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通史，都远溯到原始韵语和神话，给予先秦以极大重视，而同时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这几成学界公论。但由此造成了文学史撰写中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是对文学非自觉时代的先秦两汉“文学现象”巨细无遗的广泛描写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却是对这一时期是否有纯粹自觉的文学的怀疑。聂石樵教授八十余万字的新著《先秦两汉文学史》对这种两难处境拿出了自家的回答。
　　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则不顺。撰写先秦两汉文学史，首要问题是先秦两汉时期是否有独立的文学形式存在。因此，作者对先秦两汉时期，最具纯文学意味的诗赋，予以关注。这种关注不是各自为政的孤立研究，而是从史的历时性、整体性原则出发，去把握其内在的联系，多角度透视诗赋之间，诗与赋内部各自的互动性。这就不仅勾勒出先秦两汉诗赋发展的单向线索，而且揭示了这些现象后面的内在本质。并由此认为辞赋体之出现，标志着文学与经学、史学、哲学的分途，标志着文学作为一种独立形式在向前发展，其趋势是向上的而非衰落的。经、史、子、集的分立，还要待晋宋时期，但楚辞的出现，可以说集部在创作实际中已经成立。先秦两汉时期固然被认为是文学的非自觉时代，但此时期的诗赋创作，属于文学的范畴则应无疑。在历史的客观存在和经主观阐释的历史这二重性之中，尽可能趋向前者，才能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存文学史事实之真”是作者的追求。
　　当然，文学史是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文学史的研究，免不了和社会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作者探讨从古代几乎完全是神之世界的神话，转变为半神半人的传说，再转变为具有巫术色彩的笔之于书的“文学萌生之迹”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展示出了我国历史文化源头的真实面貌，在这样深厚广阔的大文化基础上，建构系统的文学史体系。
　　但是，作者又不是仅对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状况作单一考察，而是于文学现象中，揭示历史文化状况，又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给文学现象定位，揭示其意义与价值。这里略示一脔，以知全味。论及《诗经·大雅》时，作者反对将《大雅》作为庙堂文学加以否定，认为《大雅》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国风》。《大雅》中的宴饮诗，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即“周之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周国君要加强自己的统治，必须利用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因此，这些宴饮诗，具有发挥宗族间亲亲之道，宗法之义，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政治作用，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反映。这与时下的酒桌上谈交易，可否算同曲异工呢？
　　抓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全面辐射先秦两汉时期各类具有文学意味之作，也许是此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对大作品、大作家，这些文学长河中的浪峰，作者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而对于处于浪谷的许多不为人注意的文学现象的揭示，又准确把握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全貌。《先秦两汉文学史》以文学本位的立场，来审视所谓的文学的非自觉时代。力图表现真正的文学本身，是此书意蕴所在。
　　(《先秦两汉文学史》，聂石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四月版，31.80元)