了十几份工作。
22岁那年，春子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新津策。新津策是春子家的邻居，到美国留过学，是一家跨国医药公司的代表，思想比较开放。他觉得春子朴实、勤劳、善良，只是她不了解日本，工作的态度和方法有问题，“做清洁工不仅需要责任心，还得有知识，你在家里打扫卫生也这么不用心吗？不说别的，你是在中国长大的，当别人通过你的表现，认为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时，难道你不惭愧吗？”
“一句话惊醒了我：是啊，我当清洁工不仅是为了生活，中国是我的娘家，我可不能给娘家丢人！”直到这时，春子才开始重视自己的工作。在新津策的帮助下，她报名读了为期半年的“职业训练校”，然后重返职场。
洗手间当成自家厨房
“那半年的职业训练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学习，春子不仅学会了很多清洁技能，更重要的是明白了日本“职人”在社会上的处境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特别是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到极致的“匠人精神”。
“再到餐馆洗碗时，想到顾客付了报酬，吃完饭还得去工作、挣钱养家，说不定我回家乘坐的地铁正是他开的，我不由自主地就会将碗多洗两遍，然后认真消毒；在车站码头打扫卫生时，想到行色匆匆的顾客都在忙着赶路，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干净的环境至少能给他们一个好心情，我便觉得没有理由糊弄他们……”
当春子认真对待工作，工作也开始回报她。通过考试，1995年她取得了环境清洁“一级技能士”资格，进入日本机场管理公司“日本空港科技株式会社”，在羽田机场当清扫工。
羽田机场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仅航站楼的面积就达76万平方米。机场每年往来旅客超过6600万人，占日本国内航空旅客的一半以上，已经运转了85年，各项管理都非常到位。“刚到机场时，我也有过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我一个做清洁工的，能在这里工作应该满足了。”
但是，不久后的一天，一个法国小男孩在航站楼二楼上完洗手间后，又跑到洗手盆前玩水，当母亲喊他走时，他被自己弄洒的水滑了一跤，头上磕了个包。本来，负责这个洗手间卫生的春子把工作做得很到位，地面也擦得很干，小男孩是被自己弄洒的水滑倒的，与机场无关，但她的顶头上司铃木优还是劈头就对她一通批评。春子刚想辩白，铃木优说：“假如那是你的孩子，你会理会各种理由吗？为什么不守在孩子旁边，随时把他弄洒的水擦干？”
“在日本，一般情况下，下级是不能跟上级顶嘴的，何况我只是个清洁工——我想，铃木优说得对，假如是我的孩子受了伤，在我的心里，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于是她主动走过去，再三向法国旅客道歉，并协助他们处理孩子的摔伤。
通过这件事，春子认识到，当清洁工也是学无止境，“如果我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工作做得更好。”1997年秋，春子参加日本“清扫技能选手权赛”，8月突破东京预选，10月参加全国大赛，最终击败来自全国的12000多名选手，夺得冠军，成为这项比赛有记录以来最年轻的冠军、“日本第一清扫工”。
“当清扫工，仅有一颗匠人心，或者只会使蛮力是不行的，实际上那也是一种技术活。”羽田机场对清洁的要求近乎苛刻：坐便器干净到可以舀水饮用倒也不至于，但地板必须干净到可以当镜子使用，不能有任何污物；任何一条缝隙都必须与墙面或地板颜色一致，主管随时可能戴双白手套在任何地方抹，如果某处发现有一根头发，那么从清洁工到组长、领班、片区负责人都要受到处罚。
NHK在专门为新津春子拍摄的纪录片中说：“她的双眼如鹰眼，能发现常人不会注意的污渍，比如电视机后盖的角落、烘干机的缝隙等。就算是看不见的马桶圈内侧，她也会利用镜子的反射一圈又一圈仔细检查，一点一点地清理，直到一尘不染。经她打扫过的瓷砖一点污渍都看不到，比新的还要闪亮。” 采访时记者就目睹不止一位家长，放心地看着身穿漂亮衣裙的孩子，随便躺在地上玩耍，因为机场地板洁净如镜面，比床上还干净。
有位清扫工处理不好饮水台上的卫生，记者跟着春子前去指导。她一边示范一边告诉大家，饮水台上有漂白粉，必须用酸性洗液才能祛除。但如果酸停留的时间过长，不仅会导致腐蚀，使不锈钢失去光泽，还可能污染饮用水，所以必须掌握最佳时间，在溶解漂白粉的同时，迅速冲掉酸洗液，才能让饮水台恢复以往锃亮光泽。
