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态微胖，鹤发童颜，圆圆的脸上带着亲切、慈祥的笑容，一身合体的装束显得老人精神饱满；略带南方口音的话语，依然高亢有力，透着博学和深刻；老人听力很好，思维敏锐，对所提问题应答自如。这是老人生前给笔者的印象，很难想像当时他已是耄耋之年。
　　尽管曾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许多重要职务，但费孝通不管在位还是从这些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生前喜欢称自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费孝通培养学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那就是“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的方法来培养新手。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不仅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在个人品德培养上也从不放松。费孝通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没有让自己的学生代过笔。尽管他年事高而事情多，但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地道的个人作品。
　　有一次，一位研究生写了一本书，按照惯例，出版时应当由导师写个序言，而费孝通曾经写过一个评语，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序。没想到费孝通坚决不同意用他的评语，也不愿意重新写序。“让社会去评价而不要去造影响。如果一定要写序，我可以请别人写，这样客观些。”费孝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代人，古今中外都还不通啊，天外有天，不要光在国内比，还要和世界同行比，我们国内学科发展耽误了20年，要靠你们去补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们还年轻，生逢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时代，不要急于出名，为名所累是出不了好东西的。”
　　一次，記者访问时与他合影，他欣然应允，但有一条件：“只照半身，不要照到我这儿。”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经他这么一说，在旁的人都大笑了起来。费孝通说：“早年我在东吴大学时，是校体操队队员，擅长双杠、单杠等玩艺……唉，现在连体育锻炼的时间都难找，搞来搞去不知怎么回事就成了个胖子。”其实，心宽则体胖。
　　大多数人都知道费孝通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著名学者，但少有人知还可以说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家人曾帮助他搜集、整理、出版过《费孝通诗存》，这些诗是老先生多年或触景生情或感事抒怀的即兴之作。可当初，家人拿着诗稿征求老人家意见时，回答却是“我不是诗人，没有出版的必要”。但见诗句，无论五言、七言，还是律诗、绝句，用词严谨考究，颇具大家风范，其即兴感怀，尽在咏叹之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费孝通在学术耕耘之外，还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群言出版社出版过《费孝通文化随笔》，在字里行间，费孝通的才气令人如沐春风，其散文随笔凸现出十足文采和艺术魅力，读者可以清晰地领略到费孝通文风之精炼，思考之深邃。
　　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富家桥弄的一个书香门第。晚年费孝通有一次回家乡，跟朋友们一起去寻找他自己的出生地时，指着墙头的地名牌开玩笑似地说：“我这一生志在富民，可能是命里注定的。这牌上不正是写着要千家万户富起来么？”
　　父亲费璞安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曾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创办新式中学，后就任江苏省视学一职。母亲杨纫兰也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开办了吴江第一所幼儿园。为此，费家子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不过，费家负担较重，加上老人，一家九人的日常费用主要靠费璞安微薄的薪水，自然有些吃紧。杨纫兰为了让儿女们都受到正规教育，就采取隔一跳一的办法，让老大读本科，老二读专科，老三读本科，老四读专科……利用当时专科学校不收费用的规定，节省出一些钱，以此确保孩子们全都能接受较高程度的教育。
　　1916年到1920年，费孝通在吴江初等小学里念书。在四年初小的课程中，费孝通最喜欢的是听沈天民校长讲的乡土志。和乡土志比起来，其他功课的知识就显得死板一些，难以使天性活泼的费孝通保持很高的兴趣。上课时，经常有小动作，不能始终安心听讲。算学课上，往往定不住心思做算题，脑筋里总念着课后到走廊和操场上玩“捉逃犯”的游戏。
　　小学时代的费孝通，性情活泼好动，身体却羸弱多病，时常因病请假，缺课在家。小伙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废物”。一天，费孝通又病在床上，他拉着母亲的手问：“为什么我要姓费？为什么人家叫我小废物？”
　　为此，母亲为费孝通多病却又爱动操心费神。一想到在玩耍中如发生冲突，自己的儿子肯定会“吃亏”，便下决心将儿子送到苏州振华女校这所朋友创办的学校——因为她认为，女生不像男生那样顽皮，喜欢欺负人。于是，费孝通成了振华女校里的少数男生之生。在后来的中学里，费孝通就很怕有人提起这段经历。可越是怕，越是成了同学们取笑他的把柄。
　　父亲出任江苏省视学后，常到各地学校作教育情况调查，回家期间就忙于写调查报告。费孝通出于好奇，有时就趁父亲不在场，偷偷地翻阅父亲从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所作的笔记。材料多是各地学校的情况介绍，多是数据，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枯燥。费孝通感兴趣的是父亲的笔记，上面有随班听课的现场记录，还有评语，生动而具体。当然，对费孝通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外出调查带回家的地方志书。费孝通时常翻看，开卷有益，影响日深。
　　无怪乎，晚年费孝通在同大学师生座谈时，如此感慨：“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很明显跟父亲的影响有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我做事情也可以说是继承父业。一辈子教书、写书、译书、调查，没有离开教育。作自我介绍时，我最喜欢说的，就是我是个教师。”
　　1997年4月6日，费孝通第28次访问家乡吴江。搞了一辈子实地调查，除了台湾和西藏外，费孝通的走遍了全国，最熟悉的还是家乡这块土地。在家乡，他照常拿出随身的笔记本，边问边记。每每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喜上眉梢。
　　听音乐是费孝通一大嗜好。维也纳音乐会，他曾听过多次。艺术是相通的，费孝通对绘画也颇有见地。他认为，一幅画不仅仅是像不像的问题，更应该有一种神韵。这种感觉在“有无”之间，也就是在“虚实”之间。有了这种“有无”和“虚实”之间的感觉就达到了文化上的一个高度，也是艺术的高度。
　　晚年的费孝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术反思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针对我自己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进行自我反思”。他在许多场合，呼吁文化自觉，并且身体力行。“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现实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的环境、新的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对中国人民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充满信心，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样久长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提出，是费孝通发自肺腑的心声，也使他一生学术生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大陆上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在华夏这片热土上，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中部，甚至西部都能看到这位老学者风尘仆仆的身影、重重叠叠的脚印。
　　每到一处，他都尽可能下到最基层，走访城市居民或农民家庭，考察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
　　后来，费孝通虽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人们仍然能从他身上看到“壮心未与年俱老”的灼灼气韵。他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
　　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他走了这么多年，许多接触过他的人一直深深怀念这位可敬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