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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微胖,鹤发童颜,圆圆的脸上带着亲切、慈祥的笑容,一身合体的装束显得老人精神饱满;略带南方口音的话语,依然高亢有力,透着博学和深刻;老人听力很好,思维敏锐,对所提问题应答自如。这是老人生前给笔者的印象,很难想像当时他已是耄耋之年。
尽管曾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许多重要职务,但费孝通不管在位还是从这些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生前喜欢称自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费孝通培养学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那就是“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的方法来培养新手。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不仅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在个人品德培养上也从不放松。费孝通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没有让自己的学生代过笔。尽管他年事高而事情多,但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地道的个人作品。
有一次,一位研究生写了一本书,按照惯例,出版时应当由导师写个序言,而费孝通曾经写过一个评语,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序。没想到费孝通坚决不同意用他的评语,也不愿意重新写序。“让社会去评价而不要去造影响。如果一定要写序,我可以请别人写,这样客观些。”费孝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代人,古今中外都还不通啊,天外有天,不要光在国内比,还要和世界同行比,我们国内学科发展耽误了20年,要靠你们去补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们还年轻,生逢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时代,不要急于出名,为名所累是出不了好东西的。”
一次,記者访问时与他合影,他欣然应允,但有一条件:“只照半身,不要照到我这儿。”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经他这么一说,在旁的人都大笑了起来。费孝通说:“早年我在东吴大学时,是校体操队队员,擅长双杠、单杠等玩艺……唉,现在连体育锻炼的时间都难找,搞来搞去不知怎么回事就成了个胖子。”其实,心宽则体胖。
大多数人都知道费孝通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著名学者,但少有人知还可以说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家人曾帮助他搜集、整理、出版过《费孝通诗存》,这些诗是老先生多年或触景生情或感事抒怀的即兴之作。可当初,家人拿着诗稿征求老人家意见时,回答却是“我不是诗人,没有出版的必要”。但见诗句,无论五言、七言,还是律诗、绝句,用词严谨考究,颇具大家风范,其即兴感怀,尽在咏叹之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费孝通在学术耕耘之外,还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群言出版社出版过《费孝通文化随笔》,在字里行间,费孝通的才气令人如沐春风,其散文随笔凸现出十足文采和艺术魅力,读者可以清晰地领略到费孝通文风之精炼,思考之深邃。
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富家桥弄的一个书香门第。晚年费孝通有一次回家乡,跟朋友们一起去寻找他自己的出生地时,指着墙头的地名牌开玩笑似地说:“我这一生志在富民,可能是命里注定的。这牌上不正是写着要千家万户富起来么?”
父亲费璞安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曾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创办新式中学,后就任江苏省视学一职。母亲杨纫兰也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开办了吴江第一所幼儿园。为此,费家子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不过,费家负担较重,加上老人,一家九人的日常费用主要靠费璞安微薄的薪水,自然有些吃紧。杨纫兰为了让儿女们都受到正规教育,就采取隔一跳一的办法,让老大读本科,老二读专科,老三读本科,老四读专科……利用当时专科学校不收费用的规定,节省出一些钱,以此确保孩子们全都能接受较高程度的教育。
1916年到1920年,费孝通在吴江初等小学里念书。在四年初小的课程中,费孝通最喜欢的是听沈天民校长讲的乡土志。和乡土志比起来,其他功课的知识就显得死板一些,难以使天性活泼的费孝通保持很高的兴趣。上课时,经常有小动作,不能始终安心听讲。算学课上,往往定不住心思做算题,脑筋里总念着课后到走廊和操场上玩“捉逃犯”的游戏。
小学时代的费孝通,性情活泼好动,身体却羸弱多病,时常因病请假,缺课在家。小伙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废物”。一天,费孝通又病在床上,他拉着母亲的手问:“为什么我要姓费?为什么人家叫我小废物?”
为此,母亲为费孝通多病却又爱动操心费神。一想到在玩耍中如发生冲突,自己的儿子肯定会“吃亏”,便下决心将儿子送到苏州振华女校这所朋友创办的学校——因为她认为,女生不像男生那样顽皮,喜欢欺负人。于是,费孝通成了振华女校里的少数男生之生。在后来的中学里,费孝通就很怕有人提起这段经历。可越是怕,越是成了同学们取笑他的把柄。
父亲出任江苏省视学后,常到各地学校作教育情况调查,回家期间就忙于写调查报告。费孝通出于好奇,有时就趁父亲不在场,偷偷地翻阅父亲从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所作的笔记。材料多是各地学校的情况介绍,多是数据,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枯燥。费孝通感兴趣的是父亲的笔记,上面有随班听课的现场记录,还有评语,生动而具体。当然,对费孝通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外出调查带回家的地方志书。费孝通时常翻看,开卷有益,影响日深。
无怪乎,晚年费孝通在同大学师生座谈时,如此感慨:“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很明显跟父亲的影响有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我做事情也可以说是继承父业。一辈子教书、写书、译书、调查,没有离开教育。作自我介绍时,我最喜欢说的,就是我是个教师。”
1997年4月6日,费孝通第28次访问家乡吴江。搞了一辈子实地调查,除了台湾和西藏外,费孝通的走遍了全国,最熟悉的还是家乡这块土地。在家乡,他照常拿出随身的笔记本,边问边记。每每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喜上眉梢。
听音乐是费孝通一大嗜好。维也纳音乐会,他曾听过多次。艺术是相通的,费孝通对绘画也颇有见地。他认为,一幅画不仅仅是像不像的问题,更应该有一种神韵。这种感觉在“有无”之间,也就是在“虚实”之间。有了这种“有无”和“虚实”之间的感觉就达到了文化上的一个高度,也是艺术的高度。
晚年的费孝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术反思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针对我自己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进行自我反思”。他在许多场合,呼吁文化自觉,并且身体力行。“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现实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的环境、新的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对中国人民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充满信心,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样久长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提出,是费孝通发自肺腑的心声,也使他一生学术生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大陆上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在华夏这片热土上,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中部,甚至西部都能看到这位老学者风尘仆仆的身影、重重叠叠的脚印。
每到一处,他都尽可能下到最基层,走访城市居民或农民家庭,考察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
后来,费孝通虽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人们仍然能从他身上看到“壮心未与年俱老”的灼灼气韵。他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
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他走了这么多年,许多接触过他的人一直深深怀念这位可敬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