不仅是这些，一扇扇的自动门、装行李的小推车、电梯扶手等细节也都要顾到。在回办公室的途中，春子发现一盆花里有一片枯叶，连忙走过去摘除了。
清洁工做到“国宝级”
记者笑着问春子：“你能把清扫工作做到极致，是不是因为你有洁癖？”春子连忙摆手：“不是不是，我没有洁癖。还有人说我当清洁工还这么认真，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呢？他们怎么说都行，我不会听的。因为我就是我自己。”“上百种清洁剂的用法你都记得滚瓜烂熟，是怎么做到的？”“我并没有刻意去背，也许是熟能生巧吧，每天接触它们，慢慢地就记住了……”
记者还问了春子一个非常“俗”的问题：收入。她告诉记者，在日本清扫工的地位和收入也都不高，“一级清扫技能士”月薪只有20万日元左右（约人民币9000元），远低于其他“职人”的初级收入，而且经常受到别人的漠视，“清扫不是高技能工作，世界上大概没有人会争当清扫工。但如果干到我这个层次，除了工资很高，还享受政府津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制度也是春子能把清洁工做好的原因之一：日本特别注重匠人精神的培养。从事技能工作的人在日本统称“职人”，如厨师、美容师、各种工匠等。这些职位社会地位都不高，但社会绝对离不开他们，因而各行都是“金字塔”体制，基层都很普通，但如果你做到了顶端，便会名利双收，受到社会的尊敬，出类拔萃者还可能像春子这样，被政府授予“国宝级匠人”称号。
2011年，当羽田机场第一次被评为全球最干净的机场时，很多人就把目光聚焦在春子身上，因为当时春子是机场航站楼卫生的负责人，而外人所能接触到的，主要是这里。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春子和她团队的努力，羽田机场才获此殊荣。NHK著名的《工作派》为她做了专辑；当红综艺节目《全世界最想上的课》邀她讲课；主流新闻节目《NEWS ZERO》几次采访她；春子还多次出席演讲会，应邀演示打扫技巧。
有人这样评价春子：“她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越了保洁工的范畴，而是在干技术活、艺术活。76万平方米的羽田机场就是她最好的作品……”春子却说：“如果有人路过羽田机场，不由自主地惊叹一声：‘哇，这里真干净啊！’那才是对我的最高奖励。”
2015年，春子被提拔为羽田机场“清扫卫生指导员”，负责指导和培训手下700多名清洁工和保障整个羽田机场的清洁卫生工作。有时候她还会应邀去解决公共设施或家庭的顽固污迹，也因此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不过最让春子感到欣慰的是，因为自己的用心工作，越来越多人甚至专程跑到机场跟她说：“您辛苦了。”
2016年7月，有关春子的报道出现在微信上，顿时，中国大妈成为日本“国宝级清洁工”的消息一下子火遍朋友圈。春子说，远在中国的亲人能因她而骄傲是最让她幸福的事。记者问春子是否经常回国，她回答道：“当然。我外婆还在沈阳，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回去看她。”
摘自《人生与伴侣》
2016年6月25日，记者从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侧面的日本空港科技株式会社办公楼走向机场，途中刚好遇到该公司董事长、社长等高管，大家纷纷站住，跟一位身穿清洁工制服的中年女人鞠躬寒暄。
记者看到，女人右袖上有一个绿色方块标志，上面绣有“环境マイスタ一”（环境名工）几个金字。记者事先做过功课，知道这是日本政府技能检定制度中的顶级标志，其中历史上授予清洁工的总共有三个人，目前还健在的只有新津春子一个。
不用说，她就是新津春子了。
“我的中文名叫郭春艳，1970年出生在沈阳，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沈阳读的。虽然我的父亲是日本人，但母亲是地道的中国人，我又在中国长大，所以我至少是半个中国人。”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当时有很多日本遗孤被遗弃在中国。“孩子是无辜的。”饱受日军欺凌的沈阳市民纷纷以德报怨，站出来收养这些可怜的孩子。一位姓郭的市民收养了一个姓田中的遗孤，于是田中跟养父改姓郭。田中长大后娶妻生子，1970年生下女儿郭春艳：“我17岁那年，在中日合作二战孤儿回国潮中，我们一家来到了日本，并恢复田中姓，取名春子。新津是我结婚后，按日本人的习惯随丈夫家的姓。”
“作为二战遗孤，我们两头受歧视：因为是半个日本人，可以说我从小是在别人的辱骂和白眼中度过的；到了日本，因为是半个中国人，连日语都不会，甚至有人趁黑向我扔过石头……”来到日本，春子勉强读完高中便四处打工帮忙养家，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最“下等”的工作：给人做保姆、当清洁工、做餐厅服务员等。
毕竟是个大姑娘，谁愿意做这些既不体面，收入又不高的伺候人的工作？但以春子的自身条件，又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她便消极怠工，或者干脆采取“猫盖屎”的办法糊弄一时是一时：“在餐厅洗碗时，随便用抹布抹一下了事是常有的事，反正不是我自己用；在宾馆打扫卫生时，更不会每天给客人换床单，最多帮他们整理一下……”
因为春子对工作太不负责，经常受到顾客的投诉，而日本服务单位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很严，只要接到顾客投诉，就离下岗不远了，因此几年间春子换了十几份工作。
22岁那年，春子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新津策。新津策是春子家的邻居，到美国留过学，是一家跨国医药公司的代表，思想比较开放。他觉得春子朴实、勤劳、善良，只是她不了解日本，工作的态度和方法有问题，“做清洁工不仅需要责任心，还得有知识，你在家里打扫卫生也这么不用心吗？不说别的，你是在中国长大的，当别人通过你的表现，认为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时，难道你不惭愧吗？”
“一句话惊醒了我：是啊，我当清洁工不仅是为了生活，中国是我的娘家，我可不能给娘家丢人！”直到这时，春子才开始重视自己的工作。在新津策的帮助下，她报名读了为期半年的“职业训练校”，然后重返职场。
洗手间当成自家厨房
“那半年的职业训练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学习，春子不仅学会了很多清洁技能，更重要的是明白了日本“职人”在社会上的处境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特别是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到极致的“匠人精神”。
“再到餐馆洗碗时，想到顾客付了报酬，吃完饭还得去工作、挣钱养家，说不定我回家乘坐的地铁正是他开的，我不由自主地就会将碗多洗两遍，然后认真消毒；在车站码头打扫卫生时，想到行色匆匆的顾客都在忙着赶路，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干净的环境至少能给他们一个好心情，我便觉得没有理由糊弄他们……”
当春子认真对待工作，工作也开始回报她。通过考试，1995年她取得了环境清洁“一级技能士”资格，进入日本机场管理公司“日本空港科技株式会社”，在羽田机场当清扫工。
羽田机场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仅航站楼的面积就达76万平方米。机场每年往来旅客超过6600万人，占日本国内航空旅客的一半以上，已经运转了85年，各项管理都非常到位。“刚到机场时，我也有过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我一个做清洁工的，能在这里工作应该满足了。”
但是，不久后的一天，一个法国小男孩在航站楼二楼上完洗手间后，又跑到洗手盆前玩水，当母亲喊他走时，他被自己弄洒的水滑了一跤，头上磕了个包。本来，负责这个洗手间卫生的春子把工作做得很到位，地面也擦得很干，小男孩是被自己弄洒的水滑倒的，与机场无关，但她的顶头上司铃木优还是劈头就对她一通批评。春子刚想辩白，铃木优说：“假如那是你的孩子，你会理会各种理由吗？为什么不守在孩子旁边，随时把他弄洒的水擦干？”
“在日本，一般情况下，下级是不能跟上级顶嘴的，何况我只是个清洁工——我想，铃木优说得对，假如是我的孩子受了伤，在我的心里，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于是她主动走过去，再三向法国旅客道歉，并协助他们处理孩子的摔伤。
通过这件事，春子认识到，当清洁工也是学无止境，“如果我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工作做得更好。”1997年秋，春子参加日本“清扫技能选手权赛”，8月突破东京预选，10月参加全国大赛，最终击败来自全国的12000多名选手，夺得冠军，成为这项比赛有记录以来最年轻的冠军、“日本第一清扫工”。
“当清扫工，仅有一颗匠人心，或者只会使蛮力是不行的，实际上那也是一种技术活。”羽田机场对清洁的要求近乎苛刻：坐便器干净到可以舀水饮用倒也不至于，但地板必须干净到可以当镜子使用，不能有任何污物；任何一条缝隙都必须与墙面或地板颜色一致，主管随时可能戴双白手套在任何地方抹，如果某处发现有一根头发，那么从清洁工到组长、领班、片区负责人都要受到处罚。
NHK在专门为新津春子拍摄的纪录片中说：“她的双眼如鹰眼，能发现常人不会注意的污渍，比如电视机后盖的角落、烘干机的缝隙等。就算是看不见的马桶圈内侧，她也会利用镜子的反射一圈又一圈仔细检查，一点一点地清理，直到一尘不染。经她打扫过的瓷砖一点污渍都看不到，比新的还要闪亮。” 采访时记者就目睹不止一位家长，放心地看着身穿漂亮衣裙的孩子，随便躺在地上玩耍，因为机场地板洁净如镜面，比床上还干净。
有位清扫工处理不好饮水台上的卫生，记者跟着春子前去指导。她一边示范一边告诉大家，饮水台上有漂白粉，必须用酸性洗液才能祛除。但如果酸停留的时间过长，不仅会导致腐蚀，使不锈钢失去光泽，还可能污染饮用水，所以必须掌握最佳时间，在溶解漂白粉的同时，迅速冲掉酸洗液，才能让饮水台恢复以往锃亮光泽。
不仅是这些，一扇扇的自动门、装行李的小推车、电梯扶手等细节也都要顾到。在回办公室的途中，春子发现一盆花里有一片枯叶，连忙走过去摘除了。
清洁工做到“国宝级”
记者笑着问春子：“你能把清扫工作做到极致，是不是因为你有洁癖？”春子连忙摆手：“不是不是，我没有洁癖。还有人说我当清洁工还这么认真，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呢？他们怎么说都行，我不会听的。因为我就是我自己。”“上百种清洁剂的用法你都记得滚瓜烂熟，是怎么做到的？”“我并没有刻意去背，也许是熟能生巧吧，每天接触它们，慢慢地就记住了……”
记者还问了春子一个非常“俗”的问题：收入。她告诉记者，在日本清扫工的地位和收入也都不高，“一级清扫技能士”月薪只有20万日元左右（约人民币9000元），远低于其他“职人”的初级收入，而且经常受到别人的漠视，“清扫不是高技能工作，世界上大概没有人会争当清扫工。但如果干到我这个层次，除了工资很高，还享受政府津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制度也是春子能把清洁工做好的原因之一：日本特别注重匠人精神的培养。从事技能工作的人在日本统称“职人”，如厨师、美容师、各种工匠等。这些职位社会地位都不高，但社会绝对离不开他们，因而各行都是“金字塔”体制，基层都很普通，但如果你做到了顶端，便会名利双收，受到社会的尊敬，出类拔萃者还可能像春子这样，被政府授予“国宝级匠人”称号。
2011年，当羽田机场第一次被评为全球最干净的机场时，很多人就把目光聚焦在春子身上，因为当时春子是机场航站楼卫生的负责人，而外人所能接触到的，主要是这里。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春子和她团队的努力，羽田机场才获此殊荣。NHK著名的《工作派》为她做了专辑；当红综艺节目《全世界最想上的课》邀她讲课；主流新闻节目《NEWS ZERO》几次采访她；春子还多次出席演讲会，应邀演示打扫技巧。
有人这样评价春子：“她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越了保洁工的范畴，而是在干技术活、艺术活。76万平方米的羽田机场就是她最好的作品……”春子却说：“如果有人路过羽田机场，不由自主地惊叹一声：‘哇，这里真干净啊！’那才是对我的最高奖励。”
2015年，春子被提拔为羽田机场“清扫卫生指导员”，负责指导和培训手下700多名清洁工和保障整个羽田机场的清洁卫生工作。有时候她还会应邀去解决公共设施或家庭的顽固污迹，也因此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不过最让春子感到欣慰的是，因为自己的用心工作，越来越多人甚至专程跑到机场跟她说：“您辛苦了。”
2016年7月，有关春子的报道出现在微信上，顿时，中国大妈成为日本“国宝级清洁工”的消息一下子火遍朋友圈。春子说，远在中国的亲人能因她而骄傲是最让她幸福的事。记者问春子是否经常回国，她回答道：“当然。我外婆还在沈阳，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回去看她。”
摘自《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